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站在巨人肩膀 看到百年智慧
傅利曼與薩繆爾遜激烈的紙上論戰，讓傅利曼獲得「經濟學界鰻魚」的稱號。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之所以能夠人人琅琅上口，
主要歸功於有「20世紀最偉大的自由經濟學家」美譽的傅利曼。
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如何產生的？
得獎者為何會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一般人是否也能「有為者亦若是」？
作者希望讀者在認識經濟大師之餘，正確思考經濟學的本質，不盲從、信服權威，並能領略「經濟即生活」。
歐債危機仍陷泥淖的2012年，為何總體經濟學者不如預期般獲獎？得獎者大爆冷門。究竟玄機何在？
本書特色
1969年，無疑是全球經濟學界極為風光的一年，因為該年10月頒發的全球最高榮譽獎項──諾貝爾獎，新納入「經濟學獎」，凸顯出經濟學「社會科學之后」的地位。本書以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時間為主線，解析獲獎者生平及其經濟理論，解讀世界經濟發展歷程。
經濟學大師們的偉大理論，往往會給世界經濟走向帶來不小的影響，他們的思考邏輯及演變過程為何？是受誰、受何事所影響？透過閱讀本書，您可輕鬆貼近經濟學界最頂尖的腦袋，直接吸取他們最精華的理論。
傅利曼：「世上有太多的慈善機構，只會造成更大的財富累積，不能被投資到生產性事業」。海耶克：「經濟學家的影響之關係重大者，卻是影響一些外行人：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
本書集結各屆經濟學獎得主的生平、成就及貢獻，分析他們對經濟學的看法。因為經濟學本來就是探究「人的行為」，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面向涵括各個生活層面！
傅利曼與薩繆爾遜激烈的紙上論戰，讓傅利曼獲得「經濟學界鰻魚」的稱號。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之所以能夠人人琅琅上口，
主要歸功於有「20世紀最偉大的自由經濟學家」美譽的傅利曼。
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如何產生的？
得獎者為何會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一般人是否也能「有為者亦若是」？
作者希望讀者在認識經濟大師之餘，正確思考經濟學的本質，不盲從、信服權威，並能領略「經濟即生活」。
歐債危機仍陷泥淖的2012年，為何總體經濟學者不如預期般獲獎？得獎者大爆冷門。究竟玄機何在？
本書特色
1969年，無疑是全球經濟學界極為風光的一年，因為該年10月頒發的全球最高榮譽獎項──諾貝爾獎，新納入「經濟學獎」，凸顯出經濟學「社會科學之后」的地位。本書以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時間為主線，解析獲獎者生平及其經濟理論，解讀世界經濟發展歷程。
經濟學大師們的偉大理論，往往會給世界經濟走向帶來不小的影響，他們的思考邏輯及演變過程為何？是受誰、受何事所影響？透過閱讀本書，您可輕鬆貼近經濟學界最頂尖的腦袋，直接吸取他們最精華的理論。
傅利曼：「世上有太多的慈善機構，只會造成更大的財富累積，不能被投資到生產性事業」。海耶克：「經濟學家的影響之關係重大者，卻是影響一些外行人：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
本書集結各屆經濟學獎得主的生平、成就及貢獻，分析他們對經濟學的看法。因為經濟學本來就是探究「人的行為」，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面向涵括各個生活層面！
目錄
1969 經濟計量學始祖－－弗瑞希和丁伯根
1970 才華洋溢的薩繆爾遜
1971 國民所得之父顧志耐
1972 一般均衡理論的佼佼者－－希克斯和亞羅
1973 I-O分析法的先驅者－－梁鐵夫
1974 鮮明左派與強硬右派－－繆爾達與海耶克
1975 規範經濟學理論的豪士－－康脫羅維奇和庫普曼
1976 二十世紀唯一的一位經濟學家－－弗利曼
1977 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經濟政策的創始人－－歐林和米德
1978 富有創新精神的通才－－賽門
1979 一代學儒舒爾茲和黑人表率路易斯
1980 經濟預測的泰斗－－克萊恩
1981 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托丙
1982 幽默的經濟學佈道家－－史蒂格勒
1983 用詞精準的分析家－－迪布魯
1984 國民會計之父－－李察．史東
1985 王冠上的寶石－－莫迪葛良尼
1986 布坎南以及公共選擇學說
1987 葡萄園裡的智者－－梭羅
1988 胸羅萬機的阿雷教授
1989 排拒諾貝爾獎的隱士－－哈維默
1990 財務經濟學的翹楚－－馬可維茲、夏普和米勒
1991 排斥「黑板經濟學」的學者－－寇斯
1992 擴展經濟學應用領域的奇才－－貝克
1993 新經濟史學家揚眉吐氣－－傅戈和諾斯
1994 不合作賽局理論的拓荒者－－內許、哈桑義和席爾頓
1995 理性預斯旋風來也－－盧卡斯
1996 資訊不對稱的後繼－－維克瑞和米爾利斯
1997 財務工程科技開創者－－莫頓、修斯
1998 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聖恩
1999 供給面學派的開山祖師－－孟岱爾
2000 個體計量經濟的實踐者－－黑克曼和麥法登
2001 資訊不對稱市場理論的奠基者－－艾克羅夫、史賓斯和史蒂格里茲
2002 理性與自利的挑戰者－－卡尼曼和史密斯
2003 與台灣學界淵源頗深的大師－－恩格爾和葛蘭傑
2004 當代總體經濟學的巨擘－－基德蘭和普瑞史考特
2005 不合作賽局理論的倡導者－－奧曼和謝林
2006 現代總體濟關鍵人物－－費爾普斯
2007 機制設計理論的舵手－－赫維茲、馬斯金和邁爾森
2008 新凱因斯學派代表－－克魯曼
2009 經濟治理的專家－－歐斯壯和威廉森
2010 搜尋理論先驅者－－戴蒙、摩坦森、皮薩瑞德
2011 理性預期再領風騷－－沙金特和辛姆斯
2012 「合作賽局」的權威－－羅斯和夏普利
1970 才華洋溢的薩繆爾遜
1971 國民所得之父顧志耐
1972 一般均衡理論的佼佼者－－希克斯和亞羅
1973 I-O分析法的先驅者－－梁鐵夫
1974 鮮明左派與強硬右派－－繆爾達與海耶克
1975 規範經濟學理論的豪士－－康脫羅維奇和庫普曼
1976 二十世紀唯一的一位經濟學家－－弗利曼
1977 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經濟政策的創始人－－歐林和米德
1978 富有創新精神的通才－－賽門
1979 一代學儒舒爾茲和黑人表率路易斯
1980 經濟預測的泰斗－－克萊恩
1981 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托丙
1982 幽默的經濟學佈道家－－史蒂格勒
1983 用詞精準的分析家－－迪布魯
1984 國民會計之父－－李察．史東
1985 王冠上的寶石－－莫迪葛良尼
1986 布坎南以及公共選擇學說
1987 葡萄園裡的智者－－梭羅
1988 胸羅萬機的阿雷教授
1989 排拒諾貝爾獎的隱士－－哈維默
1990 財務經濟學的翹楚－－馬可維茲、夏普和米勒
1991 排斥「黑板經濟學」的學者－－寇斯
1992 擴展經濟學應用領域的奇才－－貝克
1993 新經濟史學家揚眉吐氣－－傅戈和諾斯
1994 不合作賽局理論的拓荒者－－內許、哈桑義和席爾頓
1995 理性預斯旋風來也－－盧卡斯
1996 資訊不對稱的後繼－－維克瑞和米爾利斯
1997 財務工程科技開創者－－莫頓、修斯
1998 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聖恩
1999 供給面學派的開山祖師－－孟岱爾
2000 個體計量經濟的實踐者－－黑克曼和麥法登
2001 資訊不對稱市場理論的奠基者－－艾克羅夫、史賓斯和史蒂格里茲
2002 理性與自利的挑戰者－－卡尼曼和史密斯
2003 與台灣學界淵源頗深的大師－－恩格爾和葛蘭傑
2004 當代總體經濟學的巨擘－－基德蘭和普瑞史考特
2005 不合作賽局理論的倡導者－－奧曼和謝林
2006 現代總體濟關鍵人物－－費爾普斯
2007 機制設計理論的舵手－－赫維茲、馬斯金和邁爾森
2008 新凱因斯學派代表－－克魯曼
2009 經濟治理的專家－－歐斯壯和威廉森
2010 搜尋理論先驅者－－戴蒙、摩坦森、皮薩瑞德
2011 理性預期再領風騷－－沙金特和辛姆斯
2012 「合作賽局」的權威－－羅斯和夏普利
序／導讀
序言
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群英譜
對於台灣民眾來說，十月是「光輝燦爛」的，因為節日慶典特別多，充塞著喜氣洋洋的氣氛。對於全球人民而言，十月的共同盼望則是炫耀奪目的「諾貝爾獎」得主揭曉，這是自一九○一年以來就有的習俗，而諾貝爾獎則是依據阿佛烈．諾貝爾（Alfred Nobel，一八三三~九六）的遺囑設定的獎項，由於金額龐大以及評審過程的嚴謹，此桂冠一直是最被世人看重、最崇高的榮譽。
諾貝爾獎的由來
諾貝爾為何要出資設立此獎？據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鉅著《石油世紀》（The Prize）中記載，諾貝爾家族是石油大亨，發明火藥的阿佛烈．諾貝爾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在化學和財務上都天賦異稟，利用硝化甘油在十九世紀建立了一個從巴黎操控全局的火藥帝國，沒想到卻被野心家用作殺人利器，而且火藥也使戰爭更為殘酷，死傷者更眾，因而發明火藥的諾貝爾備受譴責。
就在一八八八年，阿佛烈的二哥路德威（Ludwig Nobel，一八三一~八八）在法國度假時，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有些歐洲報紙把諾貝爾兄弟搞混，誤將路德威當成阿佛烈，於是阿佛烈讀到自己的訃聞，也發現報紙把他稱作「火藥大王」，蓋棺論定他是憑發現新殺人方法以致富的「死亡販子」（或謂劊子手）。阿佛烈目睹此景頗感悲痛，也因而慚愧、省思，終於改寫遺囑，捐贈一大筆款項成立「諾貝爾獎」。
依諾貝爾遺囑所設立的獎項，原先只有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等五種，諾貝爾希望獎勵的是特殊「成就」，並非傑出的個人。因此，在自然科學方面，諾貝爾獎是針對重大「發現」（discovery）、「發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給獎。
經濟學獎的出現
經由簡單的敘述之後，我們已經知道諾貝爾獎的設立，是諾貝爾為了贖其發明火藥，以致成為可怕的殺人利器之罪而撥款成立，但獲頒諾貝爾獎者無疑被世人極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羨慕稀鬆平常，而歷年來的得獎者也大都認為得獎是其一生至高榮譽。既然諾貝爾的遺囑裡只設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現今每年頒發的經濟學獎當然是後人新設的。
原來它是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三百週年，在一九六八年出資創設的「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簡稱「諾貝爾經濟學獎」，於一九六九年開始頒發。此一新設的獎項，基本上給獎標準是比照原先的五種，依瑞典中央銀行的規定，該獎項每年頒發一位在經濟學上有傑出貢獻，且其重要性一如諾貝爾在遺囑中所言的人士。不過，有許多次，當年的得獎者不只一位，而儘管諾貝爾原先希望獎勵特殊的成就，而不是傑出的個人，但不可否認的是，成就是附著在人身上，終究似乎反客為主，世人反而較在乎得獎人。
雖然諾貝爾經濟學獎並非諾貝爾本人所設立，但其被世人重視的程度一如原始的五種獎項，尤其在經濟學界更被視為最高榮譽。可是自該獎誕生以來，「異聲」似乎未曾間斷，最大的反對聲浪是認為，經濟學獎不應與其他獎項一起頒發，因其非諾貝爾本意，意義顯然不同。這種反對意見並無實質內涵，只具「形式」意義而已。比較有力的反對意見，乃認為經濟學並非「科學」，連經濟學界都有人這麼主張。有趣的是，最具代表的人物卻是一九七四年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瑞典的左派經濟學家繆爾達（Gunnar Myrdal）。
繆爾達在接受了諾貝爾獎之後，愈想愈不妥，於是撰寫一系列的文章譴責此一獎項，也對自己曾經受獎表示遺憾（只不知他是否將高額獎金退還給主辦單位）。他表示，經濟學並不是一門和物理學、化學或醫學有著相同意義的科學。關於這一點，相信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不同意的，其中，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稱為經濟學界鰻魚的弗利曼（Milton Friedman，一九一二~二○○六）的反駁最具代表性。
經濟學是否為科學
弗利曼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應美國德州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講述其走上經濟學術的心路歷程，在表明其懷疑「諾貝爾獎是否有什麼正面效果」時，特別就繆爾達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攻擊提出駁斥。弗利曼說經濟學家既是社會的一員，也是科學家，他們並沒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純科學工作上，但物理學家或化學家也是一樣。
基本上，經濟學所具有的科學成分，和物理學、化學或其他自然科學的科學成分，在性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雖然物理學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實驗室操作，而經濟學家則不能，但是光憑這一點，仍不足以否認經濟學的科學性。舉例來說，大氣科學是一門公認的科學，但幾乎是不可能進行控制的實驗，在許多其他的科學領域也都有類似的限制。經濟學家固然不太可能執行控制的實驗（有些甚至是可能的，也已經在作了），但是未控制的經驗，經常會產生近似控制實驗的資料。
弗利曼舉統合前的東、西德為例，比較不同的經濟制度，指出其係控制實驗的優良例子。這兩個國家以前是同一個國家，人民背景、文化、遺傳基因皆相同，但卻因為意外的戰爭而分裂為兩部分。在柏林圍牆的一邊，是相對自由的經濟體制，而另一邊則是集體主義的社會。類似這樣的控制實驗，也見諸於共產中國與台灣，或回歸前的香港，以及南、北韓之間的對照。
弗利曼進一步認為，所謂的控制實驗，也並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兩種不同的狀況之間，可能存在著無數的差異，想要將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相信在所謂的控制實驗與未控制實驗之間，原理上存有任何差異；同樣地，不論是在物理學或經濟學的領域，進行科學工作的可能性，也應該是不分軒輊的。我們有必要清楚區分一個人在科學研究領域所做的事，和他身為一個公民所做的事。這樣的觀念，在物理領域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經濟學。
弗利曼再以星戰計畫這個熱門的爭辯議題為例，指出有些物理學家聲明反對星戰計畫，但卻有另一批物理學家支持這項計畫。很明顯地，這些不同的聲明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已獲大家認同的科學知識，絕大部分反而是這些物理學家的個人價值觀，以及對政治事件的判斷等等。要評量他們在科學上的能力或貢獻，憑藉的不該是這些聲明，而應該是他們在科學上的工作。弗利曼強調，這種做法也適用於經濟學。
其實，弗利曼認定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科學」，早在一九七四年左右，一篇〈芝加哥學派〉文章已強調，而且將之列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第一種特色。弗利曼說，經濟學之為一種實證科學，是經由應用、檢定、改進這三個過程，不斷地循環而成，是典型的實證科學。弗利曼之所以強調這一個特點，尚有兩個重要理由：一是此係芝加哥學派與奧國學派的重大差別所在；第二個理由是因為經濟學能夠成為實證科學，乃使其在社會科學中享有后冠，也才使經濟學在一九六九年開始，被列為諾貝爾獎的頒授對象，因為唯有能夠實證，才可拿出證據來贊同或反對某些政策，也才使經濟學與現實生活有著密切關係。
講到這裡，我的腦海裡自然地浮現芝加哥學派的另一位當代重要人物，他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去世的史蒂格勒（G. J. Stigler）教授，他也是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推手
如果說經濟學家被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所青睞，緣於經濟學是門實證科學的話，那麼，史蒂格勒教授在一九六四年第七十七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的會長演說詞－〈經濟學家和國家〉（The Economist and the State）就貢獻非凡了。
該篇演說對於經濟學家未能就政府的公共政策做有用的實證研究，極表不滿和不解。當時，史蒂格勒說：「兩百多年來，國家的經濟角色一直受到學者的注意，但卻未引起他們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決心。我相信，在歐陸和英美的文獻中，終年不斷的辯論總脫離不了抽象的談論範圍。經濟學家既不想棄問題於不顧，也不想真正加以探究。」接著，他提出數個疑問：「為什麼坊間有關如何評估資產的文獻汗牛充棟，卻沒人就管制團體對價格和費率的影響做出評估？為什麼指責侵犯個人自由的言論聲浪震天，卻沒人積極探討各項福利措施對所得分配之影響？為什麼我們一直甘於讓政策問題留白？」在提出這些疑問之後，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要求：「我們需要一套有關政府行動的正式理論，或是一系列關於政府和私人控制經濟活動之比較利益的實證研究。」
史蒂格勒特別重視政府的公共政策，乃因公共政策的影響層面最深、最廣，而想要政府能夠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唯有以證據顯示公共政策的影響效果，在「拿出證據」之後才能大聲說話，也才可以避免受特權、利益團體的左右。因此，實證研究顯得特別重要，而在當時，許多數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經出現，史蒂格勒興奮地比喻說：「數量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炮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他更進一步地指稱：「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所謂的李嘉圖（David Ricardo，一七七二~一八二三）、傑逢斯（W. S. Jevons，一八三五~八二）或凱因斯（J. M. Keynes，一八八三~一九四六）的理論革命，比起勢力愈來愈強大的數量化牽連之廣，只能算是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黃金時代的門檻，不！我們已經一腳踏進門內了。」由於有此體認，史蒂格勒在該演說的末了說：「我對於我們這一門學問的光明遠景感到無限欣慰。……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學，證明我們的數量研究，無論在影響力、在小心翼翼的程度，或在嘗試的勇氣上，都大大地增加了。日漸擴展的理論和實證研
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群英譜
對於台灣民眾來說，十月是「光輝燦爛」的，因為節日慶典特別多，充塞著喜氣洋洋的氣氛。對於全球人民而言，十月的共同盼望則是炫耀奪目的「諾貝爾獎」得主揭曉，這是自一九○一年以來就有的習俗，而諾貝爾獎則是依據阿佛烈．諾貝爾（Alfred Nobel，一八三三~九六）的遺囑設定的獎項，由於金額龐大以及評審過程的嚴謹，此桂冠一直是最被世人看重、最崇高的榮譽。
諾貝爾獎的由來
諾貝爾為何要出資設立此獎？據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鉅著《石油世紀》（The Prize）中記載，諾貝爾家族是石油大亨，發明火藥的阿佛烈．諾貝爾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在化學和財務上都天賦異稟，利用硝化甘油在十九世紀建立了一個從巴黎操控全局的火藥帝國，沒想到卻被野心家用作殺人利器，而且火藥也使戰爭更為殘酷，死傷者更眾，因而發明火藥的諾貝爾備受譴責。
就在一八八八年，阿佛烈的二哥路德威（Ludwig Nobel，一八三一~八八）在法國度假時，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有些歐洲報紙把諾貝爾兄弟搞混，誤將路德威當成阿佛烈，於是阿佛烈讀到自己的訃聞，也發現報紙把他稱作「火藥大王」，蓋棺論定他是憑發現新殺人方法以致富的「死亡販子」（或謂劊子手）。阿佛烈目睹此景頗感悲痛，也因而慚愧、省思，終於改寫遺囑，捐贈一大筆款項成立「諾貝爾獎」。
依諾貝爾遺囑所設立的獎項，原先只有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等五種，諾貝爾希望獎勵的是特殊「成就」，並非傑出的個人。因此，在自然科學方面，諾貝爾獎是針對重大「發現」（discovery）、「發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給獎。
經濟學獎的出現
經由簡單的敘述之後，我們已經知道諾貝爾獎的設立，是諾貝爾為了贖其發明火藥，以致成為可怕的殺人利器之罪而撥款成立，但獲頒諾貝爾獎者無疑被世人極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羨慕稀鬆平常，而歷年來的得獎者也大都認為得獎是其一生至高榮譽。既然諾貝爾的遺囑裡只設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現今每年頒發的經濟學獎當然是後人新設的。
原來它是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三百週年，在一九六八年出資創設的「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簡稱「諾貝爾經濟學獎」，於一九六九年開始頒發。此一新設的獎項，基本上給獎標準是比照原先的五種，依瑞典中央銀行的規定，該獎項每年頒發一位在經濟學上有傑出貢獻，且其重要性一如諾貝爾在遺囑中所言的人士。不過，有許多次，當年的得獎者不只一位，而儘管諾貝爾原先希望獎勵特殊的成就，而不是傑出的個人，但不可否認的是，成就是附著在人身上，終究似乎反客為主，世人反而較在乎得獎人。
雖然諾貝爾經濟學獎並非諾貝爾本人所設立，但其被世人重視的程度一如原始的五種獎項，尤其在經濟學界更被視為最高榮譽。可是自該獎誕生以來，「異聲」似乎未曾間斷，最大的反對聲浪是認為，經濟學獎不應與其他獎項一起頒發，因其非諾貝爾本意，意義顯然不同。這種反對意見並無實質內涵，只具「形式」意義而已。比較有力的反對意見，乃認為經濟學並非「科學」，連經濟學界都有人這麼主張。有趣的是，最具代表的人物卻是一九七四年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瑞典的左派經濟學家繆爾達（Gunnar Myrdal）。
繆爾達在接受了諾貝爾獎之後，愈想愈不妥，於是撰寫一系列的文章譴責此一獎項，也對自己曾經受獎表示遺憾（只不知他是否將高額獎金退還給主辦單位）。他表示，經濟學並不是一門和物理學、化學或醫學有著相同意義的科學。關於這一點，相信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不同意的，其中，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稱為經濟學界鰻魚的弗利曼（Milton Friedman，一九一二~二○○六）的反駁最具代表性。
經濟學是否為科學
弗利曼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應美國德州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講述其走上經濟學術的心路歷程，在表明其懷疑「諾貝爾獎是否有什麼正面效果」時，特別就繆爾達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攻擊提出駁斥。弗利曼說經濟學家既是社會的一員，也是科學家，他們並沒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純科學工作上，但物理學家或化學家也是一樣。
基本上，經濟學所具有的科學成分，和物理學、化學或其他自然科學的科學成分，在性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雖然物理學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實驗室操作，而經濟學家則不能，但是光憑這一點，仍不足以否認經濟學的科學性。舉例來說，大氣科學是一門公認的科學，但幾乎是不可能進行控制的實驗，在許多其他的科學領域也都有類似的限制。經濟學家固然不太可能執行控制的實驗（有些甚至是可能的，也已經在作了），但是未控制的經驗，經常會產生近似控制實驗的資料。
弗利曼舉統合前的東、西德為例，比較不同的經濟制度，指出其係控制實驗的優良例子。這兩個國家以前是同一個國家，人民背景、文化、遺傳基因皆相同，但卻因為意外的戰爭而分裂為兩部分。在柏林圍牆的一邊，是相對自由的經濟體制，而另一邊則是集體主義的社會。類似這樣的控制實驗，也見諸於共產中國與台灣，或回歸前的香港，以及南、北韓之間的對照。
弗利曼進一步認為，所謂的控制實驗，也並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兩種不同的狀況之間，可能存在著無數的差異，想要將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相信在所謂的控制實驗與未控制實驗之間，原理上存有任何差異；同樣地，不論是在物理學或經濟學的領域，進行科學工作的可能性，也應該是不分軒輊的。我們有必要清楚區分一個人在科學研究領域所做的事，和他身為一個公民所做的事。這樣的觀念，在物理領域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經濟學。
弗利曼再以星戰計畫這個熱門的爭辯議題為例，指出有些物理學家聲明反對星戰計畫，但卻有另一批物理學家支持這項計畫。很明顯地，這些不同的聲明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已獲大家認同的科學知識，絕大部分反而是這些物理學家的個人價值觀，以及對政治事件的判斷等等。要評量他們在科學上的能力或貢獻，憑藉的不該是這些聲明，而應該是他們在科學上的工作。弗利曼強調，這種做法也適用於經濟學。
其實，弗利曼認定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科學」，早在一九七四年左右，一篇〈芝加哥學派〉文章已強調，而且將之列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第一種特色。弗利曼說，經濟學之為一種實證科學，是經由應用、檢定、改進這三個過程，不斷地循環而成，是典型的實證科學。弗利曼之所以強調這一個特點，尚有兩個重要理由：一是此係芝加哥學派與奧國學派的重大差別所在；第二個理由是因為經濟學能夠成為實證科學，乃使其在社會科學中享有后冠，也才使經濟學在一九六九年開始，被列為諾貝爾獎的頒授對象，因為唯有能夠實證，才可拿出證據來贊同或反對某些政策，也才使經濟學與現實生活有著密切關係。
講到這裡，我的腦海裡自然地浮現芝加哥學派的另一位當代重要人物，他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去世的史蒂格勒（G. J. Stigler）教授，他也是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推手
如果說經濟學家被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所青睞，緣於經濟學是門實證科學的話，那麼，史蒂格勒教授在一九六四年第七十七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的會長演說詞－〈經濟學家和國家〉（The Economist and the State）就貢獻非凡了。
該篇演說對於經濟學家未能就政府的公共政策做有用的實證研究，極表不滿和不解。當時，史蒂格勒說：「兩百多年來，國家的經濟角色一直受到學者的注意，但卻未引起他們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決心。我相信，在歐陸和英美的文獻中，終年不斷的辯論總脫離不了抽象的談論範圍。經濟學家既不想棄問題於不顧，也不想真正加以探究。」接著，他提出數個疑問：「為什麼坊間有關如何評估資產的文獻汗牛充棟，卻沒人就管制團體對價格和費率的影響做出評估？為什麼指責侵犯個人自由的言論聲浪震天，卻沒人積極探討各項福利措施對所得分配之影響？為什麼我們一直甘於讓政策問題留白？」在提出這些疑問之後，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要求：「我們需要一套有關政府行動的正式理論，或是一系列關於政府和私人控制經濟活動之比較利益的實證研究。」
史蒂格勒特別重視政府的公共政策，乃因公共政策的影響層面最深、最廣，而想要政府能夠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唯有以證據顯示公共政策的影響效果，在「拿出證據」之後才能大聲說話，也才可以避免受特權、利益團體的左右。因此，實證研究顯得特別重要，而在當時，許多數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經出現，史蒂格勒興奮地比喻說：「數量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炮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他更進一步地指稱：「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所謂的李嘉圖（David Ricardo，一七七二~一八二三）、傑逢斯（W. S. Jevons，一八三五~八二）或凱因斯（J. M. Keynes，一八八三~一九四六）的理論革命，比起勢力愈來愈強大的數量化牽連之廣，只能算是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黃金時代的門檻，不！我們已經一腳踏進門內了。」由於有此體認，史蒂格勒在該演說的末了說：「我對於我們這一門學問的光明遠景感到無限欣慰。……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學，證明我們的數量研究，無論在影響力、在小心翼翼的程度，或在嘗試的勇氣上，都大大地增加了。日漸擴展的理論和實證研
試閱
《經濟分析的基礎》簡介
該書被譽為數理經濟學的劃時代經典之作，通書都以古典數學求極值的方法，來推導或創設經濟理論或定理，並為經濟學引進一些物理學的分析技巧。
薩繆爾遜在書中寫道：「在理論物理學中，包括了二階微分方程的假定，此一微分方程足以決定在一定的位置及速度的初期條件之下，所有變數是經過時間上的移動。同樣的道理，在經濟學部門中，包括在不同時點的變數關係（例如：對時間的導數、加權積分、落後的變數、泛函數等等），被提出作為一群經濟變數經時間而起的移動。」這是把經濟的變數關係當作物理的變數關係來看。以「物理」解釋「人理」，以物理的機械現象來解釋經濟的意志現象，以機械的必然來代替意志的自由，這正是現代經濟學物理化的風格，有學者指出，這種做法徹底背叛了古典經濟學道德化的風格。
該書分為兩部分，共有十二章，另有兩個數學附錄。第一部分係根據薩繆爾遜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以數理方法重述消費理論、生產理論以及福利經濟學；第二部分則取材自發表於《經濟計量學報》以及《經濟統計評論》（Reviewof Economic Statistics）的三篇文章，旨在探討安定問題，並介紹一些動態理論的基礎概念。
第一部分包括八章。第一章是導論，指出經濟學有許多理論或定理，都可用共同的數理方法來推導；並強調經濟定理必須是「有意義的」，意即其正確與否必須是可以驗證的；最後說明使用數理方法的好處。第二章介紹均衡體系與比較靜態的觀念。第三章討論一些數學理論，包括：均衡的極大化條件、均衡與極值的位移、附帶限制式對均衡的影響、有限變化的分析等等。
第四章至第八章，薩繆爾遜應用前面章節介紹的數理分析方法，重述生產、消費與福利經濟學的理論。第四章重述成本與生產理論，以求取極值的方法導出追求成本最低，以及利潤最大所須滿足的一些重要條件。第五章為消費者行為純理論，首先介紹效用函數在概念上由基數（cardinal）效用到序數（ordinal）效用的演進，然後推導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數學條件、Slutsky方程式，以及需求函數的特性等。薩繆爾遜在該章中首度揭示顯示性偏好理論，並據此印證與說明需求函數的一些特性。
第六章論轉換、複合商品及配給。在轉換方面，重點在討論函數、自變數、應變數，以及價格的轉換對極值及消費需求的影響。以一般轉換理論為基礎，薩繆爾遜討論一組商品的需求，以及複合或加總商品的一般問題，推導出「一組商品若其相對價格保持不變，則單一商品的各種需求理論皆可適用於此一組商品，故在需求分析上可將此組商品視同單一商品」的「複合商品定理」。接著，利用顯示性偏好理論，說明如何利用可觀察的價格及消費量所編成的指數，來判斷個人效用的增減，而發展出一套指數理論。該章最後介紹在點券配給制度下的選擇理論，導出最佳消費組合的數學條件，並證明在點券配給制度下，對消費的限制增多，將使商品的需求彈性下跌。
第七章討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的一些特殊問題，包括：效用的基數衡量、效用獨立之假設、商品間的互補或替代關係、所得邊際效用之定常性，以及消費者剩餘概念的價值與衡量。第八章為福利經濟學，首先評述福利經濟學中的各家學說，然後承襲Bergson的社會福利函數，並加以發揚光大。Bergson的社會福利函數，假設社會福利的序數水準為社會上每個人所達成的序數效用水準之函數，在設定上擺脫個人的效用水準是否可以比較的問題。薩繆爾遜利用此社會福利函數，導出使社會福利水準達到最大所需的生產面及消費面的條件。
該書的第二部分討論安定及動態理論，共三章。第九章介紹比較靜態的分析法與動態理論，討論均衡的安定性條件，並提出將比較靜態的分析與動態安定性之結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對應原理」。第十章討論直線性與非直線性體系的均衡安定性問題，旨在闡揚上一章所提及的對應原理，說明靜態學與動態學兩者之間的關係。第十一章論動態理論的基礎，首先檢討各家對靜學與動學的看法，並提出作者個人的見解，然後以各種不同的模型為例說明。
薩繆爾遜名聞全球的兩大緣由
除了《經濟分析的基礎》這本劃時代經典著作之外，薩繆爾遜發表了數百篇論文，其對經濟理論各學門幾乎都有貢獻，舉凡消費理論、資本理論與時際效率、無替代定理、國際貿易理論、共用財與經濟效率、動態理論與安定性分析，以及乘數與加速原理的綜合等，可說包羅萬象。不過，薩繆爾遜之所以名聞全球，應該不是緣於這些學術成就，最可能的觸媒應有兩項：一是他長期在《新聞週刊》（Newsweek）上寫專欄，而且和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Friedman），針對經濟政策問題長時間打筆戰，引起廣泛地注意；二是薩繆爾遜將經濟學普及化，這全都歸功於花費三年時間撰寫，在一九四八年面世的《經濟學》（Economics）一書。
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此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齊備，可謂時也、運也、命也。一來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畫」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學生們飢渴地盼望能有跟時勢密切連結的入門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足夠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通數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撰文，讓學習者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轟動全球的基本經濟學教本於焉誕生，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成為顯學，也奠定不久之後經濟學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由於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經濟分析的基礎》，讓數量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以此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之後，經濟學數理化竟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在當時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而「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對政府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
值得商榷的「公共財」理論
薩繆爾遜聰明絕頂、思慮嚴謹，雖然著作等身卻能免於浮濫，不過，儘管如此，仍值得商榷，甚至是可能出錯的論點，以極為重要且現實世界時常應用的「公共財」來說，值得一談。
「公共財」是由Public Goods直譯過來，是薩繆爾遜在一九五三年以精湛文章所提出的。全球聞名的華裔產權學者張五常教授明指其錯誤，他用薩繆爾遜的原話解釋說：「在燈塔的例子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燈塔的經營者不能向得益的船隻收取費用，這使燈塔宜於被作為一種Public Goods（張教授指出此名詞誤導讀者，因為此時所指的並非共用財特徵）；但就算是燈塔的經營者以雷達偵察的方法，成功地向每一船隻收費，為社會利益計，要像私人物品（張教授又指此時用Private Goods一詞，再加誤導）那樣地以市價收費並不一定是理想的。為什麼呢？因為對社會而言，向多一條船隻服務的額外費用是等於零（張教授指出這才是共用財的特徵，跟難收費是兩件事。他又說薩繆爾遜是PublicGoods的創始人，但在這段文字中把這個詞用得太早了，以致誤導，他也推測中文譯為公共財，很可能是因為這段文字引錯了的）……」。
這一段文字明確地顯示，共用財的真正特色應是其使用的「邊際成本為零」，並不是收費困難，但由此特色推動得須由政府供應讓民眾「免費」使用，卻無疑是值得商榷的！
這裏使用「共用財」而不用一般通用的「公共財」，乃因後者顧名思義「公家財貨或大家公用的財貨」，但其實它指的是，具有「共享」和「不能排他性」兩種特質的財貨，而與「公共或公用」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因而「公共財」這個詞並不恰當，「共用財」雖然也不太理想，但相較公共財卻來得名符其實，而英文“Public Goods”更是很明顯的不合宜，遺憾的是，它已約定俗成，難以導正。
該書被譽為數理經濟學的劃時代經典之作，通書都以古典數學求極值的方法，來推導或創設經濟理論或定理，並為經濟學引進一些物理學的分析技巧。
薩繆爾遜在書中寫道：「在理論物理學中，包括了二階微分方程的假定，此一微分方程足以決定在一定的位置及速度的初期條件之下，所有變數是經過時間上的移動。同樣的道理，在經濟學部門中，包括在不同時點的變數關係（例如：對時間的導數、加權積分、落後的變數、泛函數等等），被提出作為一群經濟變數經時間而起的移動。」這是把經濟的變數關係當作物理的變數關係來看。以「物理」解釋「人理」，以物理的機械現象來解釋經濟的意志現象，以機械的必然來代替意志的自由，這正是現代經濟學物理化的風格，有學者指出，這種做法徹底背叛了古典經濟學道德化的風格。
該書分為兩部分，共有十二章，另有兩個數學附錄。第一部分係根據薩繆爾遜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以數理方法重述消費理論、生產理論以及福利經濟學；第二部分則取材自發表於《經濟計量學報》以及《經濟統計評論》（Reviewof Economic Statistics）的三篇文章，旨在探討安定問題，並介紹一些動態理論的基礎概念。
第一部分包括八章。第一章是導論，指出經濟學有許多理論或定理，都可用共同的數理方法來推導；並強調經濟定理必須是「有意義的」，意即其正確與否必須是可以驗證的；最後說明使用數理方法的好處。第二章介紹均衡體系與比較靜態的觀念。第三章討論一些數學理論，包括：均衡的極大化條件、均衡與極值的位移、附帶限制式對均衡的影響、有限變化的分析等等。
第四章至第八章，薩繆爾遜應用前面章節介紹的數理分析方法，重述生產、消費與福利經濟學的理論。第四章重述成本與生產理論，以求取極值的方法導出追求成本最低，以及利潤最大所須滿足的一些重要條件。第五章為消費者行為純理論，首先介紹效用函數在概念上由基數（cardinal）效用到序數（ordinal）效用的演進，然後推導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數學條件、Slutsky方程式，以及需求函數的特性等。薩繆爾遜在該章中首度揭示顯示性偏好理論，並據此印證與說明需求函數的一些特性。
第六章論轉換、複合商品及配給。在轉換方面，重點在討論函數、自變數、應變數，以及價格的轉換對極值及消費需求的影響。以一般轉換理論為基礎，薩繆爾遜討論一組商品的需求，以及複合或加總商品的一般問題，推導出「一組商品若其相對價格保持不變，則單一商品的各種需求理論皆可適用於此一組商品，故在需求分析上可將此組商品視同單一商品」的「複合商品定理」。接著，利用顯示性偏好理論，說明如何利用可觀察的價格及消費量所編成的指數，來判斷個人效用的增減，而發展出一套指數理論。該章最後介紹在點券配給制度下的選擇理論，導出最佳消費組合的數學條件，並證明在點券配給制度下，對消費的限制增多，將使商品的需求彈性下跌。
第七章討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的一些特殊問題，包括：效用的基數衡量、效用獨立之假設、商品間的互補或替代關係、所得邊際效用之定常性，以及消費者剩餘概念的價值與衡量。第八章為福利經濟學，首先評述福利經濟學中的各家學說，然後承襲Bergson的社會福利函數，並加以發揚光大。Bergson的社會福利函數，假設社會福利的序數水準為社會上每個人所達成的序數效用水準之函數，在設定上擺脫個人的效用水準是否可以比較的問題。薩繆爾遜利用此社會福利函數，導出使社會福利水準達到最大所需的生產面及消費面的條件。
該書的第二部分討論安定及動態理論，共三章。第九章介紹比較靜態的分析法與動態理論，討論均衡的安定性條件，並提出將比較靜態的分析與動態安定性之結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對應原理」。第十章討論直線性與非直線性體系的均衡安定性問題，旨在闡揚上一章所提及的對應原理，說明靜態學與動態學兩者之間的關係。第十一章論動態理論的基礎，首先檢討各家對靜學與動學的看法，並提出作者個人的見解，然後以各種不同的模型為例說明。
薩繆爾遜名聞全球的兩大緣由
除了《經濟分析的基礎》這本劃時代經典著作之外，薩繆爾遜發表了數百篇論文，其對經濟理論各學門幾乎都有貢獻，舉凡消費理論、資本理論與時際效率、無替代定理、國際貿易理論、共用財與經濟效率、動態理論與安定性分析，以及乘數與加速原理的綜合等，可說包羅萬象。不過，薩繆爾遜之所以名聞全球，應該不是緣於這些學術成就，最可能的觸媒應有兩項：一是他長期在《新聞週刊》（Newsweek）上寫專欄，而且和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Friedman），針對經濟政策問題長時間打筆戰，引起廣泛地注意；二是薩繆爾遜將經濟學普及化，這全都歸功於花費三年時間撰寫，在一九四八年面世的《經濟學》（Economics）一書。
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此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齊備，可謂時也、運也、命也。一來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畫」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學生們飢渴地盼望能有跟時勢密切連結的入門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足夠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通數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撰文，讓學習者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轟動全球的基本經濟學教本於焉誕生，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成為顯學，也奠定不久之後經濟學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由於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經濟分析的基礎》，讓數量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以此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之後，經濟學數理化竟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在當時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而「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對政府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
值得商榷的「公共財」理論
薩繆爾遜聰明絕頂、思慮嚴謹，雖然著作等身卻能免於浮濫，不過，儘管如此，仍值得商榷，甚至是可能出錯的論點，以極為重要且現實世界時常應用的「公共財」來說，值得一談。
「公共財」是由Public Goods直譯過來，是薩繆爾遜在一九五三年以精湛文章所提出的。全球聞名的華裔產權學者張五常教授明指其錯誤，他用薩繆爾遜的原話解釋說：「在燈塔的例子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燈塔的經營者不能向得益的船隻收取費用，這使燈塔宜於被作為一種Public Goods（張教授指出此名詞誤導讀者，因為此時所指的並非共用財特徵）；但就算是燈塔的經營者以雷達偵察的方法，成功地向每一船隻收費，為社會利益計，要像私人物品（張教授又指此時用Private Goods一詞，再加誤導）那樣地以市價收費並不一定是理想的。為什麼呢？因為對社會而言，向多一條船隻服務的額外費用是等於零（張教授指出這才是共用財的特徵，跟難收費是兩件事。他又說薩繆爾遜是PublicGoods的創始人，但在這段文字中把這個詞用得太早了，以致誤導，他也推測中文譯為公共財，很可能是因為這段文字引錯了的）……」。
這一段文字明確地顯示，共用財的真正特色應是其使用的「邊際成本為零」，並不是收費困難，但由此特色推動得須由政府供應讓民眾「免費」使用，卻無疑是值得商榷的！
這裏使用「共用財」而不用一般通用的「公共財」，乃因後者顧名思義「公家財貨或大家公用的財貨」，但其實它指的是，具有「共享」和「不能排他性」兩種特質的財貨，而與「公共或公用」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因而「公共財」這個詞並不恰當，「共用財」雖然也不太理想，但相較公共財卻來得名符其實，而英文“Public Goods”更是很明顯的不合宜，遺憾的是，它已約定俗成，難以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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