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臺大出版中心20週年紀念選輯第6冊）

序

　　本書中文版以《銀線》命名，靈感來自於筆者的業師孔復禮（Philip A. Kuhn）教授原先建議英文版的標題：China’s Silver Thread。

　　英文版最後取名China Upside Down，則是參考傅柯（Michel Foucault）的《事物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的理念，強調拉丁美洲獨立運動使19世紀上半葉（1808-56）的中國，因為白銀外流而起了整體秩序變動。其中包括：中國相對日本在亞洲的地位凌夷、中國政府相對世界市場的力量消沉、傳統中國強調多元權威並存的思想在此期間突然湧現等。1850年代之後約三、四十年間，又因墨西哥獨立後鑄造的銀元流入中國，以及中國因前一階段白銀外流所引起的太平天國動亂，而造成另一階段的秩序變動。雖然中國相對日本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但政府對市場轉而諸多干預，絕對權威思想同時抬頭，深刻影響往後的中國。

　　這樣一個以「銀」來串聯世界與中國、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社會實況與思想潮流的論述，使筆者在確定中文書名時，認為《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較為簡潔。

　　頁xiii 的「銀錢兌換商圖」，原是耶魯大學濮德培（Peter C. Perdue）教授建議筆者用作英文版封面的。因為濮德培教授提供的影像不夠清楚，後來從臺灣的文物收藏家簡義雄先生處得到較為清晰的影像與說明，才得以用在2011年繁體中文版的封面上。這幅水彩畫是廣州畫師莆誇（Pu Qua）在1799 年左右畫的，收錄在1806年倫敦出版的《中國的衣著》（George H. Mason, The Costumes of China）一書中。畫中的銀錢兌換商正聚精會神地檢視一枚銀元，銀元原來沒有方孔，是畫師將中國銅錢上的方孔錯置到銀元上。兌換商前面的桌子及掛條上擺的是以每千枚為一單位的銅錢串，準備供銀錢兌換之用。1800 年左右的中國，到處都有這樣的銀錢兌換商。他們所持有的白銀，是供大額交易用的，最終供應者主要是墨西哥；而他們所持有的銅錢，是供找零或小額交易用的，最終供應者是清政府。

　　這些銀錢兌換商當然不會曉得，他們的命運竟會與墨西哥獨立運動發生關連。但就在1800年之後約半個世紀，這些兌換商要用更多的銅錢來換同樣一個單位的白銀。這個變化全面影響中國，甚至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

　　2009年1月8日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 Hong Kong edition）第九版上有學者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國家安全概念比較強調軍事方面的領先地位，但最近的國家安全觀念，比較強調在金融、糧食、能源、氣候、醫療種種方面與世界各國互助合作的軟實力。中國何以在19世紀上半葉由盛轉衰，是很多中國人心中的大問題。北京大學歷史系茅海建教授的著作《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是從中國軍事實力的相對落後加以論述。《銀線》這本書其實也在回答這個中國人關心的大問題，但從19世紀上半葉中國領導精英經常引述的「周官八政，食貨為先」以及本書的論證得知：中國其實是被它與墨西哥間緊密牽連的銀線絆倒的。

　　本書討論19世紀上半葉中國白銀外流的影響，還包括對思潮起伏的影響。在經濟史與思想史之間，若干前輩學者曾探討思想對經濟的影響，而本書特別觸及：當經濟對19世紀上半葉中國人的生活形成特別嚴峻的挑戰時，知識分子如何在傳統中國累積幾千年的知識倉庫中，尋求不同的奧援而彼此競爭，從而在政治權威與社會自主、國家與市場之間，呈現可與西方媲美的多元思維。筆者是在中國大陸推動文化大革命，臺灣講求文化復興的年代，決定走向歷史學門。在今日有很多大陸朋友聲稱不知中國文化的原貌為何的當兒，本書或可由不同背景下成長的一位歷史工作者提供一份補白。

 

導讀

　　林滿紅教授的《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國》這本鉅著乃係其英文著作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1808-1856（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的中譯本。至於其前身則為林教授就讀哈佛大學時的博士論文（Man-houng Lin, “Currency and society: the monetary crisis and political-economic ideology of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1989）。經過將近二十年的苦心孤詣，周諮博覽，縝密構思而定稿出版的這部書，別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

　　林滿紅為一位極知名的經濟史學者，但她顯然不認為應該受此頭銜之侷限。沒錯，歷史學者應該想盡一切的方法去研究他／她的課題（to approach to his/her subject）。即使是經濟史領域的學者，但發現問題不是在――或者不只在――經濟問題本身時，也理應毫不遲疑地走入他（她）所認定的另一個領域當中尋求答案。當然，術業有專攻。要超越自己的專長領域，一腳踩入相對陌生的領域，勢必深感躊躇。這先需要有勇氣，然後需要有智慧。經過一番試煉而出現的這部《銀線》，先是一本貨幣史與經濟史的文本，接著又是學術史、思想史與政治史的宏構。

　　全書清楚地分成上、中、下三篇。上篇講國內外政治所導致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拖累了老邁的中華帝國。面對「數千年來一大變局」，中國的官僚、學者與文人不免就動起腦筋來。於是在中篇當中，作者探討晚清知識分子如何從既有的中國知識中尋找靈感，同時也為自己的主張找到支撐。到了下篇，作者其實已經朝向學術史、思想史的路數思索，力圖探索不同流派的「經世致用」思想的思想脈絡。

　　一、

　　林滿紅把相當大的注意力放到銀元在中國的普遍流通歷程。她觀察到：雖然外國銀元早已在福建、廣東一帶廣泛使用，但是大約還是要等到乾隆四十年（1775）以後才在蘇、杭等江南地區通行。因此她把1775年看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年分。更特別的是，林滿紅指出：「中國從琉球群島的白銀進口終止於1715年，從朝鮮的終止於1747年，從緬甸的終止於1758年，從日本的終止於1760年，從安（越）南的終止於1775年。因此，筆者認為1775年是中國從亞洲進口白銀的終止年，同時也是中國幾乎完全依賴拉丁美洲白銀進口之始。」要注意的是：林滿紅也說明了美洲白銀進口到中國是16世紀後期以來就有的事實，但她強調到了1775年以後，中國的白銀供給幾乎完全仰賴中、南美洲鑄造的西班牙銀幣。

　　1808年也被林滿紅視之為極具意義的一年。早在1993年她被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五）》的一篇文章裡，她就已經推論是嘉道年間「銀貴錢賤」現象起始的一年。有趣的是，1808年不但是本書英文原版書題時間的上限；無獨有偶，1998年由美洲白銀史專家Dennis O. Flynn所組織、在當年西班牙銀幣的集中港Seville舉行的一場學術會議，其論文集便以1808年為時間的下限（參考Clara Eugenia Núñez ed., Monetary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 1500-1808. Sevilla: Secretariado de Publicaciones de la Universidad de Sevilla, 1998）。1808年在中國為大清嘉慶十三年。這一年世界上發生的大小事情的確不少，但是到底哪一件與白銀的問題密切相關呢？我個人有如下的猜想：

　　一般說西班牙銀元為「佛頭銀」，指的是三位西班牙國王在位時中、南美洲所鑄造的帶西班牙國王肖像的銀幣。他們分別是查理三世（1759-88在位）、查理四世（1788-1808在位）與斐迪南七世（1808年3-5月短期在位；1813年復位，任至1833年去世）。1808年法蘭西皇帝拿破崙發動「半島戰爭」，入侵西班牙，造成西班牙王室統治的中斷，尤其是對中南美洲殖民地的控制也隨之而鬆懈。拿破崙垮臺之後斐迪南七世雖然得以復位，但是中南美洲已經失控，革命之勢星火燎原。玻利維亞開出第一槍，在1809年起義，經過16年的辛苦奮鬥，於1825年建立共和國。稍早在1821年時，墨西哥與祕魯也已經宣告獨立。中、南美洲產銀、鑄造銀幣的國度陸續獨立，蜩螗沸羹，造成一時之間世界白銀供給的短缺，起始點就在1808年法蘭西的入侵。就此而言，1808年確實是影響世界貨幣史的關鍵性的一個年分。

　　本書的時間下限為1856年，在中國為大清咸豐六年。就世界貨幣史而言，這一年前後發生了幾件大事。1857年美國國會通過「鑄幣法案」（Coinage Act of 1857），取消外國鑄幣的法償資格（legal tender），也就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