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

「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系列叢書總序

對台灣社會而言，2013年7月到2014年6月是相當紛擾、不平靜的一年。開啟了一連串擾動與爭辯的第一槍，就是「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簡稱「伴侶盟」）於2013年10月3日正式提出統稱為「多元成家」的「婚姻平權（含同性婚姻）草案」、「伴侶制度草案」、「家屬制度草案」，送到立法院。伴侶盟原本認為在同性戀逐漸公開而被尊重的台灣，提出具有「同性婚姻、伴侶制度、多元家庭、收養制度」四大特色而又合乎世界潮流、尊重人民婚姻自由與家庭權等人權訴求的多元成家草案，應不致遭受太多質疑。出人意表地，多元成家法案提出後，立即引發社會熱烈討論，遭到簡稱為「護家盟」的「台灣宗教團體愛家大聯盟」等團體的抵制，該團體主張「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價值，認為「多元成家將徹底破壞家庭制度及倫理觀念，其中不限制性別、不負性忠貞義務、單方面即可解約、與雙方親屬沒有姻親關係、自主選擇多人家屬及領養小孩等主張，皆將台灣帶往『毀家廢婚』的境界」。是以，若要通過這法案，必須經由全民共同決定（即全民公投）。他們更於該年11月30日提出「為下一代幸福讚出來」的口號，號召到30萬人上凱道。至今，該法案中僅有「婚姻平權（含同性婚姻）草案」通過一讀，後續立法程序便因反對聲浪太大而停頓。

接著，2014年3月18日起以大學生為主、公民團體為輔的太陽花學運，成為第一次成功佔領立法院的學生運動。表面上，該運動是反對執政黨以30秒宣布通過「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要求先立法後審查，以凸顯台灣目前代議政治制度運作無法充分表達民意的的僵化問題，並要求還政於民。事實上，這個持續到4月10日才退場的學運，最高峰時曾吸引了50萬人參與，然而參與者實有著各種不同的理由與動機或目的：有的憂心中國的威脅，有的則不滿政府施政失效與執政者領導無方，但更多的是年輕人長久以來因對未來充滿不確定而累積的焦慮與不安，在此找到了發洩的出口。一起社會公民運動居然可以滿足那麼多人不同目的，正說明它並不是一個人、一個政策或任何一個群體可以獨立造成的，而是涉及了整個台灣社會更廣泛而深刻的問題。

第三件是2014年5月21日台北捷運發生一名21歲男大學生的隨機殺人事件，造成4死24傷，導致人心惶惶，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加派員警巡邏車廂和捷運站。大眾媒體更進一步聚焦於：是否可藉死刑以遏止這類犯罪、犯罪者的扭曲心理如何造成今日的憾事、追究犯罪者的家人及學校的責任甚至是它所可能引起的模仿等。事實上，這類隨機殺人事件在當代世界各地，早已是普遍的現象，是有其特殊時代的條件與特定社會文化的因素。然而在台灣，在過去歷史經驗及觀點的觀照下，這事件被視為純粹是個人或家庭的責任，與社會無關。

事實上，這些事件都反映了台灣在這21世紀以來，早已進入新自由主義化的新時代，但我們的主流社會（主要是指政治界及學界）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的現代化觀念下，用過去既有的觀念來處理新時代的新問題，造成既有的觀念與社會現實脫節，使我們社會無法面對新的現象與新問題，更無法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案，使社會不斷沉淪，更使年輕人對於未來充滿著因不確定感而來的焦慮與不安。此一發展過程與路徑，與日本在1980年代中期經濟泡沫化所導致「失落的20年」所走過的路一模一樣。

以上述多元成家的爭議為例，了解人類經濟社會史的人都知道，這種以「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為中心的現代核心家庭之出現，在人類歷史上是很晚近而短暫的，它並不代表普世的價值。以西方為例，現代核心家庭在一般平民百姓中普及化是出現在18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興起之後；在日本，現代家庭的確立則與二次大戰後隨日本產業的復興得照顧員工一生之戰後體制的打造密不可分；至於在台灣，1965年開始工業化、都市化以後才建立了現代核心家庭出現的社會經濟條件。因此，落合惠美子稱「20世紀是家庭的世紀」。相對之下，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而言，為了生產上的需求而有不同家的型態出現。譬如，以打獵採集為主的愛斯基摩人，在冬夏兩季隨自然資源的多寡而出現了完全不同的家之型態：夏季以核心家庭為主四處流動收集豐富的食物，冬季所有聚落成員聚居於鄰近少數食物來源地的長屋中。

至於以刀耕火耨或輪耕為主的社會，勞力的多寡往往決定了生產量，因此，多偶婚的家庭或容納既無血緣也無姻緣的人為家成員的大家庭成為主流。在新自由主義化的社會中，於個人與自我發揮到極點的條件下，個人間的感情超越血緣與姻緣關係而為家構成的主要基礎，使家有著個人化、多樣化、及心理化的新趨勢。但在台灣，多元成家的法案完全被核心家庭的觀念與價值所阻撓、挑戰，正好證明台灣仍以上個世紀現代化時期的家庭觀念來面對及處裡新時代的新問題，不只說明台灣主流社會對於這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化的新時代缺乏應有的了解，更造成主流社會的思潮與社會真實脫節。

反之，稍微瞭解新自由主義化如何導致人類社會文化根本改變的讀者應不陌生，資本主義經濟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生產不足而經歷了20年的繁榮期，到1970年代初期，卻因生產過剩而導致利潤率下降，使資本主義經濟進入衰落期。是以，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分別於1979年、1980 年，先後提出「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市場自由化、國營事業民營化、去管制化、緊縮財政貨幣政策等，經由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WB）、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IMF）等推廣到世界各地。但這個建立在網際網路的科技革命、以及運輸交通及溝通工具快速發展之基礎上的發展，使得人、物、資訊、資金得以在世界各地快速流通並超越國家的控制，更使企業家得以在世界各地選擇最有利的地點來革新生產方式，造成資本主義經濟新一波的發展。而這發展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在人類政治經濟史上，如18世紀的工業革命，對人類的生產方式與社會生活帶來重要而關鍵性的改變。

新自由主義化對人類社會文化最關鍵的影響即是促使財政金融管理成為經濟過程的一部分，且具有支配性。在此之前，資本主義經濟所指涉的經濟過程，不外乎指涉：生產、分配與交易、消費等，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下，財政金融的管理成為經濟過程中極重要的一環，甚至居於宰制性的地位，這使得新自由主義經濟另有「金融資本主義」（finance capitalism）之稱。

這意味資本（或資金）的滲透力遠比可見的貿易行為來得更具決定性與宰制性。這點，更因資本家或財團主宰國家政治而造成國家的弱化而加強。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以來，現代民族國家與經濟的力量一向是相輔相成、甚至常是一體兩面。但在新自由主義化後，財團或資本家的力量早已超越、甚或主宰國家政治的運作。是以，不僅金融風暴頻傳造成一般民眾不再信任政黨及政治人物，更因資本家與統治階級往來密切並影響政策，造成民眾對政治的冷漠外，也因國家難以有效節制既得利益者而促成貧富極端化等社會問題。這些均使得新自由主義化國家早已意識到這類經濟運作方式，就長遠發展而言乃是弊大於利，因而許多國家開始尋找另類出路，才有了所謂的「第三條路」的努力和嘗試。不僅北歐、西歐與美國如此，連被歸類為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亦是如此。在嘗試另類出路的過程中，各國往往會因歷史經驗與既有制度的條件而打造出樣貌各異的「第三條路」，但他們對於如何降低新自由主義化對當地社會文化的衝擊這項關懷卻是一致的。

除了「第三條路」，在所有沒有意識到新自由主義化的國家或社會，多半會採取補救的其他方式，主要是公民社會的浮現以及社會運動的改造、新興宗教的解脫與救贖、以及透過家及親屬來承擔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險制度之不足等，作為緩解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不幸等三條可能的路。此外，新自由主義化對文化上的影響，主要是來自網際網路的進展為人類知識帶來了本體論上的革命。先前因啟蒙運動背後的經驗論科學觀之深化，使真實與虛幻的分辨成了現代性的重要指標，並使追求真理成了知識發展的動力。但在網際網路普遍的條件下，真實與虛幻的界線被模糊，因而造成知識上的革命：只追求有效與否，無關真理。這導致既有的社會分類與領域的界線被模糊掉外，更促進各個分類或領域間的相互滲透。

相對於上述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回顧台灣，直到1999年921災後重建提供台灣新自由主義化的物質基礎外，陳水扁總統2000年上任以後推動金融改革的「金融六法」及政府改造的「四化」（地方化、法人化、委外化、去任務化）政策之實踐，乃是促成、加深台灣新自由主義化的關鍵性八年。這點，可由代表資本家或財團的信用卡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取代貨幣證之。不幸的是，台灣缺少馬克思理論及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統，加上所有政黨對於經濟發展與認識幾乎都是右派，以致於攸關台灣發展至為重要的經濟政策之決定與實踐，至今不見主流社會對此進行討論，使得台灣主流社會至今仍然是以上個世紀現代化時期的觀念來處理新自由主義化後這個新時代的新問題，自然造成台灣主流社會無視新自由主義化的後果而與社會脫節，也使台灣社會走上日本1980年代經濟泡沫化帶來了失落的20年之道路。

台灣主流社會雖無視於新自由主義化，資本主義的新發展卻已根本地改變了既有的社會與文化。以東埔社布農人為例，隨新自由主義在這世紀以來的發展，當地各種社會生活領域均已超越過去聚落的範圍且互不一致，而這些個別生活領域更因新資本持續投入而不斷地再結構。在經濟上，不僅財政金融管理成了經濟過程重要一環而加深貧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