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後來者言：商人與企業家的社會責任

出版緣起

變動時代裡可以相信的事情郝明義

很多工作，需要為一種理念而奉獻，甚至不惜性命的堅定。譬如要革命的政治人物，戰場上的軍人等等。

但是商人呢？商人對自己的理念，到底應該堅持到哪個地步呢？有段時間，我很好奇。
商人的目的不就是營利嗎？一個追求營利的人，到底有什麼理念好堅持？這種堅持會不會算是食古不化？

後來，沒想到因為看甘地的一本書而找到答案。

一次大戰之前，甘地在南非的那段時間，有天要從約翰尼斯堡搭火車去德班。在火車站，一位來送行的朋友，塞給他一本書，好在二十四小時車程的旅途中閱讀。後來，甘地在他的自傳中，有一章名之為〈一本書的神奇魔咒〉，專門談這本書對他的影響。

甘地從拿起書就放不下。火車在傍晚時分到站，可是他那天夜裡根本無法入睡。

甘地在回憶錄裡說，他不是閱讀很多的人。在他上學的時候，除了教科書之外，他幾乎什麼也不碰。出社會工作後，也很少時間閱讀。不過也正因為如此，他讀到一本書，就會大力消化。而他在火車上讀到的這一本書，則立刻給他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我決心根據這本書的理念，改變我的人生。」甘地說，從而開啟了他日後的人生之路。

這本書名叫《給後來者言》（Unto This Last），十九世紀的英國人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作品。而甘地因為太過重視這本書，後來將此書局部濃縮，以印度的古吉拉特文改寫，之後，再由古吉拉特文翻譯成英文，是為《萬福之書》（Sarvodaya: A Paraphrase of “Unto this Last”）。我最先看到的是甘地的濃縮版，後來再看《給後來者言》。

約翰．拉斯金是一百多年前英國一位兼有藝術家、文學家等多重身分的人，但是他寫的《給後來者言》，卻可以說是一本給商人和企業經營者看的書。

甘地說他特別感動的，是拉斯金談論個人與群體的關係，以及工作的價值，尤其是是體力勞動的價值。而我，則是沒想到拉斯金回答了我這篇文章一開始所提出的那個問題。

拉斯金認為，雖然商業的發展，使大家認為商人的本質就是要為自己打算的（selfish），並且為了追求利潤，無商不奸（cheat）也是可接受的，但他覺得這是必須揚棄的想法。

所以他說：
人們從未聽過誰清清楚楚解釋商人與其他人一樣負有的真正職責。我要為讀者把這一點講清楚。

拉斯金認為：
軍人的職業是保衛國家。
牧師的職業是教導國家。
醫生的職業是維護國家健康。
律師的職業是實施國家中的公義。
商人的職業是供給國家所需。

而這些人都有各自以身相殉的原則：
軍人寧死也不擅離戰場上的崗位。
醫生寧死也不拋下救治瘟疫病患的職守。
牧師寧死也不宣講謬誤謊言。
律師寧死也不支持不公不義。

那商人寧死也不背棄的原則又是什麼？

拉斯金認為有兩點：
第一，身為商人，他供應的商品與服務的「完善與純正」（the perfectness and purity）；
第二，身為商人，需要和上中下游這麼多環節的人相互交易、工作，他不能只為一己之利著想，而必須透過產品的製造，貨品的交易，而「有益」（beneficial）於所有參與的人。

從這「有益」的角度出發，拉斯金提出一個商人種種該有的作為與堅持。尤其是對一些公正法則的堅持。

為什麼公正法則這麼重要？

拉斯金的說法很幽默：
遵照供需的法則生存乃是魚類的特權，也是鼠類與狼群的特權；但人類異於禽獸，遵照公正的法則生存。

所以，商人對這些公正法則的堅持也要到不惜以身殉道的地步。

至於商人為國而死的「適時」是什麼時候？

拉斯金的回答是：
這是商人該自問的，也是我們都該問的主要問題。因為，說實話，人若不知道什麼時候應當赴死，也就不會知道該怎麼活。

在這本書出版的一百多年後，沒有人會否認今天是個變動的時代。世界各地，以及各個行業與領域，都如此。商業世界，更是。

各種商業遊戲的體系被破壞，各種熟悉的環境不再，各種過去幹練的經歷不足恃，各種拿手的工作方法失去作用。

在重重的生存壓力下，商人很容易什麼都可以堅持，就是原則不必堅持。

但是《給後來者言》顯然不是這麼說的。

當然，拉斯金寫這本書的時空背景，畢竟和今天不同。所以書裡談的一些細節，也和今天有差異。但是這本書告訴我們商業與財富中所存在的榮譽、道德與公義的脈絡，為什麼有些原則是應該堅持到以身相殉，又可以如何從其中享受到快樂與幸福，則是在今天聽來仍然清越明亮。

這是變動時代裡可以相信的事情。

導讀

道德的經濟法則吳雅鳳（台大外文系教授）

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一八一九─一九○○）生於拿破崙戰爭後、卒於維多利亞女王去世前一年，見證了英國逐漸成為歐洲最強殖民帝國的歷史過程。他的社會與文化思想先是堅守浪漫主義獨立自由的精神，後來漸漸成為維多利亞保守意識的中堅，也因為這兩種態度的爭執對立，他的作品常有自相矛盾的傾向，但也不刻意遮掩自我的衝突，反而鋪陳兩相的拔河消長，讓讀者做最後的裁斷。他生於倫敦，父親約翰•詹姆斯•拉斯金（John James Ruskin）來自蘇格蘭，經營酒品貿易，非常成功，足以培育兒子進入牛津大學，並終其一生以寫作文學與文化評論為志業。拉斯金的母親則是虔誠的福音派（Evangelicalism）基督徒，拉斯金常在作品裡回憶兒時與母親共讀《聖經》的場景，《欽定本聖經》（King James Bible）的道德規範、意象與音樂性對拉斯金都有深刻的影響。他從小身體孱弱，在就讀牛津大學時，還因此搬出學院，在校外的大街（High Street）上租賃房子，好由母親親自照顧起居。他的學業表現優異，但最後還是因病無法參加高等晉級考試。

綜觀拉斯金龐雜的思想體系可分為三個相互牽連的核心：繪畫、建築與社會，關懷的範圍逐漸擴大：從源生於自然的美學形式如何掌握了新時代的脈動，以貼近自然永恆的本質；到哥德建築形式的歷史沿革，追求復興中古敬天扶弱的社會架構；最後以對地質、博物學的鑽研作為了解宇宙與人類社會的基礎，向大眾力諫，指出當時風行以追求最大利益為主的政治經濟理論，其實貶低人際情義，獨尊交換價值，終將社會帶向墮落的地獄。總體而言，他繼承了浪漫主義時期柯立芝所立下的文化祭司（clerisy）使命。

拉斯金在全長五冊的《現代畫家》（The Modern Painters，一八四三─六○）中，成功地將當時飽受批評的畫家透納翻轉為英國十九世紀的繪畫大師，以嶄新的個人藝術風格，讓觀者有機會貼近宇宙自然最純淨的真實。他還以「師法自然」（true to nature）為最高原則，不遺餘力地支持前拉斐爾兄弟會畫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執意復古的手法與主題。一八四九年他發表了《建築的七盞明燈》（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主張建築美學形式乃根植於宗教與道德情操的信念。一八五○年代，他則親赴威尼斯各哥德式建築，透過親手繪製建築結構與裝飾，鑽研威尼斯歷史中政治與宗教的扞格，並出版三冊圖文並茂的《威尼斯之石》（The Stones of Venice，一八五一─五三）。當時歐洲大陸許多國家因民族獨立運動，以致社會動盪不安，英國境內也因政治改革、新教與天主教勢力相互抗衡而喧囂不止，拉斯金選擇以繪畫評論以及與人民生活實質相關的建築形式論述，作為介入這個紛擾世代的方式。他這三冊集中討論威尼斯的作品，將一八三○年代便萌芽的哥德復興式建築運動發展推送至最頂峰，也使維多利亞社會重新了解到中古藝術對工匠的敬重，相較於工業革命藉機器大量生產與強調分工，對勞工體力的剝削與心靈的箝制，兩者形成極大對比。《威尼斯之石》將威尼斯式哥德風格的衍生，放在該地獨特的歷史框架中討論。拉斯金認為威尼斯在早期曾有的輝煌，最深刻的淵源便是它的地緣位置：東西方文明和南北歐文化在此交會。因此威尼斯式哥德風格乃是摩爾文明與歐洲基督教文明衝擊下最鮮明的產物。拉斯金獨具一格地點出，歐洲一向推崇的文藝復興，其實是文化的畸形發展，代表基督教向希臘羅馬的異教文化低頭。反之，他特別強調中古時期純淨基督教文化。這便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