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瑪給給 西藏流亡教育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台灣第一本深入書寫西藏流亡教育的書籍。
法光佛研所所長 蕭金松
台灣師大教授 劉美惠
感動推薦
在薩伊德筆下的流離，對失去家園的西藏人意味著什麼？
本書描寫藏人的逃離家園與流落異鄉，敘述流亡者寄人籬下的辛酸與艱困，寫出西藏流亡教育的獨特：在流亡中，既要迎頭趕上時代的脈動，又要在異文化的環境中傳承西藏傳統的宗教與文化。
作者在闡述這一切時，並未引用很高深的理論，而是根據親身經歷的所見所聞，以平鋪直敘的方式翔實描寫西藏流亡教育的真相。從書中讀者可以看到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西藏學子辭別家人，翻越喜瑪拉雅山脈的冰峰雪山，到印度後徬徨面對陌生環境，思念長期失聯的家人，努力適應艱困的異鄉生活……。
當這個世界被千年古老的西藏文化所吸引的時候，對無數面臨生離死別的西藏父母和孩子而言，它不僅僅是教育的問題，更是一種認同、一種信仰、一種延續自己民族特性而所做的救亡圖存的努力，也因此，他們不得不在身分執著與失去親情之間苦苦掙扎……。
最後，讀者還可以從字裡行間看到作者對流亡藏童的疼惜與關懷，以及讓人感動的悲天憫人的情懷。
目錄
流亡：藏人的尋根之旅
1流亡，成為西藏的命運
2流亡的悲哀
3政治流亡？宗教文化流亡？
4日內瓦漢藏會議
5楚河漢界
教育：藏人未來的出路
1捍衛傳統創造歷史的流亡教育
2流亡西藏第五次教育大會
3西藏流亡教育的現況
4西藏兒童村學校
5教育部的實驗示範學校
6木蘇里西藏之家學校
7諾布林卡手工藝中心
8西藏醫藥曆算學院
承傳：流亡中的宗教文化
1宗教文化正式課程在西藏流亡學校
2宗教文化非正式課程在西藏流亡學校
3流亡中的藏傳佛教學校
4西藏流亡教育是流亡藏人普及化的平民教育
5新難民學生需要心理輔導
6流亡西藏亟需菁英教育改革
觀照：西藏流亡教育與三個我
1流亡西藏與三個我
2身為研究者撰寫西藏流亡教育論文的我
3身為臺灣老師教導西藏流亡學生的我
4身為媽媽捨不得流亡孩子受苦有西藏情懷的我
5囊巴拉蔣揚
6三個我的糾葛
幕後告白
38天．陪流亡
1流亡，成為西藏的命運
2流亡的悲哀
3政治流亡？宗教文化流亡？
4日內瓦漢藏會議
5楚河漢界
教育：藏人未來的出路
1捍衛傳統創造歷史的流亡教育
2流亡西藏第五次教育大會
3西藏流亡教育的現況
4西藏兒童村學校
5教育部的實驗示範學校
6木蘇里西藏之家學校
7諾布林卡手工藝中心
8西藏醫藥曆算學院
承傳：流亡中的宗教文化
1宗教文化正式課程在西藏流亡學校
2宗教文化非正式課程在西藏流亡學校
3流亡中的藏傳佛教學校
4西藏流亡教育是流亡藏人普及化的平民教育
5新難民學生需要心理輔導
6流亡西藏亟需菁英教育改革
觀照：西藏流亡教育與三個我
1流亡西藏與三個我
2身為研究者撰寫西藏流亡教育論文的我
3身為臺灣老師教導西藏流亡學生的我
4身為媽媽捨不得流亡孩子受苦有西藏情懷的我
5囊巴拉蔣揚
6三個我的糾葛
幕後告白
38天．陪流亡
序／導讀
推薦序--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劉美慧
惠娟是我指導過最特別的學生。剛認識她時，覺得她說話聲音很溫柔，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後來，才發現她的心腸和聲音一樣柔軟，總是最關心校園中弱勢的孩子，忙於到校外將中輟生找回來。
惠娟的論文也是我指導過最特別的論文，惠娟是在職教師，在時間與工作的壓力下，原本想走一條輕鬆的道路書寫論文，好早日完成學位對父母親有所交代。後來卻因緣際會擇選一條艱辛的道路，到印度西藏兒童村理解西藏流亡學生的學習世界，探究流亡藏人如何在異鄉透過教育維繫宗教與文化認同。惠娟非常有恆心毅力，一旦決定投入，再大的困難還是勇往直前。
在指導過程中，惠娟像海綿一樣，不斷吸收新知，也不斷開啟視野。她所探究的主題早已超越我的專業知識，我只是在探究歷程中扮演陪伴者的角色，適時給予研究方法的指引，惠娟的慧根與努力才是論文得以完成的關鍵。惠娟對西藏流亡兒童用情甚深，常陷入「誰能庇佑西藏孩子？」的擔憂中，她時常邊寫邊哭，為流亡流淚、為孩子憂心。所以，我時常要提醒她暫時跳脫情感，用理性來思考問題。我很少看到有人用生命寫論文，惠娟就是用這樣的態度來與論文共舞，完成了碩士論文《流亡西藏宗教與文化傳承教育之研究－以西藏兒童村為例》，口試通過後，三位口委一致建議惠娟將論文改寫出版。
這是《阿瑪給給—西藏流亡教育》這本書的後台故事中的一部份，迎接本書的出版，身為指導教授的我與有榮焉，當然也樂於向讀者推薦。自1959年流亡以來，西藏流亡政府長期寄居印度，流亡藏人魂牽雪域五十年，回家之路仍陷入膠著困境，返鄉與家人團聚遙遙無期。流亡西藏的新難民學生，為了學習西藏民族的宗教與文化，為了成為西藏人，踏上流亡之路，來到印度的流亡藏人學校寄宿讀書，父母在喜馬拉雅山的另一邊，形同有父母的孤兒，只能遙遠思念父母家人。流亡，是西藏的悲劇。本書敘述西藏流亡者如何實踐傳承宗教與文化的使命，字裡行間也流露出惠娟對西藏學童的疼惜與關懷。
惠娟把對西藏兒童的思念化為書寫的動力，用筆為西藏兒童發聲。這本書讓西藏流亡教育的研究走出學術殿堂，走入更多讀者的生命世界。讓我們共同期盼教育能帶來流亡兒童的轉機。
推薦序—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 蕭金松
教育的良窳是民族興衰存亡的重要關鍵，唯有普及而且高水準的教育，才能有效提升民族素質，立於不敗的競爭地位，否則在弱肉強食的現實社會，隨時都會被踐踏消滅。流亡藏人離鄉背井，要在異域立足謀生，所面臨的嚴峻考驗，更千百倍於藏區。除了要學習新的外語，汲取現代科學知識，培養更多就業技能，便於在現代社會出人頭地外。強勢文化環伺之下，故土情懷彌足珍貴，悠久的光榮歷史，深邃的傳統文化，傲人的宗教瑰寶，讓流亡海外的西藏青少年甚至兒童背負了重責大任，要投注比常人更多的時間、精力，承受更大的生活、學習壓力，也使流亡藏人的教育任務更加艱鉅。五十年來，他們做了多少？怎麼做到的？還有什麼要做的？如何去做？也許很多人想要知道。
盧惠娟老師曾經在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進修過一段時間，對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產生濃厚興趣，十年來利用寒暑假經常到印度各地，以參與者的角色近距離觀察流亡藏人兒童的教育實況，一方面完成了她的碩士論文《流亡西藏宗教與文化傳承教育之研究－以西藏兒童村為例》，一方面實地為新流亡西藏兒童默默付出，在互動中獲得了相當的迴響。結合以上的成果，就如同書名所呈現的，《阿瑪給給—西藏流亡教育》這本書，既有理性的探討，也有感性的訴求，可以引領讀者彷彿置身喜瑪拉雅南麓，一起尋找前述問題的答案。以幸為師生的因緣，隨喜這本書的出版，樂於向讀者推薦。
惠娟是我指導過最特別的學生。剛認識她時，覺得她說話聲音很溫柔，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後來，才發現她的心腸和聲音一樣柔軟，總是最關心校園中弱勢的孩子，忙於到校外將中輟生找回來。
惠娟的論文也是我指導過最特別的論文，惠娟是在職教師，在時間與工作的壓力下，原本想走一條輕鬆的道路書寫論文，好早日完成學位對父母親有所交代。後來卻因緣際會擇選一條艱辛的道路，到印度西藏兒童村理解西藏流亡學生的學習世界，探究流亡藏人如何在異鄉透過教育維繫宗教與文化認同。惠娟非常有恆心毅力，一旦決定投入，再大的困難還是勇往直前。
在指導過程中，惠娟像海綿一樣，不斷吸收新知，也不斷開啟視野。她所探究的主題早已超越我的專業知識，我只是在探究歷程中扮演陪伴者的角色，適時給予研究方法的指引，惠娟的慧根與努力才是論文得以完成的關鍵。惠娟對西藏流亡兒童用情甚深，常陷入「誰能庇佑西藏孩子？」的擔憂中，她時常邊寫邊哭，為流亡流淚、為孩子憂心。所以，我時常要提醒她暫時跳脫情感，用理性來思考問題。我很少看到有人用生命寫論文，惠娟就是用這樣的態度來與論文共舞，完成了碩士論文《流亡西藏宗教與文化傳承教育之研究－以西藏兒童村為例》，口試通過後，三位口委一致建議惠娟將論文改寫出版。
這是《阿瑪給給—西藏流亡教育》這本書的後台故事中的一部份，迎接本書的出版，身為指導教授的我與有榮焉，當然也樂於向讀者推薦。自1959年流亡以來，西藏流亡政府長期寄居印度，流亡藏人魂牽雪域五十年，回家之路仍陷入膠著困境，返鄉與家人團聚遙遙無期。流亡西藏的新難民學生，為了學習西藏民族的宗教與文化，為了成為西藏人，踏上流亡之路，來到印度的流亡藏人學校寄宿讀書，父母在喜馬拉雅山的另一邊，形同有父母的孤兒，只能遙遠思念父母家人。流亡，是西藏的悲劇。本書敘述西藏流亡者如何實踐傳承宗教與文化的使命，字裡行間也流露出惠娟對西藏學童的疼惜與關懷。
惠娟把對西藏兒童的思念化為書寫的動力，用筆為西藏兒童發聲。這本書讓西藏流亡教育的研究走出學術殿堂，走入更多讀者的生命世界。讓我們共同期盼教育能帶來流亡兒童的轉機。
推薦序—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 蕭金松
教育的良窳是民族興衰存亡的重要關鍵，唯有普及而且高水準的教育，才能有效提升民族素質，立於不敗的競爭地位，否則在弱肉強食的現實社會，隨時都會被踐踏消滅。流亡藏人離鄉背井，要在異域立足謀生，所面臨的嚴峻考驗，更千百倍於藏區。除了要學習新的外語，汲取現代科學知識，培養更多就業技能，便於在現代社會出人頭地外。強勢文化環伺之下，故土情懷彌足珍貴，悠久的光榮歷史，深邃的傳統文化，傲人的宗教瑰寶，讓流亡海外的西藏青少年甚至兒童背負了重責大任，要投注比常人更多的時間、精力，承受更大的生活、學習壓力，也使流亡藏人的教育任務更加艱鉅。五十年來，他們做了多少？怎麼做到的？還有什麼要做的？如何去做？也許很多人想要知道。
盧惠娟老師曾經在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進修過一段時間，對西藏文化和藏傳佛教產生濃厚興趣，十年來利用寒暑假經常到印度各地，以參與者的角色近距離觀察流亡藏人兒童的教育實況，一方面完成了她的碩士論文《流亡西藏宗教與文化傳承教育之研究－以西藏兒童村為例》，一方面實地為新流亡西藏兒童默默付出，在互動中獲得了相當的迴響。結合以上的成果，就如同書名所呈現的，《阿瑪給給—西藏流亡教育》這本書，既有理性的探討，也有感性的訴求，可以引領讀者彷彿置身喜瑪拉雅南麓，一起尋找前述問題的答案。以幸為師生的因緣，隨喜這本書的出版，樂於向讀者推薦。
試閱
貢葛阿瑪的苦難
貢葛阿瑪讓我哭了三次。
五年前我開始尋覓1959年前後民間藏女的故事，卻遍尋不著。直到初識流亡藏人索南，他執意請我吃飯，我挑一家小飯館免得他太破費，他居然說了貢葛阿瑪的苦難給我配飯吃…
他說貢葛阿瑪在西藏境內時，國民黨先毀了她的娘家，接著共產黨毀了她的婆家。說中共來了，貢葛阿瑪被批鬥的情形。貢葛阿瑪被趕到埃巴塘開荒，回到家鄉後，因病臥床不起達三年之久。期間有許多婦女被捕，貢葛阿瑪因癱瘓而躲過一劫。我抑制盈眶的淚水，低頭撥動面前的飯粒，努力不在陌生的索南面前掉下淚來，我知道，我找到民間藏女的故事了。
我在達蘭薩拉貢葛旅店住宿期間，兩位僧俗流亡藏女竟都帶我上樓去找同一位老婆婆。我去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前，和婆婆第一次初次見面，右眼迷濛的婆婆以為我和同伴一樣是阿尼拉，從右側袋子抓一把糖果給我，怪我怎麼在樓下餐館用餐不上樓來一起吃飯。婆婆衣衫隨意扣了幾個扣子，家居生活甚是安適。我從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回來達蘭薩拉，和婆婆第二次見面，婆婆吩咐孫女做了一團糌粑給我享用，告訴我她最喜愛的孫子的故事。
隨後，我在德里機場候機赴日內瓦時，隨身翻了《血祭雪域》一書中最後一個故事「苦難」，讀到：當他們逼問我丈夫和兒子的下落時，我和婆婆真是擔心他們會回來，我和婆婆都希望他們戰死沙場，當然不是不愛，對我而言，他們是我的兒子和丈夫，對婆婆而言，他們是兒子和孫子，如果是平時，當然希望見到他們，可是，那時看到絕大部分男人全部都被抓進監獄，還有格扎他們被活剮，誰知道那些被抓的人沒有被活剮而死？所以，如果他們戰死異鄉，畢竟我們看不到，聽不見，如果抓回來當著我們的面處死或活剮，那我們可怎麼辦！那時我們寧願甚至希望他們戰死異鄉，那時我們還不敢奢望他們能逃到印度，那些幹部動不動就說要抓回我的丈夫和兒子，有時候說要運回他們的屍體示眾，一次他們甚至說我丈夫和兒子躲在某一個寺院內，要我前去勸降，當我準備去時又不讓去，我和婆婆幾天幾夜睡不著覺，一聽到有什麼動靜就心驚肉跳，擔心他們真的會抓回我的丈夫和兒子，或者是運回他們的屍體，到後來就悄悄了。得知我丈夫和兒子還活著時，生產隊已經沒有了，當時有人從印度回來，帶來了他們的照片和薩迦法王的照片，說要我和婆婆親手做的食物，我和婆婆就攪拌糌粑託來人帶到印度，當時婆婆年老，不能行動，所以我走不成，不久丈夫在印度去世。婆婆去世後，我就來到了印度。
我想貢葛阿瑪和她婆婆揉糌粑時不知揉進了多少思念？我想那個丈夫和兒子收到糌粑時是不是捧在手心和著眼淚？我在機場哭了起來…
日內瓦開會空檔，和流亡藏人聊起我的西藏流亡教育行，他們聽我講起貢葛旅店的老婆婆，居然告訴我婆婆就是那個《血祭雪域》苦難的貢葛阿瑪！啊！原來是婆婆！婆婆的人，和聽到的故事、看到的故事三個影像結合起來了。我提到兒子丈夫千里迢迢託人要貢葛阿瑪和她婆婆揉的糌粑，我們都紅了眼…
囊巴拉蔣揚
流亡兩年多的西藏難民少年蔣揚桑丹是是囊巴拉（Nambala）新聞事件當事人，因此大家叫他囊巴拉蔣揚。囊巴拉，位於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聖母）峰附近的山口，很多西藏人選擇通過這個山口逃亡印度。蔣揚流亡印度後，在比熱的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讀書，就讀新難民特別班：語言班，專攻英語。2006年秋冬，我在臺灣的媒體，就曾經看過「囊巴拉槍殺事件」的報導。
在訪談蘇佳西藏兒童村學生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尤其囊巴拉蔣揚抑鬱最為嚴重。我在學生會會長的宿舍房間裡看到牆上掛著英文月曆，諾大一張西藏難民兒童與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的相片，旁有文字介紹「囊巴拉槍殺事件」：
2006年9月30日，中國邊防警察，開槍射擊了75個的流亡藏人，其中17歲的尼師格桑龍措被殺，20歲的葛松南加被打傷。槍殺事件發生在離卻勇營地不遠高達18753呎的囊巴拉隘口。中國邊防軍還拘留了大約30個難民，其中包括14個兒童，他們很多不知去向。但41個幸運者，他們安全的到達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中國政府宣稱，槍殺事件是為了自衛。但是週邊的目擊者報導，難民朝著山上跑，但邊防警察一次又一次朝著他們開槍，沒有警告，他們手無寸鐵，毫無招架之力。中國外交部宣稱的自衛，後來被目擊者的鏡頭，證明了是謊言。鏡頭裡，難民像狗一樣被獵殺。為了逃離中國不公正的法律，每年有不少藏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喜馬拉雅，到達尼泊爾。
蔣揚給我看了附近登山的目擊者在遠處所拍攝的槍殺事件紀錄片，那一片皚皚的白雪裡，偷渡的難民們一個個小小的身影朝著山上跑，蔣揚為我解說模仿鏡頭裡答答答槍聲時的無力與絕望，至今猶在眼前。當時有近百名外國登山客目睹了獵殺過程。2008年11月12日，BBC紀錄片「Murder in the snow」，有羅馬尼亞登山客目擊拍攝的影片，並採訪當時被射殺的尼師的同伴、登山客、羅馬尼亞籍的拍攝者，重建現場當時情形。在以下網址可以看到整個過程：
http://tw.youtube.com/watch?v=UtVEVM12Mvk
http://tw.youtube.com/watch?v=oV_aJRgYyaM
http://tw.youtube.com/watch?v=BkMcj4vQtRU
http://tw.youtube.com/watch?v=veQIdaR0J70
蔣揚不是那幸運偷渡成功的41人之一，他在囊巴拉隘口被抓入獄；或許也可以說蔣揚是幸運的，因為他沒被射中槍殺。不論幸與不幸，蔣揚和三十多人被逮捕入獄三個月，他告訴我坐牢期間挨餓挨打被強迫吃一種藥丸，吃了後腦子變笨了，反應變慢記憶變差，至今後遺症依然。
出獄前和難友們討論過，蔣揚表示沒逃成功他不怕，還想要再度流亡，其他難友也說要再走，於是大家相約一起走。但出獄後到約定時間地點只有蔣揚一人出現，其他人沒來。不氣餒的蔣揚暗下決心定只有一人也要走，這次他要變換不同方式出走。蔣揚出獄時先打電話告訴昌都的父親，要再去印度，父親不肯，急著叫他留在拉薩等父親來接他回家，千萬別去印度。蔣揚堅持二度逃亡，再次借錢買假的過橋通行證。蔣揚喬裝成卡車助手闖關二度偷渡，終於安抵印度。成功逃到尼泊爾時，蔣揚馬上打電話回去報平安，居然聽見父親竟已過世。原來父親那天接到電話後，匆匆騎摩托車馬上出門去車站，想要趕赴拉薩接兒子。可是那天江水大漲，跛腳的父親連人帶車摔入急湍江水中，屍骨無存，連車都找不到。
難民接待站發現蔣揚是囊巴拉槍殺事件後的二度流亡者，幾個小時後立即召開記者會，記者們輪番而來，蔣揚機械式的有問就答，傷慟的他比一般難民被留在接待站的時間更長。蔣揚告訴我當時的煎熬：「老師，我哭，一直哭，眼淚不會停，我也不會吃飯，也不會睡覺，他們以為我瘋了。」像瘋了的蔣揚，直到三個月後才被帶到達蘭薩拉見到達賴喇嘛尊者，蔣揚說：「達賴喇嘛尊者要我到學校好好學習，他會為我祈禱，我才慢慢好起來。」
和其他西藏難民少年一起被安置在蘇佳兒童村學校讀書的他，除了於記者來賓參訪時回應關於囊巴拉新聞事件，兩年多來封閉自己，平素沈默寡言，不願和同學多說話。經過相處，囊巴拉蔣揚願意為我訴說他的憤怒與傷心：
當我一想到父母和妹妹，就會傷心，想為西藏犧牲。但想到就算我死了，對西藏沒有幫助。所以現在好好學習，我要做對西藏有幫助的事。
我父親不讓我念漢人學校，每天教我聖尊達賴喇嘛的事和宗教理論。我小時候上學時，有一天公安看到我脖子上戴著達賴喇嘛像，把我拉去角落問話，還打了我，把我的達賴喇嘛像摘下丟在地上踩。我傷心流淚，回家告訴我父親。父親很生氣拿了刀去找公安，此事鬧很大，我父親被抓了，判了五年牢。那時我十一歲。父親放出來後，我已了解西藏的情形，想去印度。逃到囊巴拉這個隘口時，中國邊防軍開槍殺人，我們只是小孩，沒做甚麼叛亂的事，只是想學習。
蔣揚告訴我他想為宗教奉獻。他愛上蘇佳學校的宗教課，愛在上課時提問。他喜歡宗教課所教內容，對宗教有興趣。他舉例告訴我，即使是六字大明咒雖然只佔宗教的一小部分，但是已具有廣大意義，更何況佛教所有教義。宗教的感動，使囊巴拉蔣揚願意為宗教奉獻。十八歲年輕的囊巴拉蔣揚，計劃兩年讀完蘇佳學校的語言班後，想要去德拉東的西藏職訓中心學習技藝半年，然後再去達蘭薩拉的政治犯團體「古居松」（Gu-chu-sun，即九、十、三），學當記者。他說：
囊巴拉事件使我害怕恐懼震驚，沒想過人民解放軍會開槍殺人，把人當成動物一樣令人生氣憤怒。想當記者是因為囊巴拉事件常常在腦海裡重現，記憶猶新，記者報導囊巴拉事件使我了解新聞記者揭露真相的力量，我想當為西藏真相說話的記者。
第一次訪談時，我從囊巴拉蔣揚眼中看到燃燒的憤怒，我想點醒這個看似沉默說起囊巴拉事件怒氣沖沖侃侃而談的大男孩，能否區分憤怒的對象，反問他如果他是邊防軍會怎麼做。他說：
我對中國邊防部隊殺人不滿，但不會對平民漢人不滿。如果邊防部隊軍人是中國人，我想那是無知，如果我是邊防部隊的藏人，我不會對藏人同胞開槍，穿越邊境只是想求學。
在初次訪談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訪談到後來我發現囊巴拉蔣揚尤其抑鬱最為嚴重。所以我有機會就找他，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來蘇佳學校說法祈福，學生表演西藏傳統歌舞獻給噶瑪巴時，校長邀請我參加，我找囊巴拉蔣揚隨身當譯者，我一有機會就找他。我常找他說話，囊巴拉蔣揚也常來找我提供論文資料，我倆也投緣，常常說話。後來我要他多說一些他和父親的事情。他說了他這個康巴少年的坎坷：
我和我爸爸一樣，喜歡自己看書。父親坐牢時我十一歲，期間我輟學幫忙家計，挖蟲草加入劇團賺錢交給媽媽。父親出獄後我想去印度，父母不肯，我找親戚借五千五人民幣給帶路人，帶我偷渡，在囊巴拉被抓。前天海外藏人青少年來校參觀，他們對西藏家鄉和囊巴拉新聞事件好奇，每次外國人來，我都會被找去。我很願意去說，我要告訴全世界真相，中國對西藏不好，是活生生的見證。我想讓世界上所有人知道我爸爸是怎麼死的，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是怎麼殺人的。
這孩子眼中都是仇恨。現在才十八歲，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平常不和同學說話的囊巴拉蔣揚，雖然宿舍和班上同學都對他好，但是就是不想說話。當老師的我想打開他封閉的世界，試圖把他從囊巴拉事件拉出來。
我：不和同學說話，這幾天常和我說話啊，今天還來找我兩次，為甚麼？
蔣揚：和老師說話是我的責任。
我：原來你在統戰我。（我逗蔣揚）
平素不苟言笑的他露出難得的微笑，赧然不知如何回答。
我：蔣揚，父親和囊巴拉事件成就了你。他會死是因為父愛，父愛會死是因為中共，世人現在都知道囊巴拉，你父親沒有白死。
貢葛阿瑪讓我哭了三次。
五年前我開始尋覓1959年前後民間藏女的故事，卻遍尋不著。直到初識流亡藏人索南，他執意請我吃飯，我挑一家小飯館免得他太破費，他居然說了貢葛阿瑪的苦難給我配飯吃…
他說貢葛阿瑪在西藏境內時，國民黨先毀了她的娘家，接著共產黨毀了她的婆家。說中共來了，貢葛阿瑪被批鬥的情形。貢葛阿瑪被趕到埃巴塘開荒，回到家鄉後，因病臥床不起達三年之久。期間有許多婦女被捕，貢葛阿瑪因癱瘓而躲過一劫。我抑制盈眶的淚水，低頭撥動面前的飯粒，努力不在陌生的索南面前掉下淚來，我知道，我找到民間藏女的故事了。
我在達蘭薩拉貢葛旅店住宿期間，兩位僧俗流亡藏女竟都帶我上樓去找同一位老婆婆。我去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前，和婆婆第一次初次見面，右眼迷濛的婆婆以為我和同伴一樣是阿尼拉，從右側袋子抓一把糖果給我，怪我怎麼在樓下餐館用餐不上樓來一起吃飯。婆婆衣衫隨意扣了幾個扣子，家居生活甚是安適。我從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回來達蘭薩拉，和婆婆第二次見面，婆婆吩咐孫女做了一團糌粑給我享用，告訴我她最喜愛的孫子的故事。
隨後，我在德里機場候機赴日內瓦時，隨身翻了《血祭雪域》一書中最後一個故事「苦難」，讀到：當他們逼問我丈夫和兒子的下落時，我和婆婆真是擔心他們會回來，我和婆婆都希望他們戰死沙場，當然不是不愛，對我而言，他們是我的兒子和丈夫，對婆婆而言，他們是兒子和孫子，如果是平時，當然希望見到他們，可是，那時看到絕大部分男人全部都被抓進監獄，還有格扎他們被活剮，誰知道那些被抓的人沒有被活剮而死？所以，如果他們戰死異鄉，畢竟我們看不到，聽不見，如果抓回來當著我們的面處死或活剮，那我們可怎麼辦！那時我們寧願甚至希望他們戰死異鄉，那時我們還不敢奢望他們能逃到印度，那些幹部動不動就說要抓回我的丈夫和兒子，有時候說要運回他們的屍體示眾，一次他們甚至說我丈夫和兒子躲在某一個寺院內，要我前去勸降，當我準備去時又不讓去，我和婆婆幾天幾夜睡不著覺，一聽到有什麼動靜就心驚肉跳，擔心他們真的會抓回我的丈夫和兒子，或者是運回他們的屍體，到後來就悄悄了。得知我丈夫和兒子還活著時，生產隊已經沒有了，當時有人從印度回來，帶來了他們的照片和薩迦法王的照片，說要我和婆婆親手做的食物，我和婆婆就攪拌糌粑託來人帶到印度，當時婆婆年老，不能行動，所以我走不成，不久丈夫在印度去世。婆婆去世後，我就來到了印度。
我想貢葛阿瑪和她婆婆揉糌粑時不知揉進了多少思念？我想那個丈夫和兒子收到糌粑時是不是捧在手心和著眼淚？我在機場哭了起來…
日內瓦開會空檔，和流亡藏人聊起我的西藏流亡教育行，他們聽我講起貢葛旅店的老婆婆，居然告訴我婆婆就是那個《血祭雪域》苦難的貢葛阿瑪！啊！原來是婆婆！婆婆的人，和聽到的故事、看到的故事三個影像結合起來了。我提到兒子丈夫千里迢迢託人要貢葛阿瑪和她婆婆揉的糌粑，我們都紅了眼…
囊巴拉蔣揚
流亡兩年多的西藏難民少年蔣揚桑丹是是囊巴拉（Nambala）新聞事件當事人，因此大家叫他囊巴拉蔣揚。囊巴拉，位於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聖母）峰附近的山口，很多西藏人選擇通過這個山口逃亡印度。蔣揚流亡印度後，在比熱的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讀書，就讀新難民特別班：語言班，專攻英語。2006年秋冬，我在臺灣的媒體，就曾經看過「囊巴拉槍殺事件」的報導。
在訪談蘇佳西藏兒童村學生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尤其囊巴拉蔣揚抑鬱最為嚴重。我在學生會會長的宿舍房間裡看到牆上掛著英文月曆，諾大一張西藏難民兒童與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的相片，旁有文字介紹「囊巴拉槍殺事件」：
2006年9月30日，中國邊防警察，開槍射擊了75個的流亡藏人，其中17歲的尼師格桑龍措被殺，20歲的葛松南加被打傷。槍殺事件發生在離卻勇營地不遠高達18753呎的囊巴拉隘口。中國邊防軍還拘留了大約30個難民，其中包括14個兒童，他們很多不知去向。但41個幸運者，他們安全的到達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中國政府宣稱，槍殺事件是為了自衛。但是週邊的目擊者報導，難民朝著山上跑，但邊防警察一次又一次朝著他們開槍，沒有警告，他們手無寸鐵，毫無招架之力。中國外交部宣稱的自衛，後來被目擊者的鏡頭，證明了是謊言。鏡頭裡，難民像狗一樣被獵殺。為了逃離中國不公正的法律，每年有不少藏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喜馬拉雅，到達尼泊爾。
蔣揚給我看了附近登山的目擊者在遠處所拍攝的槍殺事件紀錄片，那一片皚皚的白雪裡，偷渡的難民們一個個小小的身影朝著山上跑，蔣揚為我解說模仿鏡頭裡答答答槍聲時的無力與絕望，至今猶在眼前。當時有近百名外國登山客目睹了獵殺過程。2008年11月12日，BBC紀錄片「Murder in the snow」，有羅馬尼亞登山客目擊拍攝的影片，並採訪當時被射殺的尼師的同伴、登山客、羅馬尼亞籍的拍攝者，重建現場當時情形。在以下網址可以看到整個過程：
http://tw.youtube.com/watch?v=UtVEVM12Mvk
http://tw.youtube.com/watch?v=oV_aJRgYyaM
http://tw.youtube.com/watch?v=BkMcj4vQtRU
http://tw.youtube.com/watch?v=veQIdaR0J70
蔣揚不是那幸運偷渡成功的41人之一，他在囊巴拉隘口被抓入獄；或許也可以說蔣揚是幸運的，因為他沒被射中槍殺。不論幸與不幸，蔣揚和三十多人被逮捕入獄三個月，他告訴我坐牢期間挨餓挨打被強迫吃一種藥丸，吃了後腦子變笨了，反應變慢記憶變差，至今後遺症依然。
出獄前和難友們討論過，蔣揚表示沒逃成功他不怕，還想要再度流亡，其他難友也說要再走，於是大家相約一起走。但出獄後到約定時間地點只有蔣揚一人出現，其他人沒來。不氣餒的蔣揚暗下決心定只有一人也要走，這次他要變換不同方式出走。蔣揚出獄時先打電話告訴昌都的父親，要再去印度，父親不肯，急著叫他留在拉薩等父親來接他回家，千萬別去印度。蔣揚堅持二度逃亡，再次借錢買假的過橋通行證。蔣揚喬裝成卡車助手闖關二度偷渡，終於安抵印度。成功逃到尼泊爾時，蔣揚馬上打電話回去報平安，居然聽見父親竟已過世。原來父親那天接到電話後，匆匆騎摩托車馬上出門去車站，想要趕赴拉薩接兒子。可是那天江水大漲，跛腳的父親連人帶車摔入急湍江水中，屍骨無存，連車都找不到。
難民接待站發現蔣揚是囊巴拉槍殺事件後的二度流亡者，幾個小時後立即召開記者會，記者們輪番而來，蔣揚機械式的有問就答，傷慟的他比一般難民被留在接待站的時間更長。蔣揚告訴我當時的煎熬：「老師，我哭，一直哭，眼淚不會停，我也不會吃飯，也不會睡覺，他們以為我瘋了。」像瘋了的蔣揚，直到三個月後才被帶到達蘭薩拉見到達賴喇嘛尊者，蔣揚說：「達賴喇嘛尊者要我到學校好好學習，他會為我祈禱，我才慢慢好起來。」
和其他西藏難民少年一起被安置在蘇佳兒童村學校讀書的他，除了於記者來賓參訪時回應關於囊巴拉新聞事件，兩年多來封閉自己，平素沈默寡言，不願和同學多說話。經過相處，囊巴拉蔣揚願意為我訴說他的憤怒與傷心：
當我一想到父母和妹妹，就會傷心，想為西藏犧牲。但想到就算我死了，對西藏沒有幫助。所以現在好好學習，我要做對西藏有幫助的事。
我父親不讓我念漢人學校，每天教我聖尊達賴喇嘛的事和宗教理論。我小時候上學時，有一天公安看到我脖子上戴著達賴喇嘛像，把我拉去角落問話，還打了我，把我的達賴喇嘛像摘下丟在地上踩。我傷心流淚，回家告訴我父親。父親很生氣拿了刀去找公安，此事鬧很大，我父親被抓了，判了五年牢。那時我十一歲。父親放出來後，我已了解西藏的情形，想去印度。逃到囊巴拉這個隘口時，中國邊防軍開槍殺人，我們只是小孩，沒做甚麼叛亂的事，只是想學習。
蔣揚告訴我他想為宗教奉獻。他愛上蘇佳學校的宗教課，愛在上課時提問。他喜歡宗教課所教內容，對宗教有興趣。他舉例告訴我，即使是六字大明咒雖然只佔宗教的一小部分，但是已具有廣大意義，更何況佛教所有教義。宗教的感動，使囊巴拉蔣揚願意為宗教奉獻。十八歲年輕的囊巴拉蔣揚，計劃兩年讀完蘇佳學校的語言班後，想要去德拉東的西藏職訓中心學習技藝半年，然後再去達蘭薩拉的政治犯團體「古居松」（Gu-chu-sun，即九、十、三），學當記者。他說：
囊巴拉事件使我害怕恐懼震驚，沒想過人民解放軍會開槍殺人，把人當成動物一樣令人生氣憤怒。想當記者是因為囊巴拉事件常常在腦海裡重現，記憶猶新，記者報導囊巴拉事件使我了解新聞記者揭露真相的力量，我想當為西藏真相說話的記者。
第一次訪談時，我從囊巴拉蔣揚眼中看到燃燒的憤怒，我想點醒這個看似沉默說起囊巴拉事件怒氣沖沖侃侃而談的大男孩，能否區分憤怒的對象，反問他如果他是邊防軍會怎麼做。他說：
我對中國邊防部隊殺人不滿，但不會對平民漢人不滿。如果邊防部隊軍人是中國人，我想那是無知，如果我是邊防部隊的藏人，我不會對藏人同胞開槍，穿越邊境只是想求學。
在初次訪談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訪談到後來我發現囊巴拉蔣揚尤其抑鬱最為嚴重。所以我有機會就找他，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來蘇佳學校說法祈福，學生表演西藏傳統歌舞獻給噶瑪巴時，校長邀請我參加，我找囊巴拉蔣揚隨身當譯者，我一有機會就找他。我常找他說話，囊巴拉蔣揚也常來找我提供論文資料，我倆也投緣，常常說話。後來我要他多說一些他和父親的事情。他說了他這個康巴少年的坎坷：
我和我爸爸一樣，喜歡自己看書。父親坐牢時我十一歲，期間我輟學幫忙家計，挖蟲草加入劇團賺錢交給媽媽。父親出獄後我想去印度，父母不肯，我找親戚借五千五人民幣給帶路人，帶我偷渡，在囊巴拉被抓。前天海外藏人青少年來校參觀，他們對西藏家鄉和囊巴拉新聞事件好奇，每次外國人來，我都會被找去。我很願意去說，我要告訴全世界真相，中國對西藏不好，是活生生的見證。我想讓世界上所有人知道我爸爸是怎麼死的，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是怎麼殺人的。
這孩子眼中都是仇恨。現在才十八歲，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平常不和同學說話的囊巴拉蔣揚，雖然宿舍和班上同學都對他好，但是就是不想說話。當老師的我想打開他封閉的世界，試圖把他從囊巴拉事件拉出來。
我：不和同學說話，這幾天常和我說話啊，今天還來找我兩次，為甚麼？
蔣揚：和老師說話是我的責任。
我：原來你在統戰我。（我逗蔣揚）
平素不苟言笑的他露出難得的微笑，赧然不知如何回答。
我：蔣揚，父親和囊巴拉事件成就了你。他會死是因為父愛，父愛會死是因為中共，世人現在都知道囊巴拉，你父親沒有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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