教學社會學

導讀（節錄）

本書所敘述的種種，其實每位老師都知道：學校世界就是一個社會世界。共同生活在學校裡的人，雖然某個角度來說有著深深的隔閡，但是仍然糾結環繞成一張互聯關係網；這張關係網和深陷其中的人，構成了學校的社會世界。它不是一個寬廣的世界，但是對於了解它的人來說，它充滿意義、獨一無二。──Waller, 1967

華勒在《教學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Teaching）〈前言〉中的這段話，清楚點出本書的特色與意義。無論就當年政治經濟社會背景或教育研究成果來說，本書在教育史上的定位與價值，無庸置疑。本書最早於1932年出版，經過八十六年，重新翻閱，仍然可以充分感受華勒想要傳達的種種教學世界觀察與信念。他旁徵博引社會心理學、人類學、統計學、社會學、教育學等理論與概念，淋漓盡致地顯示出學校社會的複雜性與性格互動，傳神而豐富地提供多元的學校習俗、師生家長等人物、校風傳統、行政管理與社區關係故事，除了感受治學之深、筆鋒之健、關照面向之廣，更能夠深深體會華勒想要透過本書傳遞的種種信念。一篇導讀除了帶領讀者汲取《教學社會學》精華，也應該介紹華勒在學校教育以外的相關思想，以效法華勒互聯關係網的「形貌」（configuration），以寫實方式，協助讀者塑造自己對於教學社會學的理解與想像。當然，這段旅程中，讀者仍然難以免除導讀者的詮釋與篩選作用。以下分別說明華勒的生平事略，分析其代表作品、特色與關注議題，再匯整相關評介，彰顯本書之貢獻與教育啟示。

一、生平事略

華勒（Willard W. Waller,1899-1945）出生於伊利諾州墨菲斯嶓若市（Murphysboro），逝世於紐約市─就在46歲生日的前幾天。華勒是家中長子，父親曾擔任過校長、局長，但是常換工作。父母感情不睦，華勒對父親充滿同情，也懷念自己的童年。全家不斷遷徙的日子，直到父親退休後才安定下來。他小時候就讀伊利諾州的公立小學，長大後先進入麥肯迪學院（McKendree College），再赴伊利諾大學就讀，受到黑斯（E.C. Hayes）的社會學啟蒙。華勒海軍服役後，於1920年取得伊利諾大學學士學位，在摩根公園軍事學院（Morgan Park Military Academy）教了6年的拉丁文和法文；之後才進入社會學領域，對人文學科特別有興趣。他在軍事學院任教時，認識了第一任妻子蒂瑪（Thelma），於1922年結為連理。後來幾年內，伴隨著成家的歷程與變化，華勒發表了有關追求行為、離婚等主題的文章。他的高中教學經驗，讓他認為師生可以彼此容忍，教師可以透過個人興趣或仁慈的表達來軟化本身的權威。華勒樂在教學，經常獲得教學傑出獎項（Goode, Furstenberg Jr., & Mitchell, 1970:1-13）。

華勒後來與蒂瑪分居，於1925年取得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他的論文題目是《英國十一至廿世紀罪犯懲罰嚴重性的變化》（Fluctuations in the severity of the punishment of criminals in England from the elev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主張社會重視的價值、懲罰的行為以及懲罰的嚴重性，三者之間是有關聯的。當時的芝加哥大學，先後出現法利斯（Ellsworth Faris, 1874-1953）、斯摩（Albion Small, 1854-1926）、帕克（Robert E. Park, 1864-1944）、薩皮爾（Edward Sapir, 1884-1939）、博傑斯（Ernest W. Burgess, 1866-1966）等知名社會學者（Goode, Furs tenberg Jr., & Mitchell, 1970:20）。1926 年9 月，華勒揮別軍事學院高中教師身分、首任妻子與芝大，到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Uni ver sity of Pennsylvania）攻讀博士，並擔任社會學講師。與蒂瑪離婚三年後的華勒，寫完有關離婚過程與適應主題的博士論文，後來出版成為華勒的第一本著作──《舊愛與新歡》（The Old Love and the New, 1929）。當時華勒努力進入學術界的決心，可以從他的自述中清楚得知（Goode, Furstenberg Jr., & Mitchell, 1970）。之後華勒應聘至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擔任助理教授，第二年就完成了大半的《教學社會學》一書。他在該校的教學很受歡迎，但也頗受爭議，受到同事的嫉妒，關注他是否超越師生分際。1931年，華勒因為家中聘用保母的私人事件跟社區家長發生衝突，遭到解聘，全家（第二任妻子及一子）搬回芝加哥大學附近租房子，完成了《教學社會學》一書（Goode, Furstenberg Jr., & Mitchell 1970:39）。該書跟之前的《舊愛新歡》不同，也跟自己稍早與萊斯（Stuart Rice）共同完成的刻板印象實驗不同，屬於一種成熟的社會學分析。他的教師經驗是在一所小型軍事學院，而人父的經驗則是在一個中西部小鎮，書中很多個案素材來自於內布拉斯加大學學生的生活經驗。這種地方特性（provinciality）在書中呈現得最明顯的部分就是小鎮道德嚴格控制對教師帶來的影響（Goode, Furstenberg Jr., & Mitchell, 1970:39-40）。

1931年5月，華勒應聘到賓夕法尼亞州學院（Pennsylvania State College），擔任經濟系社會學組副教授，並於1933年成為正教授。華勒興趣廣泛，婚姻與家庭相關著作也跟社會學科際整合密切相關。華勒想要成為社會學教授，只是當時的研究所訓練機會少而且缺乏制度，學術生涯發展機會有限。即使到了最後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情形並未改善。儘管知名度大增，華勒仍然無法建立自己的學術領域。最後幾年他始終被大眾媒體糾纏，公開演說、諮詢顧問等工作有增無減。1944年，也就是華勒去世的前一年，他應邀擔任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的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系副教授（The faculty, 1944）。1945年7月26日，華勒準備到芝加哥進行一場演講，跟兒子彼得相約哥大的地下車站入口碰面，卻戲劇性地被發現倒地不起，死於心臟病突發（Goode, Furstenberg Jr., & Mitchell, 1970:110）。

華勒在1920年代進入社會學領域，當時的社會學者很少，領域定位也不明確。前輩們多半從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汲取經驗、方法，身分則包括新聞記者、傳教士、改革者等。華勒不同於他們的是，他兼具了詩人般的品味、經驗，以及科學家的嚴格分析精神（Goode, Furstenberg Jr., & Mitchell, 1970）。華勒英年早逝，出身平凡，結交的朋友中很少是功成名就、著作等身，也沒有教出傑出、著述豐富的學生。過世時，他很快就被大眾遺忘，而他在社會學上的突破，當時並未受到學界的肯定。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學領域由哈佛大學的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等人領軍，難怪有人認為華勒出生得太早，又過世得太快，來不及參與社會學的蓬勃發展（Goode, Furstenberg Jr., & Mitchell 1970:2-3）。

在華勒短暫的學術生涯中，其畢生研究包括家庭、教育與戰爭等主題。其原因來自本身的離婚，以及與父母親長期的緊張關係﹔而教育的研究興趣或許來自他那擔任校長、局長的父親，以及本身的高中任教經歷。至於對戰爭及退伍軍人的研究，也許跟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的短暫海軍服役、任教軍事學院有關。他對學校的現實描述，在一些人看來，也許顯得比較嚴酷（Boyd, 2003:2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