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群之人：看穿以善意包裝的惡，在信任崩壞的時代找回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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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金石堂強力推薦

第4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

高功能倖存者：如果不「有用」，我還值得被愛嗎？（限量作者親簽版）

內容簡介

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不能允許玩弄體制的人繼續得勝。
畢竟體制並未創造我們：是我們創造了體制。

Ⓞ貧富差距持續擴大，過去10年創造的全球財富，1%富人享有超過一半......
Ⓞ政壇、商界、管理高層，充滿手握大權的自戀者、心理病態者......
Ⓞ詐騙、邪教、心理操控術橫行，人類最「智慧」的時代，受害者卻愈來愈多......
Ⓞ表裡不一的「專家學者」撕裂社會信任，導致人人猜疑，假訊息甚囂塵上......

這些毀壞信任的現象不僅相互加劇，甚至深深關聯──
因為潛伏在後的，都是同一種人：
披著互惠合作外衣，操弄語言與規則，默默剝削每個人的隱形競爭者。

劍橋大學人類學博士強納森・古德曼，結合數十年文化與演化歷史證據揭示：
互利與自私本就相互依存，這是刻在人類基因裡的本能。
真正讓一切失控的，是原本旨在防堵惡人的「社會規則」。

◆投機的人總贏最大，他們怎麼騙過你？
・詐騙犯、PUA、邪教組織的愛招：模仿你的思維和話語，上當率瞬間翻倍
・富翁高調宣示捐款，事後金額縮水或甚至沒捐？他已無痛賺到社會名聲！
・網紅蹭完話題，事後急轉彎或形象翻車大有人在，反正流量已到手，誰在意？
・藍勾勾、碳排認證......無數可靠背書都可以用錢買到，天真的人才相信

◆不只新聞頭條大惡人，你我周遭也滿是劣根性
・做了好事想被誇，沒人肯定就崩潰？小心，外在名聲就是投機的種子
・從網路筆戰到通訊軟體，不必見面的最便利時代，卻給了有心者無數好用偽裝
・默默低調做事的同儕常被排擠，雙面人卻到哪裡都吃得開......

投機分子就像社會裡的癌，裝出友好表象，消耗他人圖利自身。
兩極化社會、便利科技、流量時代，都讓剝削者的胃口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小至心機同事玩弄信任，大到華爾街富人和政治領袖把人命當籌碼套利，
誠信危機、地緣政治、氣候變遷......投機者的操弄，正讓我們的未來危在旦夕！

規則和制度從來都不中立——由人訂出來的規則，終究會有人加以玩弄。
想看破虛假善意的手段，更嚴苛的監控與懲罰，已被證明徒勞無功。
辨識出身邊的投機者，拒絕再被操弄、利用，除了正確的教育別無他法。
在信任岌岌可危的時代，迫在眉睫的任務，是打造真正的互信與互助。

名人推薦

【國際推薦】

「及時、詳實、發人深省之作。喬納森．古德曼運用歷史學、演化生物學與人類學觀點，闡釋人類為何天生愛合作，卻也被塑造成擁抱衝突與競爭的物種，以及這種本性將可能帶來怎樣的潛藏惡果。」
－－吉蓮·邰蒂（Gillian Tett），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教務長、全球暢銷書《穀倉效應》（The Silo Effect）作者

「人性究竟是競是合？兩者其實密不可分，缺一不可。但這意味著什麼？古德曼的論證淺白易懂，無論是缺乏信任，還是毫無鑑別力的盲目信任，都會對公領域造成傷害。這則訊息可說再迫切不過。」
－－羅伯特・艾登堡（Robert Attenborough），劍橋大學、澳洲國立大學教授

「一部及時、極具震撼力的揭露之作。古德曼指出，只要善良之人不願正視自私與兩面手法乃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特質－－包括他們自己身上亦然－－邪惡便將持續得勝。」
－－尼可拉斯．漢弗瑞（Nicholas Humphrey），神經心理學家、《感知：意識的發明》（Sentience，暫譯）作者

「人性既非本善亦非本惡，我們會同時運用合作與競爭這兩種手段。這個論點雖令人不安，卻重要無比。」
－－大衛．拉赫蒂（David C. Lahti），紐約市立大學副教授

「在本書，古德曼駁斥了認為人性自私的簡化理論，針對人類的競爭與合作提出細膩且富含脈絡的論述，在解決全球最重大的挑戰上－－從氣候變遷到假訊息蔓延－－皆有重要啟示。」
－－桑德．范德林登（Sander van der Linden），劍橋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

「一部獨具一格、精采絕倫的著作，將個人在合作意願上的傾向與抗拒理論，同我們應對全球挑戰的方式緊密相連。」
－－黛薇．斯里德哈爾（Devi Sridhar），公衛學者、暢銷書《如何避免（過早）死亡》（How Not to Die (Too Soon)，暫譯）作者

作者

喬納森．古德曼（Jonathan R. Goodman)

劍橋人類博士。達爾文學院教授、作家和跨學科研究員，專門研究人類社會進化，疾病與行為與文化變革間的關係。
古德曼的研究包括探索細胞之間的相互利用，以及複雜的社會群體發展，同時融合進化生物學，人類學，認知科學，哲學和健康等領域學說。
同時身為《金融時報》、《新科學家》、《自然》、《衛報》和《科學美國人》等權威出版物的專欄作家，現居英國倫敦。

譯者

陳岡伯
　　1987年生於台中。英國愛丁堡大學英國文學博士，現任教於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目前有《讓愛情長久的八場約會》、《Little Women 小婦人》（合譯）、《匿名女子》、《闇黑之眼》等十餘部譯作。

目錄

推薦序：在非二元的世界思考人性

序章：跨越善與惡的幻影

第一章：我們並非天生愛合作

第二章：有人的地方，剝削如影隨形

第三章：當最精明的人，反過來破壞合作

第四章：我們都是資本家

第五章：分攤自私的代價

第六章：從眾與縱容的一線之隔

第七章：不那麼好聽的床邊故事

致謝

附錄一：本書術語表
附錄二：全書註釋與參考資料

序／導讀

序章：跨越善與惡的幻影

幾年前，我參加了一場由紐約某個生物學系主辦的研討會，會議主題是利他主義（altruism），探討人在什麼情況下、又是在何時，會不帶私心地幫助他人？許多與會者，甚至可以說大多數的與會者，都強烈地認為答案是：絕不會，也永遠不會。我們在生物層面被設定為自私的——為了生存、成功繁衍，並專注於對本身有利的事。凡是看似超出這套自利邏輯的行為，不是在對他人偽裝，就是在欺騙自己。

這種化約論思維（reductionist thinking）源自博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s of Species）出版後約一百五十年來的生物學研究。生物世界充斥著各種利用、競爭和欺瞞。既然人類也是生物構造，那麼人的世界會展現出這些特質也就說得通了。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演化論中，這是非常普及的觀點。而我的經驗顯示，時至今日，這種觀點在某些群體中依然盛行。

然而，近年又掀起了另一波的思潮。這股思潮聚焦的不是生物學中「分化生殖」（differential reproduction）的冰冷邏輯，而是關注文化，以及文化如何幫助人類掙脫生物演化的枷鎖。數千年來，文化群體（共享相同文化的人群）逐漸演化出最能促進彼此互助的模式。依照這套觀點，這些文化群體消滅或吸納了其他由自私個體組成的群體；而當這些有助於群體成功的文化模式隨之擴散，合作也就跟著擴散開來。於是便有了今日的我們：一個透過合作克服了生物限制的物種。

每當參加談論這兩種觀點的演講或研討會，我都忍不住感到沮喪。這倒不是因為這些古老的人性辯論被轉譯成了現代版本，而是因為這些對於「何謂人類」驚人的籠統概括，甚至可以說是誇張失真的人性描繪，具有非常強烈的誤導性。

將智人這樣一個多樣且複雜的物種簡化為「善」或「惡」（在我看來，這些辯論真正聚焦的正是這一點），非常不恰當，因為這些模型會驅使我們針對那些誇張失真的人性描繪，設計出各種介入措施。如果我們認定人就是善或惡、競爭或合作、自私或利他，或是落在任何一種非黑即白的二元分類之中，那麼我們制定出來的政策和規則，也只會反映這些簡化的判斷；我們建立的社會規範，也只是在扶持或防堵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幻影罷了。

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僅是要說服讀者看見這些辯論的徒勞，更是想向各位說明，如果能將過去的理論加以結合，呈現出對人類更貼近現實的描繪，讓我們看清人類究竟是什麼樣的動物，這樣的理論整合便能為我們提供工具，幫助我們改善自身所處的文化。

這場關於人性的討論，影響不只限於理論層面。當代化石燃料使用量持續增加，而最可能承受這種增長所帶來衝擊的，是開發中國家；這無疑會使全球南方出現更多極端天氣事件，也會帶來無數與高溫相關的死亡。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正在加劇，有證據顯示，全球最富有的一％人口所產生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貧窮的五〇％人口的兩倍。像癌症這種非傳染性疾病造成的負擔，在已開發國家日益加重；傳染性疾病則持續威脅著開發程度較低國家的人民。此外，心理健康問題也日益蔓延，部分原因在於許多文化中的孤獨感日益加深。

我們要如何為這些問題找到解方，必須直接連結到我們如何理解人性。如果相信人類生活在合作群體之中，有些人便會以為一切的問題都能歸咎於部落主義（tribalism）；如果相信人人永遠只會自私行事，則可能使人走向消極認命。這兩種看法都行不通。我們需要的是一套對人性切合現實的預期，並為政策設計提供依據；或許更重要的是，也能指引我們如何在個人層面上改善自己。當這些問題正迅速演變為攸關存續的威脅，理解自我是解決它們的第一步。

我唯一希望的是，讀者能以開放的心態閱讀本書，並且檢視、質疑那些左右自己反應的偏見。我們很可能都同樣關心前面列舉的那些問題，也希望它們能獲得解決；至於要採取什麼方式解決並不是關鍵。然而，為了跨出前進的第一步，我們就必須誠實：既要對自己誠實，也要誠實看待人類自身。

試閱

可趁之機：當有機會，你會不會作弊？

無可否認，人們共同生活、共同工作時通常會過得更好。因此，合作並不違背自利，也就是我們的自身利益。這裡的自利不同於自私，自私指的是讓他人承擔成本。合作時，我們共擔風險，也把資源分給有需要的人。

至少在許多民主國家裡，我們的行為不會由具攻擊性的支配者掌控。不過，生活在專制國家的人恐怕無法這麼說。即便如此，就算每個人都有政治發聲權，支撐合作的那些機制仍可能遭人利用、甚至成為剝削的工具。現實中也確實如此。

舉例來說，現代社會已經有個名詞，專門稱呼親擇干擾合作體系時造成的現象，那就是「裙帶關係」（nepotism）。當政治人物或是各個產業裡握有權勢的人偏袒自己的家人，把家人的利益擺在其他人之上時，我們不會因為幫助親族的動機有其演化根源，就對這種偏袒視而不見。我們反而會說，他們的子女得到了不公平的優勢。

如果我們合作，只是為了避免背叛後受罰，或避免日後被排除在合作體系之外，那麼，一旦背叛不太可能招來懲罰，也不太可能讓人失去未來的合作機會，我們難道不該預期背叛會出現嗎？而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我們不是也看見了這種模式嗎？雇主如果在合法範圍內苛待員工，員工有辦法懲罰雇主嗎？富裕國家如果苛待貧窮國家的人民，貧窮國家有辦法懲罰對方嗎？一般來說，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是特斯拉執行長，後來也成為X的執行長，而且好幾次成為全球首富。眾所周知，他曾經領取美國政府補助用來資助自己的新創事業。然而，輪到自己為巨額財富繳稅時，他卻連連抱怨。根據非營利調查媒體 ProPublica 的報導，馬斯克在二○一八年繳納的聯邦所得稅為零。如果借用囚徒困境的語言來說，國家選擇與他合作，他卻背叛了國家。這個現實案例雖然無法和前面那個假設情境完全對應，卻已經相當接近了。

更廣泛地說，已有相當充分的證據顯示，人們確實會為了個人利益而發出假的合作訊號，其中一種就是「美德訊號」（virtue signaling），也就是刻意展示自己的道德傾向，好讓別人對自己印象更好。舉例來說，俄羅斯於二○二二年初入侵烏克蘭後，世界各地的藝術中心取消了俄國歌劇的製作，美國串流巨頭網飛（Netflix）也停止製作一部以當代俄羅斯為背景、改編自文豪托爾斯泰（Leo Tolstoy）作品《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影集。

然而，抵制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化作品究竟怎麼幫得上烏克蘭贏得戰爭，兩者的關連其實並不清楚。況且，俄國藝術作品裡常有反威權主題，未必是在替俄國政權服務。把這些作品一併取消，看起來更像是一種不必付出成本的支持訊號。它除了提升發出訊號者的聲譽之外，似乎沒有太多其他作用。

一群來自愛爾蘭、西班牙與英格蘭的研究者曾探討，這類表態能不能預測一個人後來是否真的付諸行動。他們發現，那些為了博取大眾讚賞而公開宣稱自己有意捐款給慈善機構的人，真正捐款的可能性反而較低。如果套用薩哈維「缺陷原則」中的訊號邏輯來看，他們比較不願意做出真正需要付出代價的行動。在這套理論裡，正是這種代價才能證明先前的表態可信。

人們一旦看出這類道德表態幾乎不必付出代價，原本被它拿來支持的運動也可能反而受到傷害。假如某個人因為社群媒體上的事件而憤怒不已，例如美國的警察暴力問題，並因此成為這場運動中廣為人知的支持聲音，後來卻在另一件更吸引他的事情出現之後轉身離開，這就可能讓其他人不再認真看待原本的議題。只要人們開始認定運動中的知名人物關心的只是自我宣傳，這場運動就可能被削弱。因此，說出口的話最後有沒有落實，不只關乎我們自己，也關乎我們所相信的議題。

然而，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能成功利用合作體系來剝削的人，往往會比沒有剝削這套體系的人更占優勢。假如我可以在合作關係中背叛，或不公平地偏袒自己的家人，而其他人既不知道，也不在乎，甚至還願意繼續和我合作，那我不就能比其他人占到更多便宜嗎？

這就是可乘之機的問題。一旦有機會作弊，許多人就會這麼做。而且到頭來很可能沒有人能夠有效阻止他們，也沒有人能懲罰他們。



意圖：那些善意是真心還是表演？

美德的訊號讓我們必須面對一個重要，且其實占去我們許多心神的問題，有時我們甚至沒有察覺自己正在為它煩惱：那些公開宣稱支持某些理念的人，究竟有誰是真心投入的呢？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二○一九年一篇文章的作者認為，在那些發出美德訊號的人之中，我們無法把真心信奉者和作假者區分開來，或許也不該這麼做。借用一些當代人類學家的說法，我們很想分辨身邊誰才是真正的「虔信行動者」。可是我們不一定分辨得出來，甚至多半分辨不出來。

事實上，有些人認為，模仿那些我們認為真心投入某項理念的人，是一種重要的人類行為，甚至可能不可或缺。背後理由不難理解。一個人只要看起來真心支持某些道德理念，就可能得到聲譽上的好處。同樣，讓自己看起來像那些投身相關運動的人，也可能得到同樣的好處。只要讓別人覺得自己有原則，本身就能替自己加分。即使有些人後來偏離了原則，研究也顯示，他們仍很擅長替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讓那些行為看起來沒有違背自己真正相信，或至少看起來相信的理念。

解讀意圖的難題，是判斷誰值得信任的基礎；也正是這個難題，使人類在根本上有別於其他物種。當狗露出牙齒時，可能是在表示牠有攻擊意圖。而牠最後有沒有真的攻擊，能讓我們判斷這個訊號是否誠實。可是面對人類，要判斷一個訊號是否空洞就困難得多。

人可以謊稱自己的意圖，我們自己的偏見也會左右我們是否相信對方。把這個問題和前面談過的可乘之機放在一起看，就會得到一個結論：我們不能指望電腦模型告訴我們，一個人究竟是真心想幫助他人，還是其實想作弊，只是還沒有機會這麼做。

從最基本的層次來看，社會規範可以看成一套防止搭便車與剝削的規則。可是誰又能斷定，大部分的人不是因為害怕被抓到，才願意遵守這些規則的呢？

語言與互惠結合之後，合作體系變得比那些缺少這些機制的體系更複雜，分布也更廣。社會腦假說有力說明了合作對智力演化的重要性。人類之所以智力最高，是因為我們最會合作；反過來說，也正因為我們智力最高，才最能合作。也因為有了這些特質，我們才避開了一些智力較低靈長類至今仍面臨的命運，不必受那些明目張膽自私的支配者擺布。

依照自我馴化假說來看，人類不只是壓低了反應性攻擊。即使這並非本意，我們也讓另一種人更容易留下來。他們最懂得掩飾自己的自私意圖，也最擅長有效規劃自己的攻擊傾向。換句話說，我們篩選出的正是有時被稱為「主動性攻擊」的特質。「友善者生存」這個流行又令人安心的說法其實不完全正確：真正留下來的是機會主義者，他們有時友善，有時並不友善。



信任的永恆賽局

當代社會的不平等日益加劇，恐怕只會進一步削弱社會信任。社會一旦失去互信，大規模的假訊息操作便更容易得逞，進而影響各國的氣候目標、公共衛生計畫與政治運動，甚至妨礙國際合作。

我有些同事專門研究AI等可能帶來災難的威脅；他們認為，我們往往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如今的我們，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解決全球性的難題？真正的癥結，或許就在於社會根本缺乏信任。

然而，要重建信任並不容易，因為「搭便車問題」使我們難以判斷誰值得信任。我們不可能每次都判斷正確，有時甚至完全無從判斷。是否值得信任，是一種無法直接觀察的特質，就像某些鳥類抵抗寄生蟲的能力，以及多數物種的生殖能力。動物會演化出各種訊號，向外界顯示這些隱而不見的特質。例如，鳥類身上的羽色標記可以顯示牠們抵抗寄生蟲的能力。人類或許也會以類似的方式，向別人表明自己值得信任。我們不能只說「相信我」─我們還必須證明自己確實值得信任。

不過，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人類會用各種訊號來證明自己值得信任，但就連帶有代價的訊號，通常也不可靠。抵抗寄生蟲能力較弱的鳥，大多無法長出面積廣大、需要耗費大量能量的羽色標記，人類卻可以裝出值得信任的樣子。對於自己是否真心想幫助別人，或是為什麼要捐錢給慈善機構，我們可能欺騙別人，甚至自欺。有些人遵守社會規範、按時繳款，是因為相信這麼做才對；另一些人之所以照做，只是因為沒有不守規矩的機會。然而，兩者表面上看起來完全相同。

演化理論可以幫助我們解開這個難題。鳥類無法偽造象徵抵抗力的羽色標記，是因為長出這些標記需要耗費能量。此處所謂的代價相當明確：抵抗力不足的鳥，沒有多餘的能量長出這些標記。人類表明自己值得信任的方式或許也遵循類似原理。困難的是，在人類社會中，究竟付出什麼才算是代價。

我猜想，代價的定義會隨情境而異，但一定涉及犧牲某種資本，至少也得放棄原本可能取得的資本。就像詞義取決於使用語境，要用什麼代價來表明一個人的社會特質，也會因情境而異。例如，許多研究者、作家與政治人物都在談論資源分配與健康不平等，強調這些是社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然而，真正願意親自付出代價來減少不平等的人少之又少，我自己也包括在內。

除了喬治．普萊斯等極端案例，幾乎沒有人願意為別人犧牲自己的福祉。許多政治人物也不敢主張向富人加稅。他們的競選經費仰賴富豪資助，這麼做可能使自己失去金援。丹尼爾．聶托在二○二三年寫道：「政黨提出什麼政策，會受到富人與企業組織的看法影響，至於其他人的意見，幾乎不會得到回應。」這也呼應了黛維．斯里德哈爾告訴我的另一項觀察：如果你想讓朋友致富，從政再適合不過；但如果你想推動社會的結構性改革，從政就糟透了。她談到自己在新冠疫情期間擔任作家與公共衛生顧問的經歷時說：「這會讓你根本不想參與公共事務。媒體不希望你參與，社群媒體又會把這種排斥進一步放大。」

因此，要改善不平等，不能只靠強調多數人的需求，還必須有人願意犧牲資本，確保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犧牲的可能是資源資本，也可能是社會資本─尤其是領導者賴以贏得選舉的政治資本。然而，要解決不平等及其衍生的種種惡果，就必須承擔風險，也必須願意為改善多數人的生活付出代價。

公共衛生領域的科學家與政策制定者也面臨類似的問題。奧地利、法國、英國與美國曾經實施部分強制接種政策，要求醫護人員等特定族群接種新冠疫苗；政策推出後，社會大眾對科學的信任也隨之下降。政策推動者因此折損了政治資本，但嚴格說來，那不是犧牲，因為民眾信任下降並非強制接種政策的預期結果。

不過，在加拿大部分省分與尼泊爾，強制接種政策並未降低民眾的信任。當地官員事先徵詢民眾的意見，了解他們的疑慮，並且說明普遍接種疫苗能帶來哪些公共衛生效益。了解民眾的需求不但有助於提高疫苗接種率，也避免了其他國家由上而下推行政策時遭遇的問題。政府願意正視民眾對坦誠溝通與可靠資訊的需求，也表明政府願意承擔相應的代價。畢竟，要和不同的社群進行有效溝通，必須投入時間與資源。

有時，需要付出的代價是象徵性的。反過來說，提出犧牲資源資本，有時反而會造成與預期相反的結果。本書寫作之際，以色列與加薩走廊的哈瑪斯恐怖分子正在交戰，一連串悲劇也隨之發生。這場衝突約自二○○七年延續至今，期間雖曾數度中斷，卻始終看不到解決的跡象。

過去數十年間，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政府曾多次嘗試談判，但從未達成協議。然而，人類學家史考特．阿特蘭（Scott Atran）指出，提出土地或資源作為交換，反而可能妨礙雙方締造和平。幾位心理學家分別進行的研究也顯示，在可能促成兩國方案的協議中加入經濟援助，可能使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都更加反感。巴勒斯坦方代表甚至表示，這類經濟方案會使他們更傾向以暴力達成目的。

相較之下，雙方都認為，象徵性的表示才是任何妥協中更重要的一環。阿特蘭指出，參與研究的巴勒斯坦人表示，如果以色列人願意為一九四八年戰爭期間，對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道歉，他們就願意公開承認以色列的存在；同樣，如果巴勒斯坦人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以色列人也會更願意接受雙方達成協議。

二○○七 年，阿 特 蘭 與 同 事 詢 問 以 色 列 總 理 班 傑 明．納 坦 雅 胡（Benjamin Netanyahu）：假使巴勒斯坦官員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他是否願意接受兩國方案？納坦雅胡回答：「可以，但巴勒斯坦人必須證明自己是真心的，還必須修改那些帶有反猶內容的教科書。」

在這個例子中，是否真誠，要看對方願不願意公開摒棄反猶主義的教導。然而，就像一個人可以裝出值得信任的樣子，也有人會假裝真誠。這對外交工作至關重要，在永續發展等規範與概念仍不明確的領域中，也是個嚴重問題。例如，碳抵換（carbon offsetting，或稱「碳補償」）等措施既缺乏完善規範，社會大眾對其了解也有限，因此留下了容易遭人剝削的空間。



不那麼好聽的床邊故事

剝削無所不在。動植物會欺騙其他生物，讓對方誤判它們那些不易從外表看出的特質；癌細胞會騙過免疫系統，讓免疫系統以為它們不會危害宿主；黑猩猩等非人靈長類則會發出虛假的警戒叫聲，藉機取得食物。

人類還有一項其他物種都不具備的能力，既有益，也危險，那就是語言。我們可以靠語言影響他人、隱藏身分、掩飾意圖，藉此增加自己的身體化資本、社會資本或資源資本。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隱形競爭者。這與達爾文所謂的「社會本能」一樣，都人性的核心。但與其他任何物種不同，我們可以選擇要利用別人，還是與人合作。這正是克魯泡特金的世界觀與霍布斯《利維坦》分歧的根源。

不過，這兩種互不相容的人性觀，說到底都只是故事。如今流行的故事，說法也與克魯泡特金相近。按照這個版本，我們早已把作弊者從自己的社會群體中清除。那些明目張膽支配他人的強勢首領，早在遙遠的過去便遭到殺害；違反規範者受到懲罰；不肯為群體出力的人則遭到驅逐。如今，各個社會內部大致都以合作為常態。我們今天面對的種種問題全都來自群體之間的競爭，而不是群體內部的競爭。

這是個不賴的睡前故事，或許能哄許多人安心入睡，但這是謊言。它漏掉了人性中至關重要的一面。只有透過自省與人類學，我們才會看見，人不只會欺騙自己和他人，也會隱藏起來，等待剝削他人的機會。無論在哪個層次，我們都會彼此競爭；贏不了時，往往就會作弊。

癌症的故事，講的是體內一個細胞如何背叛宿主，最後無可避免地將其害死。隱形競爭也是同一個故事，只不過發生在社會，而不是在生物體內。所以，搭便車問題其實從未解決，和今天許多人的想法正好相反。正如臨床治療和人體天生的免疫系統會迫使癌細胞改變增生策略，我們採取的各種社會介入，也把搭便車者逼進了暗處。我們用馬克白換來伊阿古，用龐培（Pompey，羅馬共和國末期爭權者之一）換來了獨裁的凱撒。到了現代，因而得勢的便是普丁和川普這類馬基維利式的專制人物。

隱形競爭之於社會，就如癌症之於人體。無論文化如何不同，人類都會設法抵禦這個自私核心。但如同癌症往往無法治癒，我們恐怕也無法澈底消除隱形競爭。因此，真正的選擇不在克魯泡特金與霍布斯之間，而在於我們是否要承認自己承襲而來的天性並不完美，努力走向合作的未來——還是繼續用虛假的故事欺騙自己，任由隱形競爭將我們吞沒。

承認這個問題，便是讓光照進我們共同棲身的洞穴。然而，這只是第一步。要期待別人在氣候變遷、不平等與科技管制等重大議題上合作就難得多。如果能和癌細胞溝通，你會對它說什麼？你或許會告訴它，假如再這樣無止境地增生，最後會害死宿主；宿主一死，它的所有後代也會跟著滅亡。癌細胞或許會同意，剝削周圍那些彼此合作的細胞確實很短視，但它仍可能繼續這麼做。

人類和細胞不同，不一定會如此。非人類世界的許多生物只能依照基因程式行事，我們卻有別的可能。我們可以促使別人合作、建立互信，也能讓社會變得更好。隱形競爭正是搭便車症候群的一種表現，但它不見得會把我們擊垮。

我們怎麼看待人性，會決定我們是否信任別人，又會如何信任。無論是在個人、社群還是制度層次，都是如此。如果我們認為人類本質上是利社會的合作者，就更可能盲目信任別人；反過來，如果相信人人都自私，我們便誰也不信。

走向任何一個極端，都可能動搖維繫社會運作的規範。盲目信任，會讓社會上心懷不軌的人輕易剝削他人。而彼此之間如果幾乎沒有、甚至毫無信任，人們也很容易把對方妖魔化。依照戈登．圖洛克與尼古拉斯．漢弗萊等研究者的論點，社會一旦失去信任，最後很可能走向專制。這種社會困境也給了善於操弄的領導者們可乘之機。他們只要堅稱民眾的安全受到威脅，往往就能爭取到支持。

這些領導者也能輕鬆把我們面對的問題全都歸咎於某個特定群體，例如猶太人、穆斯林、共和黨人、民主黨人、極左派、極右派、白人基督徒、錫安主義者、跨性別者、排除跨性別者的激進女性主義者、大企業或任何其他群體，都可能被說成是問題的根源。專制統治者，還有那些一心想成為專制統治者的人，都很擅長這套手法。一旦掌權，他們便會壓制所有質疑這套說法的聲音。

到了那個時候，信任是多是少已經無關緊要。個人自由一旦消失，人們是否信任政府也就不再重要。薩米爾欽的《我們》、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以及馮內果（Kurt Vonnegut）的短篇小說《哈里森．布吉朗》（Harrison Bergeron）中，人物的處境都說明了這一點。正如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所說，只有在知識可能成立的地方，懷疑才有意義；信任也是如此，只有在自由存在的地方才有意義。專制正是開放社會容易陷入的境地，一旦落入其中，信任也就再無必要。

所以，信任既不過多也不過少，才是最理想的狀態——更確切來說，大眾要懂得分辨誰值得信任。這個領域已有大量研究，其中一項綜合分析發現，在實驗室裡，人們辨識謊言的準確率大約只有五五％，這只比隨機猜測來得好一點，而且每個人的表現相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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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786264660693
  • 分級
  • 普通級
• • 頁數
  • 272
  • 商品規格
  • 14.8*21*0.00
•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 • 注音
  • 級別

中文書＞心理勵志＞人性/人際＞讀心/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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