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與苦：戰爭的延續

序言《離與苦》主編序：沒有人知道龔伯伯去了哪裡？/李廣均

身影

小時候，龔伯伯是家中常客。每到週末假日，龔伯伯總會和幾位爸爸的老鄉一起來家裡吃飯，然後留下來打牌，在香菸和濃茶的陪伴下不知度過多少夜晚。龔伯伯喜歡和小孩子玩，他身軀壯碩像棵大樹，我和弟弟總會調皮地騎在他脖子上，希望他能把我們高高舉起，玩一下開飛機的遊戲，過年時也總能從他手上領到一個大紅包。

上了大學，寒暑假回家也一定會碰上這群「伯伯和爺爺」，但不知從何時開始，有些人不見了。媽媽不經意地說誰死了、誰回大陸去了。「那龔伯伯呢？」我好奇地問。媽媽楞了一下說：「你爸爸打電話找他好久都找不到，老說有人要害他，也不和大家來往，好像變成神經病了。」我聽完有些難過，雖然後來一直沒機會再看到他，心中卻常想起小時候爬在他身上嘻鬧的畫面。幾年後，媒體曾數次出現獨居榮民死亡多日才被發現的報導，我總是心頭一顫，心想那會是龔伯伯嗎？

「獨居榮民死亡多日」的新聞常以一種怵目驚心又令人不忍的方式報導。鄰居們總在難忍惡臭的情形下發現老人已經死亡多日，抵達現場的警方與記者甚至驚訝地發現，老人飼養的流浪狗已將屍體啃食大半。可是仔細閱讀下來，媒體的相關報導最後只是讓讀者對流浪狗留下「忘恩負義」的印象，對於如何了解獨居榮民、龔伯伯或其他和龔伯伯有同樣人生遭遇者的生命故事，則顯得貧乏又冷漠。

我常想，獨居老人和流浪狗其實有某種相似的遭遇和位置，都是被社會遺忘或遺棄的一群，彼此常以一種靜默卻溫暖的方式，將這個社會無法提供的照顧和陪伴提供給對方，包括最後的屍身。老人如果地下有知，會用「忘恩負義」的字眼來責備小狗？還是會同意讓小狗啃食他的殘軀，作為感激狗兒陪伴老人度過無依晚年的回報呢？

龔伯伯怎麼會變成神經病？是怎樣的歷史巨變和人生際遇讓他從人群中消失？老人為何獨居，又是什麼樣的政令限制和社會現實讓老人「選擇」與流浪狗為伴？他們如何「自謀生活」？如何在沒有支領退休金（只有三個月薪俸）、沒有輔導安置下，走入一個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台灣社會？其中有個叫李師科的人，一九五九年因病申請退役，二十三年後的四月十四日犯下台灣第一起蒙面持槍銀行搶案，二十三天後被捕，十九天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槍決身亡。

他們大多無法理解，當以為戰爭結束而選擇離開軍隊，另一場更為艱困的人生戰役才正要開始。令人感嘆的是，他們沒有足夠的語言能力訴說自己的人生經驗，也不見得能理解為何自己會有這樣的離苦遭遇，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多數必須獨自承擔戰亂年代中人群流散的「離與苦」。本書選錄七篇文章，每位作者試圖從不同的角度來回答上述這些問題，幫助我們以一個進出歷史、超越政治的觀點來了解「外省人」的流亡經驗。

失落的話語

吳明季剛進入田野時，每天面對的是一群死氣沉沉的老伯伯。他們對許多事情都不感興趣，話不多、表達能力也不好，很難清楚完整地表達自身感受，訪談回答時總是伴隨大量的沉默。年輕的吳明季對榮民老伯打發時間的生活方式覺得難以忍受，直覺是種幾近死亡的沉悶，但沉默和流亡有何關連？「死寂」又如何展現控訴的力量？

吳明季發現，有些單身榮民在家中客廳掛著自己的遺照，每天和遺照生活在一起，而她就坐在客廳對著遺照與本人一起聊天；也有些榮民伯伯在生前就將自己的墳墓造好，她就看過這樣的墓碑「○○省○○縣○○○榮民之墓，民國○年○月○日生，民國○年○月自己建」。如果遺照和墳墓象徵死亡，那每天面對自己的遺照與搭建自己的墓碑又意味著什麼？表達能力原本就不好的榮民伯伯對此無話可說。因此，吳明季試圖從「流亡」來理解老兵的沉默。

流亡是什麼？榮民伯伯又因流亡又失落了什麼？我們對此不甚了解，尤其國內對於流亡的研究相對有限，以至於能述說流亡情境的話語並不多，即便是流亡者本身（如老兵），也缺乏適當用語來表述心情與處境。此外，在受到各種相關論述（如忠黨愛國）的影響下，榮民伯伯常將許多不同層次的事混為一談，更加無法適切表達他們的真實感受。但是沉默不能隱瞞失落的處境，反而逕自化成田野中榮民伯伯們那種幾近死亡的沉悶。

吳明季認為，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對於老兵賦予太多報效黨國的道德意義，幾乎所有討論都必須依附在「忠黨愛國」的論述之下，老兵自身的流亡處境反而晦暗不明。當整個社會對老兵的認識都已淪為某種既定論述，連老兵也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的處境與感受時，除了沉默又能如何？作者形容，她在田野中接觸到的沉默和死寂就像巨大的黑洞，在此情形下，任何言說都變得毫無可能，我們既無從認識榮民伯伯的流亡經驗，外省人的失落處境也無法被了解。

此外，吳明季更進一步指出老兵失落話語的三重處境：第一重失落話語是老兵處在「與瘋子、白痴、腐敗垃圾為伍」的象徵性位置；第二重失落話語是老兵所遭遇的流亡經歷；第三重失落話語則是位居台灣社會偏遠鄉下的老人處境。這些失落話語又同時顯示兩層意義，第一層顯示出這些失落處境的本身，第二層則是我們的社會無從認識這些失落，而整個社會也沒有成熟進步的話語論述來再現老兵，因此讓其他論述話語（如功在黨國）充斥並掩飾了老兵的失落處境。

吳明季長期在田野中感受死寂與沉默、語言與現實、現實與記憶之間的繁複關係，並嘗試在諸般繁複交錯中，捕捉一則又一則的創傷故事。她的田野研究讓我們得以明白，原來「沉默和死寂」也有訴說故事的力量，作者是在田野工作進行一年後的某天下午頓悟，在流淚痛哭中體會「最重要的是它沒說的部分」。

流離與回「家」

不管是否曾經返鄉探親，許多榮民伯伯都必須面對人事已非的改變，也必須接受身邊沒有親人陪伴的事實。在如此時空與心境下，許多榮民伯伯選擇搬入榮民之家就養，這似乎是個合理的選擇，或也足以彰顯政府照顧榮民的德政，然而廖如芬則根據她的觀察對此提出不同意見。

廖如芬第一次進入榮民之家，看見許多榮民或坐在一旁發呆不語，或是一個人靜靜聽著收音機打發時間，此番景象和她原先的想像落差很大。尚未進入榮家前，廖如芬以為軍中同袍的患難情誼，必定能在他們之間建立深厚情感基礎，可是此預設在她踏入榮家大門後徹底崩解。榮家內的每位榮民伯伯彷彿一座座孤立的星球，在各自的軌道上轉動，彼此幾乎沒什麼交集，她對這種景況驚詫不已，進而企圖探問這種人際疏離產生的原因。究竟是榮民伯伯生性古怪、不好相處？還是和榮家內部的生活型態、管理方式有關？

廖如芬質疑，「不好相處」的說法只會讓我們忽略「榮民之家」本身的制度設計與管理問題。她進一步指出，榮民之家在空間安排與行政管理上的諸多作法，不僅帶給榮民心理戒備與不安全感，甚至還引發許多榮民伯伯之間的猜忌、紛爭乃至流血衝突。例如，一般安養堂的床位設計是一間間彼此相隔卻沒有房門。這種空間安排缺乏私人隱密性，也沒有隔音設備，因此帶來人際之間的疏離與猜忌。

到底什麼是「家」？大家或許都同意，產生「家」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私人生活領域的形成，也就是一個可以與外界區隔的私密空間。可是榮民之家的空間設計沒有考慮居民之間的安全距離與隱密性，因而產生許多人際互動上的緊張與摩擦。榮民之家這種缺乏私人隱密性的空間安排，讓「家」的味道蕩然無存，也讓榮民之「家」產生不少反諷意味。

榮民伯伯們或因為單身來台沒有親人，或因為擔心生病無人照料，只好選擇住進榮民之家。原本寄望搬進能找到一絲「家」的感覺，無奈卻連「家」的形式與感受都不能體會。一位住進榮家不久的台籍榮民就說：「這邊的榮民都是這麼想的，他們說我們在這裡並不是都很光榮！我們在這邊就是吃飯、拉屎、睡覺，最後沒辦法吃的時候，就是耗著。這邊是待命，他講的待命要死掉的！」

雖然我們為老榮民蓋了安養居所，提供無障礙空間的設計與護理服務，內部的空間設計與行政管理卻忽略居民的自我投入、情感歸屬與人際互動，反而讓榮民之「家」成為一個極大的諷刺。榮民伯伯們一生經歷不只一次離家的痛苦，遺憾的是住進榮家仍然無法找回家的感覺，榮民之「家」的管理方式和生活經驗，反而更加凸顯榮民伯伯無「家」可歸的流離人生。

老有所終？

除了選擇住進榮民之家，也有些老兵選擇進住私人安養院所。他們在私人安養中心的生活品質又是如何？戰爭和軍旅生涯對於他們的影響，會因為戰爭結束而停止嗎？張素玉試圖透過深入訪談，了解榮民伯伯的安養情況，探討戰爭和軍旅生涯對他們晚年生活的影響：包括生活品質、人際關係、身心健康等。

身為訪談對象之一的明伯伯，他的晚年生活經常在感傷與懊悔中度過。明伯伯當初因為嫂嫂不願出錢整修祖先墓地而氣憤難平，在前往市集賣東西籌錢時，不巧碰上軍隊抓他充兵，他當時三十二歲。雖然老婆曾勸明伯伯過兩天再出門，無奈他一時氣憤聽不進去。明伯伯回憶在鄉公所前見妻兒最後一面的情景，當時兒子才兩歲，連叫爸爸的發音都不準。四十餘年來，明伯伯至今一直沒有妻兒的音訊，如今即使悔不當初，也只能孤單地在安養院中渡過餘生。戰爭對他的影響未曾停歇。

另一位郝伯伯也是在無情戰亂中莫名奇妙被迫從軍，徹底改變他後半輩子的生活。郝伯伯當時年僅十六歲，在家中被幾個軍人不分青紅皂白強虜入伍。郝伯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