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高明而道中庸：《尚書》天人視角下的儒家本色

楊儒賓教授序

尚者，上也。《尚書》是上古之書，是集夏、商、周三代之前以及三代重要文獻的典籍。此書雖然不能視作五帝三代文書的總集，但卻是傳說中的五帝及三代文書的精華。此書就像不少古老文明的聖經一樣，其編成及流傳都是半虛半實，史實與傳說夾雜。但可以確定的，它和孔門的傳播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而且在戰國時期已名列《六經》之中。漢朝之後，它成了歷代士人必讀的經典。今人如不了解《尚書》，所缺者還不僅是三代之前的一段史實，他對兩千多年來國人的精神狀態也不可能有相應的同情。

民國來的國人對《尚書》大體上是不夠了解的，更恰當的說法，當是不了解的。不了解事出有因，《尚書》的文義難解是其一，韓愈說：「周誥殷盤，佶屈聱牙」；王國維說：「《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暗，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韓愈、王國維都是大學者，他們的學問是不必懷疑的，他們的判斷也很符合一般國人閱讀《尚書》的感覺。《尚書》如果不是這麼難讀，又曾被神學化，就不至於被博士或方士難分的漢儒「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文字的詭祕難解，常是文本神祕化或神學化的先行條件。

但大學者的話固然需要重視，卻也不能概括承受。《尚書》的辭義難解固是難解，但再怎麼難解，卻也沒有構成不可克服的障礙。《尚書》中個別的字詞、文句、段落或許不免晦澀，時有扞格，何時可以完全了解，恐怕永無了期。但這種完全理解的盼望基本上是種神話，詮釋學上的不可能，所有的經典在本質上都是「未濟」的。事實上，《尚書》整體的文義並沒有那麼難懂。經學史上一個極明白的現象往往被今人忽略了，此即《尚書》或許比起其他經典難懂，但歷代的士子基本上不會認為這種難懂是不可克服的，也不會認為這可以構成不進入《尚書》的精神世界的理由。相反地，歷代的大儒往往可從《尚書》汲取智慧之泉，借以介入當代生活世界的建構。中國歷代思想的演變一般都是從經學的演變開始變起，漢學、宋學、清學莫不如此，而《尚書》的新詁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我們單單以《尚書》最早的篇章〈堯典〉為例，〈堯典〉的主軸在於堯舜禪讓以及道德政治，禪讓政治的設計以及道德政治的主張，其規範的作用有多巨大？歷史影響有多深遠？脫離了〈堯典〉，我們即無從了解中國的政治理念。《尚書》的難解顯然不能太誇張其事。

《尚書》的文義（meaning）之晦澀，一向不為傳統的士子所輕忽，但其精神意義（significance）之清晰明朗，則一向為傳統士子所重視。

民國來的《尚書》研究一方面走向知識的專業化，當代的《尚書》專業學者對此上古經典的理解往往有超越鄭玄、馬融之處，這是可喜的。但禍福相依，我們也可指出《尚書》知識化的弊端，因為了解文義，不見得即可了解此部經典的精神意義。當學者一直以考據年代、辨析作者作為學問的大宗時，真正的學問即不能不窒息而死。民國來的《尚書》研究在疑古學派學風影響下，以考據取代體驗，常不免淪於價值的虛無主義，走進見不著陽光的死胡同。

《尚書》的理解離不開《尚書》文句，但《尚書》的意義卻是在整體文句之外。《尚書》是漢文化傳統處在早上八、九點紅太陽時期的精神記錄，熊十力在〈讀經示要〉裡說：「後之人，欲尋儒家血脈，不得不注意於斯經。然儒學淵源，固當求之《書》」。馬一浮在《復性書院講錄》裡說：「六經總為德教，而《尚書》道政事皆原本於德。」這是新儒家學者之言，這種敘述乍看浮泛，事實上是句句到位，針針見血。

古老文明的原始經典大體都有後世哲人永難企及的精神深度及高度，這種原始經典奇理士瑪（charisma）的魅力是存在的奧祕，也是定調歷史演變與人格修養過程永恆的宇宙軸。

經典的文義是可以逐漸累積契入，慢慢契入設想中的原始文本的，這是經典詮釋的客觀面。但客觀層面的考據辨章離開經典旨趣尚不知遠隔幾重山在。經典的意義永遠是需要再主體化的。它的精神意義一方面是當下的，任何合格的讀者閱讀經典，都是當場與神聖文本的睹面相照，一場光透整體生命的洗滌。另一方面它又是需要不斷詮釋，與時代及個人的精神相呼應的，經典的特色在於它必然是當下完成而又是永恆的未完成的。

黃靖雅博士遊學兩岸，負笈四方，今擬出版其博士論文《極高明而道中庸》。黃書也是站在今日的存在立場，對《尚書》學傳統的一個新的回應。天人問題是中國長青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的長青議題，一部中國哲學史的議題可以說是繞著天人關係所展開的一場精神的冒險史。天人問題言者多，難免陳說累贅，諸義纏繞，讀者望之生畏。黃博士慧心獨運，實能出新義於陳說，鎔裁成體。筆者對《尚書》素乏研究，然觀黃博士多年研究心得即將公佈於世，不能不由衷喜歡，因綴數言以為序。

楊儒賓丁酉中元於清大

年少輕狂，一廂情願地以為未來如果不是逍遙的道家，必然是出離的佛家。可現實的閱歷冷冷地告訴我：妳？還差得遠哩！

從感月吟風的少女蛻變為人妻、人母，懷抱襁褓中的幼兒，看著新生的娃娃伸拳蹬腿，我在凝睇的當下徹悟，自己既無法出離，也不可能逍遙――我體內流動的一直都是儒家溫情脈脈的血。

爾後尾隨學醫的丈夫走進道門，宗教導師涵靜老人對政治時局的熱切關注，先是讓我大惑不解，既而是更多的不以為然。在我既有的認知裡，宗教與出塵的聯結根深柢固，至不濟，對人世也應保有一定的距離。但宗教導師的作為完全顛覆了我對宗教人的想像。

然而正如涵靜老人一再耳提面命的，「天命可畏不可違」。我先是因緣際會走上詮釋天帝教經典的道路，在埋首耙梳的過程不斷覷見它與中華文化的高度重疊。繼而是被維生先生帶往學術研究之路，先《四書》，後《尚書》。如此進路為我開啟了兩扇門，一是宗教的敬天，一是儒家的愛人。兩條看似迥異的大道其實殊途同歸，最後都指向傳統的天人關係：因為天生人，因此人敬天。而事天，不外乎己立而立人，自覺而覺他；亦即透過政治與教化雙軌並進，先民生，後教化。

透過《尚書》的聖王賢相，我終於了解，涵靜老人早年為何甘願辭去高官厚祿，挈眷歸隱華山，為祈禱中國抗日勝利而朝夕虔禱。看似遠離戰火紅塵的山居生涯，卻又與軍、政兩界的人士來往不斷，以靜觀所得提供作戰參考。抗戰勝利，不旋踵即謹遵天命來到陌生的台灣，先是接辦《自立晚報》針砭時政，繼而創辦宗教哲學研究社，意圖結合宗教與科學、哲學，為新時代開出新境界。

也因為對宗教導師生平的認識，我終於了解，古代先哲何以在坐擁大位之際猶能心甘情願，兢兢業業為生民跋涉奔走，視敬德保民為無可旁貸的職分，其中自有對上帝的虔誠信仰，只是禮敬的方式遠非一般宗教的膜拜。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事，正是原汁原味的儒家精神所在。

「上帝真道即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即上帝真道」，儘管涵靜老人駐世時反覆申說，我一直以為自己老早爛熟於心；然而真正印心，卻是在一頭鑽進《尚書》的古世界之後。透過與涵靜老人一般虔誠事天而忠於愛民的先哲，我終於徹底證悟：中華道統的聖王賢相，遠非後世儒者塗脂抹粉的結果，而是實有其人；我也終於洞徹，難怪天帝教的《道統衍流》以堯、舜、禹、周公與孔子為第五十二代道世興昌的教主，而其教化的實質內涵又是什麼。一旦了悟「天」乃最初的生命之源與最高的價值之源，不難推知朱熹「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的表述，不僅適用於朱子其人，更可以推擴至所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歷代大儒。那也正是涵靜老人之所以為涵靜老人，中華文化之所以為中華文化的命脈所繫。

是為序。

天運丁酉年下元龍華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