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全新增訂版)

序 

走出厭女症的輪迴

林芳玫

上野千鶴子是日本著名的女性主義學者及婦女運動者，曾經數度來台，相信讀者對她並不陌生。這本《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文字流暢犀利，論證辛辣有勁，讀起來有淋漓盡致的暢快感。書中一方面提出許多西方理論大師——例如薩伊德的著作，另一方面又生動分析日本社會的厭女症，從家庭到王室，從學校到職場，沒有一個重要社會機制逃得過她犀利的解剖。

厭女不只是單純的討厭女人，而是男人在成為性主體的過程中，必須將女性客體化、他者化，以此來證成男性自身的存在價值與優越性。此處上野很有創意的挪用了薩伊德的《東方主義》一書及其核心概念。薩伊德指出西方不在乎真正的東方是什麼，只是主觀地投射出對東方的各種幻想，將其視為神祕、誘人、野蠻、黑暗、不理性。經由將東方他者化，西方得以確認自身的優越性：進步、理性、有邏輯、有能力。男女兩性關係也可以用東方主義來類比。男人藉由把女性客體化與低劣化，得以鞏固自身的主體性與優越性。男人對女人投射出許多幻想，有些女人瞭解這種遊戲方式而配合男人幻想，因此更讓男人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對的。當然，也有許多女性不配合男人的幻想劇本；此時，男人便大嘆女人難以了解，彷彿她們是一種奇異的動物。

厭女症是普遍的社會、文化、心理機制。當女性受到男性歧視，女人會產生「當女人真倒楣」的想法，進而延伸為自我厭惡，也就是女性的厭女症。女性克服厭女症的方式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認同男性社會的價值，讓男性認為她擁有男性的優點，視她為特例，不屬於低劣愚笨的女性。這種行為策略是女人與男人「分而治之」的機制共謀，藉由向男性靠攏交心，持續強化女性整體地位的低落。上野很誠實地指出，女權主義者自己都曾經是嚴重的厭女症患者，但是後來她們有反省與批判能力，觀察出父權社會布下的厭女症的天羅地網，進而思考解脫之道。曾經患厭女症的女權主義者因自己的性別而嫌惡自己，她們終於能與自己和解、與母親和解，恢復完整的人性。

隨著女性教育程度提升、經濟獨立、社會風氣日趨開放，女人不再如以前那樣好控制。男人也逐漸發現這整套厭女機制對他們自身也未必討好。男人追逐權力、地位、金錢，女人只是用來證明他們在男性集團獲勝的戰利品。男人長期以來與自己的身體、感情、性慾疏離，隨著婦運的腳步，少數男性開始發展「男性研究」，企圖瞭解男性在此性別二元分立的架構下，男人「是」什麼？男人「想要變成他認同的人」，以及「想要擁有女人來報償自己的成就」，這兩個面向都很清楚。但是男人「是」什麼呢？當社會結構改變，男人失去厭惡女性的特權，男人才發現自身的匱乏。

上野千鶴子所說的日本社會的厭女現象，在台灣也隨處可見各式案例。比起日本社會，台灣男女平等現象超過日本，女性地位也比日本來得優越。但是我們看到女性地位、自信心、獨立自主能力的提高，並未帶來真正的兩性平等。台灣男人和日本男人一樣，必須藉由「擁有女人」才能建立自我認同與成就感。當男人的特權逐漸消失，女人的自主意識提高，台灣男性頗有「宅男化」、「剩男化」的情形，沒有女人要理他們。這些自稱「魯蛇」的男性整日待在網路上，在虛擬世界飽覽暴露的女體、攻擊不婚、不選擇台灣男人而「哈」白人男性、及外表不符合男性對女體想像的女性。其他的選項還有，到夜店門口「撿屍」，把喝得爛醉的女生帶回去從事性行為。似乎只有在女性失去意識的情況下，男人才得以產生性行為。這和上野所說愛嫖妓的好色男很像，甚至更差。嫖妓至少還是得和妓女有最起碼的溝通，確認對方的意願與價碼。撿屍男完全不用說話，徹底將喝醉的女性物化與他者化，自己在不必溝通的情況下享受暫時的主導快感，更可以把責任推給女性「是她們自己不檢點，要在這裡喝醉，不能怪我」。

近年來台灣社會又經常發生「恐怖情人」事件。當女方提出分手，男方憤而行凶。記得我年輕時那個時代，男女分手以女生傷心居多，關於失戀的情歌一直是流行音樂的重要主題。現在的情人，只有「分手」，沒有往昔浪漫的「失戀文化」來抒發情緒。被女人甩掉的男人，其處境是整體自我的崩潰，只能訴諸暴力甚或殺人，才能確認自己所剩無幾的行動主體。

只要男人不願意與女人溝通、持續將女性做為客體化的他者來確認自己的主體性，男人扭曲的自我會對自己、對女性、對家人、對社會造成恐怖的禍害。當不婚女性興致勃勃地住在自己買的房子裡看書或做家事，或是與女性友人相約喝下午茶、逛街，一群憂鬱沮喪的「魯蛇」有政治人物與國家機器幫他們撐腰，高唱「女性不婚是國安問題」。依筆者淺見，女性不婚是現象，國安問題是性別邏輯的結果，而這套性別邏輯的根本，就是歧視女性、物化女性、卻又弔詭地必須擁有女人以證明自己的厭女症。

男人如何與自己和解？這是本書作者在此書結尾時拋給男人的問題。上野沒有答案，她認為男人自己要去面對這個問題。這樣的結局，留下一大片空白，讓讀者自己去想像與摸索。不論是女人還是男人，我們必須先承認自己的厭女症，然後才得以走出陷阱，迎向一個開闊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