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

譯序

湯馬斯．摩爾的世界與視界

湯馬斯．摩爾是文藝復興時代歐洲的賢達名士，出身法學世家，知友皆為鴻儒(荷蘭大儒依拉斯默斯是其一)，中年之後仕途順遂，受到英王亨利八世倚重任命為宰相，最後因拒絕改信英國國教效忠英王，於1535年喪命斷頭台，四百年後於1935年被天主教會追封為聖徒。摩爾的一生兼治文史政治，著作等身，尤其精擅人文主義的五項學門(拉丁希臘文、修辭學、詩、歷史和政治倫理學)，是當時英國學術界的代表性人物。他在事業巔峰時刻選擇忠於天主教信仰，不願變節改事俗世的新教君王，終究以身殉道。這樣的奇人高風曾經數度拍成電影，其一名為 “A Man for All Seasons”(全才全德之人，中譯片名為《良相佐國》)，是大家所熟知。1999年伍頓(David Wootton)新譯《烏托邦》，仍延此名尊稱摩爾。

國科會於四年前推動經典譯注計畫，首輪獲得推薦翻譯的經典之一便是《烏托邦》。此書原以拉丁文寫成，1516年於魯汶出版，1517年於巴黎再版，後經摩爾修訂，增加附錄，於1518年3月在瑞士巴塞爾出版第三版，又於11月刊行第四版。第一本英文譯本於1551年由羅賓遜(Ralph Robynson)翻譯，依據1516年版。此後多次重譯，仿作和評論更是不斷。最近的譯本為2001年米勒(Clarence H. Miller)所譯，由耶魯大學出版。英譯本風格各異，有書卷氣較重者，也有刻意改為口語風格。無論如何，各個英譯本對拉丁原文的理解同中有些微差異，注釋有側重背景脈絡(如摩爾當時的政治、理想國的古典傳統等)，有針對拉丁文歧義辨義者，亦有剖析摩爾和依拉斯默斯之間的學問切磋如何反映在《烏托邦》的行文中，更有辯論摩爾的用意(摩爾是否藉此書提倡共產主義)，或推敲書中的曖昧語氣(摩爾在書尾貶損烏托邦的體制)是否誤筆？這一切種種未決之論使得《烏托邦》一書至今依然疑點重重，亦使得譯者前仆後繼，匍匐於譯事之道路, 深深著迷於摩爾的辯證弔詭的思維。中譯本有劉麟生(1934)、劉成邵(1957)、郭湘章(1966)和戴?齡(1982)等版。國科會「經典譯注」的系列希望著重注釋及評論，故而再度譯為中文。新譯力求信實清暢， 並且妥善注解原作文字與內容的幽微之處，期盼幫助讀者獲得老書新讀的樂趣。《烏托邦》寫成至今將近五百年，上承古希臘羅馬的人文傳統，下啟往後數百年的烏托邦文學與社會實踐，影響深遠。但是，由於文本揉合史實和虛構，兼容哲學思辯和文學手法，因此後世學者產生不同的解讀，甚且質疑摩爾的真正意圖並非建構，而是解構，古典的理想國。

《烏托邦》研究跨越哲學、政治和文學等領域，已有的成果浩大幽深如海洋如山林。下文將僅就摩爾的意圖與修辭等相關議題，扼要解說此書的多重面向。摩爾的生平以及時代背景的縱橫脈絡，學者詹柏士(R. W. Chambers)已有專書詳述，亦已譯為中文(請見參考書目)，此處不另重複，僅於書後附簡要的年表。書後所附參考書目含版本、譯本、傳記、重要研究成果，和摩爾所啟發的烏托邦∕反烏托邦文學，提供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閱讀。

構築烏托邦理想國：摩爾的意圖

烏托邦(utopia)一詞是摩爾自創，希臘原文的兩個字根有互相矛盾的雙重涵義：一為「樂土美地」(eu-topia)，一為「烏有之邦」(ou-topia)。摩爾的用意在呈現烏托邦的辯證本質：它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理想國度。這層弔詭以不同的手法出現在《烏托邦》全書。

摩爾以柏拉圖的《理想國》(The Republic)為雛形，取其小國寡民、階級分工和公有財產的理念，另外融合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Politics)書中所揄揚的「公民道德」(個人的群體義務，有別於私人操守)，在《烏托邦》中構築一個非基督教、共產的城邦國，以理性為治國的上綱原則。但是《烏托邦》不只是哲學與政治學的思辯。摩爾的人文主義學養亦崇尚文學，是以加入文學性的虛構，將抽象的理念納入當時盛行的旅行文學的敘事框架，假託一名老水手拉斐爾．希適婁岱(Raphael Hythloday)的海外見聞，勾勒烏托邦的典章制度。

全書分兩部分，第二部分為希適婁岱的獨白，描述烏托邦社會的種種制度和習俗；第一部分為對話體，由希適婁岱和摩爾就英國和歐陸的現實狀況提出對立的看法。此書靈感初孕於1515年5月，摩爾奉派至弗蘭德斯洽談貿易，閑暇時幽居客舍思考醞釀，旋即動筆寫就第二部分，10月返回倫敦再寫了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建構理想，第一部分批判現狀，就體例和內容而言看似涇渭分明, 因此有學者索性說《烏托邦》是兩本書。 但有更多學者認為兩部分實有互補參照的作用，猶如一枚銅幣之兩面。第二部分的重點包括政府體制、公民教育、婚姻制度、有限的女權、海外殖民、正義的戰爭以及宗教寬容等。第一部分的兩個辯論要旨，一為出仕是否明智，一為偷盜行為之罪與罰(以及引發偷盜的社會、經濟因素)。兩個部分一談醜陋的現實面，一談無法實現的理想，可以說揉和摩爾的社會觀察和視界願景，以虛構月旦現實，既是言志，也抒發對現實的不滿。

首先，烏托邦是一個封閉的符號體系。摩爾如此為它造型：

烏托邦人所居住的島嶼中間最寬的部分有兩百哩，愈向兩端愈見狹窄，形成一個圓周約五百哩的圓形，全島外貌彷若一彎新月。新月的兩個犄角相距大約11哩，海水由此流進內陸，漫開形成一座海灣。由於三面有陸地環繞，此處海域波平如鏡，猶如大湖。全島內腹的海岸圍成一個大港，船隻航行無阻，便利百姓交通往來。海灣入口處一邊為淺灘，另一邊則為岩岸，航道極為險峻，中央突出一塊礁石清晰可見，因此不致造成危險。石上高處建有塔台，軍隊駐戍其中。其餘礁石暗藏水底，非常不利行船。進港的航道只有烏托邦人知道，外來人必須有在地的領航人指引，方能順利入港。

這個地理位置遙遠孤懸，拒絕外來異文化的混染。開國君主烏托帕斯於征服該島之後便挖掘海溝，引水環繞該島四周，截斷與大陸的連接。島國國防固若金湯，航道看似平靜，卻暗藏兇險，入境(initiation)必須由在地人指引。「我」與「他者」的分野明確。

希適婁岱一貫稱呼烏托邦為舉世無雙的國家體制，讚揚它的理性、秩序、嚴謹位階、集體一致和自給自足。島上有54座城市，建築規劃全無不同，彼此間隔等距，城鄉居民輪值勞動，無勞逸之分。於鄉間務農之國民以40人為一戶，配置奴隸兩名。每戶置男女戶長各一，30戶則置族長一人統領眾人。每年每戶有半數的人口回返城市，空缺由城市人口回流頂替，每人輪作兩年，其中有一年生手與熟手各半，一方面為求勞逸公平，另方面也為專業經驗得以順利接力。農戶生產生活必需品，供自己與城市居民消費。城市中的街區規劃亦循公有共享的原則，每戶前後各有一門，門不設鎖，進出自由，中庭則闢為花園，種植草木，四時茂盛。此處眉批特別註明如此的都市設計仿照柏拉圖，遍植草木則是學習維吉爾。

烏托邦的政府體制類似聯邦，由全國54座城市選擇位置居中的一座為首都。官員悉由選舉產生，有些由各戶直接普選，有些則由每個城市選出的代表間接選出。每座城市各選出市長一人。國家公眾之事皆在市參議會及全國大會中討論議決，國民若於私下議論決定，可處死刑。如此的政治架構襲自柏拉圖於《法律》(Laws)中宣示的理想，認為最健全的政府體制應是帝制、貴族統治和民主政體的結合。烏托邦的封閉體制亦見於職業的分派。市長、20名總族長、兩百名族長和13名神職人員不參與勞動生產，其餘國民除了務農之外，每人另外研習一門技藝，毛紡、織布、石工、木工等等。婦女擔任較輕便的職業，如毛紡、織布。衣著只區分性別和已婚、未婚，一生樣式不變。職業世襲，如欲中途改業，必須過繼他人為子。特別喜愛學術研究的國民，經過認證之後即以學者為業。如此，除少數人之外，全國國民皆有兩個職業，平日由族長監督，不許偷懶，否則逐出國門。

烏托邦的制度兼含齊頭式和立足點的平等。此外，烏托邦人奉行位階觀念，長幼有序，尊卑各如其分，集體進食之際長幼隔鄰而坐，長者維持秩序，並且適時進行生活教育。人人每日工作六小時，餘暇用於運動及聆聽演講。每日黎明之前的公眾演講用來灌輸群我之際的義理以及法律觀念。烏托邦人的理性並非天生，而是平日以有形與無形的方式制約培育。有形的教育訴諸法規，例如職業本分；無形的教育則經由習俗，例如男女結婚之前裸裎相見，彼此驗明身體長相，以免婚後反悔成為怨偶。離婚的條件不包括嫌棄外表。希適婁岱如此描述：

選擇配偶時他們謹慎肅穆地遵守一項習俗，可能會讓我們覺得愚蠢荒謬之至。無論初嫁或再嫁，女子由一位受人敬重的婦人陪同，裸身面對她的求婚者；同樣地，求婚者也由一位有名望的男士陪同，裸身面對這位女子。我們或許會嘲笑這個習俗，斥為荒唐；反之，烏托邦人對他國人民的愚昧也是吃驚不已。一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