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蠻的下一個社會

　　今年三月二十日前後，筆者想起了兩個震撼的歷史事件。如果我們不健忘，應該可以記得：就在十年前，日本東京爆發了沙林毒氣事件；兩年前，美軍發動了對伊拉克的全面攻擊。前者因奧姆真理教極端份子挑戰公權力，在通往東京警視廳的多班地鐵上，同時散布沙林毒氣，造成十二人死亡、兩千多人受傷的慘劇。後者係因美國安上伊拉克統治者海珊各項罪名，包括私自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對少數民族的殺戮、以及和賓拉登為首的基地組織掛勾等，進行片面主義的軍事攻擊，其結果是英美聯軍在六星期內就攻佔了巴格達。兩者的相異點頗多，諸如沙林毒氣事件為日本人攻擊自己的社會、美國大兵則是攻擊一個遙遠的伊斯蘭教國家、兩者的規模以及死亡人數固難以相提並論、所造成的國際影響也遠遠不同。即便如此，它們卻有個共通點，即是出於一股深沉的仇恨，並且將野蠻的行為發揮到極致。

　　古來人類爭戰多少次，野蠻殺戮罄竹難書，只是在人類科技文明進步，科技正要為人類造福遑論不逮之際，它反成了助長人類野蠻習性、藉以殺人的極度利器。由於全球科技進步神速，製造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已不是難事，許多國家躍躍欲試，即使不被承認為核子俱樂部成員、冒著被制裁禁運，也要鋌而走險，全球自然籠罩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烏雲之下。在以往，欠缺安全感的國家想盡辦法購入武器，其結果是激起對手的恐懼，致使升高武器競賽，因此本國的安全感反被抵銷，或招來更大的威脅，此即是「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當今有些國家深知沒有核生化武器便缺乏安全感，可是當有了這些武器，反成為眾所聲討的對象，「安全兩難」衍生了新涵義：縱然擁有核生化武器，也未必得到安全。尋求核生化武器者聲稱合乎國家主權原則，制裁者卻說這是國際秩序所當限制，它們都說自己站在文明規範的立場，衝突終不可避免，且更可怕和難以駕馭。

　　九一一事件後的美國驚魂未定，它當會覺得本土免受攻擊的時代再也無法喚回，而更多的驚恐將是：美國的外來威脅會接踵而至，美國不若以往具有充分的安全感、會更加暴露在敵人的恐怖打擊下。「不安全感」曾存在於海珊政權的伊拉克、只不過海珊已成階下囚。「不安全感」同時存在於北韓，只是平壤以核武器做籌碼，和美國的僵持仍持續中。甚少人會希望美國使用外科手術式的軍事行動以解決問題，不過這樣越發顯示美國在處理伊拉克與北韓議題上的雙重標準。「不安全感」又存在於那些自認為全球化浪潮之下，喪失生存條件與能力、被迫放棄本國文化和價值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統治者或者以反美運動鼓起民粹以獲取政治利益，或者乾脆無視於庶民遭遇的痛苦，自顧自地充耳不聞—而這兩種狀況，都能引發國際的重大衝突。如果這些國家或族群又把全球化視為美國化、又碰巧美國的作為顯示其具片面主義或侵略性，則美國無疑將是受攻擊的主要標靶。現在的世界，雖然安全的定義層面擴大、定義增多，但無非是經濟能夠永續發展、政治價值不受顛覆、重要資源不受滲透侵奪、以及傳統文化受到維護等等。在這些目標獲得保障之後，安全才具有實質的意義。「安全感」是大家所企盼追求的，個別國家的「不安全感」應是全球不安全的關鍵。以自身的安全作藉口，去侵害或剝奪他國的安全，屢見不鮮，形成國際衝突的來源。。

　　美國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於一九九三年發表在《外交事務》期刊的文章即指出世界存在著不同文明的衝突，其要旨在說明東西方文明的差距迥異。東西方國家在宗教、制度、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上的歧異，使它們之間的衝突蠢蠢欲動，他警告未來的國際衝突將是「文明衝突」。對此杭廷頓的建議是，西方國家應重視這種新興的挑戰、設法與非西方文明和平共存、以及限制儒家與伊斯蘭教國家的軍事力量、維持西方國家在軍事上的優勢等。接著在一九九六年推出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當中，杭廷頓指出「全球政治依文化重組」，並指稱（後冷戰時代）由意識型態和超強關係所界定的組合，被文化和文明所界定的關係所取代，這意味著文明衝突的定型與深化。實則，文明的內涵或有不同、或有差距、但文明之間應也有理解、融合、以及和平共存，否則人類的文明不可能走向今天「全球化、一體化」的樣貌、或者人類文明在歷經多次的爭戰之後，早就應該覆滅。全球存在不同文明固然是事實，但是否一定要起衝突，並非命定，關鍵在於幾個主要的國家，甚至在主政者的一念之間。換言之，文明通常不會衝突，而是「主權國家假文明衝突之名發動戰爭」。特別是冷戰結束之後的許多殺戮，誠如本書作者阿胥喀（Gilbert Achcar）所說，「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野蠻主義的衝突」，這句話可真是一針見血！又說：「歷史過程中，文明的每一步進展，都會形成特殊型態的野蠻主義，每一種文明都會產生自己特有的野蠻主義」，原來是這些野蠻主義彼此較勁，彼此殺戮時，同時彼此爭執是誰站在「較為文明」的立場說話！野蠻主義衝突的結果，是以千萬人命作為犧牲，而政客或矇懂無知、或甚而故做輕鬆，這又是多諷刺的場景。

　　阿胥喀又說，「社會越貪婪，散發的野蠻主義越強烈」，今天這些不同的野蠻主義再度威脅要用它常見的血盆大口，吞噬文明最重要的成就」，這樣的說法，委實令人心驚，但也慶幸此言足以令人心生警惕。這樣的陳述，讓人不禁想起與美國現實主義大師尼伯（Reinhold Niebuhr）在所著《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指出的警語竟是如此地相似。尼伯指出，人性可能本善，但作為人所組織的社會、甚至擴大為國家之後，即擁有自我主義（egoism），通常這種自我主義是極端自私自利的，因此才有對外的侵略，乃成為「不道德的社會」。這和阿胥喀書中引述佛洛依德在《文明及其不滿》所說的那段話：「侵略性流露出來，顯示人類是最殘忍的野獸，不知同類為何物」，竟是如此前後呼應。阿胥喀以納粹的野蠻主義說明，野蠻主義可能是發生在先進的「西方文明」顛峰時期的產物。因此，「野蠻主義的潛力會用特殊的方式表現，且可能勝過文明」，換言之，野蠻主義讓文明晦暗，使世界面臨浩劫。如此一來，是野蠻主義綁架了文明，使文明淪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