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五十年

後記

拜登在本書（原文版）出版前幾週就任美國總統，他面臨的國內外挑戰比二戰後杜魯門以來的歷屆總統都要更棘手──致命的流行病、困頓的經濟、因黨派而分裂的公民社會、充滿緊張局勢的國際情勢。

新總統的首要任務是結束疫情，這樣經濟才能復甦，人民得以重返工作崗位，孩子可以重返學校。他也必須修復搖搖欲墜的美國政體。早在疫情開始之前，拜登就呼籲關注我們的民主，因其不再堅不可摧。他的目標是改革美國教育系統使孩子的受教育機會不再由環境或種族決定、實施改革以解決刑事司法系統的不平等問題，以及恢復政府的透明度、誠信與問責制度。他主張，民主制度仰賴強大的中產階級，而強大的中產階級則是仰賴經濟安全。為了促進經濟安全，也必須對基礎建設進行大量投資──包括高速公路、橋梁鐵路、網路寬頻、能源與教育。

拜登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標是使美國恢復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美國作為世界領導者的能力，他不斷精神喊話：「不僅取決於我們力量的展示，也取決於我們作為榜樣的力量。」他上任後的首項行動就是重新加入《巴黎協定》與世衛組織，並希望恢復臺灣作為世衛成員的地位。他計畫建立一個新的世界民主聯盟，就從召開全球民主峰會開始，旨在更新升級自由世界面對新挑戰時共同精神與目標。他認為存在三大挑戰：氣候變遷、新核戰威脅及具有破壞力的科技。有人批評拜登的外交政策是冷戰思維的遺毒，而拜登的回應是承諾將以新的角度重新設想美國許多的傳統歷史夥伴關係。因為政府曾經對待傳統、長期的朋友像敵人一般，卻將獨裁者視為朋友，這種對待方式造成的信任關係破裂，需要時間來修復。

拜登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工作了數十年，這使他比歷史上的其他總統都擁有更多的外交政策經驗，甚至比曾在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擔任北京美國聯絡處負責人的老布希還要多。拜登在擔任參議員期間訪問過六十多個國家，拜會過約一百五十位領導人。他重視專業知識並依賴經驗豐富的外交政策顧問團隊，其中許多人在歐巴馬政府期間曾與他共事。他承諾重建國務院，該部門因在川普領導下失去數千名經驗豐富的專家而遭受重創。

拜登與中國的互動經歷超過四十年，他出國訪問的第一站就是臺灣，並於一九七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時，作為首次訪華的國會代表團成員之一踏上中國。他對中國人權議題的關注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當時北京對和平抗議人士暴力鎮壓讓人權議題成為美國人關注的焦點。他認為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需要獲得客觀的新聞報導，並且需要更好地理解西方民主制度，於是提議建立一家針對亞洲的美國新聞廣播電臺，這便是一九九六年創立並營運至今的自由亞洲電臺（Radio Free Asia）。他支持中國加入世貿，並與歐巴馬一起公開歡迎中國的經濟崛起。在二○○一年，拜登面帶微笑，彎下身子在北京郊外的農村與一位九歲小男孩握手，留下了照片紀錄。根據最近的報導，這位男孩現在已經長大，他還記得當時拜登打趣地說也許有一天他可以成為中國領導人。

在二○一一及二○一二年，副總統拜登與習近平會面八次，共二十五個小時，希望了解習近平是什麼樣的領導人，也在二○一二年接待習近平訪美。最初拜登團隊對習近平印象深刻，並誤認他是改革者，但這種欽佩很快開始消退。在總統大選期間，他稱習近平為暴徒，並承諾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拜登政府執政的早期種種也確實顯示如此。強硬的對中政策或許是本屆總統與上屆總統唯一的共同點，但拜登的國際經驗、基於事實的決策風格以及願意妥協，在在都顯示，比起川普的時代，他對美中關係的處裡能夠大幅降低衝突。拜登可能傾向透過尋找可以合作的議題來穩定兩國關係，同時在雙方沒有共識的議題上，保持堅決態度。

氣候變遷與醫療保健是美中兩國必須加強合作的領域。拜登認為氣候變遷是地球面臨最大的長期危機，他明白要成功解決這個問題，必然需要國際合作。中國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產出最多汙染的國家，因為中國大量依賴煤炭能源，其碳排量超過美國與歐盟的總和，但中國也是太陽能與風力能源最大的消費與生產國。作為《巴黎協定》的一員，中國承諾要在本世紀末以前，將全球暖化程度限制在比工業化前高出攝氏兩度的範圍以內，並預計在二○三○年或更早達到碳排量的高峰值。中國在太陽能與風力發電領域的經驗中，或許有不少值得美國借鑑之處。

如本書中黃嚴忠（他為許多關於中國應對疫情的新聞報導中提供專業知識參考）所撰寫的章節所述，目前的新冠疫情也突顯出在醫療健康領域進行國際合作的必要性。然而美中兩國都已錯失在疫情初期的合作機會：美國將病毒歸咎於中國，稱其為「中國病毒」（China virus）；中國最初隱瞞了疫情的爆發，封鎖了試圖說出真相的專家，然後還向國外銷售有瑕疵的醫療與防護裝備。拜登上任總統，以及他對結束美國疫情的積極關切，應該能為兩國重啟醫療健康的合作提供契機。

另一個可能合作的領域是北韓與伊朗的核武問題。中國與美國同樣擔心這些國家可能生產核武，而且中國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比美國要大得多。

但衝突仍持續不斷。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1940-）所描述的，中國仍會繼續是美國建國兩百四十四年以來所面對最未知而費解的國際挑戰。中國侵犯人權的事件仍持續發生，這將是與拜登政府發生衝突的源頭，畢竟美國政府對中國目前的兩大人權問題早有關注。第一個問題在新疆：新疆自治區遠在中國國境的西邊，有多達一百萬名穆斯林維吾爾人被關押於再教育營中，雖接受職業培訓，但也被迫放棄自己穆斯林身分，並且強制使用普通話。第二個問題是香港：北京背棄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時中國所承諾的「一國兩制」模式。中國不斷干預香港（相對民主）的政體，而同時香港民眾的憤怒與絕望也在不斷加深。

最後，中國最近對臺灣的挑釁，如戰機飛越臺灣海峽中線以及對臺灣海岸隨機開火，可能會使美中關係迅速偏離正軌。許多中國問題專家認為，美中兩國之間唯一可能導致真正戰爭的分歧是臺灣問題，而香港與臺灣問題密切相關。自一九四九年敗戰的蔣介石部隊撤退至臺灣、建立中華民國以來，臺灣已發展為成功、運作良好、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經濟繁榮，擁有進步的生活水準，身分認同也愈來愈獨立。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仍然聲稱擁有臺灣主權，且從未放棄武裝統一的可能。中國政府反對香港獨立的每一個舉動都在提醒臺灣人民，他們可能就是下一個。美國在對中國武統臺灣的可能性維持一貫的戰略模糊政策，不過，正如同中國未曾放棄武統，倘若中國採取行動，美國也不會放棄武力介入。

總之，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會因拜登上任而消失。這些分歧真實存在，並具有潛在的危險性。然而，拜登總統本身的專業知識與經驗，以及他重組國務院並仰賴專業經驗與知識的決心，意味著兩國關係將有更好、更理性的管理，讓兩國能夠在現有的必然衝突之外，找到可以合作的領域。儘管仍存有問題，但這樣一來，世界可能會稍加安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