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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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一本最有資格取代《聖經》的書
教你有效解決衝突

「不可思議！令人驚艷！怪異有趣！神奇美妙！引人入勝！精巧絕妙！偉大絕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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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互動時，什麼時候應該合作，什麼時候又該為自己著想?在沒有外力影響下，合作怎麼發生？本書為這個歷史悠久的問題提供了寶貴的見解。這本經典之作自一九八四年初版，屢獲好評並廣受討論，其結論至今仍屹立不搖。它說明了合作行為如何在缺乏中央威權的管理下，還能在這個利己主義盛行的世界之中發展出來。作者以著名電腦競賽中「以牙還牙」合作策略獲得驚人勝利的例子，說明這套策略廣泛的用途。「以牙還牙」策略之所以大放異彩，在於它具備了善良性、報復性、寬容性和清晰性：善良性在於它從不會是首先背叛的一方，這防止它捲入不必要的麻煩；報復性則在於必要時的報復足以嚇阻對方；它的寬容性則有助於恢復相互合作的關係；清晰性則使它容易被對方理解，並體認到合作才是上策。本書還提出許多有用的建議，協助讀者在日常生活中實踐這個合作原理，進而對更多其他人產生影響。


在這個隨時發生衝突的世界裡，合作行為也同時在進行中。但為什麼有時衝突如此難以解決，而合作又不時陷入困境？本書對此設定了兩個前提：一、人性都是自私的；二、.沒有任何權威可干預個人決策。也就是說，個人可以完全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企圖進行決策。在此前提下，「合作理論」要研究的問題是：人為什麼要合作？人什麼時候該合作，什麼時候又不該合作？釐清這些以後，我們才知道該如何讓別人與你合作，以達成最具效益的互動關係。

我們可以從簡潔優雅的「以牙還牙」策略得出，成功的決策規則具備四種特性：一、盡量與對方合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衝突；二、只要對方背叛，便施以報復；三、在對方對挑釁有所回應之後予以寬恕；四、以明確的行為讓對方可以根據你的行為模式調適。
人們習慣於零和互動的思考模式，在這些背景下，單一個體勝出，另一方便落敗。但現實生活往往不是這樣，也有可能透過合作關係，讓雙方都能互蒙其利。

合作行為確實是人類進化不可或缺的一環，本書提出幾個簡單建議：不要過度羨慕或嫉妒他人成就；不要成為第一個背叛者；對合作回報合作，對背叛回報背叛；不要耍小聰明，占人家便宜；要建立持久的關係，即使是愛情也需要建立婚姻契約；為維持聲譽，報復說到做到，讓別人知道你不好欺負；能夠分步完成的對局不要一次完成，以維持長久關係，就如同貿易談判都要分階段進行，以促使對方繼續採取合作態度……在持久的人生競賽中，這些啟發往往可以讓你我受用無窮。

名人推薦

「我們應該將全世界的領袖都關起來，直到他們讀完本書之後才能重獲自由。他們將會樂在其中，而我們也將因此得救。本書的確有資格取代聖經。」
──演化生物學大師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作者

「拜讀本書草稿時，我在上面寫滿了：『不可思議！令人驚艷！怪異有趣！神奇美妙！引人入勝！精巧絕妙！偉大絕倫！』我對本書的評價不言而喻。」
──道格拉斯．霍夫斯達德（Douglas Hofstadter），《哥德爾、埃舍爾、巴哈：一條永恆的金穗》（Godel, Escher, Bach: An Enternal Golden Braid）作者

「我從未想過能在電腦賽局中，發現任何與我們這個物種的未來有關的洞見和希望，但這些洞見和希望就在這裡，就在這本書當中。它絕對值得一讀。」
──路易士．湯姆斯（Lewis Thomas），《一個細胞的生命》（The Lives of a Cell）作者

「我們對合作行為的看法將會永遠改變……只要讀過、領略並實踐本書之後，你的人生將會產生深邃的變化。」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本書以引人入勝的方式進一步發展有關合作行為的理論，而其清楚明晰、平易近人的寫作風格，也能讓你輕鬆享受閱讀的樂趣。」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這是一本內容極為豐富的著作，對任何想要促進或壓抑合作行為的人士而言的確相當實用。」
──《政策分析管理期刊》（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本書以驚人的方式巧妙地揉合了理論分析、趣聞軼事，以及一種極為不尋常的經驗研究模式……從大型企業的利益衝突，到美國對越南情勢的介入等，全都在本書作者對囚徒困境問題的應用分析當中。」
──《科學》雜誌（The Sciences）

編輯推薦

人善被人欺，強硬怕反彈？國防專家教你王道成功學！

本書旨在探討一個簡單的問題：人與人互動時，什麼時候應該合作，什麼時候該為自己著想？對從未回報的朋友是否應繼續給予好處？書中從「賽局理論」所衍生出相當複雜的經濟學與策略學應用，探討如何應用賽局理論來產生「最優策略」，甚至應用在企業經營決策上的「合作理論」。本書就是這個理論的經典作品。「合作理論」要研究的問題是：一、人為什麼要合作？二、人什麼時候是會合作的，什麼時候又是不合作的？三、如何使別人與你合作？合作是人類生存最重要的事之一，也是當前忙碌商業社會的基石，《合作的競化》以簡單的方式讓人瞭解其中奧妙，並具體可行地評估每個人面對的「合作」「不合作」的判斷。

目錄

作者序言
新版代序

第一篇 導論
1.合作的問題

第二篇 合作行為的出現
2.脫穎而出的以牙還牙策略
3.合作演化的進程

第三篇 沒有友誼與遠見的合作
4.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壕中的和平共存系統
5.生物系統中合作之演化

第四篇 給參與者與改革者的忠告
6.如何有效選擇合作策略
7.如何促進合作

第五篇 結論
8.合作的社會結構
9.堅定互惠

附錄A 競賽結果
附錄B 理論命題證明

註釋

參考書目

序／導讀

作者序言
這本書的研究計畫始於一個簡單的問題：人與人互動時，什麼時候應該合作，什麼時候該為自己著想？對從未回報的朋友是否要繼續給予好處？企業是否應對瀕臨破產的其它企業即時伸出援手？對於蘇聯特定的敵對行為，美國施以制裁懲罰的力道該怎樣拿捏？美國哪種行為模式最能誘出蘇聯的合作行為？

有個簡單的方法可以呈現形成這些問題的情況——就是一種名為「重複囚徒困境」（the Iterated Prisoner's Dilemma）的特殊賽局型態。這種賽局讓參與者能夠藉由合作實現雙贏，但也讓參與者可以利用對方，或者造成雙方都不合作的情形。正如大多數現實的情況，參與者彼此的利益並非嚴重對立。我邀請了賽局理論專家提交「囚徒困境競賽」的電腦程式——很像一場國際電腦西洋棋大賽——希望為這種情況找出適用的良策。每個程式都有到目前為止的互動歷史紀錄，可以運用這段歷史選擇對目前這一步（move）採取合作態度。參賽作品來自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數學等領域的賽局理論家。我以隨機循環賽（round robin tournament）讓這十四項參賽作品彼此對抗。大出我的意料之外，結果由這裡頭最簡單的程式——「以牙還牙」（TIT FOR TAT）勝出。「以牙還牙」程式的策略很簡單，以合作開始，再視對手前一步的做法以牙還牙。

之後我把競賽結果分送出去並徵求作品參加第二輪競賽。這一次我收到六十二項作品，分別來自六個國家。大多數參賽者是電腦愛好者，但也有演化生物學、物理學、電腦科學等學科的教授，以及第一輪參與的五個學科。就如第一輪競賽，有些程式非常複雜。此外，還有一些程式試圖改善「以牙還牙」程式。第一輪贏家——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阿納托‧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再度以「以牙還牙」程式參賽。這一回，他又贏了。

這裡有一點很有意思。我在想，以牙還牙程式在競賽之中賴以大放異彩的特性，也適用於任何策略都可能出現的真實世界之中。如果是這樣，那麼僅以互惠為基礎的合作似乎是可能的。不過，我想要知道需要什麼確切的條件，才能在互惠的基礎上促進合作。這種思維引導我從演化的角度思考：沒有中央權力的影響之下，利己主義者間需要什麼條件配合，合作才能成局？演化角度的考量引出三個不同的問題。第一，在合作策略不占優勢的環境中，潛在的合作策略如何才能立足？第二，在個體策略複雜多樣、變化多端的環境中，什麼樣的策略方能茁壯？第三，當一群人一旦充分發展出這樣的策略之後，在什麼條件下，方能抵禦合作度較低的策略入侵？

競賽結果發表於《衝突解決期刊》（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艾瑟羅德，一九八○年ａ和一九八○年ｂ），本書第二章便是說明其經過修訂後的版本。關於初步可行性、強健性和穩定性的理論結果，則發表於《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艾瑟羅德，一九八一年）。這些發現更為本書第三章提供了立論的基礎。

在思考過社會層面的合作演化之後，我領悟到這些研究發現也具備生物演化的意涵。因此我與生物學家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合作，進一步研究這些策略思維之於生物層面的含義。這次的合作產生了一篇論文，就發表在《科學》（Science）雜誌（艾瑟羅德和漢密爾頓，一九八一年），本書第五章將會介紹這篇經過修訂後的論文。這篇論文獲得美國科學促進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頒發的紐科姆克利夫蘭獎（Newcomb Cleveland Prize）。

受到各界反應熱烈的鼓舞，我決定以一般人也可以理解的形式介紹這些想法，擴大讀者的範疇，不光是生物學家和數學導向的社會科學家，只要是對促進個人、組織和國家合作的條件有興趣、想要了解的讀者都可以閱讀。我進而看到這些想法在各種具體情況的廣泛用途，並且意識到這些研究結果可以怎樣輕易地影響私人行為和公共政策的層面。

有一點應在一開始便先強調，這種方式不同於社會生物學的取向。社會生物學的立論基礎，是假設人類的重要行為層面乃受基因遺傳引導（如威爾遜〔E. O. Wilson〕，一九七五年）。也許是如此。不過本書的方法取向是策略性的，而不是基因遺傳的。它採用演化的角度，乃因人們往往置身於持續採用有效策略和拋棄無效策略的情況。有時候選擇過程是直接的：國會成員若與同僚互動中一事無成，就別想在國會待下去了。

在這個寫作計畫的各個階段，得到很多人的協助，謹此獻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感謝喬納森‧班德（Jonathan Bendor）、羅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約翰‧布雷姆（John Brehm）、約翰‧張伯倫（John Chamberlin）、喬爾‧科恩（Joel Cohen）、樓‧阿斯惕（Lou Erste）、約翰‧費內（John Ferejohn）、帕蒂‧法蘭區（Patty French）、伯納德‧葛羅夫曼（Bernard Grofman）、健‧隼雄（Kenji Hayao）、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朱迪‧傑克遜（Judy Jackson）、彼得‧卡曾斯坦（Peter Katzenstein）、威廉‧基奇（William Keech）、馬丁‧凱斯勒（Martin Kessler）、詹姆斯‧馬奇（James March）、唐納德‧馬卡姆（Donald Markham）、理查德‧馬蘭德（Richard Matland）、約翰‧邁耶（John Meyer）、羅伯特‧門基（Robert Mnookin）、拉里‧莫爾（Larry Mohr）、林肯‧摩西（Lincoln Moses）、米拉‧歐爾戚客（Myra Oltsik）、約翰‧帕吉特（John Padgett）、傑夫‧平內寧（Jeff Pynnonen）、佩內洛普‧洛姆蓮（Penelope Romlein）、艾米‧沙丁哥（Amy Saldinger）、萊因哈特‧澤爾騰（Reinhart Selten）、約翰‧大衛‧辛克萊（John David Sinclair）、約翰‧蕭爾茨（John T. Scholz）、塞爾‧泰勒（Serge Taylor）、羅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大衛‧斯隆‧威爾遜（David Sloan Wilson），以及特別是邁克爾‧科恩（Michael Cohen）。我還要感謝所有提供作品的人士，他們的參與讓這場競賽成為可能。他們的姓名列於附錄Ａ。

最後，十分感激讓這個計畫得以成真的機構：密西根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和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獎助編號：SES-8023556）。

新版代序
這是一本樂觀的書。但這是一種可信的樂觀，而非天真、不切實際地期望天上掉下禮物（或革命中的情緒激情）。

要成為可信的樂觀，首先必須承認基本的事實，包括現實的人性，以及萬物的本質。就我們所知，所謂生命——說不定甚至整個宇宙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的生命（如果有的話）——全都意味著達爾文學派進化的生命（Darwinian life）。在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理念裡，世界充滿各種為求生存必須具備的特質。身為達爾文主義者，我們一開始便悲觀地假設在物競天擇的層次中，人性深度自私，對他人的苦難冷漠無情，為求成就自我不惜犧牲他人。儘管出發點這樣扭曲，但是就算不是刻意追求，近似兄弟姐妹的情誼實際上還是存在的。羅伯特‧艾瑟羅德了不起的著作便楬櫫這樣令人振奮的訊息。

我雖然不算最有資格寫這篇序言的人，但卻頗有淵源。我在一九七○年代末期發表第一本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裡面解釋了上述的悲觀原則）之後數年，突如其來地收到一位美國政治科學學家羅伯特‧艾瑟羅德（我當時並不認識他）寄來的信函。裡面宣布將舉辦一場重複囚徒困境賽局的「電腦競賽」（computer tournament），並邀請我也參與競賽。說得更精確一點，也就是請我提交一份參與競賽的電腦程式——人與電腦程式有一項很重要的區別，就是電腦程式並無「有意識的遠見」（conscious foresight）。那時我沒有交出參賽作品，但深受這個主意吸引，並在當時那個階段為這項計畫做了一項有價值的（雖然相當消極）貢獻。艾瑟羅德是一位政治科學教授，我覺得他須與演化生物學家合作。於是回給他一封信，介紹他與漢密爾頓（W. D. Hamilton）認識。漢密爾頓可能是我們這一代最傑出的達爾文派學者，但可惜於二○○○年剛果叢林探險之後不幸死亡。一九七○年代，漢密爾頓也在密西根大學任教，但他與艾瑟羅德分屬不同科系，互不認識。收到我的信後，艾瑟羅德立即聯繫漢密爾頓，他們合作的論文可以說是本書的前身，重點摘錄在本書第五章。這篇論文的名稱與這本書相同，發表於一九八一年《科學雜誌》，並贏得美國科學促進協會紐科姆克利夫蘭獎。

《合作的競化》這本書的美國初版是在一九八四年發行。此書一出版，我就懷著極大的熱情讀完，並且像傳福音般懇切地推薦給每一個遇到的人。出版後的這些年來，牛津大學每一個我教過的學生，都必須針對艾瑟羅德這本書寫一篇報告，而這也是學生最愛寫的報告之一。但是這本書沒有在英國出版，而且無論如何，書面文字都沒有電視節目那麼受歡迎。所以，一九八五年，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的傑瑞米‧泰勒（Jeremy Taylor）邀我主持《地平線》（Horizon）節目中一部以艾瑟羅德的研究工作為主軸的影片時，我便欣然答應。我們將這部影片取名為《好人有好報》（Nice Guys Finish First）。我得在許多平常並不熟悉的地點念稿——例如足球場、英國中部工業地帶的某間學校、某座中世紀修道院的廢墟、百日咳疫苗接種診所，以及複製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壕。《好人有好報》在一九八六年春天開播，十分叫座，不過從未在美國播出——是不是因為我的英國口音實在難懂，那就不得而知了。這個節目也使我一度成為「寬宏大量」、「不會嫉妒他人」和「好人」的公眾代表——這點讓我十分安慰；至少讓我洗刷自私大王的惡名，而且也充分證明名稱的影響力凌駕於內容之上。我的著作書名為《自私的基因》，我因此被視為自私的擁護者。而這部影片名為《好人有好報》，又讓我被譽為好好先生。這兩個稱號都不是因為書本或影片的內容而來。不管怎樣，《好人有好報》播出後幾週，便有許多實業家和製造商與我共進午餐，請教「善待他人」的議題。英國頂尖的服飾連鎖店董事長請我吃飯，跟我解說他公司怎樣善待員工。英國某大糖果公司的女性發言人也為了類似的任務，請我共進午餐，她則是解釋公司賣巧克力棒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世人傳播美好和幸福。這兩家公司，恐怕都偏離了重點。

某家全球性的電腦公司巨擘為了促進高階主管之間友好合作，邀我為他們組織和監督一場為時一整天的策略賽局。與賽者分成紅、藍、綠三組，賽局是本書核心主題「囚徒困境賽局」的變體。不幸的是，公司並未實現促進團結合作的初衷——而且離目標還差得很遠。誠如羅伯特‧艾瑟羅德可能預測的結果，這場賽局眾所皆知都在下午四點整結束，這個事實促使紅組人馬趕在賽局快要結束時，大規模地背叛藍軍。我費心經營一整天的善意氣氛這時前功盡棄，而且紅組人馬驟然倒戈造成的負面氣氛，在賽後我主持的檢討會上依然難以消散；而且公司事後更得為參與的執行主管提供諮商，他們才能再度共事。

一九八九年，我答應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發行《自私的基因》第二版的要求。其中有兩章是根據我在這十二年期間最喜歡的兩本書——可想而知，這兩章當中的第一章就是闡述艾瑟羅德的著作，章名仍沿用《好人有好報》。但我仍覺得艾瑟羅德的著作應在我自己的國家印行，於是主動接觸企鵝圖書公司（Penguin Books），很高興他們接受我的建議，出版這本書。他們並邀我為英國平裝本寫序。現在羅伯特‧艾瑟羅德本人更邀我為這本書的新版更新序言，讓我更是倍加欣喜。

自《合作的競化》首度付梓二十二年以來，說它已經延伸出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可是一點也不誇張。一九八八年，艾瑟羅德和同事道格拉斯‧狄翁（Douglas Dion）將直接或間接受到《合作的競化》啟發的研究報告，彙編成一份出版書目。他們列出了兩百五十多份在那個時候有以下這些標題的作品：「政治與法律」、「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生物應用」、「理論（包括演化論）」、「自動化理論（電腦科學）」、「新的競賽」和「雜項」。艾瑟羅德和狄翁的另一份合作論文發表於《科學雜誌》（二四二卷，一九八八年，一三八五—一三九○），標題為〈再探合作的競化〉（The Further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總結一九八四年以來四年間這個領域的進展。

時至今日已近二十個年頭，這本書啟發的研究領域數量仍然快速增長。這個圖說明了每年科學文獻引用羅伯特‧艾瑟羅德的次數，這些數字清楚呈現，一本有影響力的書對一個研究領域發展的影響。請注意，圖中這條線在一九八四年後——《合作的競化》的出版日——便驟升的急遽變化。合作理論的延伸可見於各類主題的書籍之中，包括戰爭的防範（胡特〔Huth〕，一九八八年）、社會變遷（特里弗斯〔Trivers〕，一九八五年）、物種合作（杜嘎特基〔Dugatkin〕，一九九七年）、人類歷史（賴特〔Wright〕，二○○○年），演化賽局論（金蒂斯〔Gintis〕，二○○○年）、有助社會資本建立的信任、互惠網絡（普特南〔Putnam〕，二○○○年）、個體經濟學（鮑爾斯〔Bowles〕，二○○四年）、科幻小說（安東尼〔Anthony〕，一九八六年），以及艾瑟羅德自己的著作（一九九七年和二○○一年）。

圖說：
科學文獻每年引用羅伯特‧艾瑟羅德的次數

但是在仔細思考這些新的研究之後，我留下的主要印象是，這本書的基本結論仍然屹立不搖，無需改變。我就如滔滔不絕的聒噪老水手一般，多年來一直對學生、同事，和碰到的熟人大力推薦這本書。我著實認為，如果每個人都學習和理解這本書的理念，這個地球將會變得更美好。我們應該將全世界的領袖都關起來，直到讀完本書之後才能讓他們重獲自由。他們將會樂在其中，而我們也將因此得救。本書的確有資格取代聖經。

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牛津，二○○六年六月

試閱

第三篇
沒有友誼與遠見的合作

4.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壕中的和平共存系統

合作有時會在最意想不到的情況下成局。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戰線戰況慘烈，敵對雙方經常為了幾公尺的領土廝殺。但在這些戰事之間，沿著法國和比利時八百公里的戰線，甚至在其他地方，敵對雙方的士兵往往相當克制。一名英國軍官在巡視準備接手的戰壕時，

十分驚訝，他觀察到德國士兵竟然在步槍射擊範圍內走動，而我們的人似乎不加理會。他私下下定決心破除這種惡習，接手時，不應該允許這種事情發生。這些人顯然不把戰爭放在心上，雙方明顯相信「和平共存」的政策。（達格代爾〔Dugdale〕，一九三二年，第九四頁）

這不是一個特例。壕溝戰的和平共存系統相當普遍。儘管高級軍官盡了最大努力制止，戰事激烈使得群情激憤，也不論殺人或被殺的軍事邏輯，指揮官不費吹灰之力，便可打壓當地協商直接停火協議的努力，這個現象仍然普遍存在。

這是一個儘管各方之間嚴重對立，合作依然成局的例子。因此，它對前三章發展的觀念和理論的應用構成了一個挑戰。特別是，將主要目標利用理論來解釋：

一、和平共存系統是如何開始的？
二、它是如何維持的？
三、這套系統為什麼到戰爭近尾聲時瓦解？
四、為什麼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壕溝戰的特色，但其他戰爭則鮮少出現？

第二個目標是透過這個歷史案例，建議怎樣進一步闡述原有的觀念和理論。

幸運的是，最近探討和平共存系統的研究報告問世。這份跟書一樣厚的傑出研究，出自英國社會學家湯尼‧阿什沃思（Tony Ashworth，一九八○年），根據戰壕戰士的日記、書信和回憶錄寫成。素材幾乎涵蓋英國的五十七個師，平均每個師都有超過三個來源。在比較小程度上，這些材料也徵詢過法國士兵和德國士兵的意見。結果寫成一套非常豐富的研究報告，以高超的分析技巧，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線（Western Front）壕溝戰的發展和特色，提供了周詳的說明。本章內容多處引用阿什沃思卓越作品中鮮活的說明，及其對歷史的解讀。

雖然阿什沃思並沒有這樣說，但西線平靜戰區裡的局勢發展歷史其實就是重複囚徒的困境。在任一特定地區，雙方人馬可能是彼此敵對的小型部隊。在任何時候，他們都有開槍射殺或故意發射以免造成傷害的選擇。對於雙方而言，削弱敵人的力量是一大重要價值，因為當重大戰鬥的命令下達戰區時，它會促進己方的生存。因此，在短期內，最好是現在就傷害敵人，不管對方是否還擊。這確立了相互背叛優於單方面的克制（Ｐ＞Ｓ），以及對方單方面的克制優於相互合作（Ｔ＞Ｒ）。此外，由於相互懲罰意味著都獲益不多或沒有相對增益，兩個地方部隊比較喜歡相互克制的報酬（Ｒ＞Ｐ）。把這些合在一起，確立了一套基本的不等式Ｔ＞Ｒ＞Ｐ＞Ｓ。此外，雙方對相互克制的偏好會甚於隨機交替嚴重駁火，使Ｒ＞（Ｔ＋Ｓ）／２。因此，這種小部隊之間相互對峙的戰區情況，便符合囚徒困境的條件。

在這種具有潛在致命性的囚徒困境之中，交手雙方便是相隔一百至四百公尺無人地帶（no-man's land）彼此對望的兩小隊人馬。一般來說，基本單位可以是營，約由一千人組成，隨時都有一半的人馬駐守在前線。在步兵的生活中，營扮演很大的角色。它不僅組織成員作戰，而且還供應餐食，支付薪水，提供衣物，以及安排他們的假期。營裡所有的軍官和大多數士兵彼此認識。對於我們來說，有兩個關鍵性的因素使得營成為最典型的賽局參與者。一方面，營的規模夠大，對於來自其領土的攻擊行動可以「負責」（held accountable）。另一方面，它也夠小，能夠透過多種途徑（正規和非正規的），控制它的成員的個人行為。

一方的一個營可能面對敵方來自一個、兩個或三個營的部分人馬。因此，每個參與者可以同時參與多個互動。在整個西線前線，會有數百個這種對峙。

這些囚徒困境只有小部隊參與。雙方的指揮官都不認同一般士兵這樣的觀點：

前線一些區段戰況沉寂的真正原因是，雙方都沒有任何在這一特定地區推進的意圖……如果英國炮轟德國人，德國人會回擊，損害是相等的：如果德國轟炸一個英國前進戰壕並擊斃五名英國人，英國人會以炮擊回應打死五名德國人。（貝爾頓‧科布〔Belton Cobb〕，一九一六年，第七四頁）

對軍隊總部而言，重要的是發展部隊的攻擊性。協約國特別推行一項消耗戰略，雙方損失相當對盟軍而言為淨收益，因為德國的實力遲早會先耗盡。因此，在國家層次，第一次世界大戰近似零和賽局，一方的損失代表另一方的獲利。但在地方層次，在前線戰區，雙方對於彼此克制的偏好則更甚於相互懲罰。

在當地，兩難局面繼續存在：在任何時候射殺都是明智的選擇，無論對方做或不做。壕溝戰之所以有別於大多數其他作戰型態，在於敵對的小部隊在不動的戰區對峙了很長的時間。這改變了賽局，從一步（one-move）囚徒困境（以背叛為主要的選擇），轉變成一個重複囚徒困境（在這種困境裡面，有條件的策略是有可能的）。結果與理論的預測一致：如果互動持續，穩定的結果可能會是基於互惠的相互合作。特別是，雙方都遵循不會首先叛變的策略，但如果一方叛變，會激怒對方。

在進一步探討合作的穩定性之前，讓我們先看合作如何開始。第一階段的戰爭始於一九一四年八月，戰線的推移極為快速且非常血腥。但是當戰線穩定下來，在前線許多地方，軍隊之間的互不侵犯自發成局。最早的實例可能與用餐時間有關，雙方在同一時間在雙方的無人地帶用餐。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有位部隊已在戰壕駐紮一段時日的士官觀察到：

軍需官習慣在每天晚上天黑後帶來口糧，把它們分送給前線下來的士兵。我假設敵人這時候也是忙於用餐，無心戀戰。這種情形持續了幾個晚上，雙方在配給作業上都不再小心，因為如此，有些士兵在回途中笑著談論返回自己的駐點。（《步兵知道的戰爭》〔The War the Infantry Knew〕，一九三八年，第九二頁）

到聖誕節前，友善氣氛更為濃郁，總部對這種行為當然厭惡。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有時大聲呼叫或傳遞信號便可直接安排停戰。一名目擊者指出：

上午八時到九時這一段時間被視為神聖的「私人事務」（private business）時間，某些地方甚至以一個旗幟表示雙方狙擊手界限外的區域（摩根〔Morgan〕，一九一六年，第二七○—七一頁）

但是直接停戰可以輕易打壓。軍令明確指出：「法國軍人的職責在戰鬥，而不是與敵人親善」（《第五營喀麥隆》〔Fifth Battalion the Camaronians〕，一九三六年，第二八頁）。更重要的是，有幾個士兵被軍法審判，且全營受到懲罰。沒有多久，大家都看出口頭上的安排很容易被軍方高層禁止，於是這種安排變得十分罕見。

另一種相互克制的做法始於天氣惡劣的期間。當雨下得夠大的話，幾乎不可能進行重大的攻擊行動。天候狀況特殊期間，雙方軍隊經常出現停戰狀態，根本不射擊對方。當天氣好轉，相互克制模式有時仍然延續。

因此，口頭協議在戰爭初期許多時候是有效展開合作的方式，但是直接親善很容易受到壓制。長期上有各種方法可以更有效地協調雙方的行動，而不必訴諸文字。一個關鍵因素是，如果認識到一方行使某一種克制，那麼另一方可能回報。基本需要和活動的相似性，讓士兵們明白，對方可能不會採取無條件背叛的策略。例如，在一九一五年夏天，有名士兵看到，敵方出於對獲取新鮮糧食的渴望，很可能會以合作回報互惠：

炮擊敵人戰壕背後的通路，可以輕易造成遍地傷亡和血跡，因為這些通道滿是運送口糧和水的推車……但整體上那個區域平靜無事。畢竟，如果你阻止敵人運送糧食，他們的補救辦法很簡單：他們也會阻止你們運送糧食。（黑伊〔Hay〕，一九一六年，第二二四—二五頁）。

以互惠為基礎的策略一旦展開，便可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傳播。某些時段的克制行為可以延長下去。某種特定種類的克制可能促使他們嘗試其他種類的克制行動。最重要的是，前線某個小戰區的發展可能為鄰近的部隊戰區所模仿。

展開合作固然重要，讓合作得以維繫下去的條件同樣也不可或缺。相互合作得以維繫的策略都是可激怒的策略。在相互克制期間，敵對士兵煞費苦心讓對方知道，他們確實有能力在必要時採取報復行動。例如，德國狙擊手瞄準木屋牆壁上的斑點連番射擊，射到牆壁破了大洞才住手，就是要對英方展現其威力（《步兵知道的戰爭》〔The War the Infantry Knew〕，一九三八年，第九八頁）。同樣地，炮兵通常也會對準目標發射，目的是讓對方知道，他們只要想造成更大的傷害，便有能力這麼做。這些展現報復能力的威嚇行動有助於維繫這套系統，顯示克制不是因為軟弱，而背叛勢將弄巧成拙。

當背叛確實發生時，報復的威力往往會超過以牙還牙的水準。當對手的行為超出雙方認為可以接受的程度時，以二牙還一牙或以三牙還一牙是通常的反應。

我們晚上走出戰壕前面時……德方士兵也正走出來，因此這時射擊對方不被認為是合乎成規的。真正厲害的是槍榴彈……要是丟進壕溝，死亡人數會多達八、九人……但我們從來不使用它們對付德國人，除非他們特別挑釁，因為在他們的報復系統，我們每發一槍，他們就回擊三槍。（格林韋爾〔Greenwell〕，一九七二年，第一六—一七頁）

雙方可能存有一種固有的抑制機制，通常有助於避免這些報復行動演變為無法控制的互相反擊。一方挑起行動之後，可能會發現到對方的反應愈來愈激烈，於是會避免出現加倍或三倍的反應。當情勢不再升溫，就可能會趨於消退。由於雙方不是每顆子彈、槍榴彈或炮彈都真的瞄準目標發射，所以內部會有一種降低衝突的傾向。

另一個保持穩定合作需要克服的問題是部隊駐地輪換。大約每八天，一個營將與其他駐紮在其後方的一個營交換駐地。部隊的規模愈大，改變駐地的間隔時間就愈長。即將離開的部隊會和新遷入的部隊交接，這樣的過渡時期可讓合作維持穩定。這時候原來的士兵會向新遷入的士兵解釋與敵方特定默契的細節。但有時候老傢伙對新來者光這樣說就夠了：「博世先生不是一個壞傢伙。你別惹他，他也不會來惹你」（吉隆〔Gillon n.d.〕，第七七頁）。這種社會化的過程讓部隊接手其他部隊留下的賽局。

維護合作穩定還有一個問題。相較於步兵，炮兵比較不會受到敵方攻擊報復。有鑑於這個事實，炮兵參與和平共存系統的機會比較小。因此，步兵對於炮兵的前進觀察員往往特別當心。就如一位德國炮兵這樣形容步兵：「如果他們有多餘的美食，就會送我們一份，部分原因當然是因為他們覺得我們是在保護他們」（蘇爾茲貝區〔Sulzbach〕，一九七三年，第七一頁）。其實步兵的目的是促使炮兵尊重他們不要惹事生非的意願。新進的炮兵前進觀察員常碰到步兵這樣要求，「你可別滋生事端。」最好的回答是：「除非你想要的話。」（阿什沃思，〔Ashworth〕一九八○年，第一六九頁）這反映了炮兵在與敵人維繫相互克制方面扮演的雙重角色：在不被激怒時處於被動，但在敵人破壞和平時會立即報復。

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軍隊指揮官都希望制止這樣的停戰默契，他們都擔心這種默契會耗損軍人的士氣，他們也都認為整個戰爭期間，不斷進攻的政策是獲勝的唯一途徑。總部可以直接監視他們發動的幾乎任何命令，幾乎少有例外。因此，總部能夠發動大規模戰役，命令士兵離開自己的戰壕，冒著生命危險攻擊敵軍陣地。但是在大規模戰役之間，他們無法監視命令的執行以繼續施壓。○1畢竟，高級軍官很難確定誰在認真射殺敵軍，誰在有所保留，避免報復。士兵們成為戰勝監視系統的專家，小部隊會保留一卷敵軍的電話線，每當總部要求證明他們巡邏了無人地帶，就送交一小段混充。

最後摧毀和平共存系統的是不斷推進攻擊的制度，這是總部可以監測的。這是精心策劃的行動，襲擊敵方戰壕，這些戰壕的人數從十人到兩百人不等。襲擊部隊獲令殺敵或在敵方自己的戰壕捕獲戰俘。如果襲擊行動成功，將有俘虜證明；如果失敗了，傷亡將證明一切。沒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假裝已經進行襲擊。襲擊敵方時，並無有效的合作方式可與敵方交換俘虜與屍體。

和平共存系統無法應付數百個小規模襲擊行動造成的干擾。襲擊後，雙方都無法預期未來會發生什麼。襲擊的一方，可以預期對方的報復，但無法預測何時、何地或如何。遭到襲擊的一方也緊張，不知道這次襲擊是一次孤立的攻擊或是一系列攻擊行動中的開端。此外，由於總部可以下令襲擊和監視，也可以控制報復行動的規模，避免這整個過程受到任何的牽制。部隊不得不對敵方發動真正的攻擊，敵軍也全力反擊，雙方交火，一發不可收拾。

諷刺的是，當英國最高統帥部採取襲擊政策時，最初目標不是為了終結和平共存系統，而是有其政治目的，向法國盟友顯示他們已經盡力打擊敵人。襲擊的直接效應是他們的形象，藉由恢復進攻精神，提振了自己部隊的士氣，而且通過襲擊，造成敵軍比己方襲擊部隊更多的耗損。這些士氣和傷亡率的效應是否確實達到效果，至今仍有許多爭議。回顧起來，襲擊的間接影響顯然是摧毀西線廣泛流行的克制默契，破壞了默契穩定性需要的條件。最高統帥雖然沒有認知到這個影響，但是透過防止各營士兵自行採取基於互惠的合作策略，實際上終結了和平共存系統。

襲擊行動的導入，讓和平共存系統的演化週期劃下句點。在地方層級的小型營隊透過探索行動，為合作找到了立足點，由於小部隊和敵方之間的對峙會持續一段時間，所以合作能夠自我維持。到最後由於這些小部隊失去掌控行動的自由，合作因此受到破壞。營隊之類的小部隊用自己的策略面對敵軍。自發性的合作始於各種不同的背景環境之中，如在敵人分配口糧時自制不發動攻擊，第一次在戰壕過聖誕期間暫停攻擊，和在惡劣天氣後遲遲不發動戰鬥，令持續作戰變得幾乎不可能。這些克制行動迅速演變為雙方彼此都明白的明確行為模式，例如對不可接受的行為會採取以二牙還一牙或以三牙還一牙的報復。這些策略的機制演化，必然是經過不斷地試探和模仿周遭部隊而形成的。

這些機制的演化，既不是盲目的突變，也不是適者生存。不像盲目突變，士兵們了解他們所處的情況，並積極試圖充分運用。他們了解其行為的間接影響，體現了我所稱的回響原則（echo principle）：「為對方提供不適，只是以一種迂迴的方式提供給自己」（索律〔Sorley〕，一九一九年，第二八三頁）。這些策略是根據思考和經驗。士兵們了解到，要與他們的敵人保持相互克制，克制的基礎必須在於展現實力和若遭挑釁會被激怒的意願。他們也了解到，合作必須建立在互惠之上。因此，策略的演化是基於深思熟慮，而不是盲目的適應。演化也不涉及適者生存。雖然無效的策略將意味著部隊更多的傷亡，但更換策略通常意味著部隊自己能夠生存下去。

壕溝戰和平共存系統的起源、維護和摧毀，都符合合作演化的理論。此外，在這個和平共存系統裡面，有兩個非常有趣的理論發展。這些新發展出來的理論是有關倫理和形式的崛起。

有名英國軍官回憶有一次面對德方撒克遜（Saxon）部隊的經驗，這起事件便可說明發展出來的倫理：

我正在與連隊軍官喝茶時，聽到外頭許多人怒吼的騷動聲，出去一看，發現我們的人和德軍各站在自己的戰壕牆邊。突然，一陣炮彈連續射過來，但沒有造成傷亡。很自然地雙方都趴下，我們的人開始咒罵德國人，突然間一位勇敢的德國人站起來高喊：「我們很遺憾，希望沒有人受傷。這不是我們的錯，那是該死的普魯士炮兵。」「（魯特爾〔Rutter〕，一九三四年，第二九頁）

這位撒克遜士兵的道歉不光是純粹努力避免遭到報復而已。而是反映了道德上的歉意，因為違反了互信的情況，而且也表明擔心有人會受到傷害。

相互克制的合作交流，實際上改變了互動的本質。它們傾向使雙方彼此關心對方的福祉。這種變化可以用囚徒困境的說法解釋，持續的相互合作經驗改變了參賽者的回報，使雙方合作的價值更勝於以往。

反之亦然。當突襲的命令造成相互合作模式惡化時，會引發強大的倫理報復。這個倫理不光是冷靜地遵循互惠策略，同時似乎也關係到當同志倒下時，該怎樣才能適切且以符合倫理的方式履行義務。而且報復會誘發報復，因此，合作和叛變都會自我強化。這些相互行為模式的自我強化，不僅是指互動策略而言，敵對雙方怎樣看待結果的影響也是如此。抽象而言，這裡的重點在於不光是偏好會影響行為和結果，行為和結果也會對偏好造成影響。

另外還有一個有關壕溝戰案例的理論，那就是形式的發展。這些形式包括了敷衍地使用小型武器，以及故意無害地使用大炮。例如，德國人在一處進行「他們的攻擊行動，所採的戰略是巧妙融合持續發射和故意射偏，此舉雖滿足了普魯士人的使命，但並不會對湯馬士‧阿特金斯（Thomas Atkins）造成嚴重的不便」（黑伊〔Hay〕，一九一六年，第二○六頁）。

更教人驚訝的是，多處戰區對大炮的使用都是可以預測的：

他們（德國人）在目標的選擇、射擊的時間和發射輪數如此有規則，在前線一、兩天內，瓊斯（Jones）上校便已發現了他們的攻擊模式，知道下一分鐘炮彈會落在哪裡。他的計算非常準確，就算在敵軍連番炮轟的地方，他也敢走過去，這樣的風險雖然讓他看起來像個門外漢的參謀官，但就在他走到炮擊目標之前，炮彈便會停止。（希爾斯〔Hills〕，一九一九年，第九六頁）

另一方的作為也大同小異，有名德國士兵這樣描述英國「晚間槍」（the evening gun）的射擊行動便是如此：

七點一到便開始射擊了——規則到可以用來設定手錶的時間……射擊的目標總是一成不變，範圍十分準確，永遠不會更改方向或超出或低於標記……快要七點的時候，甚至有些好奇的傢伙爬出來……觀看爆破的景觀。（科彭〔Koppen〕，一九三一年，第一三五—三七頁）

這些敷衍的形式和例行性的射擊行動傳遞出雙重的訊息。對指揮高層而言，這些是攻擊行動，但是對敵人而言，這卻是和平的訊息。這些人假裝執行攻擊政策，但實際上卻不是。阿什沃思自己的解釋是，這些裝模作樣的行為不光是為了避免敵軍報復而已。

在壕溝戰，形式化的攻擊行動在結構上形同一種儀式，敵軍有規則地定期參與，相互放射炸彈、子彈之類的武器，這些行動象徵且強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雙方惺惺相惜的情緒，以及認為敵方同樣也是受苦同袍的信念。（阿什沃思〔Ashworth〕，一九八○年，第一四四頁）

因此，這些形式有助於強化道德制裁，進而加強和平共存系統的演化基礎。

和平共存系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痛的壕溝戰局中成形，證明了以互惠為基礎的合作一開始幾乎不需要友誼。只要有適當的情況配合，合作甚至能夠在敵對的雙方之間發展出來。

在戰壕中的士兵們做到了一件事，他們相當清楚地理解互惠之於維繫合作扮演的角色。下一章將以生物的例子說明，這種參與者的理解對於合作的成局和穩定並非全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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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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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紙本平裝
• • ISBN
  • 9789862131350
  • 分級
  • 普通級
• • 頁數
  • 296
  • 商品規格
  • 25開15*21cm
• • 出版地
  •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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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社會哲思＞社會學＞社會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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