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另一種寫法，撕開教科書的另一面：拍馬屁能封侯，說真話要殺頭！千年王朝裡的真實片段，用故事重新打開中國古代史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人不任性枉稱帝！
三千七百年，中國歷史的另一面
人們想往官場裡擠，又對官場恨之入骨
久病不醫，社會的潰敗指日可待
【重新理解歷史的角度】
本書從制度、文化與權力的運作切入，帶領讀者看見古代中國的另一面。作者張鳴指出，歷史並非單純的皇帝興衰或戰爭勝負，而是一套持續影響社會的規律與結構。透過觀察政治權力的生成與衰變、官場文化的流動以及社會底層的回應，讀者能理解帝制社會為何能長久維持，又為何會一次次走向崩壞。這種角度的轉換，讓歷史不再只是故事，而成為理解今日中國社會的重要鑰匙。
【權力與官場的糾葛】
書中花費大量篇幅描繪皇權與官僚制度的互動。從秦漢以降，官僚治國成為常態，但皇帝既依賴又提防官員，導致制度長期處於緊繃狀態。作者揭示「機會主義」在中國官場的普遍性，士大夫往往隨風轉舵，以自保為先。從科舉取士到冗官膨脹，再到賣官鬻爵、權力經濟，讀者可以看到制度如何激勵與腐蝕同時存在。
【文化審查與思想控制】
除了政治權力的運作，書中亦特別關注文化領域。從《四庫全書》的編纂與審查，到宋代烏臺詩案、清代文字獄，作者點出「因言獲罪」的陰影如何長期籠罩知識分子。文人雖以道德自許，但面對皇權壓力，往往在直諫與自保之間搖擺。另一方面，民間文學與戲曲卻展現出另一種力量：對皇帝的調侃、對權臣的諷刺，反映了普通人對權力的不滿。
【歷史與當下的對話】
本書並不止於描述古代，更是時常將歷史現象與當代社會並置。無論是官本位的價值觀、制度膨脹的隱患，或是言論管控的模式，都與今日現實隱約呼應。作者透過這種對照，使歷史成為認識現實的一面鏡子。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僅能夠跳脫日常的思考局限，重構對中國古代的理解，也能反思當下社會仍存在的相似困境。
本書特色：本書以獨特的視角重構中國古代歷史，作者張鳴跳脫傳統王朝更替的敘述框架，以隨筆書寫風格，揭示千年帝制下的權力運作、官場生態、文化審查與百姓心態。張鳴敢於將歷史經驗與當代社會現象對照，讓古代的官本位、文字獄、士風敗壞等議題與現實相呼應，引發深刻思考。全書是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細緻觀察，兼具知識性與啟發性。
三千七百年，中國歷史的另一面
人們想往官場裡擠，又對官場恨之入骨
久病不醫，社會的潰敗指日可待
【重新理解歷史的角度】
本書從制度、文化與權力的運作切入，帶領讀者看見古代中國的另一面。作者張鳴指出，歷史並非單純的皇帝興衰或戰爭勝負，而是一套持續影響社會的規律與結構。透過觀察政治權力的生成與衰變、官場文化的流動以及社會底層的回應，讀者能理解帝制社會為何能長久維持，又為何會一次次走向崩壞。這種角度的轉換，讓歷史不再只是故事，而成為理解今日中國社會的重要鑰匙。
【權力與官場的糾葛】
書中花費大量篇幅描繪皇權與官僚制度的互動。從秦漢以降，官僚治國成為常態，但皇帝既依賴又提防官員，導致制度長期處於緊繃狀態。作者揭示「機會主義」在中國官場的普遍性，士大夫往往隨風轉舵，以自保為先。從科舉取士到冗官膨脹，再到賣官鬻爵、權力經濟，讀者可以看到制度如何激勵與腐蝕同時存在。
【文化審查與思想控制】
除了政治權力的運作，書中亦特別關注文化領域。從《四庫全書》的編纂與審查，到宋代烏臺詩案、清代文字獄，作者點出「因言獲罪」的陰影如何長期籠罩知識分子。文人雖以道德自許，但面對皇權壓力，往往在直諫與自保之間搖擺。另一方面，民間文學與戲曲卻展現出另一種力量：對皇帝的調侃、對權臣的諷刺，反映了普通人對權力的不滿。
【歷史與當下的對話】
本書並不止於描述古代，更是時常將歷史現象與當代社會並置。無論是官本位的價值觀、制度膨脹的隱患，或是言論管控的模式，都與今日現實隱約呼應。作者透過這種對照，使歷史成為認識現實的一面鏡子。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僅能夠跳脫日常的思考局限，重構對中國古代的理解，也能反思當下社會仍存在的相似困境。
本書特色：本書以獨特的視角重構中國古代歷史，作者張鳴跳脫傳統王朝更替的敘述框架，以隨筆書寫風格，揭示千年帝制下的權力運作、官場生態、文化審查與百姓心態。張鳴敢於將歷史經驗與當代社會現象對照，讓古代的官本位、文字獄、士風敗壞等議題與現實相呼應，引發深刻思考。全書是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細緻觀察，兼具知識性與啟發性。
目錄
序言
人不任性枉稱帝
當官—上上下下地折騰
書海宦海兩浮沉的文人
武將的戰場誰做主
他和她，一言難盡的千古風流
變法者，王朝裡的「革命」先鋒
末代王朝的戲裡春秋
官場就是這麼回事
人不任性枉稱帝
當官—上上下下地折騰
書海宦海兩浮沉的文人
武將的戰場誰做主
他和她，一言難盡的千古風流
變法者，王朝裡的「革命」先鋒
末代王朝的戲裡春秋
官場就是這麼回事
試閱
焚坑之事沒商量
先秦法家，到了韓非這裡，已經演變成絕對君主主義。所以，奉獻了學說之後，在深愛其學說的秦王嬴政這裡，他也只能死了，好讓他至死忠於嬴政一個，別便宜了別人。秦統一之後，韓非子的信徒李斯推動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是應有之義。戰國時的儒家，信奉的是君臣相對主義，君當臣為國士，臣才能為君效命，如果君主待臣如草芥，那麼臣子也可以當君主如仇寇。所以，韓非子非儒，因為儒以文亂法，壞了尊君的規矩。那麼，找個藉口把討人嫌的儒生坑掉，自然是令他們快意之事。
但是，坑儒是在焚書之後的一年發生的，主導者是皇帝，不是丞相。事情的緣起，不是儒生議政──對皇帝的政策說三道四，而是姓盧姓侯的兩人，為秦始皇找仙藥，花了皇帝不少銀子，結果當然找不到，溜之乎也。開溜之前，還放出話來，諷刺了皇帝幾句。聯想起徐福帶了三千童男童女、大批的物資出海找神仙，也一去不返。被騙慘了的秦始皇大怒。盧、侯兩位，無疑都是讀書人，但到底是方士還是儒生，已經無從考證。我們知道的結果是，秦始皇盛怒之下，抓不到該抓的，就拿他們的同類出氣。三木之下，嚴刑拷打。諸生轉相告引，牽連多至四百六十餘人，一併都坑了。後來又抓的還稍微客氣點，都發配了。這些人裡肯定有儒生，但整的重點卻是方士。後世說坑儒，實際上是誇張，這個誇張，是受前一年焚書的影響，因為焚書的重點，是跟儒家有關的詩書和史書。再加上後世儒生是所謂讀書人的代名詞，但在當年，並不是這樣的。
孔夫子當年，是敬鬼神而遠之的，後輩門徒，居然被騙錢的方士牽連，大批丟了性命，多少有點冤枉。但是，只要秦朝存活一天，儒家之徒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春秋戰國之際，儒墨號稱顯學，但是最終都沒有顯過法家。法家其實是從儒家脫胎而來的，但是這個惡胚胎長大之後，居然欺師滅祖，把儒家當敵對勢力對待。只是，在焚書坑儒的政策裡，焚書才是重點，坑儒，不過是一個點綴。
當年焚書，針對兩類。一、史書，除了秦國史之外，全燒；二、詩書百家語，不僅燒，而且今後不許人提及。談及歷史，就是以古非今，要族滅。談起詩書百家語，則棄市（殺掉棄之於市，示眾）。所以，讀書人即使沒有被坑，也沒有被發配，肯定也不能靠自己的知識過活了。春秋以來將近五百年的私學傳統，到了秦朝被迫中斷。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是學點技術，醫藥、卜筮、種樹。再來就是學法律，還只能放下架子，跟著官吏學。
所以，坑掉的那四百六十個人，只能算秦朝文化禁錮政策的一點無意之中的補充，更多的是為秦始皇洩憤，洩對那些騙人的方士的憤。從這個意義上說，1949年以後，許多為秦始皇辯白的學者，說的也不完全錯。相對於坑儒而言，燒書的危害顯然要大得多。對於諸子百家和各國史書，傷害尤其明顯。儒家經典，儒生是可以背誦的，即使文字版被燒掉，憑著記憶也可以寫出來。但是春秋以來流傳下來的各種書籍，在沒有印刷術之前，每每有各式各樣的抄本，人們也不大可能把它們都背誦記熟。而且竹簡形式的書籍收藏不易，隱藏更不易。秦朝擁有一直延伸到鄉一級的政府，有如狼似虎的官吏，只要政府令下，這些書的大部，肯定就毀了。保留在皇家圖書館的抄本雖然還在，但是秦末大亂，項羽進咸陽，也付之一炬。
燒書，殺人，都是為了毀掉民間講學的傳統，進而毀掉春秋以來的文化。僅僅在法令學習的意義上，恢復過去的王官之學的面目。從此而後，只有官府才有書，書只是法律書，想學，只能跟官吏學法令，進而成為預備官吏。所以，秦人就業，除了農工商之外，還有「學為吏」一途。除此之外，就是做醫卜，靠治病打卦混日子了。
這樣的社會，當然特別沒勁。不僅對先秦之世是一種大逆行，就算是對於秦自己之前的社會，也是倒退。因為，連呂不韋的《呂氏春秋》，此時也不能讀了。幸虧秦朝二世而亡，否則，讀書人這樣過日子，豈不是跟蹲監獄差不多了？當然，在暴政的高壓之下，這樣的日子也是能過的。因為坐牢受刑的擔憂，已經壓過了日子本身的枯燥。
先秦法家，到了韓非這裡，已經演變成絕對君主主義。所以，奉獻了學說之後，在深愛其學說的秦王嬴政這裡，他也只能死了，好讓他至死忠於嬴政一個，別便宜了別人。秦統一之後，韓非子的信徒李斯推動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是應有之義。戰國時的儒家，信奉的是君臣相對主義，君當臣為國士，臣才能為君效命，如果君主待臣如草芥，那麼臣子也可以當君主如仇寇。所以，韓非子非儒，因為儒以文亂法，壞了尊君的規矩。那麼，找個藉口把討人嫌的儒生坑掉，自然是令他們快意之事。
但是，坑儒是在焚書之後的一年發生的，主導者是皇帝，不是丞相。事情的緣起，不是儒生議政──對皇帝的政策說三道四，而是姓盧姓侯的兩人，為秦始皇找仙藥，花了皇帝不少銀子，結果當然找不到，溜之乎也。開溜之前，還放出話來，諷刺了皇帝幾句。聯想起徐福帶了三千童男童女、大批的物資出海找神仙，也一去不返。被騙慘了的秦始皇大怒。盧、侯兩位，無疑都是讀書人，但到底是方士還是儒生，已經無從考證。我們知道的結果是，秦始皇盛怒之下，抓不到該抓的，就拿他們的同類出氣。三木之下，嚴刑拷打。諸生轉相告引，牽連多至四百六十餘人，一併都坑了。後來又抓的還稍微客氣點，都發配了。這些人裡肯定有儒生，但整的重點卻是方士。後世說坑儒，實際上是誇張，這個誇張，是受前一年焚書的影響，因為焚書的重點，是跟儒家有關的詩書和史書。再加上後世儒生是所謂讀書人的代名詞，但在當年，並不是這樣的。
孔夫子當年，是敬鬼神而遠之的，後輩門徒，居然被騙錢的方士牽連，大批丟了性命，多少有點冤枉。但是，只要秦朝存活一天，儒家之徒的日子肯定不會好過。春秋戰國之際，儒墨號稱顯學，但是最終都沒有顯過法家。法家其實是從儒家脫胎而來的，但是這個惡胚胎長大之後，居然欺師滅祖，把儒家當敵對勢力對待。只是，在焚書坑儒的政策裡，焚書才是重點，坑儒，不過是一個點綴。
當年焚書，針對兩類。一、史書，除了秦國史之外，全燒；二、詩書百家語，不僅燒，而且今後不許人提及。談及歷史，就是以古非今，要族滅。談起詩書百家語，則棄市（殺掉棄之於市，示眾）。所以，讀書人即使沒有被坑，也沒有被發配，肯定也不能靠自己的知識過活了。春秋以來將近五百年的私學傳統，到了秦朝被迫中斷。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是學點技術，醫藥、卜筮、種樹。再來就是學法律，還只能放下架子，跟著官吏學。
所以，坑掉的那四百六十個人，只能算秦朝文化禁錮政策的一點無意之中的補充，更多的是為秦始皇洩憤，洩對那些騙人的方士的憤。從這個意義上說，1949年以後，許多為秦始皇辯白的學者，說的也不完全錯。相對於坑儒而言，燒書的危害顯然要大得多。對於諸子百家和各國史書，傷害尤其明顯。儒家經典，儒生是可以背誦的，即使文字版被燒掉，憑著記憶也可以寫出來。但是春秋以來流傳下來的各種書籍，在沒有印刷術之前，每每有各式各樣的抄本，人們也不大可能把它們都背誦記熟。而且竹簡形式的書籍收藏不易，隱藏更不易。秦朝擁有一直延伸到鄉一級的政府，有如狼似虎的官吏，只要政府令下，這些書的大部，肯定就毀了。保留在皇家圖書館的抄本雖然還在，但是秦末大亂，項羽進咸陽，也付之一炬。
燒書，殺人，都是為了毀掉民間講學的傳統，進而毀掉春秋以來的文化。僅僅在法令學習的意義上，恢復過去的王官之學的面目。從此而後，只有官府才有書，書只是法律書，想學，只能跟官吏學法令，進而成為預備官吏。所以，秦人就業，除了農工商之外，還有「學為吏」一途。除此之外，就是做醫卜，靠治病打卦混日子了。
這樣的社會，當然特別沒勁。不僅對先秦之世是一種大逆行，就算是對於秦自己之前的社會，也是倒退。因為，連呂不韋的《呂氏春秋》，此時也不能讀了。幸虧秦朝二世而亡，否則，讀書人這樣過日子，豈不是跟蹲監獄差不多了？當然，在暴政的高壓之下，這樣的日子也是能過的。因為坐牢受刑的擔憂，已經壓過了日子本身的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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