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


推薦序

拉拔孩子長大，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


藍佩嘉（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近 年來，我們在媒體上看到許多有關「階級世襲」、「一個臺灣、兩個世界」的報導。雖然有些標題過於聳動、缺乏實證支持（如「M型社會」），但臺灣的貧富差距 確實日益擴大，「黑手變頭家」、「三級貧戶變總統」等流動傳奇，似乎已成過眼雲煙。崇尚拓荒精神的美國，在金融海嘯、經濟衰退的衝擊下，「美國夢」也逐漸 幻滅。不論在臺灣或美國，社會階級涉及的不僅是收入與財富的分配不均，也造成下一代在生存機會與社會流動上的不平等。

本書作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是哈佛甘迺迪學院的政治學者，他曾經是美國總統的幕僚，也是深具公共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在二○○○年出版的《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用清晰文字整合各項統計資料，為美國社會敲響一記警鐘，他深具說服力地呈現以下事實：社會連帶與市民參與的消退，或所謂「社會資本」的流失，對於政治民主、社會信任與個人福祉都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在 這本新書中，普特南延續一貫的理論立場，關注社會的區隔分化與社群連帶的流失，如何影響下一代的未來。他與社會學者希娃（Jennifer Silva）合作收集資料，一方面透過生動訪談來呈現不同的生命故事，另一方面透過各種統計資料來提供客觀證據。本書的發現或許不讓人感到全然驚奇，但透 過質化個案與量化圖表的交叉呈現，讀者得以全面、深入地直視階級鴻溝的存在。

普特南成長於一九五○年代的俄亥俄州小鎮，當時的美國經濟迅速 擴張、所得相對平等，社區凝聚力豐沛，教育、通婚與社交生活都不因為階級差距而形成阻隔。他回顧自己的童年朋友，不論出身為何，多能過著比父母輩更好的生 活，實現一定程度的代間流動。然而，隔了半世紀，他再度回到自己的家鄉，看到的是景氣蕭條、社區崩解與居住隔離，不同階級的家庭生活與教育機會形成鮮明對 比。弱勢家庭出身的美國年輕人，有愈來愈多成為「漂泊青年」（dis-connected youth），他們年齡介在十六至二十四歲之間，既不在校讀書，也未進入職場，許多甚至淪為獄中囚。

這本書試圖回答：為什麼年輕世代的流動 機會呈現愈來愈大的剪刀差（有錢人家的小孩愈來愈富有，貧窮人家的小孩愈來愈貧困）？鉅觀環境是關鍵因素之一，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如資本集中、創業利基 不再），整體社會的經濟機會變得更為有限且分布不均。普特南則從中階（meso）的組織層次來找答案，他針對美國社會提出了四個主要解釋，我們可以一併思 考，臺灣社會有什麼類似或不同的地方。

雙軌化的家庭

受過大學教 育、社經地位高的美國人之間呈現「新傳統」的婚姻型態：他們較晚結婚生子，多為雙薪家庭，家務分工也較為平等。這些家庭的離婚率，在一九七○年代攀上高點 後就往下滑。相對起來，中學畢業的美國人，他們的家庭模式比較多元，小孩的父母可能從未正式結婚、懷孕時年紀尚輕，他們的收入有限，離婚率也較高，被稱為 「脆弱的家庭」（fragile families），容易影響孩子的生活與學業。

臺灣的家庭型態雖不像美國明顯的兩極化（如未婚生子相對 較少），但婚配也逐漸成為再製階級不平等的重要機制。高教育族群傾向彼此通婚，減低了婚配做為流動管道的可能。離婚、單親的分布也呈現與教育程度相關。根 據鄭雁馨的研究，自一九八○年代開始，臺灣女性離婚的教育斜率開始由正轉負，男性則在一九九○年代呈現相同趨勢，也就是說，較早世代的臺灣伴侶，教育程度 高者較容易離婚，但對於晚近世代來說，反而是中低教育程度者的離婚比例比較高。高中以下教育程度者的十年婚姻存活率約七成五，但專科以上教育程度者則提升 至近九成。^１處於經濟弱勢的單親家庭，養育下一代的負擔與挑戰更大。

不平等的童年

父 母的教養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孩子的認知、情緒與社會能力的發展。美國家庭在教養風格的階級差異逐步擴大：專業中產階級父母傾向「規劃栽培」，透過細 心安排各式課外活動，希望培養出主動、獨立、自信的小孩，父母重視與小孩的溝通，並鼓勵小孩挑戰成人的意見。勞工階級父母則傾向「自然成長」，把重點放在 紀律與服從。²這樣的教養方式，可說是貧窮父母的「預防」策略，面對危險多於機會的險惡環境，首求保護小孩的安全。

在 臺灣，強調家長權威與嚴厲管教的傳統教養風格，在解嚴後出現明顯的轉變。近幾十年來，富裕家庭得以利用全球的文化資源，甚至是跨國流動的教育策略，在子女 身上「培養國際競爭力」。中產階級父母也較有能力挑戰僵化的主流教育，規劃另類學習模式，以保護孩子的快樂童年或自主成長。反之，臺灣的勞工階級父母，許 多積極透過補習等外包策略，希望孩子能階級翻身，但他們多獨尊智育，未能搭上多元發展的教養列車。而傾向採取「自然成長」的勞工階級或偏鄉家庭，則可能被 新的教養腳本貼上「不適任家長」的汙名。³

不公平的教育

美 國學校的經費有一部分來自房屋稅，因而形成富、貧學區的資源落差，近年來許多州政府修法降低地方稅收比例、縮小教育經費的差異，但不同學校向家長募款的能 力仍有巨大差異。富裕家長不僅捐錢，也出力參與校務，促成更多類型的課外活動，此外他們也要求學校提供更多的大學先修課程，這些活動幫助孩子培養軟技巧或 燙金資歷，增加將來入學的優勢。相對起來，貧窮學校的課外活動選擇少，校內外的運動措施愈來愈多採行「使用者付費」的政策，就算低收入戶家庭得以減免費 用，學生也容易被貼上階級汙名。學校不僅無法變成平衡階級不平等的槓桿，反而成為擴大階級差距的場所（sites）。

臺灣的公立學校，雖然 沒有像美國出現明顯的資源落差、居住隔離，但仍存在核心學區、明星學校等階層差異。不論是過去的大學聯考，或是現在的多元入學，中上階級家庭的孩子，都享 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國家高度補貼的公立大學、高中就讀，反而是中下階層孩子較多進入學費與品質不成正比的私立學校。⁴臺灣學校日益重視家長參與，可能會讓中上階層學生將更多的父母資源帶進學校，有助其學習或升學。入學方式與選填志願的複雜化，提高了家長瞭解制度與協助孩子的資訊門檻，對弱勢家庭子女更為不利。

社會資本不均等

高 社經地位父母能夠傳遞給孩子的優勢，不僅是較多的金錢與知識，也包括更廣、更深的社會網路。由於高社經地位父母人脈較異質、高職業聲望者多，因此在子女升 學、就業上能提供豐富的資訊管道。家長為小孩安排的各式活動，也幫助他們與更多專業人士及其他成年人建立連帶。反之，教育程度低的父母，社會網路通常比較 同質、稀疏，其孩子多與親屬與鄰居的小孩固定往來，因此限制他們建立有價值的弱連帶，在選學校、找工作的過程中難以得到成年人的指導。此外，美國貧窮社區 在人際信任、集體效能上都日益低落，宗教社群的影響力不再，讓小孩容易暴露於犯罪、毒品以及暴力的負面影響。

臺灣的社會資本研究則呈現較為 不同的面貌。根據熊瑞梅的研究，不分階級的臺灣民眾觸及的人脈多元而異質，其中認識高職業聲望位置者（如大學教授、律師、老師、人事主管）的比例，遠高於 其他東亞國家。這似乎顯示，存在於日韓或美國的社會資本階級落差，在臺灣相對不是那麼巨大，但中下階層家庭是否可能把這樣的人脈轉換為下一代就業與升學上 的資訊連帶，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此外，臺灣民眾參與社團的比例雖遠低於日本、韓國（宗教團體除外），但對鄰居與社區支持的信心遠高於日韓。臺灣民眾雖然對 政府的信任偏低，但對於非正式組織，如社團與社區充滿關懷與支持，展現了豐沛的社會力與活絡的公民社會。⁵

如果上述因素強化了下一代的階級不平等，我們如何可能改變？普特南在結論提出許多建議，未必全盤適用於臺灣，以下是我認為特別值得努力的方向。

首 先，針對家庭的解組，有些衛道之士鼓吹重建家庭價值，但普特南指出，僅是呼籲減少離婚、避免未婚懷孕，其實鮮有效果。如何針對既存的多元類型家庭，予以制 度性的支持，才是關鍵。更重要的是透過長期的反貧窮計畫，像是房屋補貼、育兒照顧、就業支援，來協助弱勢家庭脫離貧窮。

同樣的，針對教養資源與教養風格的階級落差，如果只是要求父母去上教養課程，叮嚀家長「每天唸故事書給小孩聽」，未必能幫助弱勢父母提升「親職知能」，反而可能強化父母的日常壓力，甚至在社會常規的監控下「製造」了問題家庭。⁶有效讓弱勢家庭培力的計畫，必須由專業人員，不論是護士、社工、諮商師，與家庭建立夥伴關係，透過定期家庭訪視，在瞭解弱勢家庭的具體處境後，幫助個別家庭改善健康、教養、情緒等議題。

我 們應在教育設計與入學方式的改革上，考量到階級的差異與作用；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