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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境的中國史：華南移民的衝突與融合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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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臺灣與香港的動盪，不只是當代的問題，更是華南歷史的延續。
17至19世紀，中國南方颳起了邁向近代的「變革之風」。推動這場巨變的，正是瑤族、壯族等周邊民族與漢人、客家移民孕育出的「越境」風潮。本書追溯臺灣與香港問題的根源，揭示邊疆如何轉化為僑鄉，移民經驗又如何成為華人遍布全球的原動力。作者以移民為主角，從「搵食」、械鬥、科舉、祕密結社等議題，生動地描繪出一部兼具衝突與融合的華南歷史。
17至19世紀，中國南方颳起了邁向近代的「變革之風」。推動這場巨變的，正是瑤族、壯族等周邊民族與漢人、客家移民孕育出的「越境」風潮。本書追溯臺灣與香港問題的根源，揭示邊疆如何轉化為僑鄉，移民經驗又如何成為華人遍布全球的原動力。作者以移民為主角，從「搵食」、械鬥、科舉、祕密結社等議題，生動地描繪出一部兼具衝突與融合的華南歷史。
目錄
中文版序
導讀／巫仁恕
序章 華南：中國史的邊疆
第一章 移動的人們：福建與廣東的移民活動
第二章 越境至廣西與臺灣的漢人移民
第三章 邊疆的科舉熱潮：面對中國文明
第四章 周邊民族的抵抗與漢文化的影響：移民與祕密結社
第五章 孕育太平天國的村莊：移民社會中的領袖
第六章 械鬥與動亂的時代：邊界的重構
終章 越境風潮：海外移民與新型社會的整合
後記
參考書目
索引
導讀／巫仁恕
序章 華南：中國史的邊疆
第一章 移動的人們：福建與廣東的移民活動
第二章 越境至廣西與臺灣的漢人移民
第三章 邊疆的科舉熱潮：面對中國文明
第四章 周邊民族的抵抗與漢文化的影響：移民與祕密結社
第五章 孕育太平天國的村莊：移民社會中的領袖
第六章 械鬥與動亂的時代：邊界的重構
終章 越境風潮：海外移民與新型社會的整合
後記
參考書目
索引
序／導讀
中文版序
本書試圖以「越境」為關鍵字，解讀族群、民族關係史與華南移民社會史。清朝時期，漢人移民越過模糊的邊界進行遷移，其中也包含「偷渡」的非法渡航。隨著平地的開發，來到臺灣的漢人移民漸漸越過番隘，進入原住民的領域。他們與原住民雖發生不少衝突，但也有透過通婚等方式融合的案例。以平埔族為中心的原住民，深受漢人影響，進而接納漢文化的族群。可以說，漢人移民與原住民族，或是漢人內部各種族群之間的衝突與融合，正是臺灣成長為當今重視多樣性的多元文化社會不可或缺的過程。
不可忘記的是，這一連串的歷史進程也是華南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本書論及的福建、廣東、廣西及中國西南等地區，其實與臺灣一樣，本就是流動性極大的多元社會。聚焦17至19世紀的華南地區，可見漢人與周邊民族在合作、競爭與衝突中不斷越境，跨越空間與文化的界線，尋求生存與融合。筆者希望藉由邊境地區過度競爭的科舉考試、與基督教或儒教發生衝突的祕密結社、為了在激烈競爭環境下生存而採取的「搵食」行動模式，以及在「外來政權」起伏不定統治下的臺灣原住民等議題，展現中國社會的多樣性與流動性，重新理解中國的過去與現在。
本書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李文良教授的推薦下，經專家學者審查後，由臺大出版中心負責中文版出版事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巫仁恕教授也特別撥冗為本書撰寫〈導讀〉，筆者由衷感謝。本書的翻譯工作始於2024年，由曾任筆者前一部中譯本《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晚清與中華民國》譯者的廖怡錚女士負責，她精確且柔和的譯文為本書增色不少。負責編輯的洪麗崴與張瑜庭女士，則在還原史料和增補圖片方面，付出不少心力。繁體中文版在日文版的基礎上，經過查核、校譯與修訂等仔細的編校工作，期間獲得許多人的幫助，筆者在此致上誠摯的感謝。
最後，希望此書能為那些因管制而無法生活在富有彈性社會中的人們，提供一點安慰與希望。
序章 華南：中國史的邊疆（摘錄）
占卜中國未來之「南」
現今，在中國周邊的世界正出現巨大的動盪。
面對高舉「復興中華」旗幟、致力於富國強兵的中國，鄰近諸國及地區如履薄冰，將警戒拉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層級。尤其是在臺灣以及位於華南地區的香港，從2014年臺灣的太陽花學運、香港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等事件，可以看出試圖抵抗中國共產黨政府壓力的民眾運動，在當時普及與擴散的現象。
2020年6月中國政府在香港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香港國安法》）。在此之前，中國採取「一國兩制」，也就是認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完全不同的制度共存於一個國家之內的狀態。但是上述這項法律，等於是壓制並禁止了原本在一國兩制原則下被保護的言論自由。
除此之外，中國認為大陸與臺灣是在「一個中國」之下密不可分的關係，批判臺灣的民進黨政權是無法容忍的勢力，因此在外交及軍事層面上持續施加強大壓力。中國施加的外交與軍事壓力，也波及到原本在釣魚臺列嶼主權歸屬上已與中國有異議的日本，在中美關係對立的情況之下，日本被迫面對究竟該如何應對臺灣的難題。
另一方面，中國對內加強統治維吾爾人，針對有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人民，採取拘捕或是迫害的行動。這些政策的施行對象，不管是蒙古人還是西藏人等其他民族，無一例外。中國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定這些民族原有的語言與文化。
不僅如此，中國在所謂「一帶一路」的廣域經濟圈構想之下，以壓倒性的經濟實力為背景，強化在東南亞、非洲等地區的影響力。在苦於清償政府債務的國家中，中國資本企業重視利益的態度，往往招致當地貧困民眾的反彈。
本書希望從歷史層面出發，理解生活在中國邊疆地區百姓所面對的問題。具體而言，筆者的目標是從曾是「邊疆」的南方邊境，梳理中華世界的擴張，以及其衝突與融合的過程。
那麼，為何是「南方」呢？在現今中國以漢族（歷史上稱為漢人）為主要民族的歷史上，廣義來看是自北向南的越境歷史。在中國的版圖中，漢人移民遷往許多先住民（原住民）居住的東南、西南各省開墾；最後這些區域呈現飽和狀態，移民們更進一步往邊境移動，跨海散布至東南亞地區。
站在中國中心的觀點上，移民促使邊疆地區內地化，對中華世界的擴張有所貢獻，現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都屬於這些移民的後裔。
相對地，從邊疆諸多民族的角度來看，中華世界的擴張，是他們面對中國歷代朝廷軍事進攻的苦難歷史。他們不僅生活在朝廷苛刻嚴酷的統治之下，還要忍受來自漢人移民的嚴重剝削與歧視。
不過，漢人移民內部也在激烈的競爭下相互爭鬥。有人不願接受朝廷統治而遭到鎮壓；有人即便對邊疆統治做出貢獻，最後卻因未能以成功作結，而被朝廷犧牲，因此對官方抱持著強烈的不信任感。
如今在香港、臺灣所看見對中國政府的反彈行動，或許也可以說是因為背後有如此長遠的歷史性背景。
總而言之，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由多元的民族在反覆衝突與融合中形成的社會。這個社會不僅在政治和文化上承受著強大的統合壓力，同時也是由跨越地域與民族界線的移民不斷「創造」而成。
最能夠表現上述中國社會特質的地區，便是海外華人的故鄉：福建、廣東兩省，以及與其鄰接的「華南」地區。因此，要理解現今的中國，便要將焦點鎖定在位於中國南端的華南歷史。
中國史的「北」與「南」
不過，日本人並不太熟悉華南的歷史。對日本人而言，較為熟知的中國史，首先是遣唐使等派遣日本的使節，和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眾多王朝興衰勝敗的古代歷史；又或者是騎馬遊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主要都是以中國北方的歷史為中心。當時的華南並非朝廷所及的範圍，尚有許多漢人未移居開墾的地方，日本人不清楚華南的歷史，也是無可厚非之事。
然而，中國的歷史並非只是以北方為中心而開展。宋朝以後，長江下游流域的江南地方（又稱為華中，或是廣義的華南地區）開始發展，與貨幣經濟發達的華北地方，亦即北方各省之間，形成南北經濟上的落差狀態。
南北經濟差距的現象，也可以從明朝考量設置首都地點的論爭中窺見，究竟應該將首都置於江南，還是延續過去元朝首都地點，即軍事要地的北京？若是將近代幾個短命政權置首都於南京的例子排除在外，自明朝永樂皇帝（1402-1424年在位）將首都由南京遷至北京以來，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止，中國的統治者都持續將首都置於北京。換句話說，在設立首都的考量層面，政治條件上的必要性勝過了經濟條件上的合理性。
這段期間裡，華南始終未能登上中國政治的大舞臺。此時華南取代已發展完成的江南，成為移民與拓墾開發的邊疆。從北京朝廷的角度來看，華南是比江南更遙遠的南方邊境地帶。在代表江南利益的科舉菁英們與北京皇帝間的權力角力之下，華南地區或許多少會因其邊緣性被寬鬆地處置和管理。
但是來到近代，情勢出現了變化。擁有泉州、廣州等海外貿易窗口的華南地區，在與近代歐洲往來的契機下，開始出現新的動向，邁向新時代。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1814-1864）、辛亥革命的孫文（1866-1925）等被後世評為「革命」運動的領袖，以及改革派的優秀人才，大多出自華南。中國的近代史可以說是「中國史上首次刮來南風的時代」。
經濟成長與越境的能量
華南地區作為新時代旗手的角色，承繼自1978年開始施行的改革開放政策。眾所周知，作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的深圳，正是牽引起這項政策的火車頭。1992年鄧小平（1904-1997）視察南方各都市，發表「南方談話」，表示要引進外資，大膽推進經濟建設，也加速了華南地區的發展。
儘管如此，中國中央延續數百年重視政治的立場，並未因華南的興起而改變。對北方的官員及人民來說，華南是代替江南躍起的新興勢力。過去北方人民只要能夠制衡上海即可，如今還要重新面對廣東這一個完全不同性質的文化。
除此之外，曾擔任西方各國窗口的南方世界（華南地區）所帶來的價值觀，不僅有資本主義式的消費文化，還包含關於國內民主化的政治性要求。共產黨內的保守派認為，這些價值觀會造成「精神汙染」，進而威脅政權，於是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決定嚴厲鎮壓。
近年來，中國急速強化諸如此類的國家統治行動，例如過往在中國唯一能夠談論天安門事件的香港，其追悼會如今也受到了禁止。現今習近平的威權統治，便是在中國南北對立、國家與社會緊張關係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產物。
話說回來，支撐著華南經濟圈發展的力量，還是要歸功於越境人們帶來的活力。由於朝廷無暇顧及此地，華南才能在中國社會中產生相對「自由」的空間。
1980年代曾經前往中國的旅人，想必都有以下的印象：在中國，越往南行便越能感受到規範的寬鬆；相反地，越往北行，管制就越嚴格。就連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國家統治日趨嚴峻的時期，還是可以看見華南地區的自主性，如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俗語所示，華南地區未必完全遵從中央保守派的意向行動。
近年在中國逐漸強大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強化了國家統治，反覆地管控、壓制媒體及知識分子的言論，「下有對策」的彈性空間看似急速萎縮。然而中國並非如日本人所想像，是一個具有一致性、統一性的社會。隱藏在水面下，越過境界線並克服種種壓力前行的行動力，如今也依舊健在。本書希望闡明中國版的拓荒者精神（frontier spirit）是如何在此背景下被培養出來。
本書試圖以「越境」為關鍵字，解讀族群、民族關係史與華南移民社會史。清朝時期，漢人移民越過模糊的邊界進行遷移，其中也包含「偷渡」的非法渡航。隨著平地的開發，來到臺灣的漢人移民漸漸越過番隘，進入原住民的領域。他們與原住民雖發生不少衝突，但也有透過通婚等方式融合的案例。以平埔族為中心的原住民，深受漢人影響，進而接納漢文化的族群。可以說，漢人移民與原住民族，或是漢人內部各種族群之間的衝突與融合，正是臺灣成長為當今重視多樣性的多元文化社會不可或缺的過程。
不可忘記的是，這一連串的歷史進程也是華南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本書論及的福建、廣東、廣西及中國西南等地區，其實與臺灣一樣，本就是流動性極大的多元社會。聚焦17至19世紀的華南地區，可見漢人與周邊民族在合作、競爭與衝突中不斷越境，跨越空間與文化的界線，尋求生存與融合。筆者希望藉由邊境地區過度競爭的科舉考試、與基督教或儒教發生衝突的祕密結社、為了在激烈競爭環境下生存而採取的「搵食」行動模式，以及在「外來政權」起伏不定統治下的臺灣原住民等議題，展現中國社會的多樣性與流動性，重新理解中國的過去與現在。
本書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李文良教授的推薦下，經專家學者審查後，由臺大出版中心負責中文版出版事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巫仁恕教授也特別撥冗為本書撰寫〈導讀〉，筆者由衷感謝。本書的翻譯工作始於2024年，由曾任筆者前一部中譯本《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晚清與中華民國》譯者的廖怡錚女士負責，她精確且柔和的譯文為本書增色不少。負責編輯的洪麗崴與張瑜庭女士，則在還原史料和增補圖片方面，付出不少心力。繁體中文版在日文版的基礎上，經過查核、校譯與修訂等仔細的編校工作，期間獲得許多人的幫助，筆者在此致上誠摯的感謝。
最後，希望此書能為那些因管制而無法生活在富有彈性社會中的人們，提供一點安慰與希望。
序章 華南：中國史的邊疆（摘錄）
占卜中國未來之「南」
現今，在中國周邊的世界正出現巨大的動盪。
面對高舉「復興中華」旗幟、致力於富國強兵的中國，鄰近諸國及地區如履薄冰，將警戒拉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層級。尤其是在臺灣以及位於華南地區的香港，從2014年臺灣的太陽花學運、香港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等事件，可以看出試圖抵抗中國共產黨政府壓力的民眾運動，在當時普及與擴散的現象。
2020年6月中國政府在香港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香港國安法》）。在此之前，中國採取「一國兩制」，也就是認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完全不同的制度共存於一個國家之內的狀態。但是上述這項法律，等於是壓制並禁止了原本在一國兩制原則下被保護的言論自由。
除此之外，中國認為大陸與臺灣是在「一個中國」之下密不可分的關係，批判臺灣的民進黨政權是無法容忍的勢力，因此在外交及軍事層面上持續施加強大壓力。中國施加的外交與軍事壓力，也波及到原本在釣魚臺列嶼主權歸屬上已與中國有異議的日本，在中美關係對立的情況之下，日本被迫面對究竟該如何應對臺灣的難題。
另一方面，中國對內加強統治維吾爾人，針對有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人民，採取拘捕或是迫害的行動。這些政策的施行對象，不管是蒙古人還是西藏人等其他民族，無一例外。中國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定這些民族原有的語言與文化。
不僅如此，中國在所謂「一帶一路」的廣域經濟圈構想之下，以壓倒性的經濟實力為背景，強化在東南亞、非洲等地區的影響力。在苦於清償政府債務的國家中，中國資本企業重視利益的態度，往往招致當地貧困民眾的反彈。
本書希望從歷史層面出發，理解生活在中國邊疆地區百姓所面對的問題。具體而言，筆者的目標是從曾是「邊疆」的南方邊境，梳理中華世界的擴張，以及其衝突與融合的過程。
那麼，為何是「南方」呢？在現今中國以漢族（歷史上稱為漢人）為主要民族的歷史上，廣義來看是自北向南的越境歷史。在中國的版圖中，漢人移民遷往許多先住民（原住民）居住的東南、西南各省開墾；最後這些區域呈現飽和狀態，移民們更進一步往邊境移動，跨海散布至東南亞地區。
站在中國中心的觀點上，移民促使邊疆地區內地化，對中華世界的擴張有所貢獻，現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都屬於這些移民的後裔。
相對地，從邊疆諸多民族的角度來看，中華世界的擴張，是他們面對中國歷代朝廷軍事進攻的苦難歷史。他們不僅生活在朝廷苛刻嚴酷的統治之下，還要忍受來自漢人移民的嚴重剝削與歧視。
不過，漢人移民內部也在激烈的競爭下相互爭鬥。有人不願接受朝廷統治而遭到鎮壓；有人即便對邊疆統治做出貢獻，最後卻因未能以成功作結，而被朝廷犧牲，因此對官方抱持著強烈的不信任感。
如今在香港、臺灣所看見對中國政府的反彈行動，或許也可以說是因為背後有如此長遠的歷史性背景。
總而言之，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由多元的民族在反覆衝突與融合中形成的社會。這個社會不僅在政治和文化上承受著強大的統合壓力，同時也是由跨越地域與民族界線的移民不斷「創造」而成。
最能夠表現上述中國社會特質的地區，便是海外華人的故鄉：福建、廣東兩省，以及與其鄰接的「華南」地區。因此，要理解現今的中國，便要將焦點鎖定在位於中國南端的華南歷史。
中國史的「北」與「南」
不過，日本人並不太熟悉華南的歷史。對日本人而言，較為熟知的中國史，首先是遣唐使等派遣日本的使節，和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眾多王朝興衰勝敗的古代歷史；又或者是騎馬遊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主要都是以中國北方的歷史為中心。當時的華南並非朝廷所及的範圍，尚有許多漢人未移居開墾的地方，日本人不清楚華南的歷史，也是無可厚非之事。
然而，中國的歷史並非只是以北方為中心而開展。宋朝以後，長江下游流域的江南地方（又稱為華中，或是廣義的華南地區）開始發展，與貨幣經濟發達的華北地方，亦即北方各省之間，形成南北經濟上的落差狀態。
南北經濟差距的現象，也可以從明朝考量設置首都地點的論爭中窺見，究竟應該將首都置於江南，還是延續過去元朝首都地點，即軍事要地的北京？若是將近代幾個短命政權置首都於南京的例子排除在外，自明朝永樂皇帝（1402-1424年在位）將首都由南京遷至北京以來，至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止，中國的統治者都持續將首都置於北京。換句話說，在設立首都的考量層面，政治條件上的必要性勝過了經濟條件上的合理性。
這段期間裡，華南始終未能登上中國政治的大舞臺。此時華南取代已發展完成的江南，成為移民與拓墾開發的邊疆。從北京朝廷的角度來看，華南是比江南更遙遠的南方邊境地帶。在代表江南利益的科舉菁英們與北京皇帝間的權力角力之下，華南地區或許多少會因其邊緣性被寬鬆地處置和管理。
但是來到近代，情勢出現了變化。擁有泉州、廣州等海外貿易窗口的華南地區，在與近代歐洲往來的契機下，開始出現新的動向，邁向新時代。
太平天國的洪秀全（1814-1864）、辛亥革命的孫文（1866-1925）等被後世評為「革命」運動的領袖，以及改革派的優秀人才，大多出自華南。中國的近代史可以說是「中國史上首次刮來南風的時代」。
經濟成長與越境的能量
華南地區作為新時代旗手的角色，承繼自1978年開始施行的改革開放政策。眾所周知，作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的深圳，正是牽引起這項政策的火車頭。1992年鄧小平（1904-1997）視察南方各都市，發表「南方談話」，表示要引進外資，大膽推進經濟建設，也加速了華南地區的發展。
儘管如此，中國中央延續數百年重視政治的立場，並未因華南的興起而改變。對北方的官員及人民來說，華南是代替江南躍起的新興勢力。過去北方人民只要能夠制衡上海即可，如今還要重新面對廣東這一個完全不同性質的文化。
除此之外，曾擔任西方各國窗口的南方世界（華南地區）所帶來的價值觀，不僅有資本主義式的消費文化，還包含關於國內民主化的政治性要求。共產黨內的保守派認為，這些價值觀會造成「精神汙染」，進而威脅政權，於是在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中，決定嚴厲鎮壓。
近年來，中國急速強化諸如此類的國家統治行動，例如過往在中國唯一能夠談論天安門事件的香港，其追悼會如今也受到了禁止。現今習近平的威權統治，便是在中國南北對立、國家與社會緊張關係的歷史背景下誕生的產物。
話說回來，支撐著華南經濟圈發展的力量，還是要歸功於越境人們帶來的活力。由於朝廷無暇顧及此地，華南才能在中國社會中產生相對「自由」的空間。
1980年代曾經前往中國的旅人，想必都有以下的印象：在中國，越往南行便越能感受到規範的寬鬆；相反地，越往北行，管制就越嚴格。就連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國家統治日趨嚴峻的時期，還是可以看見華南地區的自主性，如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俗語所示，華南地區未必完全遵從中央保守派的意向行動。
近年在中國逐漸強大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強化了國家統治，反覆地管控、壓制媒體及知識分子的言論，「下有對策」的彈性空間看似急速萎縮。然而中國並非如日本人所想像，是一個具有一致性、統一性的社會。隱藏在水面下，越過境界線並克服種種壓力前行的行動力，如今也依舊健在。本書希望闡明中國版的拓荒者精神（frontier spirit）是如何在此背景下被培養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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