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倫理與法理(思想17)

與「惡」面對面

2011/06/27 在美國德州擔任刑案律師、為死刑犯辯護，就像唐吉訶德跑去荷蘭定居一樣，是一種和自己過不去的人生選擇。美國是民主國家中的死刑重鎮，而全美超過三分之一的死刑都出自德州；除了牛仔與敞蓬卡車以外，死刑堪稱德州的另一特產。大衛．道在德州擔任死刑犯人的辯護律師，自然因為盛產死刑而經驗豐富。因此這本（《死刑台前的告別》）生涯回憶錄充滿了人、故事與感受，透過一個執業將近三十年、全心投入死刑辯護的律師的眼睛，看著這個制度、這些人。 書裡主要有兩種人。第一種是身陷死刑制度之中、插翅也難飛的人。其中有的人確實有罪，有的人也許無辜。但是在死刑的面前，這兩種人往往難以分辨，最後也往往一同被捲進那個一旦啟動就停不下來的死刑機器裡。 第二種是像大衛．道這樣，繞著死刑制度乾著急、卻拿它沒辦法的人。開場的故事裡已經鮮活地點出他的工作：死囚死期在即，書記官的一通電話、一點點風吹草動，都必須小心判讀其中微言大義；即使看起來很絕望，也還是不放棄的認真思索上訴理由；「要擔任死刑犯人的委任律師，需要很多很多妄想。就算勝算很低，你也必須說服你自己，這次狀況不同。」然後，通常的狀況是，大衛．道得面對自己的失敗，並且必須打電話通知他的當事人，行刑時間已經定了。 在台灣，我認識不少替死刑犯人辯護的律師。出於職業習慣與不成文的行規，他們多半情緒內斂，有時半開玩笑的自況「沒血沒淚」。這一行的專業程度必須以壓抑情緒的能耐來衡量。但是他們都清楚地記得，自己執業生涯裡第一個辯護失敗的死刑案件。可能只是淡淡的一句：「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有當事人被槍決。」我亦不再追問。但是知道，象徵專業的法袍底下，仍然是熱血熱心。 台灣與美國的死刑制度相去甚遠。美國的死刑至少有獨立的量刑程序與明確標準，也有較嚴謹的程序要求；這些台灣都沒有，死刑還是靠著幾句標準模糊的成語堆疊就判了。相較之下比較嚴謹的美國死刑，尚且是大衛．道律師大加抨擊的對象，也仍然拂不去誤判的陰影。難怪讀律師大衛．道的書，許多場景與情緒都那麼熟悉：與時間賽跑永遠來不及，與死神拔河永遠不敵，不管你有沒有道理。 但這本書不是一個律師的失意告白。我以為最精彩的，是大衛．道寫出了他與「惡」面對面的經驗，他近距離接觸死刑犯人的心情與觀感。 「他徒手殺了他兒子的媽媽和外婆。誰能和這樣的人產生關連？誰想和他們有關？每次我離開監獄，都迫不及待想要洗個澡，將死亡的絕望氣息沖洗掉。」 「從內心去了解一個坎坷的人，你至少有一陣子會一樣坎坷。」 「有些人犯下的罪行是那麼禽獸不如，你不能去了解他們，如果你想要了解他們，他們的面容和印象會破壞你所有的愉悅。」 大衛．道的工作最令人疲倦之處，可能就是必須與惡打照面。那類似的滄桑，我在紀錄片《死刑房的門前》裡面也看到，老牧師專門負責聆聽死刑犯人的臨刑告解，那些情緒如此沉重壓在他的肩頭。甚至我自己，讀每一份判決書、與死刑犯人書信往來或者會面淺談，也屢屢感到無言以對。 這就是這本書最可貴之處。常人別過頭去不看的，他堅定地凝視。常人噤聲不語的，他迂迴訴說。在一日的盡頭，他坐在搖椅上看著家人入睡，讀詩，把被破壞的愉悅撿回來。然後明日，又是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