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媒體與法律：發展科學揭示了什麼？言論自由的需求是什麼？
Adolescents- Media- and the Law: What Developmental Science Reveals and Free Speech Requires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橫跨心理學、法律與傳播學的跨領域力作】
重新思考如何在保障自由與減少傷害之間取得平衡
賦權青少年，並使他們能在媒體世界中健康、自主成長
▎青少年與媒體：沉浸式接觸下的挑戰
本書探討當代青少年在高度媒體化的社會中成長所面臨的複雜處境。作者指出青少年每日暴露於大量媒體資訊中，電視、電影、社群媒體、電子遊戲……這些媒介不僅提供娛樂，更深遠地影響青少年的行為模式、價值觀、自我認同乃至社會互動。不同於以往世代，如今的青少年媒體使用往往脫離家長監管，形成高度個人化、私密化的接觸環境，使媒體在青少年生活中扮演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
【發展心理視角下的媒體影響機制】
作者在書中引入發展心理學觀點，從青少年身心成長的角度出發，分析媒體內容如何影響其攻擊性行為、性觀念、身體意象與健康行為。他引用大量實證研究，說明媒體確實會對青少年產生顯著影響，但這些影響並非單向度的負面灌輸，而是複雜互動的結果。書中特別指出，媒體同時也具備促進親社會行為、傳遞健康資訊與強化社會連結的正面潛力，顯示單純的媒體審查難以回應實際問題。
【法律框架下的青少年媒體權利】
書中深入分析美國法律制度如何回應青少年與媒體互動所引發的社會與道德焦慮。作者批評現行法律往往以「保護兒童」之名，採取限制青少年接觸某些媒體內容的方式，卻忽視了青少年身為獨立社會成員的言論與資訊權利。他指出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原則，並未充分延伸至青少年，使法律處於保護與壓制之間的張力之中。法院歷來的判決也多偏向成人言論權，進一步限制青少年在媒體環境中的參與及表達。
【從控制到賦權的新法律觀】
相對於傳統的媒體審查與父母監督模式，作者提出一套以青少年發展為核心的創新應對策略。他主張社會應該致力於培養青少年的資訊素養與媒體批判能力，強化其在資訊社會中的自主性與責任感。這不僅有助於減少媒體的潛在危害，更能讓青少年成為公民化的媒體使用者。作者強調若法律能以發展需求為出發點，而非單純以成年標準套用至未成年人，將更有助於打造符合現代公民社會需求的青少年法學體系。
本書特色：本書融合發展心理學、法律與媒體研究，系統剖析媒體如何深刻影響青少年行為、自我認同與社會參與，同時揭示現行法律對青少年言論自由權的忽視與限制，並強調研究與政策回應的不足；作者主張應從促進青少年自治與資訊素養的角度重新審視媒體規範與社會責任，提出建構以青少年發展需求為核心的媒體與法律應對策略。
重新思考如何在保障自由與減少傷害之間取得平衡
賦權青少年，並使他們能在媒體世界中健康、自主成長
▎青少年與媒體：沉浸式接觸下的挑戰
本書探討當代青少年在高度媒體化的社會中成長所面臨的複雜處境。作者指出青少年每日暴露於大量媒體資訊中，電視、電影、社群媒體、電子遊戲……這些媒介不僅提供娛樂，更深遠地影響青少年的行為模式、價值觀、自我認同乃至社會互動。不同於以往世代，如今的青少年媒體使用往往脫離家長監管，形成高度個人化、私密化的接觸環境，使媒體在青少年生活中扮演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
【發展心理視角下的媒體影響機制】
作者在書中引入發展心理學觀點，從青少年身心成長的角度出發，分析媒體內容如何影響其攻擊性行為、性觀念、身體意象與健康行為。他引用大量實證研究，說明媒體確實會對青少年產生顯著影響，但這些影響並非單向度的負面灌輸，而是複雜互動的結果。書中特別指出，媒體同時也具備促進親社會行為、傳遞健康資訊與強化社會連結的正面潛力，顯示單純的媒體審查難以回應實際問題。
【法律框架下的青少年媒體權利】
書中深入分析美國法律制度如何回應青少年與媒體互動所引發的社會與道德焦慮。作者批評現行法律往往以「保護兒童」之名，採取限制青少年接觸某些媒體內容的方式，卻忽視了青少年身為獨立社會成員的言論與資訊權利。他指出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論自由原則，並未充分延伸至青少年，使法律處於保護與壓制之間的張力之中。法院歷來的判決也多偏向成人言論權，進一步限制青少年在媒體環境中的參與及表達。
【從控制到賦權的新法律觀】
相對於傳統的媒體審查與父母監督模式，作者提出一套以青少年發展為核心的創新應對策略。他主張社會應該致力於培養青少年的資訊素養與媒體批判能力，強化其在資訊社會中的自主性與責任感。這不僅有助於減少媒體的潛在危害，更能讓青少年成為公民化的媒體使用者。作者強調若法律能以發展需求為出發點，而非單純以成年標準套用至未成年人，將更有助於打造符合現代公民社會需求的青少年法學體系。
本書特色：本書融合發展心理學、法律與媒體研究，系統剖析媒體如何深刻影響青少年行為、自我認同與社會參與，同時揭示現行法律對青少年言論自由權的忽視與限制，並強調研究與政策回應的不足；作者主張應從促進青少年自治與資訊素養的角度重新審視媒體規範與社會責任，提出建構以青少年發展需求為核心的媒體與法律應對策略。
目錄
叢書序
1 導論：時代變化中的青少年和媒體
第一部分 媒體效應的發展科學：研究範例
2 青少年的攻擊性行為與媒體
3 青少年的身體意象與媒體
4 青少年的吸菸行為與媒體
5 青少年的性行為與媒體
第二部分 《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論：法律基礎
6 規制言論
7 青少年的言論自由權
8 結論：認真對待發展科學和言論自由權
參考文獻
索引
1 導論：時代變化中的青少年和媒體
第一部分 媒體效應的發展科學：研究範例
2 青少年的攻擊性行為與媒體
3 青少年的身體意象與媒體
4 青少年的吸菸行為與媒體
5 青少年的性行為與媒體
第二部分 《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論：法律基礎
6 規制言論
7 青少年的言論自由權
8 結論：認真對待發展科學和言論自由權
參考文獻
索引
試閱
2 青少年的攻擊性行為與媒體
過去四十多年來，心理學和廣播等領域的研究者發表了大量的實證性成果，分析媒體接觸對攻擊性和暴力傾向的影響。這些研究者作出的一般結論是，接觸媒體暴力特別是電視暴力，有時甚至只是電視本身，都與攻擊行為存在關聯性（Gentile, 2003）。絕大多數研究者還發現，媒體暴力對促發攻擊行為產生了因果作用（參見Bushman & Anderson, 2001）。儘管一些批評性研究並不支持所謂因果關係主張（Ferguson, 2002; J. L. Freedman, 2002; Fowles, 1999），但看上去越來越清楚的是，媒體可以相當程度地影響青少年的攻擊行為、暴力行為甚至犯罪行為。
研究者提出了一個非常一致但又極為微妙的經驗設想。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研究傾向顯示，媒體的影響是潛移默化而非顯著和直接的，例如，影響可以是短期的，但也有可能是長期的（Bushman & Anderson, 2001）。研究還顯示，媒體影響往往會引發輕微而非嚴重的行為，例如，媒體中的暴力行為最有可能引發不尊重和攻擊行為而非謀殺（Potter, 1999; Kuntsche, 2004），鑒於嚴重行為的低發生率，這個發現並不令人驚訝。研究進一步揭示，媒體影響透過不同方式而非同種方式作用於觀眾：媒體影響一個人的環境，而這反過來又反作用於那些影響其環境的個人（Bandura, 1994, 2001）。因此，媒體具有可預測的一般性影響，不同形式的媒體可以增加攻擊或暴力行為的可能性，而並非攻擊或暴力的必要、充分、最近或主要的原因。實證研究發現，研究者很清楚這些局限性，因為他們給出的結論在措辭上非常謹慎（例如C. A. Anderson & Bushman, 2002）。
鑒於我們對青少年攻擊和暴力行為的理解以及新興的觀點，媒體在青少年發展中常常扮演著微妙的角色，因而在結論上謹慎選擇是必要的。這些行為存在多種成因，在討論影響最廣泛的原因時，媒體的作用十分突出。例如，研究者確認了增加十多歲的兒童和青少年捲入嚴重暴力事件風險的關鍵因素（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SDHHS], 2001c）。對13歲以下兒童來說，最重要的因素包括早期參與嚴重犯罪行為、早期的藥物使用、男性性別、對他人的身體攻擊史、父母教育程度低或貧窮以及家長參與違法活動。一旦某個孩子成為一名青少年，透過不同因素能夠預測其對嚴重暴力的參與可能。朋友和同伴成為更為重要的預測因素，就像與反社會的或違法的同齡人產生友誼、成為幫派成員以及捲入其他犯罪活動。通常情況下，面臨的危險因素越多，兒童或青少年捲入嚴重暴力的可能性就會越大。同時，研究人員已經開始確認一些保護性因素，如對學業的投入和對犯罪行為的否定性態度也許會保護兒童和青少年免於風險，即使是存在許多危險因素的情形下。這些危險因素和保護性因素尚未針對諸如欺凌和欺騙之類更為常見的攻擊形式作出系統性驗證。這些攻擊行為也許不算明顯，但仍然對青少年的生活產生極為有害的影響（參見Olson, 2004）。研究者指出，透過風險因素和保護因素的平衡可以解釋攻擊和暴力傾向（Corrado, Roesch, Hart, & Gierowski, 2002）。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媒體在這一平衡中似乎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並非表示一些媒體不可能產生直接、即時的影響，或者媒體對一些人而言存在更大的風險。然而，研究者現在強調，媒體的發展影響力源於自身作為形成風險和保護因素的一種廣泛社會力量，而非暴力行為的直接貢獻者。
與研究者不同，評論者經常忽略或淡化媒體對青少年攻擊行為影響的複雜性。例如，當我們知道在諸如攻擊、暴力和犯罪等廣泛概念之間存在著重要差異時，大眾媒體和政策呼籲採取的行動往往誇大了媒體暴力和暴力犯罪行為之間關係的調查結果（參見Savage, 2004）。重要的是，為了反駁相關批評，專家組關於媒體暴力影響的態度宣告往往留有迴旋的餘地，此點在專注於公共衛生問題的六個主要專業組織（美國心理協會、美國兒科協會、美國家庭醫生學會、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美國醫學協會、美國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病學會）的近期聯合宣告中得以證實。這些有影響力的公共衛生組織簽署了一項聯合宣告以證實媒體暴力的危險性：「在這個時候，遠遠超過1,000個研究……壓倒性地指出了媒體暴力和一些兒童攻擊行為之間的因果關聯性」（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00, p.1）。這些衛生組織傳達的整體意旨是承認存在因果關係。然而，社會學家們的相關措辭嚴謹而具有保留性，比如使用「一些」之類的詞語，相當程度上限制了衛生組織的立場。一些呼籲經常會掩蓋語言的說服力，但它們（十分恰當地）喚起了人們對青少年發展過程中如何定位媒體暴力這一問題的相當程度的關注。因此，媒體的實際作用或許被誤解，但目前來看，媒體在查明攻擊行為的原因和防止其後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過去四十多年來，心理學和廣播等領域的研究者發表了大量的實證性成果，分析媒體接觸對攻擊性和暴力傾向的影響。這些研究者作出的一般結論是，接觸媒體暴力特別是電視暴力，有時甚至只是電視本身，都與攻擊行為存在關聯性（Gentile, 2003）。絕大多數研究者還發現，媒體暴力對促發攻擊行為產生了因果作用（參見Bushman & Anderson, 2001）。儘管一些批評性研究並不支持所謂因果關係主張（Ferguson, 2002; J. L. Freedman, 2002; Fowles, 1999），但看上去越來越清楚的是，媒體可以相當程度地影響青少年的攻擊行為、暴力行為甚至犯罪行為。
研究者提出了一個非常一致但又極為微妙的經驗設想。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研究傾向顯示，媒體的影響是潛移默化而非顯著和直接的，例如，影響可以是短期的，但也有可能是長期的（Bushman & Anderson, 2001）。研究還顯示，媒體影響往往會引發輕微而非嚴重的行為，例如，媒體中的暴力行為最有可能引發不尊重和攻擊行為而非謀殺（Potter, 1999; Kuntsche, 2004），鑒於嚴重行為的低發生率，這個發現並不令人驚訝。研究進一步揭示，媒體影響透過不同方式而非同種方式作用於觀眾：媒體影響一個人的環境，而這反過來又反作用於那些影響其環境的個人（Bandura, 1994, 2001）。因此，媒體具有可預測的一般性影響，不同形式的媒體可以增加攻擊或暴力行為的可能性，而並非攻擊或暴力的必要、充分、最近或主要的原因。實證研究發現，研究者很清楚這些局限性，因為他們給出的結論在措辭上非常謹慎（例如C. A. Anderson & Bushman, 2002）。
鑒於我們對青少年攻擊和暴力行為的理解以及新興的觀點，媒體在青少年發展中常常扮演著微妙的角色，因而在結論上謹慎選擇是必要的。這些行為存在多種成因，在討論影響最廣泛的原因時，媒體的作用十分突出。例如，研究者確認了增加十多歲的兒童和青少年捲入嚴重暴力事件風險的關鍵因素（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SDHHS], 2001c）。對13歲以下兒童來說，最重要的因素包括早期參與嚴重犯罪行為、早期的藥物使用、男性性別、對他人的身體攻擊史、父母教育程度低或貧窮以及家長參與違法活動。一旦某個孩子成為一名青少年，透過不同因素能夠預測其對嚴重暴力的參與可能。朋友和同伴成為更為重要的預測因素，就像與反社會的或違法的同齡人產生友誼、成為幫派成員以及捲入其他犯罪活動。通常情況下，面臨的危險因素越多，兒童或青少年捲入嚴重暴力的可能性就會越大。同時，研究人員已經開始確認一些保護性因素，如對學業的投入和對犯罪行為的否定性態度也許會保護兒童和青少年免於風險，即使是存在許多危險因素的情形下。這些危險因素和保護性因素尚未針對諸如欺凌和欺騙之類更為常見的攻擊形式作出系統性驗證。這些攻擊行為也許不算明顯，但仍然對青少年的生活產生極為有害的影響（參見Olson, 2004）。研究者指出，透過風險因素和保護因素的平衡可以解釋攻擊和暴力傾向（Corrado, Roesch, Hart, & Gierowski, 2002）。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媒體在這一平衡中似乎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並非表示一些媒體不可能產生直接、即時的影響，或者媒體對一些人而言存在更大的風險。然而，研究者現在強調，媒體的發展影響力源於自身作為形成風險和保護因素的一種廣泛社會力量，而非暴力行為的直接貢獻者。
與研究者不同，評論者經常忽略或淡化媒體對青少年攻擊行為影響的複雜性。例如，當我們知道在諸如攻擊、暴力和犯罪等廣泛概念之間存在著重要差異時，大眾媒體和政策呼籲採取的行動往往誇大了媒體暴力和暴力犯罪行為之間關係的調查結果（參見Savage, 2004）。重要的是，為了反駁相關批評，專家組關於媒體暴力影響的態度宣告往往留有迴旋的餘地，此點在專注於公共衛生問題的六個主要專業組織（美國心理協會、美國兒科協會、美國家庭醫生學會、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美國醫學協會、美國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病學會）的近期聯合宣告中得以證實。這些有影響力的公共衛生組織簽署了一項聯合宣告以證實媒體暴力的危險性：「在這個時候，遠遠超過1,000個研究……壓倒性地指出了媒體暴力和一些兒童攻擊行為之間的因果關聯性」（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00, p.1）。這些衛生組織傳達的整體意旨是承認存在因果關係。然而，社會學家們的相關措辭嚴謹而具有保留性，比如使用「一些」之類的詞語，相當程度上限制了衛生組織的立場。一些呼籲經常會掩蓋語言的說服力，但它們（十分恰當地）喚起了人們對青少年發展過程中如何定位媒體暴力這一問題的相當程度的關注。因此，媒體的實際作用或許被誤解，但目前來看，媒體在查明攻擊行為的原因和防止其後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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