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不確定性的心理學：以創傷觀點探究的精神分析
TOWARD A PSYCHOLOGY OF UNCERTAINTY:Trauma-Centered Psychoanalysis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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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呼應精神分析關係性革命治療哲學，卸下理論與專業框架，以創傷經驗為中心，探索心理治療的可能樣貌
★主張創傷經驗是心理確定感的瓦解，甚至指出確定感是創傷的因子
★停留在不確定性中，方有可能看見希望浮現
只在有辦法容忍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希望才有可能出現。
──桃莉絲．布拉勒斯
人們都活在各種關係的「確定性」中，當確定感受到衝擊而瓦解，創傷便發生了。
分析師布拉勒斯認為，精神分析是以創傷為核心的事業，因此每場晤談都是一次踏入「不確定性」的旅程。急著抓回確定感往往徒勞無功，分析師與個案雙方都需要耐受不確定感，在當中彼此共感，才能轉化創傷。
這對雙方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
布拉勒斯在書中詳述不確定性經驗如何從「關係系統」中產生並轉化；她指出我們對性別、生死具確定性觀點本身可能就是創傷的潛在因子；她也反省了治療師對確定性的執著而衍生的盲信與倦怠問題，甚至提醒了治療團體為了抓住確定性而落入類似邪教運作的風險。
她的主張呼應了精神分析的關係性革命，分析師和患者都被治癒的需求所吸引，彼此陪伴成長。本書透過大量而細緻的案例故事來闡明理念，穿插經典電影如《鋼琴師和她的情人》、《第六感生死戀》的解析，令人在拍案之餘，感受暖流滑過心頭。
人性溫度貫穿全書。作者視創傷為精神分析核心任務，從個案的不確定感談起，到最後談分析師的倦怠。引進電影、物理學等，替精神分析實驗室和迷宮裡兩個相互好奇的人，說著豐厚迷人的思考。
──蔡榮裕／精神科醫師，臺灣分析治療學會理事長
作者帶著我們從一個人的內在去了解那很屬於個人的創傷，其中蘊含著人與環境互動的經驗，以及他內在的潛意識幻想內涵，繼而讓這門關於心理層面的「不確定性」與「創傷」的學問光譜，得到了無價的擴展。
──林俐伶／本書審閱者，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
布拉勒斯曾在一次創傷案例督導中說過的一句話，至今仍深深觸動著我：「創傷是無法療癒的。」這正是治療者跳出對「創傷治療」的固有認知，不再執著於「改變創傷」，反而拯救了創傷本身的意義。
──徐鈞／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院外聘碩士生導師
正如書中反覆強調：確定性追求往往是創傷的代償性反應。作者提出一種具有哲學意味的治療途徑，就是幫助個案走出這樣的二元對立：「確定性＝安全感＝好客體」 vs 「不確定性＝危險感＝壞客體」。
──李孟潮／精神科醫師
布拉勒斯從未要求創傷個案必須去擁抱希望，不論是出於醫療還是道德目的，對希望的強求終究會演變成一場迫使人們「做一位活出希望的理想創傷個案」之暴政，而且，此暴政往往並非來自個案的超我，而是源自治療師對不確定性的焦慮。
──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共鳴推薦──
（依姓氏筆畫排列）
李孟潮／精神科醫師，《榮格的30個夢》作者
徐鈞／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精神分析專委會常委、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院外聘碩士生導師
張凱理／精神科醫師，福德身心診所院長
蔡榮裕／精神科醫師，臺灣分析治療學會理事長
蘇俊濠（哈理斯）／諮商心理師，經營「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臉書專頁
★主張創傷經驗是心理確定感的瓦解，甚至指出確定感是創傷的因子
★停留在不確定性中，方有可能看見希望浮現
只在有辦法容忍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希望才有可能出現。
──桃莉絲．布拉勒斯
人們都活在各種關係的「確定性」中，當確定感受到衝擊而瓦解，創傷便發生了。
分析師布拉勒斯認為，精神分析是以創傷為核心的事業，因此每場晤談都是一次踏入「不確定性」的旅程。急著抓回確定感往往徒勞無功，分析師與個案雙方都需要耐受不確定感，在當中彼此共感，才能轉化創傷。
這對雙方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戰。
布拉勒斯在書中詳述不確定性經驗如何從「關係系統」中產生並轉化；她指出我們對性別、生死具確定性觀點本身可能就是創傷的潛在因子；她也反省了治療師對確定性的執著而衍生的盲信與倦怠問題，甚至提醒了治療團體為了抓住確定性而落入類似邪教運作的風險。
她的主張呼應了精神分析的關係性革命，分析師和患者都被治癒的需求所吸引，彼此陪伴成長。本書透過大量而細緻的案例故事來闡明理念，穿插經典電影如《鋼琴師和她的情人》、《第六感生死戀》的解析，令人在拍案之餘，感受暖流滑過心頭。
人性溫度貫穿全書。作者視創傷為精神分析核心任務，從個案的不確定感談起，到最後談分析師的倦怠。引進電影、物理學等，替精神分析實驗室和迷宮裡兩個相互好奇的人，說著豐厚迷人的思考。
──蔡榮裕／精神科醫師，臺灣分析治療學會理事長
作者帶著我們從一個人的內在去了解那很屬於個人的創傷，其中蘊含著人與環境互動的經驗，以及他內在的潛意識幻想內涵，繼而讓這門關於心理層面的「不確定性」與「創傷」的學問光譜，得到了無價的擴展。
──林俐伶／本書審閱者，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
布拉勒斯曾在一次創傷案例督導中說過的一句話，至今仍深深觸動著我：「創傷是無法療癒的。」這正是治療者跳出對「創傷治療」的固有認知，不再執著於「改變創傷」，反而拯救了創傷本身的意義。
──徐鈞／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院外聘碩士生導師
正如書中反覆強調：確定性追求往往是創傷的代償性反應。作者提出一種具有哲學意味的治療途徑，就是幫助個案走出這樣的二元對立：「確定性＝安全感＝好客體」 vs 「不確定性＝危險感＝壞客體」。
──李孟潮／精神科醫師
布拉勒斯從未要求創傷個案必須去擁抱希望，不論是出於醫療還是道德目的，對希望的強求終究會演變成一場迫使人們「做一位活出希望的理想創傷個案」之暴政，而且，此暴政往往並非來自個案的超我，而是源自治療師對不確定性的焦慮。
──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共鳴推薦──
（依姓氏筆畫排列）
李孟潮／精神科醫師，《榮格的30個夢》作者
徐鈞／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精神分析專委會常委、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院外聘碩士生導師
張凱理／精神科醫師，福德身心診所院長
蔡榮裕／精神科醫師，臺灣分析治療學會理事長
蘇俊濠（哈理斯）／諮商心理師，經營「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臉書專頁
目錄
【推薦序1】不執著於改變創傷，反而拯救了創傷的意義／徐鈞
【推薦序2】創傷如蠱蝕常樂，無常似蒙啟真知／李孟潮
【推薦序3】從希望之不確定性，到不確性之希望／蘇俊濠
【審閱者序】在知與無知之間找到不確定性／林俐伶
【前言】 轉化存在的不確定性
【第1章】實驗室與迷宮：導言
【第2章】 讓承受不住轉化為承受得住：秩序、期望、以及存在的不確定性體驗
【第3章】 創傷是一種流亡：是恐懼、羞恥以及對確定性的摧毀
【第4章】 懸崖上的避難所：以創傷為中心的治療方法
【第5章】 緘默了那確定性的警鈴：超越二元性別與伊底帕斯情結
【第6章】追隨死者一同死去：鬼魂、食屍鬼和活死人
【第7章】信仰、假神，以及對確定性臣服
【第8章】 在職業倦怠的灰燼中：失去（又重新找回）的信仰
【結語】再繞一繞線球
譯詞對照
參考文獻
【推薦序2】創傷如蠱蝕常樂，無常似蒙啟真知／李孟潮
【推薦序3】從希望之不確定性，到不確性之希望／蘇俊濠
【審閱者序】在知與無知之間找到不確定性／林俐伶
【前言】 轉化存在的不確定性
【第1章】實驗室與迷宮：導言
【第2章】 讓承受不住轉化為承受得住：秩序、期望、以及存在的不確定性體驗
【第3章】 創傷是一種流亡：是恐懼、羞恥以及對確定性的摧毀
【第4章】 懸崖上的避難所：以創傷為中心的治療方法
【第5章】 緘默了那確定性的警鈴：超越二元性別與伊底帕斯情結
【第6章】追隨死者一同死去：鬼魂、食屍鬼和活死人
【第7章】信仰、假神，以及對確定性臣服
【第8章】 在職業倦怠的灰燼中：失去（又重新找回）的信仰
【結語】再繞一繞線球
譯詞對照
參考文獻
序／導讀
【推薦序】
不執著於改變創傷，反而拯救了創傷的意義
徐鈞／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精神分析專委會常委、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院外聘碩士生導師
桃莉絲．布拉勒斯（Doris Brothers）是我多年的好友。2018年，我邀請她與先生喬恩．斯萊特沃爾德（Jon Sletvold）來上海，開展具身性精神分析教學項目。此前我便知曉她有一部探討創傷的經典精神分析著作——《邁向不確定性的心理學：以創傷觀點探究的精神分析》（Toward a Psychology of Uncertainty: Trauma-Centered Psychoanalysis, 2008），因此那次見面時，我直接向她詢問了該書的漢譯意願，她當即欣然應允。
而正如《邁向不確定性的心理學》一書所闡述的，不確定性本就是世界的基本規律。從2018年確定漢譯出版到如今終於付梓，其間經歷了出版策劃調整、翻譯反覆溝通、審批流程波折、項目一度停滯，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核心參與人員變動、出版社變更等諸多意外——這一切，恰恰印證了不確定性的無處不在，也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世界始終被複雜系統深刻影響，從來沒有哪個人、哪件事能孤立存在與運行。
這種「非孤立性」，正呼應了羅伯．史托樓洛（Robert Stolorow）在《體驗的世界》中對笛卡爾式「孤立心靈」的批判。他指出，我們始終生活在歷史、社會與具體生活情境交織的網絡中。但不確定性並非全然的阻礙，有時反而會孕育意外的聯結與活力。2019年桃莉絲來上海參加中國精神分析大會時，我恰好邀請了精神分析複雜性系統理論的代表人物威廉．科伯恩（William Coburn）來滬教學與交流——科伯恩的觀點在本書中多有提及，兩位學者竟在上海意外重逢，要知道，他們在美國反而已有許久未曾碰面。從理論脈絡來看，「不確定的心理學」與複雜性系統理論本就存在深層關聯。桃莉絲也曾與我提及，史托樓洛曾是她的核心導師之一，後來因觀點分歧與互動摩擦，兩人多年疏於往來，直至近年才修復了交流。
在這樣錯綜復雜且瞬息萬變的世間，固守絕對的確定性無疑是極大的挑戰。史托樓洛將這種固守稱為「天真的樂觀主義」。我在研究寇哈特等歐洲著名精神分析家的思想時，意外發現他們中不少人自許為「黑格爾主義者」。起初我對此頗為困惑，直到讀到寇哈特著作中引用的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精神現象學》的論述——「認識一個對象，必須考慮對象所處的情境，以及認識者本身在認識該對象時對認識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因素」——才豁然開朗：原來精神分析對笛卡爾式「孤立心靈」的突破，早已悄然發軔。
當代精神分析後比昂場論學派的代表人物朱賽佩．賽維塔雷斯（Giuseppe Civitarese）來上海講學時，就曾明確指出黑格爾辯證法對當代精神分析的重要意義。這種辯證法思想，在《邁向不確定性的心理學》中有著深刻體現：不確定性意味著我們永遠無法孤立生存，而始終裹挾在多重複雜因素之中——儘管桃莉絲在書中並未直接提及黑格爾哲學。
這些思考，也讓我聯想到亞洲社會所熟知的佛教智慧。《法句經》記載佛陀教導：「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這句話恰是對不確定性的精準概括：我們面對的世間萬物，皆是因緣和合的現象，其中並無絕對不變的確定性，這便是「無我」的真義。在佛教視角下，輪迴中的眾生總預設世界會如己所願，然而當外在環境與內在身心的真相——「無常」——顯現時，預期的落空便會催生種種憂愁悲泣。這一點，不僅適用於來訪者或病患的境遇，也同樣體現在每位心理治療工作者的執業過程中，以及每一次心理治療的實踐裡。
桃莉絲對創傷的定義，既不同於常規界定，也與佛洛伊德的定義存在差異。佛洛伊德認為，創傷是外在重大事件對個體的刺激超過其反應閾值後，所導致的精神障礙。而桃莉絲對創傷的定義，我曾與她深入探討過——她認為，創傷是個體的確定性遭遇不確定性時，所產生的身心紊亂，且所有心理病症都是創傷的結果。可見，她對創傷的定義是廣義的，在某種意義上具有跨診斷的特性。這種視角從病理學角度來看或許存在爭議，但從互為主體性的哲學立場出發，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桃莉絲是傑出的女性精神分析家，她不僅是互為主體性自體心理學訓練和研究基金會（TRISP）的聯合創始人，還曾擔任《精神分析、自我與情境》（Psychoanalysis, Self and Context）雜誌聯合主編、國際自體心理學會（IAPSP）線上刊物eForum主編。同時，她投身精神分析臨床工作數十年，積累了極為豐富的實踐經驗。她曾在一次創傷案例督導中說過的一句話，至今仍深深觸動著我：「創傷是無法療癒的。」正是治療者跳出對「創傷治療」的固有認知，不再執著於「改變創傷」，反而拯救了創傷本身的意義。這句話後來也啟發我在一次督導中，實現了案例的關鍵轉化。
汶川特大地震多年後，一位在地震中失去所有家人的來訪者，因嚴重抑鬱前來求助。接手的治療師無論如何努力理解、共情，嘗試各種干預技術，來訪者始終深陷抑鬱無法自拔，治療師只好尋求督導。起初我也覺得這個案例棘手萬分，但猛然間意識到：來訪者所承受的痛苦，絕非我們僅憑共情就能體會；或許，承認「我們無法完全理解這種痛苦」，才是真正的關鍵。如果我們困在療法理論與實證研究規定的「統一技術」裡，本質上仍是陷入了固守創傷治療確定性的「孤立心靈」。
當治療師領悟到這一點後，在下次諮商中坦誠地告訴來訪者：「你的痛苦我確實無法完全理解，因為這是我無法想像的沉重。」就在這分「放下」之中，來訪者竟奇蹟般地開口：「我願意和你說說我的故事。」我們此時才真正明白：來訪者的痛苦無需被「療癒」——這些痛苦本就是他存在的意義，是他與逝去親人的精神聯結；他需要的不是痛苦的消除，而是痛苦被聽見、被承認。當治療師與來訪者在主體互動中，共同接納這分痛苦的真實存在時，兩顆心靈便在全新的開放中實現了共同轉化。畢竟，消除痛苦在某種意義上便是遺忘逝者；而保存痛苦的意義，才是對逝者最好的銘記。
精神分析治療理論固然重要，但在面對來訪者的真實工作中，我們與來訪者實則共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生態系統」。此時，任何理論都無法替代當下生態系統的真相。對這個獨特系統的轉化，並非理論可以直接驅動，而需要治療師與來訪者攜手「冒險前行」——我們必須擺脫確定性、單邊性的理論桎梏，因為不確定性，恰恰是生態系統實現轉化的契機。
確定性固然能帶來舒適區，但這分舒適往往會讓我們脫離來訪者的真實體驗，沉溺於治療師自身的確定觀念或經驗臆想中。這讓我想起禪宗「一指禪」的公案：
唐末時，金華有位俱胝和尚，滿師後在山上結草庵獨居修行。不久，一位尼姑前來參訪，她頭戴竹笠、手持禪杖，繞庵三圈後說：「你若能道出其中深意，我便取下竹笠拜你為師。」她連問三次，俱胝都無言以對，尼姑遂轉身離去。俱胝深感慚愧，恰逢馬祖大師的法孫天龍和尚遊方至此，他便將此事告知並請教。天龍和尚一言不發，只豎起右手食指。俱胝見此，忽然開悟。
此後，凡有人來問佛法，俱胝都以豎指作答。他身邊的童子看熟了，每當師父外出，有人問法時，也學著豎起手指回應。有人向俱胝誇讚：「您的童子也通曉佛法根本，不論問什麼，都和您一樣豎指作答。」
一日，俱胝袖中藏刀，問童子：「聽說你也懂佛法？」童子答：「那還用說。」俱胝又問：「何為佛？」童子習慣性地豎起手指——俱胝突然抽刀斬斷了他的手指。童子痛得驚叫奔逃，俱胝喝住他，再問：「何為佛？」童子下意識地抬手欲豎指，卻發現手指已失，鮮血淋漓間，他猛然開悟。
這個公案所蘊含的禪意，與我們探討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何其相通：執著於「豎指」這一固定形式，便是固守確定性的迷障；而當形式被打破，真正的領悟才得以發生。這恰如精神分析的實踐——唯有放下對理論、技術的固化執念，才能在不確定的互動中，遇見療癒的真正可能。
《邁向不確定的心理學》是一部關係取向精神分析的精彩作品。書中除了對臨床案例的深入探討，還涉及邪教、精神分析團體等場景中的確定性問題。其中的視角有助於打破我們對世界想當然的確定性固見，鬆動我們對自身與世界的固有認知，讓我們以更開放的心態理解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臨床，理解自身，理解世界。因此，我摯誠推薦精神分析工作者、心理治療師、心理學從業者及愛好者閱讀此書。
徐鈞
2025年12月1日
【推薦序】
從希望之不確定性，到不確性之希望
蘇俊濠／諮商心理師，經營「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臉書專頁
「在我的字典裡，最恐怖的單字其實是hope，希望！」曾經有一位個案在我們的心理治療歷程碰觸其創傷之際，說出這一句足以貫穿桃莉絲．布拉勒斯在本書所表達之核心論點的話。她發現創傷個案容易把精神分析治療體驗為一場「希望的暴政」（tyranny of hope），因為「對於那些心理生存的確定性已被創傷摧毀的患者來說，治療情境可能代表著朝向更大不確定性的一段危險旅程。」
希望，弔詭地為創傷所導致的失序式秩序，捎來一股教人戰慄的不確定性：是對於早已習慣之創傷效應的「穩定」所作的「否定」；是拆卸由解離防衛所建立之「簡化」世界，被迫重新適應一個「複雜」現實；更是恐慌於「盼望」的悸動卻換來再次「絕望」的劇痛。
這一刻，我突然想起另一位個案曾以椎心之痛的啞嗓問道：「改變？要去哪？誰說那裡會更好？」要創傷者自心靈的廢墟重拾對生命與改變的希望，其中艱難可以從布拉勒斯所身處的互為主體自體心理學（Intersubjective Self Psychology）學派去理解：
精神分析師寇哈特（Heinz Kohut）認為自體的發展有三個重要的發展維度，又稱自體客體需求。扼要而言，是人能夠去相信自己是被喜愛及被崇拜、會被理想的人所保護，以及找得到摯友來情感相通。如此，創傷之於自體的意義，恰恰是使人不再相信自我是可愛及可敬的（羞恥）、能夠找到慰藉者來依靠（絕望），以及能夠與同胞一樣有家可歸［（流亡）。羞恥、絕望、流亡，代表創傷分別摧毀了人對於自身、他人及世界的信任關係。我的臨床經驗也深切體認到創傷中心的精神分析觀點：創傷是關係性的！
另一方面，創傷的治療亦涉及治療師與個案的雙邊關係性。在說明此歷程之前，讓我們把布拉勒斯的概念放進美國精神分析的脈絡，先聽見兩個未直接互文卻十分清晰的泛音：
一、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提出生命首個心理－社會的基本優勢能力，正是在信任與不信任的張力間獲取的「希望」。創傷致使對各種關係之退縮，反映基本不信任（basic mistrust）成了心靈的主旋律；唯有足夠的基本信任（basic trust）方能吹響希望的號角，帶來對世界的原初確定性。
二、「希望的暴政」顯然共鳴於霍妮（Karen Horney）提出的「應該的暴政」（tyranny of the should）──人不斷地追求完美之理想我（即各種無情的「應該」和「必須」），而非接納真實的自己。由此可見，布拉勒斯從未要求創傷個案必須去擁抱希望，不論是出於醫療還是道德目的，對希望的強求終究會演變成一場迫使人們「做一位活出希望的理想創傷個案」之暴政，而且，此暴政往往並非來自個案的超我，而是源自治療師對不確定性的焦慮，即於情感誤調（misattunement）的情況下急切塞給個案的痊癒期待。
然而，創傷的心理治療裡沒有「希望」是可行的嗎？顯然，這亦違反臨床的邏輯與直覺，如同布拉勒斯所說：「我們不得不向我們的患者傳達希望的語言──作為分析師，如果不希望他們癒合，我們的工作怎麼能繼續呢？」
現在讓我們結合兩個泛音，回到互為主體自體心理學的觀點去回答此問題：希望從來不是給定的，卻是自「關係」之中誕生，一如母性角色悉心照料下所累積的基本信任是孩子希望的搖籃。為此，在治療場域裡，要是個案固守於「恐懼」的不確定性（以對抗更危險的希望的暴政），「希望」就必須根植於治療師的主體性深處；希望與恐懼的辯證關係，使治療師和創傷個案一同面對著「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痛苦與尋求治癒的動力。誠如布拉勒斯在結尾指出：「他們永遠都無法事先確定，哪些（路）會使他們更接近自己的目標，哪些（路）會進入令人沮喪的死胡同。」
我曾跟一位童年遭受亂倫創傷的個案說過：「我不知道如何能治癒，也不確定你的傷怎樣才不會再痛，可能很多年以後你還會痛，但我會一直陪著你走，直到哪怕只有一絲絲改變也好。」五年後的一天，她說：「你知道嗎？我覺得我的人生才正要開始。」
治療師持守希望，面對個案可能永遠抓緊恐懼之不確定性；創傷個案苦於恐懼，恐懼任何希望之不確定性，卻在相互滲透的治療關係中，逐步邁向某一天足以回應不確性的希望。
2025年12月8日
於台北某診所內名為「HOPE」的諮商室
【審閱者序】
在知與無知之間找到不確定性
林俐伶／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訓練督導分析師
一般人遇見心理工作者時，常會想把對方當先知看待，問問題，或者用很同情的眼光看待這位「老師」，竟然選擇了這個充滿糾結的垃圾桶專業。殊不知，認真在專業上持續學習與成長的治療師們，總會聽到的，是要學會「不知道」這件事，以及緩慢地與個案並肩走向「知道」與「發現」，或者「憶起」。
寇哈特在他1982年再論「共感」（empathy）這個概念的文章中重申共感作為精神分析之科學方法的使用、理論的理解與發現（Kohut, 1959）。這個過程中，「共感」並非是一種精神活動，也非情緒與情感，此方法是被分析師高度克制地使用著，介於直覺的感受、感知與理論的判定之間，卻絕對不是以上兩者。因而這樣的經驗過程，分析師是不斷地經驗著「不確定性」的，也就是說我們勢必要能夠耐受不確定感，而且得延遲抵達我們心中的定論。
布拉勒斯這本簡短的小書以精要卻深入的內容說明她環繞著不確定性的臨床思考，她說：「……我們生活的世界沒有什麼是確定的，尤其是自己本身（selfhood）的持續，讓我感興趣的不是我們不能確定自己的心理生存，而是經驗此一事實的無數種方式。」而她這樣的「興趣」是在關係性的脈絡之下探究那所謂的「無數種方法」，這些方法形成了人各式各樣的形狀，而自己與他者的「形狀」在內心的浮現需要一個關係的系統。是以她說，「我特別關注他者性（otherness）或他異性（alterity）的問題。由於我們深刻依賴他人來獲得差異性的自體經驗，但我們無法完全了解他人，也無法完全了解自己，因此不確定性的經驗是人類經驗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特徵。」在確定性與不確定的經驗之間穿針引線，尋得一絲一縷的「得知」以及可耐受的不確定性，「創傷」與痛苦於此間再被經驗，也才被知道與修復。
作者帶著我們從一個人的內在去了解那很屬於這個個人的創傷，其中蘊含著一個人與環境互動的經驗，以及他內在的無意識幻想內涵，相互交織，繼而這門關於心理層面的「不確定性」與「創傷」學問的光譜，得到了無價的擴展。她說精神分析是一項以創傷為中心的事業，這一點，無論從哪個理論觀點看都是沒錯的：原初美好之緊握、幻想的執拗、哀悼不能、絕對理性的偏執、劇情的耽溺、各種情欲的扭轉與變形等等，本書當然沒能都談到。但布拉勒斯深入感受個案的移情跟她的反移情的內涵，並且細細咀嚼、反思，例如，她藉由治療關係中創傷的經驗逼視精神生命中的貧瘠與荒涼，討論專業的倦怠症狀，也指認出「必需確定」的心態有可能是創傷經驗的產物，於是人傾向走較短的感受與思考路徑，輕易地立下結論說已經共感，使得治療師深陷倦怠。布拉勒斯直言，其實是共感不足才使得我們倦怠；她深入地分享了這個部分的工作過程。讀者會讀到豐富且深刻的臨床過程材料，個案死亡或拂袖離去，並沒有從此就不存在治療師的心中，作者與她的個案們走過生死，走過痛苦的決裂，看得見身為治療師，其內心的經驗，以及在專業與個人生命所做的功課，漫長而悠遠。
【前言】
轉化存在的不確定性
「Inka-Bink-a-Bottle-of-ink...」一個小女孩，坐在祖母的餐桌旁，隨著她歌聲的節奏，用手指輕敲著每一個精心擺放的糖果。只有一個可以做她的甜點。會是哪一個呢？「軟－木－塞－落－在－了－你—討厭!」她立刻意識到，她的手指落在了錯誤的糖果上。她再次開始吟唱。經過幾次嘗試，最終，她相信命運的安排和她的願望是相一致的。當她把糖果放進嘴裡時，她閉上了眼睛，充滿了幸福的滿足感。在一旁看著的她的祖母，彷彿被帶回到了許多年前。在祖母的腦海中，她看到了另一個小女孩坐在那兒，不是坐在餐桌旁，而是坐在課桌旁。這個女孩兒正盯著一張黃色的橫線紙，無法判斷她剛才寫在上面的字母拼字是否正確。她的手在發抖。如果她錯了，世界末日就來臨了。她的父母向她保證，她不必擔心拼寫考試。「只要你盡了最大的努力，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他們說。但她知道他們在撒謊。如果她盡了最大努力，哪怕只是一個單詞沒有完美地拼寫出來，他們就再也不會笑了。這位女生如果得知自己長大後會輕鬆自願地在紙上寫很多字時，一定會大吃一驚！但她才剛剛開始相信，無論有多大的缺陷，「她的書寫」都不會毀滅這個世界。
從很多方面來說，這本書是從我的上一部作品《向後傾倒》（Falling Backwards: An Exploration of Trust and Self Experience）一書的結尾處開始的。畢竟，上一本書的主題，信任（trust），之所以必要，只是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沒有什麼是確定的，尤其是自己本身（selfhood）的持續。讓我感興趣的不是我們不能確定自己的心理生存，而是經驗這一事實的無數種方式。
我打算把第一章作為一個總體介紹。我嘗試表明「不確定性的心理學」（psychology of uncertainty）是精神分析中關係性革命的必然伴隨物，並探討了它的一些含義和影響。我特別關注「他者性」（otherness）或「他異性」（alterity）的問題。由於我們深刻依賴他人來獲得差異性的自體經驗，但我們無法完全了解他人，也無法完全了解自己，因此不確定性的經驗是人類經驗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特徵。參照非線性動力系統理論（nonlinear dynamic systems theory），它指出了人類經驗是系統構成的觀點，我提出了這本書的中心前提：存在的不確定性的經驗，是從關係系統中產生，並在其中不斷轉化。
第二章試圖解釋這個轉化過程。我首先回顧了「調節」（regulation）的概念，以及它是如何在整個精神分析的歷史中演變的。然後，我研究了在關係系統中運行的調節（regulator）過程，例如那些涉及感覺、認知、分類、做決定、使用語言、創建敘事、感知時間、記憶、遺忘和幻想的過程，並探究了它們轉化不確定性體驗的方式。我認為，它們是透過影響人們對與他人關係交流的有序性的期待來實現的。這些過程通常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說，在沒有創傷的情況下—我們能夠持續生活，就好像我們心理生存的持久性得到了保證一樣。本章還讓讀者熟悉了系統性地浮現的確定性（systemically emergent certainties：SECs）概念，以及它們在模式化經驗中的功能。我的一位患者所講述的幻想，說明了其中的一些理念。在本章的結尾，考察了對相同性（sameness）和差異性（difference）的覺知，如何轉化不確定性的經驗。
創傷是我在第三章的重點。創傷摧毀了心理生活模式的確定性，使關係系統陷入混亂，並使受害者暴露在無法忍受的不確定性中。因為只在有辦法容忍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希望才有可能出現，創傷代表著受創傷者從希望的世界中被放逐。在這個荒涼的地方，羞恥感很有可能成為一個人永恆的伴侶，他具彈性的確定性（certainty）常常會被變成僵化的必須（certitude）。為了說明這個概念如何從我早期對創傷的概念化中發展出來，我追溯了我仍然認為很有價值的三個想法的演變過程：（1）創傷是關係性的，（2）創傷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既涉及破碎的經歷，也涉及恢復的努力，以及（3）創傷與解離（dissociation）密切相關。我自己對2001 年九一一恐怖襲擊的反應，以及我的一些患者的反應，都說明了創傷所引發產生的關係模式，這些關係模式往往主導著受創者創傷後的經歷。在這種情境下，受創傷者對相同性和差異性經驗的絕望追求，可能導致非常強有力的二元性產生，以及伴隨而來的所經驗到的複雜性降低。
在第四章，我認為精神分析是一項以創傷為中心的事業，其中，精神分析師和患者都被他們對庇護和治癒的共同需求吸引到一起。關於這點的一個例子是，關於傳統上被認為是移情和反移情的患者和治療師的相互需求，轉化無法忍受的不確定性體驗。在這一章，我重新審視了我與首批精神分析患者中的其中一位的關係。我在2000 年一篇文章中說明了一個治療的方式，當時我呈現了當我充分考慮到自己因創傷產生的關係模式時，我的理解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但我對那時的工作並不滿意。在本章的最後，我思考了治療的含義，其中包括治療的雙向性、分析關係的對稱性，以及（創傷患者）經常把精神分析性治療經驗為「殘暴的希望」（tyranny of hope）。
第五章提出了一種雙重觀點，認為「性別二分法」本身即是一種潛在的創傷，又是一種因創傷產生的關係模式，透過這種模式，不確定性的經驗得以轉化。在兒童中發現的性和攻擊的感覺和幻想，以及傳統上被認為是普遍存在的伊底帕斯衝突的證據，被重新解釋為兒童對創傷性地強加性別二分法的可能性反應。本章對一些認為自己是易性癖者（transsexuals）的人的經歷也作了類似的研究。為了進一步闡述我對性別的看法，我參考了我自己的性別教育，珍．康萍（Jane Campion）的電影《鋼琴師和她的情人》（The Piano），以及我的一位患者的經歷。
羅伯特．波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認為，我們與死亡的關係來自於我們與死者的關係，受到他的作品影響，我在第六章中專門研究了在面對死亡時出現的非同尋常的關係模式。我探討了哈里森關於我們對死者虧欠的想法，也探討了海因茲．寇哈特（Heinz Kohut）和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以不同方式所表達出的同一個觀點：我們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當死亡威脅到我本身所依賴的關係交換時，它變得可怕。我認為，我們迫切需要轉化面對死亡時深刻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體驗，這有時反映在我們希望隨死者一同死去，或與他們一起進入神祕的幽靈領域上。為了解釋這些否認生命的表現，我引用了好萊塢大片《第六感生死戀》（Ghost），並描述了我與兩名患者之間的分析關係。
在第七章中，我討論了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衝突，這兩種衝突標誌著兩種特定的信仰。一種是有時在創傷後發展起來的信仰，包括對確定性的放棄；另一種，我稱之為邪教信仰，是在某些專制的心理治療訓練專案的教主和他們的追隨者的關係中發現的，後者也困擾著一些精神分析機構。我揭示了我的兩段分析關係，來說明「信仰」。
我在第八章中專門研究了精神分析學家中與倦怠（burnout）相關的痛苦和令人困惑的經驗。一些重要的創傷學家最近提出了與倦怠相類似的概念，如二次創傷、「替代性創傷和同情疲勞。我對這些概念中所隱含的兩個假設持有異議：（1）假設臨床治療師中發現的創傷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源於他們暴露在創傷患者的痛苦中，（2）假設對這些患者長期的共感，加劇了臨床治療師的痛苦。相反地，我認為那些可能引發倦怠的，是我們在之前已經經歷過的，並且害怕在與患者的工作中再次經驗的創傷。我認為，倦怠不太可能是來源於過多的共感，而是因太少所致。我在布萊恩．弗里爾（Brian Friel）的名作《信仰治療師》（Faith Healler）中找到了充分的證據，證實了我對某些倦怠案例的理解，即信仰危機。進一步的證據支持來自同道們的倦怠經歷。本章的結尾，討論了我職業生涯中最嚴重的一次倦怠，發生在我與一位患者的一次極具破壞性的經歷之後。
不執著於改變創傷，反而拯救了創傷的意義
徐鈞／中國心理衛生協會精神分析專委會常委、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院外聘碩士生導師
桃莉絲．布拉勒斯（Doris Brothers）是我多年的好友。2018年，我邀請她與先生喬恩．斯萊特沃爾德（Jon Sletvold）來上海，開展具身性精神分析教學項目。此前我便知曉她有一部探討創傷的經典精神分析著作——《邁向不確定性的心理學：以創傷觀點探究的精神分析》（Toward a Psychology of Uncertainty: Trauma-Centered Psychoanalysis, 2008），因此那次見面時，我直接向她詢問了該書的漢譯意願，她當即欣然應允。
而正如《邁向不確定性的心理學》一書所闡述的，不確定性本就是世界的基本規律。從2018年確定漢譯出版到如今終於付梓，其間經歷了出版策劃調整、翻譯反覆溝通、審批流程波折、項目一度停滯，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核心參與人員變動、出版社變更等諸多意外——這一切，恰恰印證了不確定性的無處不在，也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世界始終被複雜系統深刻影響，從來沒有哪個人、哪件事能孤立存在與運行。
這種「非孤立性」，正呼應了羅伯．史托樓洛（Robert Stolorow）在《體驗的世界》中對笛卡爾式「孤立心靈」的批判。他指出，我們始終生活在歷史、社會與具體生活情境交織的網絡中。但不確定性並非全然的阻礙，有時反而會孕育意外的聯結與活力。2019年桃莉絲來上海參加中國精神分析大會時，我恰好邀請了精神分析複雜性系統理論的代表人物威廉．科伯恩（William Coburn）來滬教學與交流——科伯恩的觀點在本書中多有提及，兩位學者竟在上海意外重逢，要知道，他們在美國反而已有許久未曾碰面。從理論脈絡來看，「不確定的心理學」與複雜性系統理論本就存在深層關聯。桃莉絲也曾與我提及，史托樓洛曾是她的核心導師之一，後來因觀點分歧與互動摩擦，兩人多年疏於往來，直至近年才修復了交流。
在這樣錯綜復雜且瞬息萬變的世間，固守絕對的確定性無疑是極大的挑戰。史托樓洛將這種固守稱為「天真的樂觀主義」。我在研究寇哈特等歐洲著名精神分析家的思想時，意外發現他們中不少人自許為「黑格爾主義者」。起初我對此頗為困惑，直到讀到寇哈特著作中引用的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精神現象學》的論述——「認識一個對象，必須考慮對象所處的情境，以及認識者本身在認識該對象時對認識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因素」——才豁然開朗：原來精神分析對笛卡爾式「孤立心靈」的突破，早已悄然發軔。
當代精神分析後比昂場論學派的代表人物朱賽佩．賽維塔雷斯（Giuseppe Civitarese）來上海講學時，就曾明確指出黑格爾辯證法對當代精神分析的重要意義。這種辯證法思想，在《邁向不確定性的心理學》中有著深刻體現：不確定性意味著我們永遠無法孤立生存，而始終裹挾在多重複雜因素之中——儘管桃莉絲在書中並未直接提及黑格爾哲學。
這些思考，也讓我聯想到亞洲社會所熟知的佛教智慧。《法句經》記載佛陀教導：「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這句話恰是對不確定性的精準概括：我們面對的世間萬物，皆是因緣和合的現象，其中並無絕對不變的確定性，這便是「無我」的真義。在佛教視角下，輪迴中的眾生總預設世界會如己所願，然而當外在環境與內在身心的真相——「無常」——顯現時，預期的落空便會催生種種憂愁悲泣。這一點，不僅適用於來訪者或病患的境遇，也同樣體現在每位心理治療工作者的執業過程中，以及每一次心理治療的實踐裡。
桃莉絲對創傷的定義，既不同於常規界定，也與佛洛伊德的定義存在差異。佛洛伊德認為，創傷是外在重大事件對個體的刺激超過其反應閾值後，所導致的精神障礙。而桃莉絲對創傷的定義，我曾與她深入探討過——她認為，創傷是個體的確定性遭遇不確定性時，所產生的身心紊亂，且所有心理病症都是創傷的結果。可見，她對創傷的定義是廣義的，在某種意義上具有跨診斷的特性。這種視角從病理學角度來看或許存在爭議，但從互為主體性的哲學立場出發，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桃莉絲是傑出的女性精神分析家，她不僅是互為主體性自體心理學訓練和研究基金會（TRISP）的聯合創始人，還曾擔任《精神分析、自我與情境》（Psychoanalysis, Self and Context）雜誌聯合主編、國際自體心理學會（IAPSP）線上刊物eForum主編。同時，她投身精神分析臨床工作數十年，積累了極為豐富的實踐經驗。她曾在一次創傷案例督導中說過的一句話，至今仍深深觸動著我：「創傷是無法療癒的。」正是治療者跳出對「創傷治療」的固有認知，不再執著於「改變創傷」，反而拯救了創傷本身的意義。這句話後來也啟發我在一次督導中，實現了案例的關鍵轉化。
汶川特大地震多年後，一位在地震中失去所有家人的來訪者，因嚴重抑鬱前來求助。接手的治療師無論如何努力理解、共情，嘗試各種干預技術，來訪者始終深陷抑鬱無法自拔，治療師只好尋求督導。起初我也覺得這個案例棘手萬分，但猛然間意識到：來訪者所承受的痛苦，絕非我們僅憑共情就能體會；或許，承認「我們無法完全理解這種痛苦」，才是真正的關鍵。如果我們困在療法理論與實證研究規定的「統一技術」裡，本質上仍是陷入了固守創傷治療確定性的「孤立心靈」。
當治療師領悟到這一點後，在下次諮商中坦誠地告訴來訪者：「你的痛苦我確實無法完全理解，因為這是我無法想像的沉重。」就在這分「放下」之中，來訪者竟奇蹟般地開口：「我願意和你說說我的故事。」我們此時才真正明白：來訪者的痛苦無需被「療癒」——這些痛苦本就是他存在的意義，是他與逝去親人的精神聯結；他需要的不是痛苦的消除，而是痛苦被聽見、被承認。當治療師與來訪者在主體互動中，共同接納這分痛苦的真實存在時，兩顆心靈便在全新的開放中實現了共同轉化。畢竟，消除痛苦在某種意義上便是遺忘逝者；而保存痛苦的意義，才是對逝者最好的銘記。
精神分析治療理論固然重要，但在面對來訪者的真實工作中，我們與來訪者實則共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生態系統」。此時，任何理論都無法替代當下生態系統的真相。對這個獨特系統的轉化，並非理論可以直接驅動，而需要治療師與來訪者攜手「冒險前行」——我們必須擺脫確定性、單邊性的理論桎梏，因為不確定性，恰恰是生態系統實現轉化的契機。
確定性固然能帶來舒適區，但這分舒適往往會讓我們脫離來訪者的真實體驗，沉溺於治療師自身的確定觀念或經驗臆想中。這讓我想起禪宗「一指禪」的公案：
唐末時，金華有位俱胝和尚，滿師後在山上結草庵獨居修行。不久，一位尼姑前來參訪，她頭戴竹笠、手持禪杖，繞庵三圈後說：「你若能道出其中深意，我便取下竹笠拜你為師。」她連問三次，俱胝都無言以對，尼姑遂轉身離去。俱胝深感慚愧，恰逢馬祖大師的法孫天龍和尚遊方至此，他便將此事告知並請教。天龍和尚一言不發，只豎起右手食指。俱胝見此，忽然開悟。
此後，凡有人來問佛法，俱胝都以豎指作答。他身邊的童子看熟了，每當師父外出，有人問法時，也學著豎起手指回應。有人向俱胝誇讚：「您的童子也通曉佛法根本，不論問什麼，都和您一樣豎指作答。」
一日，俱胝袖中藏刀，問童子：「聽說你也懂佛法？」童子答：「那還用說。」俱胝又問：「何為佛？」童子習慣性地豎起手指——俱胝突然抽刀斬斷了他的手指。童子痛得驚叫奔逃，俱胝喝住他，再問：「何為佛？」童子下意識地抬手欲豎指，卻發現手指已失，鮮血淋漓間，他猛然開悟。
這個公案所蘊含的禪意，與我們探討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何其相通：執著於「豎指」這一固定形式，便是固守確定性的迷障；而當形式被打破，真正的領悟才得以發生。這恰如精神分析的實踐——唯有放下對理論、技術的固化執念，才能在不確定的互動中，遇見療癒的真正可能。
《邁向不確定的心理學》是一部關係取向精神分析的精彩作品。書中除了對臨床案例的深入探討，還涉及邪教、精神分析團體等場景中的確定性問題。其中的視角有助於打破我們對世界想當然的確定性固見，鬆動我們對自身與世界的固有認知，讓我們以更開放的心態理解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臨床，理解自身，理解世界。因此，我摯誠推薦精神分析工作者、心理治療師、心理學從業者及愛好者閱讀此書。
徐鈞
2025年12月1日
【推薦序】
從希望之不確定性，到不確性之希望
蘇俊濠／諮商心理師，經營「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臉書專頁
「在我的字典裡，最恐怖的單字其實是hope，希望！」曾經有一位個案在我們的心理治療歷程碰觸其創傷之際，說出這一句足以貫穿桃莉絲．布拉勒斯在本書所表達之核心論點的話。她發現創傷個案容易把精神分析治療體驗為一場「希望的暴政」（tyranny of hope），因為「對於那些心理生存的確定性已被創傷摧毀的患者來說，治療情境可能代表著朝向更大不確定性的一段危險旅程。」
希望，弔詭地為創傷所導致的失序式秩序，捎來一股教人戰慄的不確定性：是對於早已習慣之創傷效應的「穩定」所作的「否定」；是拆卸由解離防衛所建立之「簡化」世界，被迫重新適應一個「複雜」現實；更是恐慌於「盼望」的悸動卻換來再次「絕望」的劇痛。
這一刻，我突然想起另一位個案曾以椎心之痛的啞嗓問道：「改變？要去哪？誰說那裡會更好？」要創傷者自心靈的廢墟重拾對生命與改變的希望，其中艱難可以從布拉勒斯所身處的互為主體自體心理學（Intersubjective Self Psychology）學派去理解：
精神分析師寇哈特（Heinz Kohut）認為自體的發展有三個重要的發展維度，又稱自體客體需求。扼要而言，是人能夠去相信自己是被喜愛及被崇拜、會被理想的人所保護，以及找得到摯友來情感相通。如此，創傷之於自體的意義，恰恰是使人不再相信自我是可愛及可敬的（羞恥）、能夠找到慰藉者來依靠（絕望），以及能夠與同胞一樣有家可歸［（流亡）。羞恥、絕望、流亡，代表創傷分別摧毀了人對於自身、他人及世界的信任關係。我的臨床經驗也深切體認到創傷中心的精神分析觀點：創傷是關係性的！
另一方面，創傷的治療亦涉及治療師與個案的雙邊關係性。在說明此歷程之前，讓我們把布拉勒斯的概念放進美國精神分析的脈絡，先聽見兩個未直接互文卻十分清晰的泛音：
一、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提出生命首個心理－社會的基本優勢能力，正是在信任與不信任的張力間獲取的「希望」。創傷致使對各種關係之退縮，反映基本不信任（basic mistrust）成了心靈的主旋律；唯有足夠的基本信任（basic trust）方能吹響希望的號角，帶來對世界的原初確定性。
二、「希望的暴政」顯然共鳴於霍妮（Karen Horney）提出的「應該的暴政」（tyranny of the should）──人不斷地追求完美之理想我（即各種無情的「應該」和「必須」），而非接納真實的自己。由此可見，布拉勒斯從未要求創傷個案必須去擁抱希望，不論是出於醫療還是道德目的，對希望的強求終究會演變成一場迫使人們「做一位活出希望的理想創傷個案」之暴政，而且，此暴政往往並非來自個案的超我，而是源自治療師對不確定性的焦慮，即於情感誤調（misattunement）的情況下急切塞給個案的痊癒期待。
然而，創傷的心理治療裡沒有「希望」是可行的嗎？顯然，這亦違反臨床的邏輯與直覺，如同布拉勒斯所說：「我們不得不向我們的患者傳達希望的語言──作為分析師，如果不希望他們癒合，我們的工作怎麼能繼續呢？」
現在讓我們結合兩個泛音，回到互為主體自體心理學的觀點去回答此問題：希望從來不是給定的，卻是自「關係」之中誕生，一如母性角色悉心照料下所累積的基本信任是孩子希望的搖籃。為此，在治療場域裡，要是個案固守於「恐懼」的不確定性（以對抗更危險的希望的暴政），「希望」就必須根植於治療師的主體性深處；希望與恐懼的辯證關係，使治療師和創傷個案一同面對著「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痛苦與尋求治癒的動力。誠如布拉勒斯在結尾指出：「他們永遠都無法事先確定，哪些（路）會使他們更接近自己的目標，哪些（路）會進入令人沮喪的死胡同。」
我曾跟一位童年遭受亂倫創傷的個案說過：「我不知道如何能治癒，也不確定你的傷怎樣才不會再痛，可能很多年以後你還會痛，但我會一直陪著你走，直到哪怕只有一絲絲改變也好。」五年後的一天，她說：「你知道嗎？我覺得我的人生才正要開始。」
治療師持守希望，面對個案可能永遠抓緊恐懼之不確定性；創傷個案苦於恐懼，恐懼任何希望之不確定性，卻在相互滲透的治療關係中，逐步邁向某一天足以回應不確性的希望。
2025年12月8日
於台北某診所內名為「HOPE」的諮商室
【審閱者序】
在知與無知之間找到不確定性
林俐伶／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國際精神分析學會訓練督導分析師
一般人遇見心理工作者時，常會想把對方當先知看待，問問題，或者用很同情的眼光看待這位「老師」，竟然選擇了這個充滿糾結的垃圾桶專業。殊不知，認真在專業上持續學習與成長的治療師們，總會聽到的，是要學會「不知道」這件事，以及緩慢地與個案並肩走向「知道」與「發現」，或者「憶起」。
寇哈特在他1982年再論「共感」（empathy）這個概念的文章中重申共感作為精神分析之科學方法的使用、理論的理解與發現（Kohut, 1959）。這個過程中，「共感」並非是一種精神活動，也非情緒與情感，此方法是被分析師高度克制地使用著，介於直覺的感受、感知與理論的判定之間，卻絕對不是以上兩者。因而這樣的經驗過程，分析師是不斷地經驗著「不確定性」的，也就是說我們勢必要能夠耐受不確定感，而且得延遲抵達我們心中的定論。
布拉勒斯這本簡短的小書以精要卻深入的內容說明她環繞著不確定性的臨床思考，她說：「……我們生活的世界沒有什麼是確定的，尤其是自己本身（selfhood）的持續，讓我感興趣的不是我們不能確定自己的心理生存，而是經驗此一事實的無數種方式。」而她這樣的「興趣」是在關係性的脈絡之下探究那所謂的「無數種方法」，這些方法形成了人各式各樣的形狀，而自己與他者的「形狀」在內心的浮現需要一個關係的系統。是以她說，「我特別關注他者性（otherness）或他異性（alterity）的問題。由於我們深刻依賴他人來獲得差異性的自體經驗，但我們無法完全了解他人，也無法完全了解自己，因此不確定性的經驗是人類經驗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特徵。」在確定性與不確定的經驗之間穿針引線，尋得一絲一縷的「得知」以及可耐受的不確定性，「創傷」與痛苦於此間再被經驗，也才被知道與修復。
作者帶著我們從一個人的內在去了解那很屬於這個個人的創傷，其中蘊含著一個人與環境互動的經驗，以及他內在的無意識幻想內涵，相互交織，繼而這門關於心理層面的「不確定性」與「創傷」學問的光譜，得到了無價的擴展。她說精神分析是一項以創傷為中心的事業，這一點，無論從哪個理論觀點看都是沒錯的：原初美好之緊握、幻想的執拗、哀悼不能、絕對理性的偏執、劇情的耽溺、各種情欲的扭轉與變形等等，本書當然沒能都談到。但布拉勒斯深入感受個案的移情跟她的反移情的內涵，並且細細咀嚼、反思，例如，她藉由治療關係中創傷的經驗逼視精神生命中的貧瘠與荒涼，討論專業的倦怠症狀，也指認出「必需確定」的心態有可能是創傷經驗的產物，於是人傾向走較短的感受與思考路徑，輕易地立下結論說已經共感，使得治療師深陷倦怠。布拉勒斯直言，其實是共感不足才使得我們倦怠；她深入地分享了這個部分的工作過程。讀者會讀到豐富且深刻的臨床過程材料，個案死亡或拂袖離去，並沒有從此就不存在治療師的心中，作者與她的個案們走過生死，走過痛苦的決裂，看得見身為治療師，其內心的經驗，以及在專業與個人生命所做的功課，漫長而悠遠。
【前言】
轉化存在的不確定性
「Inka-Bink-a-Bottle-of-ink...」一個小女孩，坐在祖母的餐桌旁，隨著她歌聲的節奏，用手指輕敲著每一個精心擺放的糖果。只有一個可以做她的甜點。會是哪一個呢？「軟－木－塞－落－在－了－你—討厭!」她立刻意識到，她的手指落在了錯誤的糖果上。她再次開始吟唱。經過幾次嘗試，最終，她相信命運的安排和她的願望是相一致的。當她把糖果放進嘴裡時，她閉上了眼睛，充滿了幸福的滿足感。在一旁看著的她的祖母，彷彿被帶回到了許多年前。在祖母的腦海中，她看到了另一個小女孩坐在那兒，不是坐在餐桌旁，而是坐在課桌旁。這個女孩兒正盯著一張黃色的橫線紙，無法判斷她剛才寫在上面的字母拼字是否正確。她的手在發抖。如果她錯了，世界末日就來臨了。她的父母向她保證，她不必擔心拼寫考試。「只要你盡了最大的努力，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他們說。但她知道他們在撒謊。如果她盡了最大努力，哪怕只是一個單詞沒有完美地拼寫出來，他們就再也不會笑了。這位女生如果得知自己長大後會輕鬆自願地在紙上寫很多字時，一定會大吃一驚！但她才剛剛開始相信，無論有多大的缺陷，「她的書寫」都不會毀滅這個世界。
從很多方面來說，這本書是從我的上一部作品《向後傾倒》（Falling Backwards: An Exploration of Trust and Self Experience）一書的結尾處開始的。畢竟，上一本書的主題，信任（trust），之所以必要，只是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沒有什麼是確定的，尤其是自己本身（selfhood）的持續。讓我感興趣的不是我們不能確定自己的心理生存，而是經驗這一事實的無數種方式。
我打算把第一章作為一個總體介紹。我嘗試表明「不確定性的心理學」（psychology of uncertainty）是精神分析中關係性革命的必然伴隨物，並探討了它的一些含義和影響。我特別關注「他者性」（otherness）或「他異性」（alterity）的問題。由於我們深刻依賴他人來獲得差異性的自體經驗，但我們無法完全了解他人，也無法完全了解自己，因此不確定性的經驗是人類經驗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特徵。參照非線性動力系統理論（nonlinear dynamic systems theory），它指出了人類經驗是系統構成的觀點，我提出了這本書的中心前提：存在的不確定性的經驗，是從關係系統中產生，並在其中不斷轉化。
第二章試圖解釋這個轉化過程。我首先回顧了「調節」（regulation）的概念，以及它是如何在整個精神分析的歷史中演變的。然後，我研究了在關係系統中運行的調節（regulator）過程，例如那些涉及感覺、認知、分類、做決定、使用語言、創建敘事、感知時間、記憶、遺忘和幻想的過程，並探究了它們轉化不確定性體驗的方式。我認為，它們是透過影響人們對與他人關係交流的有序性的期待來實現的。這些過程通常是非常有效的—也就是說，在沒有創傷的情況下—我們能夠持續生活，就好像我們心理生存的持久性得到了保證一樣。本章還讓讀者熟悉了系統性地浮現的確定性（systemically emergent certainties：SECs）概念，以及它們在模式化經驗中的功能。我的一位患者所講述的幻想，說明了其中的一些理念。在本章的結尾，考察了對相同性（sameness）和差異性（difference）的覺知，如何轉化不確定性的經驗。
創傷是我在第三章的重點。創傷摧毀了心理生活模式的確定性，使關係系統陷入混亂，並使受害者暴露在無法忍受的不確定性中。因為只在有辦法容忍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希望才有可能出現，創傷代表著受創傷者從希望的世界中被放逐。在這個荒涼的地方，羞恥感很有可能成為一個人永恆的伴侶，他具彈性的確定性（certainty）常常會被變成僵化的必須（certitude）。為了說明這個概念如何從我早期對創傷的概念化中發展出來，我追溯了我仍然認為很有價值的三個想法的演變過程：（1）創傷是關係性的，（2）創傷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既涉及破碎的經歷，也涉及恢復的努力，以及（3）創傷與解離（dissociation）密切相關。我自己對2001 年九一一恐怖襲擊的反應，以及我的一些患者的反應，都說明了創傷所引發產生的關係模式，這些關係模式往往主導著受創者創傷後的經歷。在這種情境下，受創傷者對相同性和差異性經驗的絕望追求，可能導致非常強有力的二元性產生，以及伴隨而來的所經驗到的複雜性降低。
在第四章，我認為精神分析是一項以創傷為中心的事業，其中，精神分析師和患者都被他們對庇護和治癒的共同需求吸引到一起。關於這點的一個例子是，關於傳統上被認為是移情和反移情的患者和治療師的相互需求，轉化無法忍受的不確定性體驗。在這一章，我重新審視了我與首批精神分析患者中的其中一位的關係。我在2000 年一篇文章中說明了一個治療的方式，當時我呈現了當我充分考慮到自己因創傷產生的關係模式時，我的理解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但我對那時的工作並不滿意。在本章的最後，我思考了治療的含義，其中包括治療的雙向性、分析關係的對稱性，以及（創傷患者）經常把精神分析性治療經驗為「殘暴的希望」（tyranny of hope）。
第五章提出了一種雙重觀點，認為「性別二分法」本身即是一種潛在的創傷，又是一種因創傷產生的關係模式，透過這種模式，不確定性的經驗得以轉化。在兒童中發現的性和攻擊的感覺和幻想，以及傳統上被認為是普遍存在的伊底帕斯衝突的證據，被重新解釋為兒童對創傷性地強加性別二分法的可能性反應。本章對一些認為自己是易性癖者（transsexuals）的人的經歷也作了類似的研究。為了進一步闡述我對性別的看法，我參考了我自己的性別教育，珍．康萍（Jane Campion）的電影《鋼琴師和她的情人》（The Piano），以及我的一位患者的經歷。
羅伯特．波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認為，我們與死亡的關係來自於我們與死者的關係，受到他的作品影響，我在第六章中專門研究了在面對死亡時出現的非同尋常的關係模式。我探討了哈里森關於我們對死者虧欠的想法，也探討了海因茲．寇哈特（Heinz Kohut）和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以不同方式所表達出的同一個觀點：我們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當死亡威脅到我本身所依賴的關係交換時，它變得可怕。我認為，我們迫切需要轉化面對死亡時深刻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體驗，這有時反映在我們希望隨死者一同死去，或與他們一起進入神祕的幽靈領域上。為了解釋這些否認生命的表現，我引用了好萊塢大片《第六感生死戀》（Ghost），並描述了我與兩名患者之間的分析關係。
在第七章中，我討論了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衝突，這兩種衝突標誌著兩種特定的信仰。一種是有時在創傷後發展起來的信仰，包括對確定性的放棄；另一種，我稱之為邪教信仰，是在某些專制的心理治療訓練專案的教主和他們的追隨者的關係中發現的，後者也困擾著一些精神分析機構。我揭示了我的兩段分析關係，來說明「信仰」。
我在第八章中專門研究了精神分析學家中與倦怠（burnout）相關的痛苦和令人困惑的經驗。一些重要的創傷學家最近提出了與倦怠相類似的概念，如二次創傷、「替代性創傷和同情疲勞。我對這些概念中所隱含的兩個假設持有異議：（1）假設臨床治療師中發現的創傷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源於他們暴露在創傷患者的痛苦中，（2）假設對這些患者長期的共感，加劇了臨床治療師的痛苦。相反地，我認為那些可能引發倦怠的，是我們在之前已經經歷過的，並且害怕在與患者的工作中再次經驗的創傷。我認為，倦怠不太可能是來源於過多的共感，而是因太少所致。我在布萊恩．弗里爾（Brian Friel）的名作《信仰治療師》（Faith Healler）中找到了充分的證據，證實了我對某些倦怠案例的理解，即信仰危機。進一步的證據支持來自同道們的倦怠經歷。本章的結尾，討論了我職業生涯中最嚴重的一次倦怠，發生在我與一位患者的一次極具破壞性的經歷之後。
試閱
【第6章】
追隨死者一同死去：鬼魂、食屍鬼和活死人
（前略）
佛洛伊德（1919/1955, p. 395）觀察到，許多人體驗到一種強烈的神祕詭異之感受，這分感受不僅與死亡和死者的屍體有關，也與他所說的死者歸來（the return of the dead）有關，即死者以靈魂和鬼魂的形式歸來。他爭辯說，「實際上我們所有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都和野蠻人是一樣的。」由於我們對死亡這一不可否認之事實的懷疑，所以，「我們很容易受到宣揚來世的宗教的影響，也很容易成為那些聲稱能讓我們接觸到死者靈魂的江湖騙子們的獵物。」（Freud, 1919/1955, p.395）總結一下佛洛伊德的觀點：由於我們無法容忍人終有一死的說法，我們對鬼的興趣以及我們對的神祕詭異的體驗，總體上反映出我們壓抑死亡這個可怕事實的需求。
佛洛伊德有關神祕詭異的表述是基於他對潛抑的理解。潛抑是一種手段，透過這種手段，一個人的所有無法容忍的事物都被推入進他或她的無意識「容器」。史托羅洛、奧蘭治和艾特伍（2000）批評這種理解是機械論和還原論的。他們認為，轉化成為意識是以特定人際關係脈絡之下的活動為基礎。在我看來，包含在意識中的關係活動，無法與轉化不確定性體驗的活動區分開來。在某種程度上，一個人發現意識到某個特定體驗會增加他支持自體的關係交流可用的不確定性的話，那麼這個特定體驗可能會仍然保持在他的無意識之中。因此，一個生活在提到死亡就會遭遇敵意和沉默的社會系統中的人，與一個生活在歡迎對死亡進行討論的社會系統中的人相比，會更難意識到他或她關於死亡的想法及感受。
相較於佛洛伊德的理解，人們對鬼故事的關心與思考，尤其是好萊塢對鬼故事的刻畫，提出了另一種對神祕詭異的看法。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希望表明，我們的神祕詭異體驗與其說與潛抑或否認死亡有關，不如說我們不願意接受支撐自體的我們之間相互的責任，會隨著關係中夥伴的死亡而終止，這個不願意接受有時包含了否認掉我們自身的生命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神祕詭異體驗的話，這分體驗可能反映了一種嘗試，試著透過與死者的「接觸」，來轉化在面對死亡時所體驗到的可怕的不確定性。現在讓我們來探索一下鬼在我們與死者的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早在文字記錄誕生以前，有關鬼以及其他空間靈體的故事就已經被一代代地口耳相傳。它們起源於許多地理上遙遠的地方，包括古埃及、希臘、中國以及中東，甚至出現在聖經中。例如，在舊約中，先知撒母耳（Samuel）的魂魄出現在國王掃羅（King Saul）面前。最早的鬼故事是由佩特羅尼烏斯（Petronius）和小普林尼（Pliny）所書寫，他們都是生活在西元前一世紀的羅馬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鬼故事的魅力似乎並未褪色。儘管十九世紀被譽為英國鬼故事的黃金時代，但整個二十世紀鬼故事仍是超級流行（Parish, 1994）。事實上，在二十一世紀，鬼故事也未表現出絲毫減弱的跡象。
與鬼故事一樣流行的是恐怖電影，如果後者不是更流行的話。在兩次世界大戰、越南、海灣、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場上，以及在恐怖襲擊可怕後果中，關於死亡的畫面源源不斷地出現，人們可能想像不到，竟會有很多的人會花錢去看電影中的鬼。但票房資料證明，人們非常願意這麼做。我認為，鬼片之所以在這個血腥的時代能持續保有吸引力，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它們似乎提供了類似於曾由公共悼念儀式和典禮提供的功能。哈里森（2003）觀察到，在古代的喪葬儀式中，慟哭、扯頭髮、抓臉頰、捶胸頓足等都不是無法忍受的悲傷的自發或宣洩的表達，相反地，它們是精心編寫的行為，旨在為悼念者提供一種客觀存在的或社會共用的「哀悼語言」（language of lament）。根據哈里森（2003）的說法，這樣做的重要性在於能夠幫助那些失去親友的人放下死者—對許多人來說，這能夠替代充滿罪疚的、折磨人的、想要與死者一同死去的渴望。
在我看來，社會共同哀悼的目標與其說是說明哀悼者放下死者，不如說是它提供了一種方式，藉助該方式與死者建立一種新的聯繫—在這種聯繫中，有關自我存在的不確定性以更溫和的方式得以轉化。正如蘇西羅（Sussillo, 2005）所指出的，大量研究表明，如果幫助失去親友的人與他們已逝的親友保持某種重要的情感聯繫，他們就會能更容易應對悲傷。我現在將試著證明這一點，由製作和觀看鬼片的人們所構成的體統中，所有的參與者共用了哀悼語言，這在一個很大程度上轉化了有關死亡的不確定性體驗。事實上，光是鬼在電影中出現，似乎就能夠讓一部分觀眾放下心來，因為死亡並不意味著維持生命的關係交換（life-preserving relational exchange）的結束。
儘管自二十世紀初以來，鬼就一直在銀幕上出現—─它們出現在一些最早期的無聲電影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的角色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在科瓦奇（Kovacs, 1999）所稱的「哥德時代」（the Gothic era）的鬼片中，鬼被塑造成為可怕的存在，它們在城堡和荒野的周圍徘徊、哭泣和哀號，一直到二十世紀四○年代。只是在電影最後的死亡鏡頭中，這些鬼才與片中的男女主角重聚。在這些影片中，就像在許多鬼故事中一樣，生者的罪疚感似乎被賦予了電影式的表達。「你怎麼能拋棄我們？」這些面目猙獰的鬼魂們仿佛在問，「我們不會讓你忘記你對我們的虧欠的。」
在第五章，我曾提出，電影中對性別的刻畫與精神分析理論的發展變化相互呼應。電影中對鬼的刻畫似乎也是如此。哥德式時代的鬼片中，如科瓦奇（1999, p. 3）所說，是「人（haunter）與鬼（haunted）生活在不同的時空中」。 近來，鬼似乎也捲入了席捲精神分析領域的關係革命。在今天的電影中，人與鬼同一時空存在。這種變化，自二十世紀四○年代以來，隨著「浪漫式」鬼片的出現，漸漸變得越來越明顯。在《幽靈與未亡人》（The Ghost and Mrs. Muir）、《珍妮的畫像》（Portrait of Jennie）和《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等電影中，人與鬼彼此相愛，甚至生活在一起。這些鬼，很像當代電影中的鬼，被認為是那些在死後沒有轉世的人類，通常是由於他們在人世間上還有一些未
完成的事情。他們除了既不是完全活著，也不是徹底沒有生命之外，與他們所拜訪的普通人幾乎沒有區別（鬧鬼這個詞幾乎不適用於當今的人鬼相遇）。他們不再以床單或面紗特意扮成幽靈的樣子，而是傾向於穿著他們死之前所穿著的衣服。更重要的是，如今的鬼受制於與他們活著時所體驗到的一樣的希望、恐懼、歡樂、恥辱等。他們與人類之間的關係顯示出了明顯的互利互惠性。
這些人鬼互動不僅為人類帶來了戲劇性的—通常是正面的—結果，鬼也受到幫助，克服了生前折磨他們的困難。換句話說，鬼和人都從他們的相遇中獲益（Borthers, 2001a, 2001b）。鑒於鬼和世人之間的這種互利關係，如今的鬼片透過向觀眾承諾他或她對死者的虧欠可以得到履行之外，還發揮了減少不確定性之作用；關係的交換超越了死亡。現在讓我們來近距離觀察一部最近的鬼片，並著眼於它的轉化不確定性之功能。
幾乎所有的影評人都批評《第六感生死戀》（Ghost）拍得不夠好，認為該片缺乏風趣與智慧，而且它作為一部愛情故事也沒有說服力。儘管這些批評在我看來也算切實合理，但該影片在美國國內發行的前四十一週，仍然高獲超過二．一七億
美元的票房（Parish, 1994）。是什麼原因使這部影片出人意料的受歡迎？根據帕里什（Parish, 1994）的說法，上世紀九○年代初期，想要逃離殘酷現實生活的觀眾們，可以在這部神祕詭異（卻不血腥）的鬼魂故事中找到巨大的精神依託—這部電影巧妙地處理了來世，並且表明偉大的愛並不一定會隨著死亡而告終。以下是這部影片的劇情簡介。年輕的紐約銀行家山姆．維特（Sam Wheat，派屈克．史威茲〔Patrick Swayze〕飾）和他的藝術家未婚妻莫莉．詹森（Molly Jensen，黛咪．摩爾〔Demi Moore〕飾），在山姆的同事兼朋友凱爾．布魯納（Carl Bruner，東尼．高德溫〔Tony Goldwyn〕飾）的幫助下，搬進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公寓。但在從劇院回家的路上，山姆在一場似乎是搶劫犯（瑞克．阿維萊斯〔Rick Aviles〕飾）的襲擊中被謀殺。儘管莫莉既看不見也聽不見山姆，但山姆卻像幽靈一樣在空中徘徊。當兇手回來搜查他們的公寓時，山姆試著去警告莫莉，但卻沒有成功。當闖入者被他們家的貓嚇跑後，貓敏感地感知到了山姆的存在，山姆跟著貓回到了家中。當山姆發現劫匪是凱爾雇來，以掩蓋一個涉及毒販洗錢案的殺手之後，他不顧一切地想要保護有著生命危險的莫莉。他得到了奧德美（Oda Mae，琥碧 ．戈柏〔Whoopi Goldberg〕飾）的幫助，奧德美是一個騙局藝術家（a scam artist），正在主持一場假降神會。奧德美繼承了母親的「天賦」，能夠聽到山姆的聲音。奧德美透過對莫莉講述他們（山姆和莫莉）生活中的幾次親密時刻，說服了滿臉疑惑的莫莉，使她相信，她正在與山姆保持著聯繫。在接下來的情節轉折中，山姆從兇手的手中救出了奧德美，兇手在試圖逃脫山姆的騷擾時死亡。在山姆學會了透過集中精神活動進行身體干預的訣竅之後，他擊退了凱爾，在意外中凱爾身亡。借助於奧德美的身體作媒介，山姆後來可以與莫莉直接交流了。在山姆在一片光亮之中走向來世之時，他們重申了兩人偉大的愛。
如同這篇概要所要表明的那樣，《第六感生死戀》的故事情節，包括命途多舛的戀人、好朋友的背叛，以及戰勝了重重困難的愛情，都略顯平淡無奇且充滿了可預測性，唯有插曲帶一些恐怖氛圍。演員們飾演的都是久經考驗的老套角色：史威茲飾演的是一個害怕承諾但又勇敢善良的英雄；摩爾飾演的是一位勇敢、忠誠的女英雄；戈柏飾演的是一個幽默陰暗的女人，有著一顆金子般的心；高德溫和阿維萊斯所飾演的壞人，沒有任何可取（或使人困惑的）的特質。也許《第六感生死戀》純粹的平庸和陳腐，是透過用好萊塢擁有的一切令人安慰的慣用手法來包裹住觀眾，為的是改變人們對深奧神祕的死後生命領域的不確定性體驗，而這正是該片的焦點所在（Brother, 2001）。
（全文未完）
追隨死者一同死去：鬼魂、食屍鬼和活死人
（前略）
佛洛伊德（1919/1955, p. 395）觀察到，許多人體驗到一種強烈的神祕詭異之感受，這分感受不僅與死亡和死者的屍體有關，也與他所說的死者歸來（the return of the dead）有關，即死者以靈魂和鬼魂的形式歸來。他爭辯說，「實際上我們所有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想法都和野蠻人是一樣的。」由於我們對死亡這一不可否認之事實的懷疑，所以，「我們很容易受到宣揚來世的宗教的影響，也很容易成為那些聲稱能讓我們接觸到死者靈魂的江湖騙子們的獵物。」（Freud, 1919/1955, p.395）總結一下佛洛伊德的觀點：由於我們無法容忍人終有一死的說法，我們對鬼的興趣以及我們對的神祕詭異的體驗，總體上反映出我們壓抑死亡這個可怕事實的需求。
佛洛伊德有關神祕詭異的表述是基於他對潛抑的理解。潛抑是一種手段，透過這種手段，一個人的所有無法容忍的事物都被推入進他或她的無意識「容器」。史托羅洛、奧蘭治和艾特伍（2000）批評這種理解是機械論和還原論的。他們認為，轉化成為意識是以特定人際關係脈絡之下的活動為基礎。在我看來，包含在意識中的關係活動，無法與轉化不確定性體驗的活動區分開來。在某種程度上，一個人發現意識到某個特定體驗會增加他支持自體的關係交流可用的不確定性的話，那麼這個特定體驗可能會仍然保持在他的無意識之中。因此，一個生活在提到死亡就會遭遇敵意和沉默的社會系統中的人，與一個生活在歡迎對死亡進行討論的社會系統中的人相比，會更難意識到他或她關於死亡的想法及感受。
相較於佛洛伊德的理解，人們對鬼故事的關心與思考，尤其是好萊塢對鬼故事的刻畫，提出了另一種對神祕詭異的看法。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希望表明，我們的神祕詭異體驗與其說與潛抑或否認死亡有關，不如說我們不願意接受支撐自體的我們之間相互的責任，會隨著關係中夥伴的死亡而終止，這個不願意接受有時包含了否認掉我們自身的生命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待神祕詭異體驗的話，這分體驗可能反映了一種嘗試，試著透過與死者的「接觸」，來轉化在面對死亡時所體驗到的可怕的不確定性。現在讓我們來探索一下鬼在我們與死者的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
早在文字記錄誕生以前，有關鬼以及其他空間靈體的故事就已經被一代代地口耳相傳。它們起源於許多地理上遙遠的地方，包括古埃及、希臘、中國以及中東，甚至出現在聖經中。例如，在舊約中，先知撒母耳（Samuel）的魂魄出現在國王掃羅（King Saul）面前。最早的鬼故事是由佩特羅尼烏斯（Petronius）和小普林尼（Pliny）所書寫，他們都是生活在西元前一世紀的羅馬人。隨著時間的推移，鬼故事的魅力似乎並未褪色。儘管十九世紀被譽為英國鬼故事的黃金時代，但整個二十世紀鬼故事仍是超級流行（Parish, 1994）。事實上，在二十一世紀，鬼故事也未表現出絲毫減弱的跡象。
與鬼故事一樣流行的是恐怖電影，如果後者不是更流行的話。在兩次世界大戰、越南、海灣、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場上，以及在恐怖襲擊可怕後果中，關於死亡的畫面源源不斷地出現，人們可能想像不到，竟會有很多的人會花錢去看電影中的鬼。但票房資料證明，人們非常願意這麼做。我認為，鬼片之所以在這個血腥的時代能持續保有吸引力，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它們似乎提供了類似於曾由公共悼念儀式和典禮提供的功能。哈里森（2003）觀察到，在古代的喪葬儀式中，慟哭、扯頭髮、抓臉頰、捶胸頓足等都不是無法忍受的悲傷的自發或宣洩的表達，相反地，它們是精心編寫的行為，旨在為悼念者提供一種客觀存在的或社會共用的「哀悼語言」（language of lament）。根據哈里森（2003）的說法，這樣做的重要性在於能夠幫助那些失去親友的人放下死者—對許多人來說，這能夠替代充滿罪疚的、折磨人的、想要與死者一同死去的渴望。
在我看來，社會共同哀悼的目標與其說是說明哀悼者放下死者，不如說是它提供了一種方式，藉助該方式與死者建立一種新的聯繫—在這種聯繫中，有關自我存在的不確定性以更溫和的方式得以轉化。正如蘇西羅（Sussillo, 2005）所指出的，大量研究表明，如果幫助失去親友的人與他們已逝的親友保持某種重要的情感聯繫，他們就會能更容易應對悲傷。我現在將試著證明這一點，由製作和觀看鬼片的人們所構成的體統中，所有的參與者共用了哀悼語言，這在一個很大程度上轉化了有關死亡的不確定性體驗。事實上，光是鬼在電影中出現，似乎就能夠讓一部分觀眾放下心來，因為死亡並不意味著維持生命的關係交換（life-preserving relational exchange）的結束。
儘管自二十世紀初以來，鬼就一直在銀幕上出現—─它們出現在一些最早期的無聲電影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的角色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在科瓦奇（Kovacs, 1999）所稱的「哥德時代」（the Gothic era）的鬼片中，鬼被塑造成為可怕的存在，它們在城堡和荒野的周圍徘徊、哭泣和哀號，一直到二十世紀四○年代。只是在電影最後的死亡鏡頭中，這些鬼才與片中的男女主角重聚。在這些影片中，就像在許多鬼故事中一樣，生者的罪疚感似乎被賦予了電影式的表達。「你怎麼能拋棄我們？」這些面目猙獰的鬼魂們仿佛在問，「我們不會讓你忘記你對我們的虧欠的。」
在第五章，我曾提出，電影中對性別的刻畫與精神分析理論的發展變化相互呼應。電影中對鬼的刻畫似乎也是如此。哥德式時代的鬼片中，如科瓦奇（1999, p. 3）所說，是「人（haunter）與鬼（haunted）生活在不同的時空中」。 近來，鬼似乎也捲入了席捲精神分析領域的關係革命。在今天的電影中，人與鬼同一時空存在。這種變化，自二十世紀四○年代以來，隨著「浪漫式」鬼片的出現，漸漸變得越來越明顯。在《幽靈與未亡人》（The Ghost and Mrs. Muir）、《珍妮的畫像》（Portrait of Jennie）和《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Letter from an Unknown Woman）等電影中，人與鬼彼此相愛，甚至生活在一起。這些鬼，很像當代電影中的鬼，被認為是那些在死後沒有轉世的人類，通常是由於他們在人世間上還有一些未
完成的事情。他們除了既不是完全活著，也不是徹底沒有生命之外，與他們所拜訪的普通人幾乎沒有區別（鬧鬼這個詞幾乎不適用於當今的人鬼相遇）。他們不再以床單或面紗特意扮成幽靈的樣子，而是傾向於穿著他們死之前所穿著的衣服。更重要的是，如今的鬼受制於與他們活著時所體驗到的一樣的希望、恐懼、歡樂、恥辱等。他們與人類之間的關係顯示出了明顯的互利互惠性。
這些人鬼互動不僅為人類帶來了戲劇性的—通常是正面的—結果，鬼也受到幫助，克服了生前折磨他們的困難。換句話說，鬼和人都從他們的相遇中獲益（Borthers, 2001a, 2001b）。鑒於鬼和世人之間的這種互利關係，如今的鬼片透過向觀眾承諾他或她對死者的虧欠可以得到履行之外，還發揮了減少不確定性之作用；關係的交換超越了死亡。現在讓我們來近距離觀察一部最近的鬼片，並著眼於它的轉化不確定性之功能。
幾乎所有的影評人都批評《第六感生死戀》（Ghost）拍得不夠好，認為該片缺乏風趣與智慧，而且它作為一部愛情故事也沒有說服力。儘管這些批評在我看來也算切實合理，但該影片在美國國內發行的前四十一週，仍然高獲超過二．一七億
美元的票房（Parish, 1994）。是什麼原因使這部影片出人意料的受歡迎？根據帕里什（Parish, 1994）的說法，上世紀九○年代初期，想要逃離殘酷現實生活的觀眾們，可以在這部神祕詭異（卻不血腥）的鬼魂故事中找到巨大的精神依託—這部電影巧妙地處理了來世，並且表明偉大的愛並不一定會隨著死亡而告終。以下是這部影片的劇情簡介。年輕的紐約銀行家山姆．維特（Sam Wheat，派屈克．史威茲〔Patrick Swayze〕飾）和他的藝術家未婚妻莫莉．詹森（Molly Jensen，黛咪．摩爾〔Demi Moore〕飾），在山姆的同事兼朋友凱爾．布魯納（Carl Bruner，東尼．高德溫〔Tony Goldwyn〕飾）的幫助下，搬進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公寓。但在從劇院回家的路上，山姆在一場似乎是搶劫犯（瑞克．阿維萊斯〔Rick Aviles〕飾）的襲擊中被謀殺。儘管莫莉既看不見也聽不見山姆，但山姆卻像幽靈一樣在空中徘徊。當兇手回來搜查他們的公寓時，山姆試著去警告莫莉，但卻沒有成功。當闖入者被他們家的貓嚇跑後，貓敏感地感知到了山姆的存在，山姆跟著貓回到了家中。當山姆發現劫匪是凱爾雇來，以掩蓋一個涉及毒販洗錢案的殺手之後，他不顧一切地想要保護有著生命危險的莫莉。他得到了奧德美（Oda Mae，琥碧 ．戈柏〔Whoopi Goldberg〕飾）的幫助，奧德美是一個騙局藝術家（a scam artist），正在主持一場假降神會。奧德美繼承了母親的「天賦」，能夠聽到山姆的聲音。奧德美透過對莫莉講述他們（山姆和莫莉）生活中的幾次親密時刻，說服了滿臉疑惑的莫莉，使她相信，她正在與山姆保持著聯繫。在接下來的情節轉折中，山姆從兇手的手中救出了奧德美，兇手在試圖逃脫山姆的騷擾時死亡。在山姆學會了透過集中精神活動進行身體干預的訣竅之後，他擊退了凱爾，在意外中凱爾身亡。借助於奧德美的身體作媒介，山姆後來可以與莫莉直接交流了。在山姆在一片光亮之中走向來世之時，他們重申了兩人偉大的愛。
如同這篇概要所要表明的那樣，《第六感生死戀》的故事情節，包括命途多舛的戀人、好朋友的背叛，以及戰勝了重重困難的愛情，都略顯平淡無奇且充滿了可預測性，唯有插曲帶一些恐怖氛圍。演員們飾演的都是久經考驗的老套角色：史威茲飾演的是一個害怕承諾但又勇敢善良的英雄；摩爾飾演的是一位勇敢、忠誠的女英雄；戈柏飾演的是一個幽默陰暗的女人，有著一顆金子般的心；高德溫和阿維萊斯所飾演的壞人，沒有任何可取（或使人困惑的）的特質。也許《第六感生死戀》純粹的平庸和陳腐，是透過用好萊塢擁有的一切令人安慰的慣用手法來包裹住觀眾，為的是改變人們對深奧神祕的死後生命領域的不確定性體驗，而這正是該片的焦點所在（Brother, 2001）。
（全文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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