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芻論

任何嚮往改變我們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的人，都不是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下這麼做。每個人都必須利用手邊的知識素材；每個人也必得嘗試與每個時代限制人們思想的預設、成見和政治偏向搏鬥，它們限制思想的方式，最好狀況下可謂是壓制性的寬容，最糟糕則是純然的壓迫。收錄在這裡的論文，寫作時間橫跨了30年，記錄了我企圖改變地理學科（這是直到最近，我在逐漸無法發揮功能、學界特有的學科知識劃分裡的位置）、相關領域（像是都市研究），以及一般公眾的思考方式的嘗試。這些論文也反映了這些年來，英語世界知識生產環境的變化。

冷戰的展開，以及1950年代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對思想自由的蹂躪，加上對於蘇聯史達林主義極端行徑的令人不安揭露，使得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期，將馬克思的著述當成塑造新的理解和政治行動模式的嚴肅材料，成為極度困難的事情。事實上，誠如歐文．拉提摩爾（Owen Lattimore）的例子（參見第五章）清楚揭示的，在美國發出任何無法準確吻合美國外交政策要求模式的異議聲音（無論是否奠基於馬克思主義），都很危險。這項政策的主宰教條是圍堵蘇聯的勢力，並吸收或公然鎮壓一切試圖追求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經濟改善路線的政治運動。然而，到了1960年代中期，許多人都知道主流知識系統對於理解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的眾多反殖民革命攻勢和鬥爭（經常是受到馬克思主義啟發），成效極為有限。

隨著越戰的演變，美國也逐漸不被認為是在捍衛自由和解放，而是建立新型帝國主義來支援以美國為根據地的資本主義系統，儘管該系統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災難性事件裡，已證明是脆弱不堪。美國的民權鬥爭和都市暴動（麥爾孔X〔Malcolm X〕、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的謀殺，還有對黑豹黨的正面攻擊，以佛瑞德．漢普頓〔Fred Hampton〕在芝加哥遭國家刺殺告終），也要求在思想和政治實踐上認真重新評價。

與馬克思交手很重要，這有兩個令人信服的理由：首先，這是為了理解在英語世界的官方圈子裡遭到嚴重詆毀和鄙視的學說，為何竟能廣泛吸引那些在其他地方為解放而積極鬥爭的人；其次，為了知道閱讀馬克思能否有助於提出一種社會批判理論，以便涵蓋和詮釋以1967-73年轉折期間的高度政治戲劇（瀕臨文化和政治革命）為顛峰的社會衝突。

我自己針對這些題目的研究，屬於1970年代早期，試圖處理這些問題的普遍努力的一環。當然，發現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的餘燼，在某些角落依然灼熱（保羅．巴蘭〔Paul Baran〕和保羅．史威吉〔Paul Sweezy〕的著作在美國發散光芒，杜伯〔Maurice Dobb〕、湯普森〔E . P. Thompson〕和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則在英國閃現光采），以及馬克思思想的各種流派在歐洲依然強勁有力，當然很有幫助。一開始，注意力必須放在恢復這些成果，同時對古典馬克思主義文獻發展出適應時代的新洞識。隨後，馬克思的著作變得廣受研讀和接納，但更晚些，卻逐漸被視為壓迫性的教條或不合時宜且反動落伍；因此，說明他的觀念有其生命，能夠調適和延伸來處理陌生的情勢是重要的。

不過，我自己的具體研究角度不太尋常，因為就像地理學家很少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當成可能的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傳統也極少關注地理問題（或是都市化問題，除非視為一種歷史現象）。如果有的話，就是基進地理學傳統（從來就不強大）重新探訪了無政府主義者，尤其是19世紀末期的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和伊利希．瑞克勒斯（Elis?e Reclus）等地理學家兼無政府主義者，他們是當時的重要思想家和運動者。這個傳統深具價值。

例如，它對於環境和都市組織議題（儘管有所批判），通常比馬克思主義還要敏銳。但是這些思想家的影響不是受到嚴格限制，就是經由像派崔克．蓋第斯（Patrick Geddes）等城鎮規劃師的影響，轉化為一種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並框限成為一種溫和而可以接受的對抗，以反抗像路易士．孟福（Lewis Mumford）所認為的、資本主義下技術變遷的反面烏托邦軌跡。1960年代晚期，基進地理運動有部分致力於振興無政府主義傳統，至於對譬如國族解放和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有強烈同情的地理學者，則是以較為直接的歷史唯物論和經驗性模式來寫作，避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抽象化。這類地理學家（我想到的是拉提摩爾和凱斯．布坎南〔Keith Buchanan〕在他們的學科裡被擠到邊緣，經常被視同賤民。即使如此，基進地理學家依然試圖高舉這個傳統（面臨激烈反對），但也在基進地理學期刊《對蹠》（Antipode）（創辦於1968年裡，訴諸馬克思與恩格斯、列寧、盧森堡、盧卡奇等人的著作來支持它。

本書第二篇起頭的幾篇論文都發表於《對蹠》，算是這項集體努力的一部分。當時很少人從馬克思主義視角，書寫資本積累的地理學、空間的生產，以及不均地理發展。馬克思雖然承諾一卷《資本論》用於討論國家和世界市場的形成，卻從來沒完成計畫。因此，我著手詳盡閱讀他的所有著作，看看他如果能活到完成他的論證的話，會對這些議題說些什麼。從事這樣的閱讀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是把馬克思當成「大師思想家」，他的陳述無論如何都配戴著絕對真理的認證標章。第二種我偏愛的方式，是把他的陳述當成暫時性建議和初步想法，必須強化才能形成比較連貫的理論性論證，尊重辯證法精神，而非像他大多數未曾出版的研究、劄記和信件般雕琢辭藻。以這第二種方式來閱讀，我發現馬克思提供了肥沃的基礎，讓我開展出一系列後續研究（部分收錄於本書），以及後來的幾本書，像是《資本的限制》（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後現代性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和《希望的空間》（Spaces of Hope, 2000）。

但是學習馬克思的方法，也開啟了通往各種其他知識工作和政治評論的大道，涉及像是地理知識的政治爭議性質、環境議題、地方政治—經濟發展，以及地理知識和社會與政治理論的一般關係等多樣的課題；浮現出一整個探討場域，致力於掌握政治權力如何利用（無論如何界定的）地理知識。同時，這也指出了有界定出一門批判地理學（以及批判的都市理論）的急切需要，以便「解構」（採用當前的術語）某種看似「中立」或「自然」、甚至是「顯而易見」的知識，實際上如何成為維持政治權力的工具性手段。收錄於第一篇裡的論文，皆環繞這個問題盤旋。這裡匯集了足夠的局部證據，顯示這種關聯遠非只是有可能而已，即使令人滿意的、針對該想法的系統性呈現尚未誕生。我認為這些論文是為了更廣大計劃而準備的研究，該計劃值得賦予最深切關注，亦即地理知識在政治經濟—權力結構的延續，以及對抗政治—經濟秩序而尋求轉變上的角色。

寫作這些主題的30年來，我很幸運能與許多學者和行動人士交遊，他們甘冒巨險，發展出主宰地理學的標準技術官僚遁辭（幾近於資本主義的護教學）以外的替代觀點。我虧欠這許多人士甚鉅，但因人數眾多，實在無法一一提及（我相信他們自己知道）。但是，由於吉姆．布勞特（Jim Blaut）這位長期同志的早逝，我要將本書呈獻給他，以資紀念。他近期出版的《八位歐洲中心論史家》（Eight Eurocentric Historians），正是我心目中強健的批判著作的英勇範例。我熱切希望，吉姆和（我期待）我自己著作中的灼亮餘燼，能獲得年輕一代利用，在批判地理學中燃起一場火，持續燃燒，直到我們建立一個比起我們迄今所經驗到的，還更為正義、平等、生態健全且開放的社會。

大衛．哈維
紐約，200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