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之路：澳門經濟發展優勢重審

2017年是香港回歸祖國的20周年，也是澳門回歸祖國的18周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20年僅僅只是瞬間。但是，過去的20年，世界經濟確實發生了顛覆性的巨變。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預示著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從1990年代的頂峰墜落，導致全球經濟陷入持續停滯的長周期。隨著世界經濟版圖開始重組，歐美國家作為過去500年經濟增長的傳統核心地區，這種結構亦開始瓦解，中國及發展中新興經濟體逐步進入世界經濟增長的核心，成為推動全球經濟成長的主導力量。而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經濟社會惡果，使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面對結構式的調整和重大挑戰。凡此種種，均在昭告著全球經濟正在走向一個大變局的時代。而本書的主要內容，涉及過去20年的世界經濟大環境，以觀察香港和澳門在回歸之路上的經濟發展進程。

在20年的港澳回歸之路上，影響港澳經濟發展進程的重大因素和變數，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中國經濟的崛起、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制度的調適走勢。

第一，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和重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進程。事實上，香港在一百六十多年前淪為英國殖民地、澳門更於四百多年前就為葡萄牙所佔據，兩地與祖國的隔斷，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積貧積弱時期的產物。而回歸之路的展開，正是中國在世界重新崛起、民族復興的必然歷史進程。因此，雖然港澳的回歸以1997年和1999年為時點，但回歸之路的起點、成功拉開回歸歷史序幕的，應該是1979年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大戰略的時期。這不僅意味著中國重返世界舞台，經濟崛起和民族復興重新出發的起點，也是港澳得以重新融入與回歸中國的出發點。

中國開放之初，港澳的仲介和橋樑作用成為中國重返世界經濟舞台的主要路徑；而中國市場體制的建構，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借鑒了港澳的經濟體制。這一進程的急速展開，促進了1980–1990年代港澳經濟與祖國之間的經濟聯繫重新復歸，且日益緊密地融為一體。港澳回歸之後，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3年簽訂的CEPA、2015年實行內地與港澳之間的服務貿易基本自由化，這些均是中國不斷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和全球市場所作出的努力。在這個進程中，中國經濟逐步崛起，最終在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而香港得以在中國崛起的進程中，成為首屈一指的全球城市；澳門則成為排名世界首位的國際博彩之都。由此可見，正是中國因素，決定了港澳回歸之路的經濟發展進程，以及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說，港澳經濟從1980年代起，尤其是回歸之後的20年，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與世界地位，本身就是中國重返世界舞台，且日益在全球經濟中崛起的歷史性一幕。

第二，是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從歷史的角度看，1979–1980年可以視為世界經濟史的一個重大轉捩點。在全球範圍內，發生了導致1980年以後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興起的重大轉變。首先，在一個人口佔世界1/5、實行經濟管制的國家，中國朝著市場化的轉變道路邁出了重要步伐。而大西洋對岸的英國與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在同一時期都啟動了私有化、為資本鬆綁、國家退出社會供給領域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英國和美國的改革和實踐，雖然分別發生在歐洲和美洲，國家治理的制度也有所區別，但是其共同特點就是突破了過去的理論與觀點的主流部分，把非主流理論變成了以後的主流理論。這就是1970年代興起的新自由主義。1979–1980年，英美兩國開始實踐新自由主義，使它以話語模式開始佔據主流地位。其核心內容就是市場和貿易的自由。而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目的，正是建立市場經濟，與其核心內容相符。中國更在改革起步初期，就以香港這個19世紀以來，一直實施自由市場的自由港作為借鑒。英美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與中國開放市場的實踐互相結合，造就了過去30年的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從而改變了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中國亦開始重新納入現代世界體之中系，令其經濟逐步崛起。

經濟全球化使香港相繼成為全球製造和貿易網絡中的離岸服務中心、國際貿易和航運中心，更在回歸之後轉型為以先進服務業為主導的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澳門則在回歸後通過博彩體制的改革和突破，成為全球居首的博彩旅遊國際都會。應當說，港澳，尤其是香港，成為在推動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全球流動、形成全球經濟網絡之中，脫穎而出的優勝者。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終結了新自由主義推動的經濟全球化，令全球經濟增長陷入一個長期動力不足的停滯階段。港澳也同樣面對經濟動力轉換這一重大挑戰，導致在當下世界經濟中，逆全球化浪潮興起、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全球經濟面臨大衰退，中國也不能置身事外。踏入經濟新常態的中國，面對持續發展的困境，正以「一帶一路」戰略推進貿易投資的自由化，致力促進全球經濟體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開啟與謀劃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一帶一路」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全球大戰略，也是當下港澳社會裏不可多得的歷史性大機遇。中國正以新面目在世界嶄露頭角，而這個進程也要借助港澳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城市的地位，以及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服務業發展的經驗，才能真正實現。

雖然港澳兩地能夠在過去歐美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脫穎而出，但是該如何面對中國和新興經濟體開啟的新經濟全球化，卻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因為上一輪和以前的經濟全球化，均是以英美西方國家為主導的。港澳的自由港經濟所滲透的主要市場和經濟規則，屬於英美霸權周期下的規範和話語範疇。而「一帶一路」代表的是重置世界經濟版圖中，中國和發展中新興經濟體，開始進入全球經濟增長的核心，所開啟的新經濟全球化。如果港澳無法從根本上揮別過去美國霸權周期下，對固有路徑的依賴和傳統思維，透過大膽創新，去面對和參與「一帶一路」的新全球化戰略，則未來的回歸之路將會面臨重大挑戰。

第三，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調適與再造走勢。眾所周知，「一國兩制」是港澳回歸的重要制度基礎。香港和澳門作為中國體制以外、實施資本主義的地區，這一重大的制度性設計，分別在香港《基本法》第5條，以及澳門《基本法》中被確立，以確保回歸後港澳的資本主義體制與生活方式50年不變。《基本法》以「一國兩制」作出的制度性安排，不僅使港澳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回歸後能夠持續，對港澳而言，還具備通過與內地的制度分立，保證港澳優勢之意義。

港澳的資本主義體制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版本。這個版本在上個世紀70年代以後，因緣際會迎合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新自由主義潮流。這就是為甚麼港澳能夠在上個世紀延續至2008年的經濟全球化中脫穎而出的根本原因。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徹底終結了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暴露了新自由主義這個資本主義版本所推崇的自由放任、過度金融化的弊病。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踏入一個制度調適和再造的大變局階段。而以自由放任為體制特徵的港澳，也必然進入一個深刻的經濟結構、經濟體制的調整和反思的進程。正是新自由主義的放任資本無限積累的體制，形成了今天香港十分畸形的經濟結構。至今為止，壟斷財團以地產獨佔，吸聚了香港經濟增長收益絕大比重的情況，並沒有得到有效節制，最終走到了今天被港人稱之為「地產霸權」的香港市場狀態。而2014年澳門經濟增長驚人下滑的狀況，更是博彩一業獨大與壟斷的惡果。由此可見，港澳經濟面臨的結構性轉型的挑戰，應是全球資本主義面對新自由主義造成的體制弊病，以及作出重大制度調整的一個縮影。

危機與矛盾衝突是一個經濟體改變其制度的必經階段。人類正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去正視自己社會制度的不穩定之處，並進行重新設計和塑造。一個社會制度的生命力，就在於制度的彈性，即不斷地進行修正和更新。所以，我們可以體會「一國兩制」這個制度性設計的偉大之處。這不僅使港澳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回歸後能夠得以持續，同時還具通過與內地的制度分立，促進兩種制度之間的競爭和博弈。實際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均是人類在不同歷史、政治和經濟條件下作出的選擇。兩種制度的相互競爭、相互吸取一直存在，這應該是人類社會走向更為美好制度的一個歷史進程。由此可見，無論是香港，還是澳門，都不能將自己的制度絕對化與固化，回歸之路也將是港澳不斷反思和推進制度更新的一個進程。50年不變，其含義是基本的社會制度不變，但並非是固守矛盾重重、弊病殘缺的制度。

過去20年的回歸之路，港澳分別以自己的不同演繹，推進自身經濟的發展。但是，回歸之路並未終結。所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相信在未來充滿顛覆性變革的全球經濟大變局中，港澳的回歸之路將更加精彩和壯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