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姊妹：從中國到美國，雙胞胎拐賣、收養、離散的真實故事【作者印刷簽名扉頁版】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繼暢銷書《我們最幸福》、《吃佛》，獲獎記者芭芭拉．德米克最新力作
不僅提供了一扇窺見過去半個世紀裡瞬息萬變的中國的絕佳窗口，
展示中國最惡名昭彰的政策所留下的深遠影響，
同時也講述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 ——————————— ◇◆
『這本書有力地證明了，沒有人能在不讀德米克作品的情況下真正理解中國，
因為她挖掘出政府想要掩埋的故事。』──歐逸文（Evan Osnos）
極權、由上而下的壓迫仍是德米克的核心關懷，
新書中，她將從一對誕生於中國的雙胞胎命運，來探討中國的一胎化政策與跨國領養議題。
▍計畫生育政策的影響──偽造孤兒
2000年，幾分之差，芳芳和雙潔先後於湖南邵陽的鄉村家庭呱呱墜地，卻因一胎化政策，使得兩人命運丕變，芳芳輾轉被一對美國夫婦領養，兩姊妹就此分隔兩地。芳芳的養父母以為他們是在「做善事」，領養遭親生父母遺棄的中國孩子，卻不知實情是國際上領養兒童的需求激增並有利可圖，中國當地官員強行從農村帶走幼兒，把他們賣給孤兒院，孤兒院再將孩子轉賣到國外。在一胎化政策下，貧困的家庭無力面對高額罰款與政權威脅，只能被迫放棄珍愛的孩子。
▍《洛杉磯時報》的報導間接促成分離雙胞胎的重逢之路
芭芭拉．德米克曾擔任《洛杉磯時報》的北京分社社長，在中國進行了七年多的報導。她對收養問題的懷疑始於2007年搬到北京之後，當時她看到中國父母驕傲地牽著女兒的手，難以想像中國社會對生育女孩的文化偏見根深柢固。2009年，德米克在《洛杉磯時報》發表文章〈拐賣的中國嬰兒成為國際收養的供應源〉（Stolen Chinese Babies Supply Adoption Demand），附帶一篇關於芳芳和雙潔的故事。這篇文章是最早揭露中國跨國收養背後腐敗問題的報導之一，顛覆了許多西方收養家庭認為他們是在「拯救被遺棄兒童」的敘事，並提及2002年5月30日，芳芳是如何被計生官員從舅舅家強行帶走。這篇文章引起了以斯帖養母瑪莎的注意，她從中發現以斯帖的身世與文章中描述的被綁架雙胞胎驚人吻合。
如今，曾經的芳芳已改名為以斯帖，在德州當攝影師。德米克生動地描繪了那個感受到「神的呼召」而收養芳芳的基督教家庭，他們完全不知道這是一場綁架。透過德米克不懈地調查報導和尋找這些失散兒童的活動家的努力，這對失散多年的姊妹是否終能重逢？若真能相見，她們還能重拾完整的人生嗎？
德米克在書中全面審視了中國一胎化政策（1979-2015）的起源、其殘酷性及長期影響；國際收養的興起和支持它的宗教思潮；以及罕見的雙胞胎分離現象。藉由分別追溯以斯帖和雙潔在美國和中國的人生，她也進一步探討和質疑：人們對於東西文化和社會的廣大幻想（或偏見），究竟是如何被創造而影響生活於其中的微小個人？
【誠摯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矢板明夫 日本資深媒體人
李志德 《端傳媒》前任總編輯
李麗美 旅美書評人
阿 潑 文字工作者
張潔平 飛地書店創辦人
顏擇雅 作家
◆卓越……引人入勝又令人不安……芭芭拉．德米克是我們最優秀的東亞紀錄者之一。她筆下的人物刻畫豐富立體，這些往往經過多年報導的故事，帶來罕見的情感震撼。──《紐約時報》
◆這本書強而有力地印證，要真正讀懂中國，必讀芭芭拉・德米克的作品。她總能揭開當局極力掩蓋的真相，文筆充滿人文關懷又兼具文學美感，敘事如小說般引人入勝，但句句屬實，字字擲地有聲。──歐逸文（Evan Osnos），《野心時代》作者、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
◆德米克以無可挑剔的同理心書寫每一位當事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她以少數西方觀察者能達到的方式，捕捉到了中國農村社會的精髓。──《泰晤士報》
◆德米克的故事赤裸裸地揭露了中國人口控制實驗的毀滅性影響，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口失衡問題——這個國家至今仍在努力修正。書中還描繪了推動國際收養需求的社會和宗教潮流。這兩個要素在書中匯聚成一場完美風暴。──《彭博社》
◆卓越之作……芭芭拉．德米克動人地追溯了這段中國海外收養的歷史及其在太平洋兩岸產生的漣漪效應。 ──《華爾街日報》
◆德米克以優雅而富有同理心的散文講述了這個如噩夢般的故事。這是一部力作。──《出版者週刊》
◆在這部駭人的揭露作品中，《洛杉磯時報》資深中國特派員兼調查記者德米克……以驚人的細節層次、細膩入微、同理心和優雅，講述了這些脆弱家庭的故事。──《書單》
◆本書以熱情的筆觸與縝密的細節精彩呈現，讀來宛如步調緊湊的偵探小說，只不過受害者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以及無數無辜的女童。──方鳳美（Mei Fong），《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One Child）作者、普立茲國際報導獎得主
◆歷經十餘年深入中國偏鄉與德州小鎮的採訪，芭芭拉・德米克寫下這部時而令人心碎、時而溫馨感人的故事。這本書讓我看到欲罷不能，看完後又一直念念不忘，不斷與朋友分享討論。──鄺麗莎（Lisa See），《譚夫人的女人圈》（Lady Tan’s Circle of Women）作者、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
◆資深駐外記者德米克以洞察力和敏感度講述這個故事……德米克的深度訪談和生動筆觸，將以斯帖、雙潔及其親屬既描繪為不同文化的象徵，也呈現為複雜的個體……這是一個關於堅韌和情感成長的動人故事。──BookPage星級評論
◆芭芭拉・德米克精準地捕捉其筆下人物的心思與情感，讓人有時忘了自己是在讀紀實作品。她把社會中看似平凡的悲歡離合，化為電影般震撼人心的磅礴故事。在她的筆下，每個人的故事都得到應有的關注——那些生命中的美好、尊嚴與奇妙，透過她的文字躍然紙上。──馮哲芸（Zhuqing Li），《唯有紅花綻放》（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作者、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前駐華記者
◆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詳實地記錄了中國計畫生育政策所造成的痛苦影響。這部充滿同理心、感人至深又發人深省的敘事作品，帶領讀者了解國際收養背後的複雜困境。──李竹青（Zhuqing Li），《花香園的女兒們》（Daughters of the Flower Fragrant Garden）作者、布朗大學東亞研究教授
◆這本震撼人心的非凡作品，為那些被遺忘的人發聲。這個雙胞胎被迫分離的故事，不只談兩個女孩相隔重洋仍血脈相連的牽絆，更是成千上萬個家庭因政策、貪婪與謊言而支離破碎的縮影。──欣然（Xinran），《無名中國母親的來信》（Message from an unknown Chinese Mother）作者
◆這是一個令人揪心卻又難以釋卷的真實故事，講述一個中國家庭在「一胎化政策」的高壓下，被迫放棄「非法超生」的骨肉，而這個孩子最終輾轉由美國父母收養的故事。──夏偉（Orville Schell），《富強之路》共同作者、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紐約）主任
◆這是一個關於心碎、羞恥、分離和無法彌補傷害的故事——但最重要的是，關於愛的故事。──布蘭尼根（Tania Branigan），《紅色記憶》（Red Memory）作者、《衛報》駐北京記者
不僅提供了一扇窺見過去半個世紀裡瞬息萬變的中國的絕佳窗口，
展示中國最惡名昭彰的政策所留下的深遠影響，
同時也講述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
◆◇ ——————————— ◇◆
『這本書有力地證明了，沒有人能在不讀德米克作品的情況下真正理解中國，
因為她挖掘出政府想要掩埋的故事。』──歐逸文（Evan Osnos）
極權、由上而下的壓迫仍是德米克的核心關懷，
新書中，她將從一對誕生於中國的雙胞胎命運，來探討中國的一胎化政策與跨國領養議題。
▍計畫生育政策的影響──偽造孤兒
2000年，幾分之差，芳芳和雙潔先後於湖南邵陽的鄉村家庭呱呱墜地，卻因一胎化政策，使得兩人命運丕變，芳芳輾轉被一對美國夫婦領養，兩姊妹就此分隔兩地。芳芳的養父母以為他們是在「做善事」，領養遭親生父母遺棄的中國孩子，卻不知實情是國際上領養兒童的需求激增並有利可圖，中國當地官員強行從農村帶走幼兒，把他們賣給孤兒院，孤兒院再將孩子轉賣到國外。在一胎化政策下，貧困的家庭無力面對高額罰款與政權威脅，只能被迫放棄珍愛的孩子。
▍《洛杉磯時報》的報導間接促成分離雙胞胎的重逢之路
芭芭拉．德米克曾擔任《洛杉磯時報》的北京分社社長，在中國進行了七年多的報導。她對收養問題的懷疑始於2007年搬到北京之後，當時她看到中國父母驕傲地牽著女兒的手，難以想像中國社會對生育女孩的文化偏見根深柢固。2009年，德米克在《洛杉磯時報》發表文章〈拐賣的中國嬰兒成為國際收養的供應源〉（Stolen Chinese Babies Supply Adoption Demand），附帶一篇關於芳芳和雙潔的故事。這篇文章是最早揭露中國跨國收養背後腐敗問題的報導之一，顛覆了許多西方收養家庭認為他們是在「拯救被遺棄兒童」的敘事，並提及2002年5月30日，芳芳是如何被計生官員從舅舅家強行帶走。這篇文章引起了以斯帖養母瑪莎的注意，她從中發現以斯帖的身世與文章中描述的被綁架雙胞胎驚人吻合。
如今，曾經的芳芳已改名為以斯帖，在德州當攝影師。德米克生動地描繪了那個感受到「神的呼召」而收養芳芳的基督教家庭，他們完全不知道這是一場綁架。透過德米克不懈地調查報導和尋找這些失散兒童的活動家的努力，這對失散多年的姊妹是否終能重逢？若真能相見，她們還能重拾完整的人生嗎？
德米克在書中全面審視了中國一胎化政策（1979-2015）的起源、其殘酷性及長期影響；國際收養的興起和支持它的宗教思潮；以及罕見的雙胞胎分離現象。藉由分別追溯以斯帖和雙潔在美國和中國的人生，她也進一步探討和質疑：人們對於東西文化和社會的廣大幻想（或偏見），究竟是如何被創造而影響生活於其中的微小個人？
【誠摯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矢板明夫 日本資深媒體人
李志德 《端傳媒》前任總編輯
李麗美 旅美書評人
阿 潑 文字工作者
張潔平 飛地書店創辦人
顏擇雅 作家
◆卓越……引人入勝又令人不安……芭芭拉．德米克是我們最優秀的東亞紀錄者之一。她筆下的人物刻畫豐富立體，這些往往經過多年報導的故事，帶來罕見的情感震撼。──《紐約時報》
◆這本書強而有力地印證，要真正讀懂中國，必讀芭芭拉・德米克的作品。她總能揭開當局極力掩蓋的真相，文筆充滿人文關懷又兼具文學美感，敘事如小說般引人入勝，但句句屬實，字字擲地有聲。──歐逸文（Evan Osnos），《野心時代》作者、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
◆德米克以無可挑剔的同理心書寫每一位當事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她以少數西方觀察者能達到的方式，捕捉到了中國農村社會的精髓。──《泰晤士報》
◆德米克的故事赤裸裸地揭露了中國人口控制實驗的毀滅性影響，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口失衡問題——這個國家至今仍在努力修正。書中還描繪了推動國際收養需求的社會和宗教潮流。這兩個要素在書中匯聚成一場完美風暴。──《彭博社》
◆卓越之作……芭芭拉．德米克動人地追溯了這段中國海外收養的歷史及其在太平洋兩岸產生的漣漪效應。 ──《華爾街日報》
◆德米克以優雅而富有同理心的散文講述了這個如噩夢般的故事。這是一部力作。──《出版者週刊》
◆在這部駭人的揭露作品中，《洛杉磯時報》資深中國特派員兼調查記者德米克……以驚人的細節層次、細膩入微、同理心和優雅，講述了這些脆弱家庭的故事。──《書單》
◆本書以熱情的筆觸與縝密的細節精彩呈現，讀來宛如步調緊湊的偵探小說，只不過受害者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以及無數無辜的女童。──方鳳美（Mei Fong），《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One Child）作者、普立茲國際報導獎得主
◆歷經十餘年深入中國偏鄉與德州小鎮的採訪，芭芭拉・德米克寫下這部時而令人心碎、時而溫馨感人的故事。這本書讓我看到欲罷不能，看完後又一直念念不忘，不斷與朋友分享討論。──鄺麗莎（Lisa See），《譚夫人的女人圈》（Lady Tan’s Circle of Women）作者、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
◆資深駐外記者德米克以洞察力和敏感度講述這個故事……德米克的深度訪談和生動筆觸，將以斯帖、雙潔及其親屬既描繪為不同文化的象徵，也呈現為複雜的個體……這是一個關於堅韌和情感成長的動人故事。──BookPage星級評論
◆芭芭拉・德米克精準地捕捉其筆下人物的心思與情感，讓人有時忘了自己是在讀紀實作品。她把社會中看似平凡的悲歡離合，化為電影般震撼人心的磅礴故事。在她的筆下，每個人的故事都得到應有的關注——那些生命中的美好、尊嚴與奇妙，透過她的文字躍然紙上。──馮哲芸（Zhuqing Li），《唯有紅花綻放》（Let Only Red Flowers Bloom）作者、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前駐華記者
◆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詳實地記錄了中國計畫生育政策所造成的痛苦影響。這部充滿同理心、感人至深又發人深省的敘事作品，帶領讀者了解國際收養背後的複雜困境。──李竹青（Zhuqing Li），《花香園的女兒們》（Daughters of the Flower Fragrant Garden）作者、布朗大學東亞研究教授
◆這本震撼人心的非凡作品，為那些被遺忘的人發聲。這個雙胞胎被迫分離的故事，不只談兩個女孩相隔重洋仍血脈相連的牽絆，更是成千上萬個家庭因政策、貪婪與謊言而支離破碎的縮影。──欣然（Xinran），《無名中國母親的來信》（Message from an unknown Chinese Mother）作者
◆這是一個令人揪心卻又難以釋卷的真實故事，講述一個中國家庭在「一胎化政策」的高壓下，被迫放棄「非法超生」的骨肉，而這個孩子最終輾轉由美國父母收養的故事。──夏偉（Orville Schell），《富強之路》共同作者、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紐約）主任
◆這是一個關於心碎、羞恥、分離和無法彌補傷害的故事——但最重要的是，關於愛的故事。──布蘭尼根（Tania Branigan），《紅色記憶》（Red Memory）作者、《衛報》駐北京記者
目錄
作者序
第一部 高鳳村
第一章 生於竹林
第二章 現世報
第三章 規避
第四章 奪嬰者
第五章 血書請願
第六章 醜聞
第七章 偽造孤兒
第二部 北京
第八章 我的報導
第九章 湖南省
第十章 大頭照
第十一章 人口雪崩
第三部 德州
第十二章 瑪莎的故事
第十三章 收養全世界
第十四章 以斯帖的故事
第十五章 牽線人
第十六章 網上重逢
第十七章 美國女兒
第十八章 德州
第十九章 前往中國
第四部 高鳳村
第二十章 返鄉
第二十一章 家庭成員
第二十二章 鴿舍
第二十三章 邵陽
第二十四章 離開村子
第二十五章 雙胞胎對話
第五部
第二十六章 羅塞塔石碑
第二十七章 往後退
第二十八章 尋尋覓覓
謝辭
注釋
照片來源
第一部 高鳳村
第一章 生於竹林
第二章 現世報
第三章 規避
第四章 奪嬰者
第五章 血書請願
第六章 醜聞
第七章 偽造孤兒
第二部 北京
第八章 我的報導
第九章 湖南省
第十章 大頭照
第十一章 人口雪崩
第三部 德州
第十二章 瑪莎的故事
第十三章 收養全世界
第十四章 以斯帖的故事
第十五章 牽線人
第十六章 網上重逢
第十七章 美國女兒
第十八章 德州
第十九章 前往中國
第四部 高鳳村
第二十章 返鄉
第二十一章 家庭成員
第二十二章 鴿舍
第二十三章 邵陽
第二十四章 離開村子
第二十五章 雙胞胎對話
第五部
第二十六章 羅塞塔石碑
第二十七章 往後退
第二十八章 尋尋覓覓
謝辭
注釋
照片來源
序／導讀
序──紐約
二○一七年一月，某個寒冷的午後，我正慵懶地蜷縮在紐約公寓兼居家辦公室的沙發上，強忍著睡意，臉書突然跳出一則陌生人傳來的訊息：
德米克女士，很久以前你曾聯繫我，不知現在你還有興趣聊聊嗎？如果有的話，我和家人都非常樂意。
當時我實在提不起勁。身為《洛杉磯時報》駐紐約的記者，我和許多同行一樣，為了報導川普當選和就職後的連串風波，已經連續好幾個月沒有休息了。此刻我正癱在沙發上，電視裡不斷傳來的負面新聞更讓我心情鬱悶。我草草回訊，大意是說，我既不認識他，也不明白他的來意，沒想到對方竟然立刻回覆了。
多年前，我母親收養了一個中國女孩……她在中國似乎還有個雙胞胎姊妹。
我兀然坐直了身子。在調來紐約之前，我曾擔任《洛杉磯時報》駐中國的記者長達七年。雖然常駐北京，但我也常深入鄉村，記錄現代中國那些被遺忘的角落。報導這個小女孩的經歷，始終是我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採訪。這段經歷帶我走進了外國人鮮少涉足的角落，那裡的隱密不只是地理上的偏遠，也是心理上的幽微。我不僅深入了偏僻的山村，更窺見了中國家庭最私密的情感世界。我當然不會忘記這一切。
這本書記錄的，就是這個故事在我眼前緩緩展開的過程。謹以此書獻給全球十六萬名被收養的中國兒童，希望能以棉薄之力，幫他們了解自己從何而來，又是如何成為現今的模樣。
二○一七年一月，某個寒冷的午後，我正慵懶地蜷縮在紐約公寓兼居家辦公室的沙發上，強忍著睡意，臉書突然跳出一則陌生人傳來的訊息：
德米克女士，很久以前你曾聯繫我，不知現在你還有興趣聊聊嗎？如果有的話，我和家人都非常樂意。
當時我實在提不起勁。身為《洛杉磯時報》駐紐約的記者，我和許多同行一樣，為了報導川普當選和就職後的連串風波，已經連續好幾個月沒有休息了。此刻我正癱在沙發上，電視裡不斷傳來的負面新聞更讓我心情鬱悶。我草草回訊，大意是說，我既不認識他，也不明白他的來意，沒想到對方竟然立刻回覆了。
多年前，我母親收養了一個中國女孩……她在中國似乎還有個雙胞胎姊妹。
我兀然坐直了身子。在調來紐約之前，我曾擔任《洛杉磯時報》駐中國的記者長達七年。雖然常駐北京，但我也常深入鄉村，記錄現代中國那些被遺忘的角落。報導這個小女孩的經歷，始終是我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採訪。這段經歷帶我走進了外國人鮮少涉足的角落，那裡的隱密不只是地理上的偏遠，也是心理上的幽微。我不僅深入了偏僻的山村，更窺見了中國家庭最私密的情感世界。我當然不會忘記這一切。
這本書記錄的，就是這個故事在我眼前緩緩展開的過程。謹以此書獻給全球十六萬名被收養的中國兒童，希望能以棉薄之力，幫他們了解自己從何而來，又是如何成為現今的模樣。
試閱
我這一代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都深信人生有無限可能。我們全心全意地投入事業、創作、旅行和各種冒險，直到過了最佳生育年齡才開始考慮生兒育女。三十多歲時，我身邊已有許多人收養中國女嬰，包括朋友、老同學、同事，還有一位表親。對我的社交圈來說，中國是個充滿吸引力的地方。他們像我一樣，都曾旅居海外或在國外工作，有些人也是駐外記者。他們見多識廣，懷抱理想，對異國文化充滿了好奇。而給一個可能遭到遺棄的女嬰一個家，這樣的念頭深深打動了她們的心。
二○○二年，我在南韓首爾擔任《洛杉磯時報》的駐外記者時，摯友從中國收養了一名女嬰。我想親自陪伴這對夫妻迎接這個重要的時刻。於是，我收拾了兩歲兒子的嬰兒衣物，飛往中國南方的廣州。
這座位於珠江北岸的城市，當年是許多美國家庭辦理中國收養手續的地方，因為當地的美國領事館負責為這些嬰兒核發簽證。當地最熱門的收養家庭下榻處，是三十七層的白天鵝賓館，坐落在綠意盎然的沙面島上。這片昔日的殖民租界，曾在十九世紀鴉片戰爭時期割讓給英法兩國。如今，這裡再度擠滿了外國面孔。飯店的走廊鋪著色彩繽紛的軟墊以便孩子在上面玩耍，房間裡還特地擺放了嬰兒床。入住的家庭還會在房內發現一份特別的禮物：金髮芭比娃娃懷抱著黑髮的亞洲嬰兒。這些娃娃是美泰兒公司捐贈的，由此可見收養中國嬰兒的盛況。雖然有人戲稱它為「白人救世主芭比」，但在白天鵝賓館裡，這種嘲諷的態度並不多見。這裡的賓客大多是剛收養孩子的父母、朋友或家人，他們全都沉浸在溫馨的喜悅中。賓館中庭迴盪著這些未來美國小公民的啼哭聲，有雜誌甚至將白天鵝賓館譽為「全球最幸福的飯店」。
飯店的大廳裡，我的朋友和先生坐在人造瀑布旁，臉上洋溢著新手父母的喜悅。他們剛收養的十四個月大女嬰坐在養母的腿上，笑得無比燦爛，彷彿登上王座一般得意。那聰慧的笑容好像早已明白，她遇到了會永遠疼愛她的家人。第二天，數十個收養家庭和親友齊聚於美國領事館，隨後在街上舉行了集體簽證授予儀式。當領事宣布「歡迎來到美國」時，我們歡呼雀躍，熱淚盈眶。在場沒有人能忍住淚水，無論是父母、親友，還是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所有人都深受打動。那一刻的情感震撼，與我當初生下兒子時的感動如出一轍。
當時，收養圈裡普遍流傳著一個說法：這些女嬰都是父母自願拋棄的，而收養則是把她們從孤兒院或更糟的處境中拯救出來。那時的我，從未質疑過這個聽起來理所當然的說法。
二○○七年我調任北京擔任報社的中國特派員後，開始對這種說法產生了懷疑。我的住處和辦公室都位在一個由中國外交部的下屬單位所管理的園區內，裡面住著許多外交官和外媒記者。附近那個小巧精緻的日壇公園裡，有兒童遊樂設施，還有幾池錦鯉。週末常看到中國父母牽著女兒的手，在陽光下散步與玩樂的溫馨場景。那場景讓人難以相信，中國人真如外國人想像的那樣重男輕女。走出園區，隨處可見收廢品的三輪車穿梭於使館區，專門回收外籍人士丟棄的高價垃圾。這裡盛行著「物盡其用」的文化，連我以為絕對沒人要的東西也有人撿走。例如，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寫的前南斯拉夫雜誌（這種語言在一九九○年代兩國分裂後就不復存在了，當時我做過相關報導）；幾乎跟洗碗機一樣大的老舊電腦螢幕。我心想，如果連這些東西都有人要，那麼一個健康的嬰兒，怎麼可能說丟就丟呢？更何況還分文不取？隨著愈來愈多的貪污案浮上台面，再加上前一年媒體大幅報導了段家販嬰案的審判，我的疑慮又更深了。
這段時期的中國比較開放，無論與過去數十年或後來相比都是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中共對美國有敵意，只有極少數如《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愛德加．史諾那樣的美國記者能接觸到領導高層，其他的媒體只能在香港捕風捉影。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後，新聞機構開始在北京設立分社，但記者未經批准，不得離開首都採訪，而且通常需要提前十天申請許可。我派駐北京時，情況已開始改變。當時北京正在籌辦二○○八年的夏季奧運，官方把這場盛會視為登台亮相的機會，象徵著一個更開放、更進步、更包容的中國。當初中國為了申辦奧運，承諾改善人權紀錄，以及給予外國媒體在中國各地更多的行動自由。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大規模擴建，再加上機場快線的開通，讓人走訪這個遼闊的國度變得出奇的容易。當時我們對此渾然不覺，直到這扇機會之窗關上了以後才明白，那段時光對記者來說是多麼珍貴的黃金年代。英國記者艾禮凱後來如此形容那個時期：「身為異鄉客，我們暢飲著中國在發展巔峰時所噴湧出來的資訊洪流。這頭變幻莫測的巨獸正全速奔馳，我們就像附著在牠背上的跳蚤，被帶著一路向前衝。」
那時不僅有行動自由，資訊流通也比較開放。到了二○○七年，多數的中國成人都有手機。iPhone很快就成為中國精英階層的必備工具，而華為等中國廠商推出的競爭產品，價格親民，連農民工和鄉村居民也負擔得起。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成了推動平等的力量。過去，中國的識字力僅限於有時間受教育的精英階層，如今連對複雜的中文字一知半解的人（包括我這樣的外國人），也能用拼音輸入或發送語音訊息。對許多人來說，這甚至是他們人生的第一支電話，因為鄉村地區的固網原本就寥寥無幾。中國人開始瘋狂傳訊。全國最偏遠的村莊所發生的事情，很快就能傳遍全國，導致政府愈來愈難封鎖消息。二○○九年，中國第一個大型社群平台微博正式上線，很快就成為民眾抱怨地方貪腐的首選管道，不再需要依賴老舊又沒效率的上訪制度。雖然敏感貼文常遭到審查刪除，但往往還來不及刪除，就已被記者先行截圖轉傳。
那時我們整天泡在社群媒體上，在記者過去難以觸及的地方挖掘新聞線索。我深入中國內地，記錄那些貧困弱勢群體遭受的苦難。例如，採訪因政府推動不必要的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的受害者，走訪智能障礙兒童被拐賣去當奴工的家庭。我曾深入青藏高原，也去過以穆斯林為主的遙遠新疆。在鄉村，中國老百姓常把外國記者當成他們的救星，因為我們不受新聞審查的限制（政府或許能監控我們的行蹤，但無法攔截我們發出的報導）。下鄉採訪時，我們常遇到意想不到的熱情款待。有次在河南調查鉛中毒事件時，我本想和中國助手低調行事，沒想到村民竟然在主要街道拉起大布條，上面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不出所料，我們全程都被無標識的車輛跟蹤。一位計程車司機特別感激我們來報導此事，不但幫我們甩掉跟蹤者，最後還堅持不肯收車錢。
從到廣州探望朋友和他們新收養的女兒開始，我就對這些女嬰的身世充滿了好奇。每當我到鄉村採訪，走在街上看到當地的婦女時，總忍不住猜想：她會不會是我朋友女兒的生母？或是其他我認識的收養孩子的母親？這個題材我一直想寫，而現在正是最好的時機。二○○六年，我的朋友彼得．古德曼曾為《華盛頓郵報》寫過一篇關於兒童拐賣的報導。當時他的編輯不太支持他繼續深入追查，所以他建議我接手調查，尤其是政府官員可能涉及的環節。古德曼還幫我聯繫了住在猶他州普羅沃的收養父親布萊恩．史泰，至今他仍是研究中國收養制度弊端的專家。後續我們來來回回發了很多電郵、打了多次電話，我逐漸了解他為何會對中國的收養制度產生如此深刻的質疑。
史泰在摩門教會長大，三十多歲時，他試圖調和兩種看似矛盾的信念：遵循教會多子多孫的教誨，又要堅持自己激進的環保理念。他深信，零人口成長是避免地球過度遭到人為破壞的關鍵。與其再多生一個消耗資源的孩子，他認為收養才是更有道德的選擇。為此，他非常支持中國的一胎化政策。一九九八年，他和妻子從中國收養了第一個女兒，隨後又申請收養第二個。雖然這段婚姻後來破裂了（主因是他決定退出摩門教），但二○○二年他仍以單親爸爸的身分再次收養一個中國女嬰。二○○四年，他與中國女性龍蘭再婚，不久後兩人又收養了第三個中國女兒。
史泰沉浸在身為人父的喜悅中，不禁好奇：自己何德何能，竟有幸成為這些乖巧女孩的父親？雖然他已不再信奉摩門教，但從小在教會培養的家譜研究能力，讓他對家族史格外熱衷。摩門教相信，信徒死後會與祖先團聚，因此在家譜研究領域一直處於領先地位。該教會擁有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家譜檔案館。他們以縮微膠片和縮微膠卷的形式，保存了三十億頁的資料，儲存在恆溫控制、足以抵抗核爆的花崗岩山紀錄庫中。教會還創辦了非營利機構FamilySearch ；摩門教徒也創立了最大的族譜非營利機構Ancestry.com，總部設在史泰的家鄉猶他州李海市。
史泰對家族血統並不在意，但他很想了解女兒的親生家庭。他仔細研讀了大女兒梅琪娜的收養文件，看到上面記載著兩位在廣東省南部的路邊發現她的婦女姓名。二○○○年他前往中國時，請孤兒院安排他與其中一位見面。那位婦女告訴他，當時她和朋友聽到紙箱裡傳出微弱的哭聲，打開一看，發現裡面是個嬰兒，旁邊放著空奶瓶和幾張皺巴巴的鈔票。聽這位婦女如此詳盡地描述發現棄嬰的細節，他很感動。
後來，龍蘭回去做了進一步的調查。她是廣州的本地人，曾在白天鵝賓館正對面開一家紀念品店。當初史泰就是在她的店裡買畫時認識她的。龍蘭比先生更清楚當地的運作方式和人情世故，她找到了收養文件上登記的另一位發現者，最終問出了真相：她們根本與這個嬰兒毫無瓜葛。當初是為了幫助孤兒院，才同意在文件上掛名，後來又被要求重複最初的謊言，以安撫一位來頭不小的收養家長。
史泰後來在他的部落格寫下這段經歷：許多孤兒院的院長其實都面帶微笑地對你說謊，暗地裡想盡辦法阻止你了解孩子的真實身世和過去。他們會用孤兒院的車，載你到所謂的「發現地點」，指著某處說，孩子就是在這裡發現的，甚至找來當初發現孩子的人，描述當時籃子裡放著奶粉和衣物的情景。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你相信他們編造的故事。也許真的有那麼一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那全是謊言。
二○○五年，史泰創立了Research-China.org，開始寫部落格分享收養的資訊，以幫助其他同樣好奇的收養家庭。他告訴我：「多數家庭對收養時拿到的資料感到滿意，他們收好文件後就不再探究。但仍有不少人想知道更多，我們可以提供協助。」史泰後來變成許多收養家庭查找孤兒院資料、追溯孩子身世的重要資訊來源，也為我這樣的記者提供了寶貴的資訊。在二○一九年獲獎的紀錄片《獨生之國》中，他也扮演了關鍵角色。
他的妻子龍蘭同樣是個鍥而不捨的調查者。夫妻倆首次合作的任務，是跑遍報社的檔案室，收購刊載孤兒院法定尋親公告的過期報紙。有時他們甚至得從廢品回收商的手中買回舊報紙。當年，這些尋親啟事在收養過程中並不會主動提供給養父母，但裡面往往刊登了孩子最早的嬰兒照。史泰夫婦後來把這些珍貴的照片轉賣給收養家庭。
起初，史泰夫婦以為這些尋親公告能提供孩子的身世線索，但很快就發現事情沒那麼單純。他們把三萬則公告資訊輸入試算表後，發現太多巧合。同一天、同一地點發現的棄嬰實在多到不合理。這些孤兒院根本是敷衍了事，在文件上一再使用相同的發現地點和「發現者」來充數。
「怎麼可能在輪胎行門口發現十個嬰兒呢？只要你開始分析資料，就會發現那些都是瞎掰的。」我們第一次通電話時，史泰這樣告訴我。
我們第一次通話是在二○○九年，當時史泰主要關注的是像段家那類的販嬰案件。但後來他開始對湖南省計生幹部強行沒收嬰兒的案件感到好奇。販嬰已經夠可怕了，但政府親手把孩子從父母的懷裡奪走，簡直是極端濫用公權力。目前為止，只有湖南省爆出的十三個案例得到證實，但他相信，這種事情絕不只那幾件。史泰告訴我：「政府企圖把邵陽事件描繪成個案，但我敢肯定，類似的事件絕對不止這一樁。」他鼓勵我深入調查，把其他的案件也挖出來。
我辦公室的一位中國研究員曾在社群媒體上看到一則消息，提到貴州也發生過計生幹部強行沒收嬰兒的情況。貴州是個內陸省分，就在湖南的西邊，貧窮多山，石灰岩地貌的奇峰峻嶺導致交通寸步難行。當地有很多少數民族，例如與柬埔寨赫蒙族同源的苗族。和其他的貧困地區一樣，這裡也是送養嬰兒的主要來源地。二○○九年夏天，我和兩位中國同事輾轉搭乘飛機與火車，來到風光旖旎、依山傍水的鎮遠。正因地處偏遠，這裡才得以避開遊客如織的喧囂。傍晚時分，我們漫步走過古老的石橋，沿著河岸徐徐前行。河邊屋舍的陽台上掛著紅燈籠，天鵝悠然地游過燈籠印在水面的倒影。翌日天明，陽光照亮了這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貧瘠面貌。我們攔了一輛計程車，車子駛離城區不過數分鐘，柏油路就沒了，只能沿著布滿車轍的土路往山上開。沿途顛簸，有些路段我們甚至得下車幫忙推車，才能勉強通過土丘和溝壑。遇到淺溪時，那位同樣希望事件曝光的司機主動下車，搬來石塊，在水面上排出一條剛好寬到能讓輪胎通過的臨時橋面，讓車子可以順利過河。車子在顛簸中行駛了近兩小時後，無法再繼續前進。我們只好下車，徒步穿越碎石遍布的山徑，前往我們的目的地：田溪村。那裡其實只有十幾間沿著山坡搭建的木造高腳屋，看起來搖搖欲墜，彷彿火柴棒搭成的。
儘管田溪村地處偏遠，也或許正因為偏遠，反而成了計生幹部鎖定的對象。他們沿著我們剛剛走過的同一條山徑跋涉而上，來搜查沒有戶口的嬰兒。村裡幾乎每戶人家都有孩子被強行帶走。我們最先拜訪的楊家，在二○○四年失去了六個月大的女兒，那是個意外懷上的孩子。母親楊水英告訴我們，丈夫在她發現懷孕的前幾天才剛做了結紮手術。夫妻倆原本就有四個孩子，三女一男。但孩子出生後，他們依然疼惜這個意外得來的小女兒，打算和哥哥姊姊一起把她拉拔長大。孩子們也都對這個新來的小妹妹疼愛有加。
楊水英對我說：「我們不會丟掉自己的孩子。生下來了，就會想把她養大。」計生幹部來村裡好幾次，每次都看見她背著嬰兒在田裡幹活。這些人極有耐心，像獵人般一直盯著，等待下手的時機。直到某天，他們趁她先生去鎮上工作、孩子都上學時，突然找上門來。計生幹部趾高氣揚地告訴她，法律規定他們有權帶走超生的孩子，而且不容許她提出異議。她坦承：「我不識字，根本不懂這些。」當丈夫陸顯德回到家，得知消息後，情緒崩潰，整個人失控，還拿刀子想自殺。至今他的脖子和胸膛上仍布滿了一道道明顯的疤痕。
這家人可能是我駐中國七年間見過最貧困的一戶。他們的木屋已經風化成洗衣板一樣的灰色，室內光禿禿的牆壁也一樣發灰。電力只夠供應一個懸在天花板電線上的光禿燈泡和一個電爐。他們家裡連一頭牲畜也沒有，只有一隻鴨子，卻執意要宰了那隻鴨子來招待我。陸顯德拿刀割了鴨子的喉嚨——或許就是當年他拿來自殘的那把刀——然後倒提著斷氣的鴨子來跟我說話。我的筆記本至今還留著當時濺上的血漬。當我們圍著矮桌吃午飯時，我幾乎難以下嚥，因為心裡明白，這戶人家平日根本吃不到肉。
二○○二年，我在南韓首爾擔任《洛杉磯時報》的駐外記者時，摯友從中國收養了一名女嬰。我想親自陪伴這對夫妻迎接這個重要的時刻。於是，我收拾了兩歲兒子的嬰兒衣物，飛往中國南方的廣州。
這座位於珠江北岸的城市，當年是許多美國家庭辦理中國收養手續的地方，因為當地的美國領事館負責為這些嬰兒核發簽證。當地最熱門的收養家庭下榻處，是三十七層的白天鵝賓館，坐落在綠意盎然的沙面島上。這片昔日的殖民租界，曾在十九世紀鴉片戰爭時期割讓給英法兩國。如今，這裡再度擠滿了外國面孔。飯店的走廊鋪著色彩繽紛的軟墊以便孩子在上面玩耍，房間裡還特地擺放了嬰兒床。入住的家庭還會在房內發現一份特別的禮物：金髮芭比娃娃懷抱著黑髮的亞洲嬰兒。這些娃娃是美泰兒公司捐贈的，由此可見收養中國嬰兒的盛況。雖然有人戲稱它為「白人救世主芭比」，但在白天鵝賓館裡，這種嘲諷的態度並不多見。這裡的賓客大多是剛收養孩子的父母、朋友或家人，他們全都沉浸在溫馨的喜悅中。賓館中庭迴盪著這些未來美國小公民的啼哭聲，有雜誌甚至將白天鵝賓館譽為「全球最幸福的飯店」。
飯店的大廳裡，我的朋友和先生坐在人造瀑布旁，臉上洋溢著新手父母的喜悅。他們剛收養的十四個月大女嬰坐在養母的腿上，笑得無比燦爛，彷彿登上王座一般得意。那聰慧的笑容好像早已明白，她遇到了會永遠疼愛她的家人。第二天，數十個收養家庭和親友齊聚於美國領事館，隨後在街上舉行了集體簽證授予儀式。當領事宣布「歡迎來到美國」時，我們歡呼雀躍，熱淚盈眶。在場沒有人能忍住淚水，無論是父母、親友，還是領事館的工作人員，所有人都深受打動。那一刻的情感震撼，與我當初生下兒子時的感動如出一轍。
當時，收養圈裡普遍流傳著一個說法：這些女嬰都是父母自願拋棄的，而收養則是把她們從孤兒院或更糟的處境中拯救出來。那時的我，從未質疑過這個聽起來理所當然的說法。
二○○七年我調任北京擔任報社的中國特派員後，開始對這種說法產生了懷疑。我的住處和辦公室都位在一個由中國外交部的下屬單位所管理的園區內，裡面住著許多外交官和外媒記者。附近那個小巧精緻的日壇公園裡，有兒童遊樂設施，還有幾池錦鯉。週末常看到中國父母牽著女兒的手，在陽光下散步與玩樂的溫馨場景。那場景讓人難以相信，中國人真如外國人想像的那樣重男輕女。走出園區，隨處可見收廢品的三輪車穿梭於使館區，專門回收外籍人士丟棄的高價垃圾。這裡盛行著「物盡其用」的文化，連我以為絕對沒人要的東西也有人撿走。例如，用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寫的前南斯拉夫雜誌（這種語言在一九九○年代兩國分裂後就不復存在了，當時我做過相關報導）；幾乎跟洗碗機一樣大的老舊電腦螢幕。我心想，如果連這些東西都有人要，那麼一個健康的嬰兒，怎麼可能說丟就丟呢？更何況還分文不取？隨著愈來愈多的貪污案浮上台面，再加上前一年媒體大幅報導了段家販嬰案的審判，我的疑慮又更深了。
這段時期的中國比較開放，無論與過去數十年或後來相比都是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中共對美國有敵意，只有極少數如《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愛德加．史諾那樣的美國記者能接觸到領導高層，其他的媒體只能在香港捕風捉影。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後，新聞機構開始在北京設立分社，但記者未經批准，不得離開首都採訪，而且通常需要提前十天申請許可。我派駐北京時，情況已開始改變。當時北京正在籌辦二○○八年的夏季奧運，官方把這場盛會視為登台亮相的機會，象徵著一個更開放、更進步、更包容的中國。當初中國為了申辦奧運，承諾改善人權紀錄，以及給予外國媒體在中國各地更多的行動自由。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大規模擴建，再加上機場快線的開通，讓人走訪這個遼闊的國度變得出奇的容易。當時我們對此渾然不覺，直到這扇機會之窗關上了以後才明白，那段時光對記者來說是多麼珍貴的黃金年代。英國記者艾禮凱後來如此形容那個時期：「身為異鄉客，我們暢飲著中國在發展巔峰時所噴湧出來的資訊洪流。這頭變幻莫測的巨獸正全速奔馳，我們就像附著在牠背上的跳蚤，被帶著一路向前衝。」
那時不僅有行動自由，資訊流通也比較開放。到了二○○七年，多數的中國成人都有手機。iPhone很快就成為中國精英階層的必備工具，而華為等中國廠商推出的競爭產品，價格親民，連農民工和鄉村居民也負擔得起。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成了推動平等的力量。過去，中國的識字力僅限於有時間受教育的精英階層，如今連對複雜的中文字一知半解的人（包括我這樣的外國人），也能用拼音輸入或發送語音訊息。對許多人來說，這甚至是他們人生的第一支電話，因為鄉村地區的固網原本就寥寥無幾。中國人開始瘋狂傳訊。全國最偏遠的村莊所發生的事情，很快就能傳遍全國，導致政府愈來愈難封鎖消息。二○○九年，中國第一個大型社群平台微博正式上線，很快就成為民眾抱怨地方貪腐的首選管道，不再需要依賴老舊又沒效率的上訪制度。雖然敏感貼文常遭到審查刪除，但往往還來不及刪除，就已被記者先行截圖轉傳。
那時我們整天泡在社群媒體上，在記者過去難以觸及的地方挖掘新聞線索。我深入中國內地，記錄那些貧困弱勢群體遭受的苦難。例如，採訪因政府推動不必要的輸血而感染愛滋病的受害者，走訪智能障礙兒童被拐賣去當奴工的家庭。我曾深入青藏高原，也去過以穆斯林為主的遙遠新疆。在鄉村，中國老百姓常把外國記者當成他們的救星，因為我們不受新聞審查的限制（政府或許能監控我們的行蹤，但無法攔截我們發出的報導）。下鄉採訪時，我們常遇到意想不到的熱情款待。有次在河南調查鉛中毒事件時，我本想和中國助手低調行事，沒想到村民竟然在主要街道拉起大布條，上面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不出所料，我們全程都被無標識的車輛跟蹤。一位計程車司機特別感激我們來報導此事，不但幫我們甩掉跟蹤者，最後還堅持不肯收車錢。
從到廣州探望朋友和他們新收養的女兒開始，我就對這些女嬰的身世充滿了好奇。每當我到鄉村採訪，走在街上看到當地的婦女時，總忍不住猜想：她會不會是我朋友女兒的生母？或是其他我認識的收養孩子的母親？這個題材我一直想寫，而現在正是最好的時機。二○○六年，我的朋友彼得．古德曼曾為《華盛頓郵報》寫過一篇關於兒童拐賣的報導。當時他的編輯不太支持他繼續深入追查，所以他建議我接手調查，尤其是政府官員可能涉及的環節。古德曼還幫我聯繫了住在猶他州普羅沃的收養父親布萊恩．史泰，至今他仍是研究中國收養制度弊端的專家。後續我們來來回回發了很多電郵、打了多次電話，我逐漸了解他為何會對中國的收養制度產生如此深刻的質疑。
史泰在摩門教會長大，三十多歲時，他試圖調和兩種看似矛盾的信念：遵循教會多子多孫的教誨，又要堅持自己激進的環保理念。他深信，零人口成長是避免地球過度遭到人為破壞的關鍵。與其再多生一個消耗資源的孩子，他認為收養才是更有道德的選擇。為此，他非常支持中國的一胎化政策。一九九八年，他和妻子從中國收養了第一個女兒，隨後又申請收養第二個。雖然這段婚姻後來破裂了（主因是他決定退出摩門教），但二○○二年他仍以單親爸爸的身分再次收養一個中國女嬰。二○○四年，他與中國女性龍蘭再婚，不久後兩人又收養了第三個中國女兒。
史泰沉浸在身為人父的喜悅中，不禁好奇：自己何德何能，竟有幸成為這些乖巧女孩的父親？雖然他已不再信奉摩門教，但從小在教會培養的家譜研究能力，讓他對家族史格外熱衷。摩門教相信，信徒死後會與祖先團聚，因此在家譜研究領域一直處於領先地位。該教會擁有可能是全球最大的家譜檔案館。他們以縮微膠片和縮微膠卷的形式，保存了三十億頁的資料，儲存在恆溫控制、足以抵抗核爆的花崗岩山紀錄庫中。教會還創辦了非營利機構FamilySearch ；摩門教徒也創立了最大的族譜非營利機構Ancestry.com，總部設在史泰的家鄉猶他州李海市。
史泰對家族血統並不在意，但他很想了解女兒的親生家庭。他仔細研讀了大女兒梅琪娜的收養文件，看到上面記載著兩位在廣東省南部的路邊發現她的婦女姓名。二○○○年他前往中國時，請孤兒院安排他與其中一位見面。那位婦女告訴他，當時她和朋友聽到紙箱裡傳出微弱的哭聲，打開一看，發現裡面是個嬰兒，旁邊放著空奶瓶和幾張皺巴巴的鈔票。聽這位婦女如此詳盡地描述發現棄嬰的細節，他很感動。
後來，龍蘭回去做了進一步的調查。她是廣州的本地人，曾在白天鵝賓館正對面開一家紀念品店。當初史泰就是在她的店裡買畫時認識她的。龍蘭比先生更清楚當地的運作方式和人情世故，她找到了收養文件上登記的另一位發現者，最終問出了真相：她們根本與這個嬰兒毫無瓜葛。當初是為了幫助孤兒院，才同意在文件上掛名，後來又被要求重複最初的謊言，以安撫一位來頭不小的收養家長。
史泰後來在他的部落格寫下這段經歷：許多孤兒院的院長其實都面帶微笑地對你說謊，暗地裡想盡辦法阻止你了解孩子的真實身世和過去。他們會用孤兒院的車，載你到所謂的「發現地點」，指著某處說，孩子就是在這裡發現的，甚至找來當初發現孩子的人，描述當時籃子裡放著奶粉和衣物的情景。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你相信他們編造的故事。也許真的有那麼一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那全是謊言。
二○○五年，史泰創立了Research-China.org，開始寫部落格分享收養的資訊，以幫助其他同樣好奇的收養家庭。他告訴我：「多數家庭對收養時拿到的資料感到滿意，他們收好文件後就不再探究。但仍有不少人想知道更多，我們可以提供協助。」史泰後來變成許多收養家庭查找孤兒院資料、追溯孩子身世的重要資訊來源，也為我這樣的記者提供了寶貴的資訊。在二○一九年獲獎的紀錄片《獨生之國》中，他也扮演了關鍵角色。
他的妻子龍蘭同樣是個鍥而不捨的調查者。夫妻倆首次合作的任務，是跑遍報社的檔案室，收購刊載孤兒院法定尋親公告的過期報紙。有時他們甚至得從廢品回收商的手中買回舊報紙。當年，這些尋親啟事在收養過程中並不會主動提供給養父母，但裡面往往刊登了孩子最早的嬰兒照。史泰夫婦後來把這些珍貴的照片轉賣給收養家庭。
起初，史泰夫婦以為這些尋親公告能提供孩子的身世線索，但很快就發現事情沒那麼單純。他們把三萬則公告資訊輸入試算表後，發現太多巧合。同一天、同一地點發現的棄嬰實在多到不合理。這些孤兒院根本是敷衍了事，在文件上一再使用相同的發現地點和「發現者」來充數。
「怎麼可能在輪胎行門口發現十個嬰兒呢？只要你開始分析資料，就會發現那些都是瞎掰的。」我們第一次通電話時，史泰這樣告訴我。
我們第一次通話是在二○○九年，當時史泰主要關注的是像段家那類的販嬰案件。但後來他開始對湖南省計生幹部強行沒收嬰兒的案件感到好奇。販嬰已經夠可怕了，但政府親手把孩子從父母的懷裡奪走，簡直是極端濫用公權力。目前為止，只有湖南省爆出的十三個案例得到證實，但他相信，這種事情絕不只那幾件。史泰告訴我：「政府企圖把邵陽事件描繪成個案，但我敢肯定，類似的事件絕對不止這一樁。」他鼓勵我深入調查，把其他的案件也挖出來。
我辦公室的一位中國研究員曾在社群媒體上看到一則消息，提到貴州也發生過計生幹部強行沒收嬰兒的情況。貴州是個內陸省分，就在湖南的西邊，貧窮多山，石灰岩地貌的奇峰峻嶺導致交通寸步難行。當地有很多少數民族，例如與柬埔寨赫蒙族同源的苗族。和其他的貧困地區一樣，這裡也是送養嬰兒的主要來源地。二○○九年夏天，我和兩位中國同事輾轉搭乘飛機與火車，來到風光旖旎、依山傍水的鎮遠。正因地處偏遠，這裡才得以避開遊客如織的喧囂。傍晚時分，我們漫步走過古老的石橋，沿著河岸徐徐前行。河邊屋舍的陽台上掛著紅燈籠，天鵝悠然地游過燈籠印在水面的倒影。翌日天明，陽光照亮了這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的貧瘠面貌。我們攔了一輛計程車，車子駛離城區不過數分鐘，柏油路就沒了，只能沿著布滿車轍的土路往山上開。沿途顛簸，有些路段我們甚至得下車幫忙推車，才能勉強通過土丘和溝壑。遇到淺溪時，那位同樣希望事件曝光的司機主動下車，搬來石塊，在水面上排出一條剛好寬到能讓輪胎通過的臨時橋面，讓車子可以順利過河。車子在顛簸中行駛了近兩小時後，無法再繼續前進。我們只好下車，徒步穿越碎石遍布的山徑，前往我們的目的地：田溪村。那裡其實只有十幾間沿著山坡搭建的木造高腳屋，看起來搖搖欲墜，彷彿火柴棒搭成的。
儘管田溪村地處偏遠，也或許正因為偏遠，反而成了計生幹部鎖定的對象。他們沿著我們剛剛走過的同一條山徑跋涉而上，來搜查沒有戶口的嬰兒。村裡幾乎每戶人家都有孩子被強行帶走。我們最先拜訪的楊家，在二○○四年失去了六個月大的女兒，那是個意外懷上的孩子。母親楊水英告訴我們，丈夫在她發現懷孕的前幾天才剛做了結紮手術。夫妻倆原本就有四個孩子，三女一男。但孩子出生後，他們依然疼惜這個意外得來的小女兒，打算和哥哥姊姊一起把她拉拔長大。孩子們也都對這個新來的小妹妹疼愛有加。
楊水英對我說：「我們不會丟掉自己的孩子。生下來了，就會想把她養大。」計生幹部來村裡好幾次，每次都看見她背著嬰兒在田裡幹活。這些人極有耐心，像獵人般一直盯著，等待下手的時機。直到某天，他們趁她先生去鎮上工作、孩子都上學時，突然找上門來。計生幹部趾高氣揚地告訴她，法律規定他們有權帶走超生的孩子，而且不容許她提出異議。她坦承：「我不識字，根本不懂這些。」當丈夫陸顯德回到家，得知消息後，情緒崩潰，整個人失控，還拿刀子想自殺。至今他的脖子和胸膛上仍布滿了一道道明顯的疤痕。
這家人可能是我駐中國七年間見過最貧困的一戶。他們的木屋已經風化成洗衣板一樣的灰色，室內光禿禿的牆壁也一樣發灰。電力只夠供應一個懸在天花板電線上的光禿燈泡和一個電爐。他們家裡連一頭牲畜也沒有，只有一隻鴨子，卻執意要宰了那隻鴨子來招待我。陸顯德拿刀割了鴨子的喉嚨——或許就是當年他拿來自殘的那把刀——然後倒提著斷氣的鴨子來跟我說話。我的筆記本至今還留著當時濺上的血漬。當我們圍著矮桌吃午飯時，我幾乎難以下嚥，因為心裡明白，這戶人家平日根本吃不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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