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看清西藏問題－揭開達賴的真實面貌

推薦序
林恩顯

　　西元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英軍攻入西藏首府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北走外蒙古，原擬進入俄羅斯接受俄國保護，不料是年稍早日俄在我國東北發生戰爭，俄國戰敗，自無力保護十三世達賴喇嘛，只得逗留外蒙首府庫倫（今烏蘭巴托），但又與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不能和睦相處，俄國既去不成，中英正就西藏問題進行談判，英方堅拒此時讓十三世達賴喇嘛回藏，而達賴喇嘛已深深體會到清廷庸弱不足恃，以是也不願返回內地。在這情形之下，就向外蒙古三音諾顏部各旗移動，一方面弘法，一方面接受外蒙人民供養，此時清廷也發現如任令十三世達賴喇嘛游走外蒙，一旦進入俄境則事態嚴重，於是派御前大臣博廸蘇及內閣學士達壽二人，以赴外蒙考察喀爾喀游牧事宜為名，勸十三世達賴喇嘛速返回內地，其時已是1906年，經過博廸蘇等懇切勸告，十三世達賴喇嘛終於在1906年八月，經甘肅返回青海，綜計他在外蒙古二年多，收到外蒙古人民的供養兩、三百萬兩幼銀，至於實物，多到要用六十莑駱駝才能載運，可以說是「大豐收」。

　　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內地，因中英談判尚無結果，一時之間仍無法返回拉薩，只得暫時住錫青海塔爾寺，不久又與塔爾寺住持阿嘉呼圖克圖積不相容，清廷為息事寧人，便將阿嘉呼圖克圖調往北京「當差」。不久十三世達賴喇嘛靜極思動，想到五合山禮佛，清廷也予照准，並命沿途官員給予高規格之接待，既到五合山，消息外傳後，各國駐華官員不辭辛勞，紛紛前往五合山面見十三世達賴喇嘛，日本更從其國內派人到五合山，此時十三世達賴喇嘛發現自己在國際上具有相當分量，時為1908年，恰在此時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上書清廷，想到北京陛見皇上詳述藏中一切，事為十三世達賴喇嘛所悉，立刻也上書清廷要晉京陛見，清廷同意達賴喇嘛來京，到北京後英國駐華公使對十三世達賴喇嘛進行遊說，於是從反英一改而為親英，未幾，光緒、慈禧先後崩逝，十三世達賴喇嘛逐趁清廷忙於處理國喪慌亂之時奏准返藏，從此西藏與中央形成若即若離之態勢。

　　清季為推行新政，1910年派川軍入藏，川軍軍紀不良，在拉薩胡作非為，激起藏人之反感，十三世達賴喇嘛乃逃往印度，受到英印政府的極度禮遇，從而走向親英之不歸路，及至民國肇建，倡導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之政治主張，但在英印政府操作下，民國二年（191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竟與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簽訂所謂《蒙藏條約》，互相承認彼此獨立，從此與中央若即若離之態勢亦為明顯，但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全國統一，黠慧的十三世達賴喇嘛也嗅出國內政府將有一番新氣象，遂派其五台山堪布羅桑巴桑到南京謁見蔣介石，於是西藏與中央有了接觸，半年後十三世達賴喇嘛又派時為北平雍和宮住持棍劫仲尼（1931年後統一漢譯為貢覺仲尼）及時任西藏駐京代表洛藏娃楚稱丹增前往山西太原會見首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閻錫山（仍以山西省主席坐鎮太宗，並未到任視事），面陳藏事，表明並無親英之事，由是西藏與中央關係漸見好轉，迨至民國二十二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化入涅槃，中央特派大員為專使入藏致祭，並頒「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封號，而其時獲三大寺四大林推選之熱振呼圖克圖為攝政，也獲中央認可，西藏與中央關係正在加溫。未幾，尋獲青海靈童拉木登珠靈異特具，認定就是十三世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呈請中央准其免予掣籤，國民政府乃於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五日核准免予掣籤，更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吴忠信入藏與熱振呼圖克圖共同主辦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由於熱振活佛未受英印分化中國思維感染，且將藏中若干親英印官員免職，由是引起親英印分子之怨懟，乃陰謀陷害熱振呼圖克圖，卒於民國三十六年，將熱振活佛逮捕入獄，數日之後，熱振呼圖克圖竟猝死獄中，坊間傳言熱振係被毒殺而死，其罪名之一竟然是「勾結中央」，從此西藏與中央關係跌落谷底。

　　未幾國共現入內戰，國民政府處於劣勢，至此西藏在印度政府（印度此時已獨立，全盤繼承英帝國分化中國之思維）運作下，意圖跳脫國共之爭，藉口清除共產黨，將在拉薩的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人員、拉薩小學教職員及一切漢人盡行驅逐出境，此即所謂「驅漢事件」，西藏與中央關係形同對立。未幾中共建政，迫於現實，西藏當局與中共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此項協議共十七條，因此多稱為《十七條協議》，據此，中共解放軍入藏，此時在藏之康巴及藏地親英分子深感不安，再加上有外力從中運作，西藏噶廈政府與中共在藏解放軍處於緊張狀態，及至1959年三月，雙方關係已是劍拔弩張，只要星星之火，便會一觸即發，終於在三月十日雙方爆發武裝衝突，次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眾多康巴人擁簇下，走上流亡之路，從此流亡海外已超過半世紀。

　　自1959年至今（2013年）這半個多世紀，十四世達賴喇嘛始終是國際媒體寵兒，經常搏得重要版面，這是任何國家元首所無法企及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能順應時潮發為言論，尤其對其轉世與否及如何轉世，這一宗教上神秘問題，也是世俗人最感興趣的問題，更是經常有出乎世人意料的說法，吊足世人的胃口；對西藏前途問題，自獨立而高度自治，而所謂中道，更是時時有新招出現，實在無愧於其「智廣如海」的名號。

　　西藏，對西方世界而言，始終披著神秘面紗，在神秘面紗下的活佛轉世制度，更是神秘中的神秘，對中國(指我中華民國而言)是歷史的痛，西藏問題千絲萬縷，往往在神秘宗教帷幕遮蓋下，難窺真象，而達賴喇嘛活佛的光環，無限的神通，更是難識廬山真面目，因此對西藏問題總是諱莫如深。

　　今者劉君學銚所著《從歷史看清西藏問題－掀開達賴真實面貌》對上述各項問題都做了詳細的論述，劉君畢業於政大邊政系，長期在邊政機構任職，有實際處理邊政事務、民族工作實務經驗，近三十年來任教各大學講授有關民族史、文化史、中共少數民族政策與民族區域自治等課程，有相當之學理素養，今以專著問世之際，叼在五十多年相識、相知，深信此書從學術立場，詳徵博引，就史論事，必有可觀者，故樂為之序。

推薦序
楊開煌
－讀劉學姚教授「問題西藏」之心得報告

　　寫歷史一定有立場，因為中國人從孔子著「春秋」開始，就有立場，有目的，他的立場是以周天子為立場，他的目的是使當時的「亂臣賊子懼」；所以其後的中國史家也自然正大光明地「以論代史」；到了司馬遷寫史記，歷時18年（108BC~91BC）完成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人物為主缐的偉大著作，堪稱中國史書的典範之作，被後代鄭樵在通志中譽稱為：「六經之後，唯有此作」，縱觀史記，依然以「春秋」為圭臬，所以寫歷史帶有一定的立場，在中國是不成問題的。西方治史方法傳入中國之後，開始對中國人治史方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於是強調「讓史料說話」成為主流，此種研究歷史的方法預設了史料的客觀性，學者則是依據史料作解釋，其實近代作「研究方法」的學者，則更傾向於以「互為主觀」的立論，來建議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在作包括歷史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研究時，可以採取的心態。個人稱此為「開放的立場」論，也就是說我們承認做研究一定有立場，但是為了使自己看到自己的盲點與偏見，我們對自己的立場採取開放甚至一定批判態度，才是比較可行的方法

　　最近赴大陸參加多次與各族學者相關民族政策的研討會，其間聽到一位大陸學者（漢族）的新觀點，他覺得中國的地圖如果被視為太極圖，則一邊是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漢民族文化，另一邊可以被視為是受藏傳佛教文化的滿、蒙、藏地區，當時後來滿族漢化較深，藏傳佛教的影響消退，只是蒙族在宗教上仍以藏傳佛教為信仰，而太極圖中各自的兩點，代表得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接納與融合。這位大陸漢族學者所作描述容或有些誇大了藏傳佛教在中國大陸西部的影響力，因為在西部還有回教的文化也是極為重要的文化元素，但是這位大陸漢族學者的胸襟和器度，仍有其極可取觀點：

　　首先這樣的史觀呼籲重新思考「惟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的民族自傲感。我們也可以拋棄漢族中心論的朝貢史觀，不斷維持漢族的優越感，從而去輕視四週「蠻夷」的文化和歷史。
其次我們可以試著從宗教民族（少數民族）與非宗教民族（漢族）交流、碰撞、衝突和和解的角度重新閱讀少數民族的史料，賦予新的解釋。
其三我們更可正視少數民族統治漢族的歷史，以及公允地評價少數民族統治時期，所作的貢獻。

　　我們歷史教育在促進民族融合，民族尊重和流傳、保守、繁榮民族文化上，具有十分獨特的作用，漢民的歷史中的少數民族價值獲得肯定，如今他們處在中國境內，才覺得與漢族是立足平等的；如今中共對少數民族的歷史不僅很少肯定，有些甚至是侮辱，當然中共是連漢族的歷史也會醜化，那麼如何能使各民族在心態上一律平等，如何能促進各民族真正團結。當然促進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當前的民族政策也是至關重要。然而以心態而言，重新解釋漢族與少數民族的交流，並從其中粹取經驗，以供現今的參考是重要的起點。

　　在台灣歷史的教育中，已經開始重新詮釋吳鳳，也把莫那魯道視為英雄，也推崇蔣渭水對台灣漢民族意識的貢獻，我們以為這就是民族和諧，民族平等的新起步，可以使我們原來只憧憬、自傲於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化的觀點，開始有機會讓自己謙卑地去學一學少數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去接受和承認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歷史和文化，特別是藏族的歷史和文化也是偉大而燦爛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