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社會︰社會建構論、科學社會學和知識社會學的視角

導言

為愛丁堡學派設下嚴苛的目標黃之棟（台灣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我有這麼個印象，就是說許多STS的人相信他們的研究進展已經超越了強綱領。他們覺得這個綱領在1970年代也許真的很有趣，但他們認為自己現在做的是些很不同、或更有深度的、還是說是更有趣的事情。但我猜測真正的情形是，許多人發現強綱領太難了。我猜他們沒給自己設下個嚴苛的目標。．．．對我來說，這（事實上）就像是在對自己說：讓日子簡單點過吧！在我們找到事情的起因之前，不要這麼掙扎的研究了吧！讓我們快速地從這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上，來展現解釋的多樣風貌。然後，我們就可以說這是一種比老方法更優的新研究法。我認為這是在規避那些最有深度且最有趣的問題。當我察覺到這種情形發生的時候，我認為這個領域就不會再往前邁進了。（布洛爾2010）

一、緣起：從自強活動到自強運動

一切都是從2008年的夏天開始的。

愛丁堡大學的科技與創新研究社群（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SSTI）每年夏天都會舉辦「自強活動」（retreat）。找個好日子，選個山明水秀的地方，集思廣益共同思考下一年的方向。不同於一般的郊遊踏青，「自立自強」真的是愛丁堡自強活動的主題。在為期兩天的自強活動裡，會議當然是重頭戲。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每位成員除了輪番上台報告過去一年的研究成果之外，主辦單位每年也都會邀請一位貴賓，和與會者一同擘畫未來。

年的貴賓，總是我們醒目的諫友，鞭策著大家前進。2008年的自強活動正是這麼一個轉捩點。來自荷蘭的黎朋（Arie Rip）教授，在會議上為愛丁堡學派（特別是當中的強綱領）把脈，並為我們設下了挑戰。他問到：在巴恩斯（Barry Barnes）與布洛爾（David Bloor）等前代學者相繼退休之後，在下個十年裡愛丁堡學派到底要走向何方？對他而言，愛丁堡學派在三十年前跨出了一大步之後，近年來似乎是步履蹣跚，以致遭遇了理論與實際的搖撼。我們出現了能否存續與持續創新的危機。

面對這樣的問題，在場的新生代決定接下擔子，正面迎接這個挑戰。場中英語系國家的學生決定主編一本書；中文社群的師生也決定開始我們自己的「自強運動」。當時與會的李正風教授（北京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黃之棟同學（時為愛丁堡大學科技與社會博士生），以及2009年到愛丁堡訪問的黃瑞祺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所）開始了一系列的工作。共同催生了這本兩岸合作的專書。

二、編輯旨趣：多元開放、嚴謹審查

雖說是要「變法革新」，打從一開始，我們就發現中文學界面對了與西方不同的挑戰。對很多採取拉卡托許式（Lakatosian）想法的西方學者而言，愛丁堡學派的研究方法早已是舊瓶新酒，了無新意。但對中文世界來說，此處的科技與社會研究尚在起飛階段。我們需要的可能不是對強綱領的辯護，而是對它批判的理解。基此，批判的回顧與前瞻是本書的首要目標。

在確立了這個主旨之後，問題非但沒有因此結束，難題反而接二連三的到來。首先，愛丁堡學派是什麼？更具體的說，誰屬於愛丁堡學派？這個學派的主張又有哪些？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有些人在愛丁堡，卻不屬於愛丁堡學派；也有些人不在愛丁堡，但卻屬於愛丁堡學派；更有些人自認自己不屬愛丁堡學派，卻一直被誤認為是這個學派的成員。環顧英國（與歐洲）的科技與社會學界，名家們或多或少都與愛丁堡學派有著些許淵源。不同於其他的書籍，我們不願用斷定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而採取了比較開放的態度。基本上，我們希望用本書來體現愛丁堡學派多元研究的特徵。

也許比前一個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愛丁堡學派的特徵為何？這也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正如布洛爾（2010）教授所言，愛丁堡學派是別人替他們冠上的稱謂，他們並不以此自稱。在本書第一次編輯會議中，與會者一致認為愛丁堡學派的最大特徵，在於這個學派的學者都主張某種程度的社會建構論，也就是認為社會事實（包括科學在內）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建構出來的。本書即以此為主軸，開始向兩岸學界徵稿。總之，我們希望藉由這本引介並批判社會建構論的書，一方面加深中文學界對社會建構論以及愛丁堡學派的認識；另一方面藉此反思社會建構論三十年來的成果與限制。當然，作為前述愛丁堡學派「自強運動」的一環，我們也希望經由這個集體的反省，總結出新的方向。

本書所有收錄的文章都經過嚴謹的匿名審查機制，編輯也為每篇文章提供了修改意見，然後作者再對審查意見進行斟酌與修改，最後才由編輯會議討論並通過錄用。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們以「尊重原著」為最高指導方針。不過，面對一本兩岸共同的創作，編者很難不對迥異的譯詞，進行適當的統一。不然，就連Bloor或Barnes教授的姓名，都可能會出現兩三種音義。這毋寧是要避免的。（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之所以堅持把兩人翻成布洛爾與巴恩思，是因為這個譯法比較接近原來的發音。）基此，我們對人名、地名、常用書名、以及台灣慣用的專有名詞等做了適度的統一，其他部分則盡量不更動。畢竟，名詞的使用本身也反映出作者對該知識體系的理解。在「變動最小」的編輯原則下，讀者會發現人們津津樂道的愛丁堡學派四大信條（tenets），在不同篇章中也可能出現不同譯法。合先說明。

三、一個必要的辯護：我們怎麼看待每篇文章？

相信讀者在閱讀文章時，一定會立刻發現本書立場之多元，超乎想像。每位作者對主題的闡述與批判也有相當的差異。編者認為有必要把編輯的背景給「前景化」。總的來說，本書的編排必須被放在對黎朋教授挑戰的回應之下來看待。全書大致分成總論與專論兩部分。總論的部分集中討論愛丁堡學派的理論性議題；專論的部分則以具體的爭議研究為主，旁及我們對未來的展望。

我們要如何理解科學？戴東源的文章一開頭就替本書破了題。一般實證論者在理解科學時，總是用真理、價值中立、理性等等辭語來描述科學。在這種理解下，實際操作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也被描述成公正乃至無私的一群人。但是事實真是如此嗎？戴文是國內少數探討有限論的文章，作者很有技巧地從觀察、理論與實驗等三個視角切入，由具體的實例出發帶領讀者一步步深入到愛丁堡學派的核心。經由他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科學實踐中的種種概念與意義，並不是事先給定的，而是在不斷的運用中磨合出來的。由於這個緣故，文化與社會的要素一定會在科學的實踐中起作用，並與科學自身糾結在一起。這種隱而未顯卻又難分難解的狀態，一直要到我們把社會學的分析用來研究科學之後，才漸漸獲得梳理，傳統對待科學的看法也因此漸漸改變。除了系統地爬梳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貢獻之外，本文另一個有意思的部分是文末作者對科學知識社會學自反的理解。戴文認為，由於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不存在對科學「最佳的」理解，也沒有什麼理解科學最好的途徑。科學知識社會學如果尋求成為「唯一的」理解，那它反而會成為自己所反對的對象。作者進一步採取了多元論的立場，期盼能引入更多的方法與視角來研究科學。雖然戴文對此僅點到為止，但它替我們點出了新的方向。如何自反地來看待科學知識社會學，相信會是我們下一個努力的目標。

理解了強綱領的基本立論之後，如何把這些主張再脈絡化（re-contextualisation），是我們在錨定強綱領學說體系座標時的必要工作。劉文旋的文章正是在處理這個問題。這篇文章漂亮地在理論的星海裡，標出了理論與理論間的相對位置。對初次接觸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人來說，最惱人的事莫過於得搞清楚這個名詞與「科學社會學」或是「知識社會學」的異與同。劉文一個表格就清楚標出了這三個如此相近，卻又這麼迥異的名詞。緊接著，他的文章轉入科學社會研究的三大傳統，勾勒了這些傳統所代表的三個走向，以及他們在科學與理性的思索上所投射出的光與影。由這三個參照點出發，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這篇文章的副標題會是「在哲學與社會學之間」了。在本文的最後一個部分，作者亦回顧了強綱領的四大信條。有趣的是，這篇文章用了一個「非對稱」的方式來強調「對稱」的重要。為此，作者特別援引了布洛爾較早期的著作，來重新詮釋這四個信條的順序及意義。把對稱原則放到最後，不只是在邏輯上比較緊密且易懂而已。對作者來說，強綱領之所以強，正是因為它的對稱。對稱使得關於錯誤的社會學與關於真理的社會學合而為一，濃縮在「關於科學知識的社會學」之上。除了上述環環相扣的申論外，本文在幾個地方也對其他中西文化的議題，如普遍性與特殊性等提出了反省。本文最後提出的問題，相信是當代華人學術圈必須嚴肅面對的議題。

前兩篇文章正確地替本書起了個頭。陳瑞麟撰寫的下一篇論文，把讀者引領到有限論的另一個視域裡。這篇文章主要分成兩個部分，分別探索維根斯坦哲學在社會學與心理學上的應用。在詮釋維根斯坦對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影響上，陳文以生動的實例闡析了「指物學習」的意義。具體來說，當某人遇到一隻既像鴨又像鵝的生物時，他如何確定眼前這個生物究竟是鵝還是鴨？人們一般會通過比較特徵與差異的方法，來作為確定概念的依據。不過，儘管這個人可以從過去的經驗中挑選出他認為最適合的概念來描述眼前這隻生物，這個人卻不能確定他此時此刻對概念的應用到底正確與否。正因為過去的例子是有限的，過往的經驗顯然無法固定住一個概念的用法，每個概念的應用本身都應該是「開放且無終點」的。既然所有的應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