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何曾洗是非

導讀

荒謬年代中的北大歷史系牛棚    

「爸爸是『黑幫』，在北大拔草！」
──郝斌的四歲女兒聽到托兒所老師的對話，回家告訴媽媽

「我有罪！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請罪！」
──北大學生喝令歷史系名教授向達下跪毛像並複誦罪己詞

「中國大學自五○年代初期起，緊追蘇聯，院系調整，改造大學，又以思想為萬事之先，以致大雅無作，正聲微茫。及至『文革』，校園皆成戰場，師生半為寇讎，荼毒心靈，奪人性命，一至斯文塗炭，為華夏千年所罕見。」
　　──趙越勝：〈我的老師周輔成先生〉（《老照片》第七十七輯，二○一一年六月）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親自出征北京大學，在東操場向上萬師生員工痛批北大歷史系教師郝斌迫害李訥。李訥何許人也？她就是江青（李雲鶴）和毛澤東於一九四○年在延安所生的女兒。郝斌說：「一九六四年秋天，農村裡有過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正名叫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俗名叫『四清』，遍及全國各地。……在北大，還派出了四、五年級的學生，說是讓他們去『接觸實際』……歷史系的教師，走了多半，我也在其中，我就是在這場『四清』中，與當時歷史系五年級的學生李訥同在一個工作隊，因工作中常有分歧，也有爭論，才惹來一個『迫害李訥』的罪名。」

文革期間權傾紅朝的江青，在北大的講話，是她在政治角鬥場上的首次出擊，砲火四射。除了郝斌中彈之外，北大校長陸平、「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等人也都遭殃，甚至連毛澤東的兒媳、毛岸青的妻子、中文系學生邵華，亦被點名。江青第一次出席萬人大會發表火藥味十足的政治演說，表現不行。郝斌指出：「只能算是見習水平，分數不能打得太高，她在火候分寸上，還欠缺拿捏的功夫。在點到我們幾個人名字的時候，她竟然語帶嗚咽，情緒激動，甚至當眾服藥，弄得感情色彩重於路線鬥爭，讓人看了覺得像是一個婆婆媽在嘮叨，說的全是家務事。」郝斌又說，江青「說到傷心之處，她掏出手帕擦抹淚水，全然不像一個政治家在演講，舞台效果因此大打折扣，以至事後『傷身分』、『水平太低；影響不好』的負面議論多處出現。」

中共「第一夫人」江青公開指控北大歷史系教師郝斌迫害「第一女兒」李訥，在舉國瘋狂、全民撒野的年代，等於「反對偉大領袖毛澤東」，其罪可誅！「郝斌迫害李訥」馬上變成一樁政治事件。郝斌說：「當晚十時左右，經她一說，不需要什麼法律手續，我的『罪名』就算鐵板釘釘，定下來了。而在一般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一方，他們對偉大領袖的熱愛，頓時化為對我的仇恨。」郝斌從此被鬥、被打、被踹、罰跪，各種身心上的凌辱，接踵而至。接替他講授〈中國通史〉現代部分的一個大學弟，已和郝斌在教研室同事七年。這個大學弟說他第一次講這門課，恐怕準備不及，希望郝斌把講稿留給他用。三年多以後，這位大學弟在批判會上竟然指控說：「黑幫分子郝斌反對毛主席不是偶然的，我手裡有他的新罪證！」只見他手上一抖，說道：「這是郝斌上課的講稿！全是他的白紙黑字！我念一段給大家聽。」原來是郝斌在二十幾萬字的講稿中，有關引述《毛澤東選集》的話，用「毛說」，而不是寫「毛澤東同志指示」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大學弟向在場聽眾說：「革命群眾聽聽，他居然把偉大領袖像美帝、蘇修一樣，稱作「毛」！他是多麼的反動！」此時，在場的「革命群眾」個個摩拳擦掌，準備痛「扁」郝斌。低頭彎腰的郝斌，專心防範前面有人打過來，身高接近一米九的大學弟，竟從後面猛擊郝斌的後脖頸，郝斌頓時倒在地上！批鬥會結束後，郝斌被押出會場，「沒想到有人從下面踢來一腳，踢到我的陰囊睪丸，我疼得站不住，立時倒了下去。」

中共在抗戰勝利後未久即能夠快速奪得政權，知識分子幫了大忙，從學術菁英到各大學校園，大家都對蔣介石和國民黨失望透頂。陳寅恪、馮友蘭、竺可楨、梁思成、湯用彤、俞大紱、饒毓泰、姜立夫、嚴濟慈、葉企孫和陳垣等中研院第一屆院士都寧可留在神州，靜觀時變，等待「新中國」的來臨而不願到台灣或乘桴浮於海。在「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怒吼下，成千成萬的大學生熱切希望國民黨政權崩潰，焦急地迎接共產黨的勝利。

歷史的事實是諷刺的、殘酷的！中共建國後，最倒楣的就是知識分子，最可憐亦最可悲的也是知識分子！北大哲學系教授周輔成八○年代末曾說：「四十年前，共產黨掌權，當時的我在武大（武漢大學）任教。看到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熱情，心想中國可能得救了。五十年代洗腦，誠心誠意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把自己多年的學術成果罵得一錢不值。」周氏又說：「四十年了，中國讀書人吃盡苦頭，前三十年是唾面自乾，自我羞辱……。」專研倫理學的周輔成（一九一一︱二○○九）在五○年代初全國教育大改革和院系調整（主要是「以俄為師」，模倣蘇聯老大哥的教育制度）中，從武大轉到北大。他說：「在一九五六年，大鳴大放後期，空氣變了。」他在〈我所親歷的二十世紀〉回憶文章中舉出幾個例子，一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給我啟蒙的舅父，在家鄉一所中學任教，與黨支部書記意見不合，後被歸畫為右派，以至連子女也不敢接近，孤獨至死。」二是：「在一九五七年，一個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上，臨到午餐休會時候，一位延安時期的著名理論家何思敬忽然起立說：『目前階級敵人、地主、資產階級已消滅，是否可以少提階級鬥爭或不提階級鬥爭？』事隔不幾天，『反右』運動展開，何思敬因此便成為他的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的全校『大右派』。隔了兩三年，我在路上見到他時，語無倫次，幾乎疑心他是精神失常了。」三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位頗受人尊重的國學大師蒙文通在四川大學被列為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把他留的鬍子一根一根地拔掉。冬天，還要他下河水中去摸魚，然後發動四周群眾高叫『蒙文通渾水摸魚！』我想，在這情形下，不僅是年老的蒙文通，就是意志堅強的青年人，也免不掉要回家落淚尋死了。」四是：「在我身邊的同事馮定，他是從蘇聯斯大林時代返回中國的理論家，後來被康生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全國性批判。『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群眾圍集如山，要他出來交代反革命修正主義罪行，一個接一個地問，從晨八點鐘直到晚飯前，站在門口，動也不能動，一天接一天，他受不了，曾兩次服安眠藥自殺，被救。後來，到江西鯉魚洲勞動，我和他睡在同一炕上，只聽他在我身邊翻來覆去，白天還要他單獨去撿豬糞，甚至在大堤上撿人糞，少了還要被罵。回來後在北大校園內的路上，我幾乎不能認得他，他也幾乎不認得我了。不久，他即臥病去世了。」

著有《盧山會議實錄》並曾做過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一九一七年生），在《李銳口述往事》（香港大山文化二○一三年七月出版）中說：「毛這個人是非常、非常複雜的，屬於一種很極端的個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毛澤東則是他自己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什麼事情都敢幹，『大躍進』死了那麼多人，都無所謂，任性到了極點。把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都不放在眼裡，隨心所欲。換了任何一個人當家，劉少奇也好、周恩來也好、林彪也好，都不會搞到後來『文革』那樣不可收拾的局面。」當過水電部副部長並曾坐過多年牢的李銳強調：「毛從骨子裡是討厭知識分子的。說到底，毛還是個農民，心胸極其狹隘，生活上保留了許多農民的習慣。」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上海復旦大學校園廣播宣布毛澤東去世的消息，一位教授聽到後，在四顧無人之下，說道：「多行不義必自斃！」但毛對國家、對同胞、對文化、對社會的嚴重傷害已經造成。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所著的上下冊《墓碑：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中國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二○○八年初版、二○一一年九版），用血淚記述了三千六百萬人餓死的民族大悲劇。劉少奇當著毛的面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上要寫上，人相食要上書的。」劉早已認定毛的路線是造成大災難的原因，他強調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做過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北京分社主任的賈斯培．貝克（Jasper Becker）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餓鬼（Hungry Ghosts）：毛的秘密饑荒》和香港大學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二○一○年推出的《毛的大饑荒》，都使毛的千古大罪無所遁形，難逃於天地之間。

郝斌這本涵蘊血、淚、汗的回憶，細膩而又真實地描述他在荒謬年代和恐怖歲月中的遭遇。郝斌擅長敘述，文字獨特而又雋永，敘述苦難但又不失風趣，描寫醜陋但又流露人性，使文革文獻提升至更高一層的境界。作家章詒和從《往事並不如煙》的歷史回眸點上，生動地呈現其父執輩友人在朝代巨變中的苦痛；郝斌則以史家之筆詳述其在「牛棚」中的處境，為時代做見證，為歷史留紀錄。郝斌一九五八年從北大歷史系畢業後，留校任教，他所回憶的就是北大歷史系在文革期間所遭到的重創。北大歷史系執中國史學界的牛耳，也是學術界和教育界的龍頭老大。整個北大在文革時代成為重災區，尤以歷史系為最。一九六六年夏天，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在北大校園貼出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刊登這張大字報，並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從此，中國最高學術殿堂陷入了水深火熱的田地！北大各系的「牛鬼蛇神」（毛澤東創造的名詞，黑幫一詞則為康生所發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