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讓公務員生了病？：面對上級指令、民眾需求與自我價值的矛盾與衝突，基層公務員的日常工作難題如何從個人、群體與管理面尋求解方？

前言

我第一次與國家互動是在過邊境的檢查哨，一九九○年代時的黎巴嫩檢查哨並不缺乏人手，敘利亞占領軍、黎巴嫩武裝部隊還有黎巴嫩內部互相競爭的各個國安單位──國內安全部隊（the Internal Security Forces）、國家安全總局（the General Security）、國家安全局（the State Security），每個單位都各自在街上布哨。

當你通過檢查哨時，面對的是難以捉摸的軍人。這種互動並不適合交談，也充滿了不確定性。你坐在車裡，永遠無法得知哨兵（幾乎都是男性）正在找什麼，以及他的裁量範圍究竟有多大，而你完全不會想對他的權威表現出任何質疑。

通過檢查哨有一連串固定的流程：將車子慢慢減速、打開車內的燈、降低廣播的音量，並擺出一副鄭重其事的表情。接著你會經歷一個同時具有高度裁量性又個人的互動：你與哨兵眼神交會，他將目光望向車內、開始掃瞄搜索，有時會問一兩個問題，然後判斷誰能夠通行，誰又無法通過。這個判斷結果非常多變，且似乎依當下情況而定：包括你與哨兵的互動，以及當天輪值的哨兵。

透過與具備裁量權的低階公務員面對面互動，感受何謂國家的公權力，並不限於安全檢查，更不止於黎巴嫩。無論是開發中國家還是先進的自由民主國家，都有數百萬計仰賴公共服務的民眾，還有不得已而需要經常與公務機關打交道的人民，而這就是他們實際的生活日常。

多年後，當我開始在研究所攻讀政治理論時，令我驚訝的是，對於民眾與第一線公務員的面對面互動研究竟付之闕如。雖然在我對國家的想像中，這些公務員有著重要的地位，但在抽象理論的層次，他們彷彿不存在。我學習到的現代國家並不具有人性，其代理人（原則上而言，實際上不見得）可以替換取代，而代理人的行為又受制於行政程序與龐雜的法律。民主理論主要關注的是這些法律的正當性、實質助益，以及國家制度設計的根本原則，但一味強調程序、法律和制度設計的重要性，卻遺漏了與國家互動的實際經驗。我們描繪了民主制度的樣貌，但奇怪的是，那些賦予制度生命力的人，卻看不見任何蹤跡。

於是我開始思考將我們與第一線公務員互動──通常是面對面、視情況而定、具裁量空間的互動──作為民主國家研究的焦點。我認為如果不將這種互動納入研究，沒有說明政府在提供服務或執法時是如何與公民互動，那麼無論是描述性或規範性的國家理論，都不會有完整的一天。或許從基層出發，能提供一個不同視角進行規範性的反思。與其從抽象的理想著手，向下探討憲政規範和法律，接著才延伸到執行層面的問題，或許我們從反方向著手能有更大的進展──從提供公共服務的當下開始，逐步往上爬升到政策制訂和制度設計的問題。

正是這些問題開啟了我對基層公務體系的研究動機，最後讓我走入田野進行參與觀察，與市區扶貧機構的第一線公務員共事。身為民眾的我很快就發現，對於公務員提供服務與執行法律時得面對的日常挑戰，我原本的認知非常有限。從如此局限的視角，我無法分辨公務員是否做了裁量決策，又或只是一絲不苟、循規蹈矩的裁示，也無法辨別公務員的表現是謙遜有禮，還是漠不關心。我若想了解公務員為什麼會有這些表現和行為，就勢必得站到另一側，嘗試從辦公桌、窗口或櫃檯的視角來觀察：一個人如何作為國家日常面貌？工作內容有哪些？會有哪些挑戰、壓力、快樂和焦慮？

和大多數與政府打過交道的民眾一樣，我剛開始做田野調查時，對公務體系的印象並不好，對基層公務員的印象甚至更差。不過隨著研究的深入，就像許多研究基層公務體系的學者一樣，我的看法產生了改變，深刻體認到基層公務員必須經歷的複雜道德和心理過程，並且更加敬佩他們在如此棘手的環境當中，仍能維持道德傾向的敏銳和平衡。

我希望此書能呈現兼具批判與同情的觀點──將基層公務員納入民主理論研究之中，同時也期望能夠針對基層公務員提出一個行為理論，並提供一個架構，能用以對其行為行使道德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