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許維茲臥底報告：自願關進納粹集中營的波蘭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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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人緊緊堆在一起，即使死亡，屍體也未倒下，有些是掛著或彼此倚著。他們的手臂交纏，很難將屍體分開。這是第一次，集中營開始施放氰化氫這種毒氣。」
一九四○年九月清晨，波蘭地下抵抗組織的軍官皮雷茨基趁著德軍在華沙街頭搜捕囚犯，趁機混入隊伍當中，故意被送進剛啟用的奧許維茲集中營。
集中營殘酷如煉獄，不斷有大批囚犯被整死。皮雷茨基靠著過人的體能、機智與意志死裡逃生，甚至在集中營裡建立祕密組織，相互援助並將內部訊息傳遞出去。盟軍首次得知納粹在奧許維茲大舉屠殺猶太人，便是透過皮雷茨基所傳遞的消息，可惜這些消息並未能扭轉大屠殺的悲劇。
一九四三年四月，皮雷茨基從集中營驚險逃出，再度投入對抗德軍，並整理他在奧許維茲的經歷，寫成報告送交波蘭流亡政府及盟軍，本書是他最完整的一份報告。
大戰結束後，皮雷茨基在一九四八年遭共黨政府以間諜罪處死，他的英雄事蹟也從波蘭歷史上被刪除，直到九○年代共黨垮臺才被重新提起。英國歷史學家富特（Michael Foot）稱他為二戰最勇敢的六個人之一。
「我現在在奧許維茲玩的遊戲相當危險。這句話無法真正傳達現實；事實上，我做的事已經遠超過真實世界的人眼中所謂的危險，光是穿過鐵絲網進入集中營就已經不是危險可以形容。」
得獎記錄
★榮獲美國出版人協會2012年PROSE傳記類大獎
★榮獲美國獨立出版社協會2013年傳記類富蘭克林銀牌獎
名人推薦
艾恩宏博士（Ephraim Ferdinand Einhorn，臺灣臺北猶太人社群長老與拉比）
沈漢娜（Hanna Shen，波蘭駐臺灣記者）
極度重要的歷史文獻。
──史奈德（Timothy Snyder），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紐約時報》書評
值得與李維（Primo Levi）及維瑟爾（Elie Wiesel）的敘述一併閱讀。
──艾普鮑姆（Anne Applebaum），普立茲獎得主，《新共和》雙週刊
對集中營生活幾乎一切面向的第一手敘述。
──《大西洋》月刊
對猶太人大屠殺有興趣的人的必讀作品。
──麥可．舒德里奇（Michael Schudrich），波蘭首席拉比
生動，新的視角。一部傑作。
──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時間箭》作者
無比震撼。我希望這本書能受到廣泛閱讀。
──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
目錄
推薦序：二戰的猶太人大屠殺／艾恩宏拉比
推薦序：亂世下的英雄／沈漢娜
導言
前言
英譯者說明
歷史視野：皮雷茨基的報告，他的任務，與他這個人
皮雷茨基報告的重點摘要
致佩琴斯基少將的說明信
皮雷茨基的一九四五年報告
附錄：
報告中提到的奧許維茲集中營職位與軍階
人名與代碼對照
報告中的事件時間順序
英文版出版說明
序／導讀
前言
在二次大戰這個人類歷史最黑暗的時期，許多男女如英雄般奮起，他們展現了人類精神最高貴的一面，挺身與邪惡對抗。其中有許多人並非出於自願捲入各種災難，他們的身體、情感與心靈受到極大的挑戰，但他們仍勇於面對這一連串的艱難。而其中的另一群人數量較少，他們主動迎向危險，與邪惡奮戰。
在這群人數不多但特立獨行的英雄當中，波蘭陸軍上尉威托德．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尤其引人矚目，他自願參與一項幾乎可說是有死無生的臥底任務，地點是奧許維茲（Auschwitz）。
皮雷茨基是英雄行為的最佳例證，他樹立的典範超越了宗教、種族與時代。在二次大戰期間，皮雷茨基為盟軍擔負了最戲劇性的任務，儘管如此，他的故事卻不為西方所知。
為什麼皮雷茨基的故事無法普遍流傳？答案很簡單：二戰之後，波蘭共黨政權刻意湮滅了他的事蹟，因為皮雷茨基在奧許維茲將近三年的任務結束之後，他的英雄行為並未因此停止。
皮雷茨基逃出奧許維茲之後，替波蘭家鄉軍進行情報工作，於一九四四年參與華沙起義，成了德國人的階下囚。二戰結束時，皮雷茨基還被關在德國人的戰俘營裡。然後，到了一九四五年年底，他自願參與另一次臥底任務：戰後的波蘭，由於共產黨開始奪權，局勢變得動盪不安，皮雷茨基回到波蘭，祕密為波蘭流亡政府蒐集情報。
遺憾的是，這成了他最後的任務。皮雷茨基被波蘭共黨政權當成西方間諜加以逮捕，經過諸般拷問之後，於一九四八年處死，享年四十七歲。他的英雄事蹟也從波蘭歷史上被刪除。
現在，這是第一次，英語系的讀者有機會一睹皮雷茨基的故事；透過他自己的文字，這位傑出人物冒險從事組織活動，對抗奧許維茲各種難以言喻的惡行，他向世界揭櫫這個惡名昭彰的死亡營的恐怖現實。如果當時皮雷茨基的警告能獲得重視，歷史的發展很可能因此出現變化。
皮雷茨基對自己親身經歷所做的描述，涵蓋了奧許維茲最初始的時期：從一九四○年九月，也就是德國啟用奧許維茲集中營後不久，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四月，皮雷茨基從集中營脫逃為止。他的報告提供了奧許維茲較不為人知的一手資訊──例如，這座集中營最初是用來關押波蘭政治犯；消滅蘇聯戰俘；納粹德國對猶太人採取的「最後解決方案」，一開始僅略具雛型，之後在一九四二年開始認真執行。
皮雷茨基的經驗與觀察提供了一個視角，使我們得以一窺奧許維茲的全貌。凡是對猶太人大屠殺感興趣的讀者，都應該閱讀這部作品。而這本書或許也在無意間呈現了一個深具良知之人如何面對不可想像的恐怖，如同皮雷茨基為他的嚴謹事實描述開頭時說的這段話：
他們告訴我：「你愈貼近事實，並且不做任何評論，那麼你的描述就愈有價值。」
於是我照他們的話做……但人非木石，焉能無情，更何況即使堅硬如石，也會有感而出汗之時。
上帝造人之時，祂心裡想著，所有的人類都應該如同已故的威托德．皮雷茨基上尉一樣。願皮雷茨基的生命激勵我們，在人生的每一天，無論事情大小，都能努力行善。
麥可．舒德里奇（Michael Schudrich），波蘭首席拉比
波蘭，華沙，二○一一年十二月
推薦序：二戰的猶太人大屠殺
文：艾恩宏博士（Dr. Ephraim Einhorn），臺灣臺北猶太人社群長老與拉比
我的母親與父親都死於集中營。
我的外孫女蘿倫．列維（Lauren Levy）是阿里與達芙娜．夏哈爾（Ari and Daphna Schahar）的女兒（達芙娜是我的女兒），也是強納森．列維（Jonathan C. Levy）醫師的妻子，列維現居美國佛州。蘿倫參觀集中營時還只是佛州邁阿密大學的大一學生，她於一九九八年十月七日寫下這段文字：
走過死亡的幽谷
不久之前，我進行了一趟訪古之旅。我緩緩走過死亡的幽谷，親眼看見屠殺發生的地點，與埋葬數百萬人的墓冢。我站在祖先旁邊，他們就隱沒在十一層樓高的骨灰紀念碑之中。這份令人驚駭的經驗對我造成極大的衝擊，從此改變我對生命的看法，連帶也影響我對人群與自我的態度。
「生者行進」是一項國際性的教育計畫，它讓世界各地的猶太青年在「大屠殺紀念日」這天來到波蘭，從奧許維茲步行到比爾克瑙這座二次大戰時期建造的最大集中營。然後再前往以色列紀念「國殤日」與「以色列獨立紀念日」。生者行進的目的是讓年輕人記取大屠殺的教訓，在引領猶太人往未來邁進的同時，能誓言「絕不重蹈覆轍」，將過去的悲劇化為真正啟迪自身的經驗。生者行進使我更深刻認識自我的一部分，那是過去的我從不知曉的一面。然而，另一部分的我卻因此死亡了。它在烈焰中燃燒殆盡，在拷問與屠殺中消失無蹤。更重要的是，身為一個人，我終於體會到人可以如此歹毒、邪惡與無情，因此另一個部分的我再無存在的可能。
當我走過奧許維茲、比爾克瑙、特雷布林卡與邁達內克集中營時，我並未流下眼淚或發出聲音。我只是緩慢地、憂鬱地、警醒地走著。
當我站在逐漸腐朽的木造營房裡，我看到的是驚悚，是恐怖，還有牆上深深的刻痕。許多人在此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程，許多人竭盡所能地想活下去。
當我看見小磚造房，也就是毒氣室裡被毒氣汙損的牆壁時，我試著想像，我的母親或我的父親的祖父母在闔上雙眼永遠長眠之前，是否看見的就是這面牆。
在邁達內克，我記得我站在火葬場裡。那座工廠完全保存了舊觀，但來到這裡的人很可能誤以為那是烘焙麵包的地方。任誰都無法想像那是數百萬人的墓地。
以色列總理本雅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提到，歷史絕不可忘，當盟軍最高指揮官艾森豪發現死亡營的受害者時，他命令盡可能地拍下照片，並且要求鄰近村落的德國人來集中營看看，甚至要他們埋葬死者。
艾森豪說，他這麼做是有用意的：「讓一切留下紀錄，拍下影片，製造更多的目擊證人，因為在往後的歷史道路上，一定會有喪心病狂之人再度起來，否認這一切曾經發生。」
瓦倫貝格的生平──給予的遺產
拉烏爾．瓦倫貝格（Raoul Wallenberg）是瑞典外交官，他來自富裕且極具影響力的家族。面對可怕的邪惡，他選擇了不冷漠。
二次大戰期間，瓦倫貝格其實可以待在中立的瑞典，過著平靜安定的日子。但他卻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出任瑞典駐布達佩斯公使館一等祕書的職務。無視一己的安危，瓦倫貝格不辭辛勞地工作，在納粹的鐵腕下挽救了數千條寶貴的人命。
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已有四十萬名以上的猶太裔匈牙利人被送上火車運走，絕大多數的下場都是死亡。瓦倫貝格開始發放瑞典的「保護護照」給剩餘的猶太裔匈牙利人。他發揮創意，決心盡其所能地保護猶太人，最後他拯救了約十萬條性命。
當然，瓦倫貝格不是孤例。還有一些人也冒著失去工作與生命的風險，他們違反官方協議與壓迫性的法律出面解救猶太人。許多人鼓起勇氣挺身而出，卻遭到監視、懲罰或殺害。
今日，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你將發現沿著義人大道兩旁種植著象徵義人的樹，不僅有瓦倫貝格的樹，還有其他二千多人的樹，以及一萬八千個義人之名刻在牆上，以紀念甘冒生命危險拯救猶太人免於大屠殺的人。
他們為什麼這麼做？這些英雄似乎與殉道的路德宗牧師暨反納粹人士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有著相同的情感，他寫道：「面對邪惡，沉默本身就是邪惡……不挺身抵抗，與為惡無異。」
二○○○年一月，斯德哥爾摩舉辦了猶太人大屠殺國際論壇。論壇宣言的最後一句話說：「我們必須信守承諾，牢記已逝的受害者，尊敬仍與我們同在的生還者，重新肯定人性的共同渴求，去尋求道德理解與正義。」
何鳳山博士
在二次大戰期間，有位中國外交官發放了數千張簽證給猶太難民。有少數人以外交手段援救猶太人，何鳳山博士是其中最早採取行動的人之一，他以極不尋常的做法，不顧個人的危險，去做他認為對的事。
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年，何博士擔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儘管上司命令他停止發放簽證，但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九年間，何博士依然繼續發放簽證，讓數千名猶太人安全前往中國上海。
大家也許認為數年後何博士應可因為他的行為被視為英雄，然而相反的，他死之後，世界才真正認識到他所做的貢獻。何博士去世之後，他的行為獲得表揚。二○○○年，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頒贈他「國際義人」的稱號。他是第一位獲得這項殊榮的中國官員。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在臺北亞都麗緻大飯店舉辦一場特別的活動，不僅紀念何大使，也向他的英勇事蹟致敬。
出席這場活動的有何大使的兒子何曼德博士，他是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當時院長是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博士），也是美國賓州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傳染病與微生物系榮退主任與教授。何博士當時也與他的父親在維也納，他提到父親的過往，以及當時他在維也納的回憶。
何博士與妹妹何曼禮住在加州舊金山，他們得到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邀請，前往以色列接受正式表揚。
杉原千畝
杉原千畝也是眾多遭埋沒的二次大戰英雄之一。二○○二年四月，數千名被杉原千畝拯救的人為了紀念他，參與了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萬豪國際酒店舉辦的聯合魯巴維徹神學院（United Lubavitcher Yeshivot）年度獎學金晚宴。
面對逃避納粹迫害的猶太難民，日本駐立陶宛維爾紐斯（Vilnius）領事杉原千畝不顧上級命令，擅自發放簽證協助他們逃亡。雖然納粹已經控制歐洲，但他們的魔掌尚未伸展到維爾紐斯。當套索逐漸收緊，猶太人在杉原領事的救命簽證護持下得以逃出生天。他們搭乘火車離開維爾紐斯，橫越俄羅斯，然後搭船前往日本。他們從日本被送往中立港口上海，並且在那裡待到戰爭結束。
在這群難民中，也包括來自波蘭歐特佛茨克（Otwock）魯巴維徹神學院的學生，他們在此之前接到前魯巴維徹拉比的緊急指示，要他們前往維爾紐斯。這些學生無論在旅程中或在抵達上海之後，一直學習不輟。不管多麼艱苦貧困，他們依然日夜研讀摩西五經。
戰後，這些學生在美國重建魯巴維徹神學院。今日，這些學生已是各個宗教社群的領袖，他們桃李滿天下，將拉比的希望與救贖的信息傳遞給每一個人。
代表杉原領事前來參加聯合魯巴維徹神學院晚宴的是他的兒子杉原千曉。杉原的遺孀，充滿勇氣的杉原幸子也錄製了一段影像在現場播放。對生還者來說，這次晚宴是他們第一次與杉原領事的家人見面。許多人一直不知道自己能逃亡成功背後有著杉原領事的努力。
杉原領事曾經三度打電報向上級請求發放簽證給在領事館外排隊的大批猶太人。但日本政府每次都拒絕了。經過家人投票後，杉原領事決定自行簽發簽證。他日夜不停地寫著，杉原太太則幫他按摩手部，好讓他能持續下去。
他在維爾紐斯執行職務的最後一天，他與家人接下來將轉往柏林。杉原用幾張碎紙片寫下簽證，從火車車窗交給在後頭追趕火車的猶太難民。「杉原先生，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他們
試閱
皮雷茨基的報告，他的任務，與他這個人
報告
威托德．皮雷茨基在一九四五年提出的報告，是一份震撼人心的文件。它的力量不在於字句的音韻或描繪之意象。事實上，皮雷茨基本來就不打算寫一部文學作品。他在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於義大利撰寫這份報告給他的上司，皮雷茨基在給佩琴斯基將軍（General Pe?czy?ski）的信上說明得很清楚。在報告裡，皮雷茨基使用簡短的句子與段落，他直率地承認，如果時間允許，他會再潤飾一下。然而，正因文字的直言不諱，也因為它揭露奧許維茲環境的野蠻惡劣，才使這份報告震撼人心；唯有親自體驗過集中營慘狀的人，才有辦法寫出這樣的作品。
皮雷茨基不是社會學家，他無意將奧許維茲塞進整齊方正的小框架或理論裡，他也不想把自己的經驗講得太抽象。他是個誠實的人，說話絕不裝腔作勢，他不為任何政治或意識型態服務，只是一心愛自己的國家與忠於天主教信仰。皮雷茨基信守「上帝、榮譽、國家」這三個信條，他寫下自己親眼所見與親身經歷的事，偶爾在情感觸動下，他也會寫下一些哲學性的自省文字。
無論從什麼角度去想像，皮雷茨基都是個卓越的人物。他有著極強的身體恢復力與勇氣，他在極其駭人的環境裡仍保有傑出的心智與常識，絕不懷憂喪志。沒有立刻被殺害的奧許維茲囚犯大多數僅能勉力求生，而皮雷茨基卻還保有足夠的力氣與決心能協助他人，甚至在集中營裡建立地下反抗組織。不僅如此，他時時保持腦袋清醒，並且瞭解該怎麼做好讓自己能存活下來，舉例來說，他能克制自己的生理需求，把食物保存到隔天才吃：這需要超乎常人的意志才做得到。皮雷茨基的運氣也相當好，他甚至有時間嘲諷自己，他提到自己在集中營裡的編號4859，外面兩個數字跟裡面兩個數字加起來剛好都是十三！
皮雷茨基宣稱他可以很快讓自己的精神平靜下來。集中營的恐怖環境使波蘭人變得團結，而這使他感到「幸福」：「當時，從這群肩併肩的波蘭人當中，我感受到大家都存有相同的想法，我感受到我們的心意相通，大家都想復仇，我感受到自己置身的環境非常適合我從事工作，內心因此萌生了一股幸福感……」這裡甚至存在著一種神祕的、索忍尼辛式的信仰，那就是唯有待過勞動營的人，才真的瞭解深層的生命意義。皮雷茨基寫道：「我們被鋒利的工具切割。刀刃劃進我們的身體，傳來陣陣的疼痛，不，應該說是刺進了我們的靈魂，在我們的心田耙著……」之後，他又說：「人因此看到真實的自己，也懂得珍視真實的自己……」
這份報告之所以震撼人心，還因為它寫出了奧許維茲較不為人知的一面，這一面只有波蘭人和集中營生還者以及歷史學家清楚瞭解。許多人知道奧許維茲位於德軍占領的波蘭境內，知道它與猶太人大屠殺有關，也知道可憎的毒氣室與令人髮指的以毒氣殺人的惡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這座集中營最初是為了處置信仰基督教的波蘭人，他們許多人要不是被殘忍地殺害，就是被迫工作到死。事實上，奧許維茲在一九四○年設立時，主要是為了關押波蘭政治犯，之後才轉變為歐洲猶太人的死亡營。況且，在學術圈之外，西方有多少人知道蘇聯戰俘被送到奧許維茲並遭到殺害？ 這份報告提到──有些細節相當嚇人──無情無休止，有時近乎任意的殺戮，在這裡已全無道德界線可言。報告顯示，一旦道德規則崩解，人性可以沉淪到什麼地步。
然而在此同時，報告也留下了一線希望，它顯示即使在如此殘酷而墮落的環境裡，仍有人堅守基本的美德，保有正直、憐憫與勇氣。皮雷茨基提到，有些人可以超越環境的限制，雖然他們很想活命，但卻不願犧牲別人來換取自己的性命。皮雷茨基還寫到：「……在這裡，我們仍維護著對人性的尊重，振作精神不失去自己的靈魂，並且在內心保留著某種不朽的特質。」皮雷茨基雖然是天主教徒，但他的報告並不是為了見證基督教的價值，而是提醒人們世上存在著普世的人性美德，無論哪種信仰與宗教，都必定稱許這些美德。
然而，皮雷茨基也表達了對世界沉淪至此的憤怒：「我們誤入了歧途，我的朋友，我們走進一條極其可怕的歧路。更糟的是，我找不到適當的言語來形容它……我想說我們已經成了禽獸……然而不是，我們比禽獸還糟一大截！」他感到懷疑，到底哪個世界才是真的：是集中營的墮落世界，還是集中營外冷漠而膚淺的世界。
雖然信仰基督教，但皮雷茨基卻明確表示他支持以暴制暴。作風特別殘酷的卡波斯（KAPOS，也就是由集中營裡表現良好的犯人擔任的監督員）、親衛隊與密報者，經常遭集中營的囚犯無情殺害，同樣的情況在醫院裡並不常見。雖然皮雷茨基未明白提到此事，但他確實建立了地下組織「軍事組織聯盟」（Zwi?zek Organizacji Wojskowych） ，並且設立了某種形式的法庭。 這是個野蠻的求生環境，膽小、自私或懦弱的人在這裡沒有生存的可能。
報告描述的事件中，最不尋常的或許是兩百多名波蘭年輕人遭到射殺，他們在沒有衛兵看管的狀況下，昂首闊步走向刑場，因為他們知道反抗的唯一結果就是他們的家人會受到殘酷的報復。儘管如此，皮雷茨基說，如果這些人當時真的反抗，那麼他的組織也會採取行動起而對抗。
皮雷茨基的成就相當傲人。他不僅成立組織協助囚犯在集中營裡生存，他也努力使集中營裡的波蘭各政治黨派能化解歧見，一致對外：要做到這點並不容易，因為黨派之間的緊張與敵意相當強烈。他挖苦說：「波蘭人不見棺材不掉淚，必須每天讓他們看見堆積成山的屍體，他們才願意和解……」皮雷茨基的軍階並不高，而且完全沒有任何政治經歷，他能做到這點確實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也顯示他的性格。
皮雷茨基的組織透過波蘭家鄉軍（Armia Krajowa），把一些報告送到位於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報告裡提到集中營的狀況，也首次詳細描述有大量猶太人遭毒氣殺死。納粹德國違反一切人性與道德規章，其規模龐大的程度，即便是親眼在當地目睹各種可怕事情的皮雷茨基，在當下恐怕也無法想像這項罪行居然數量如此之多規模如此之大，日後甚至被稱為大屠殺（the Holocaust）。或許，外界對於大屠殺消息的反應會如此遲鈍，也是基於相同的原因。
皮雷茨基的報告，末尾充滿了挫折感，而非憤怒。不要忘了，皮雷茨基是自願前往奧許維茲，他對於家鄉軍的指揮官，連同其他盟軍的指揮官感到惱怒，因為這些人不願對奧許維茲發動軍事攻擊，善加利用他在當地建立的組織：「要是有空降部隊或空投武器就好了……可是我們的軍隊與盟國的軍隊無法想到這一點──但我們的敵人卻想到了。」事實上，皮雷茨基覺得友軍根本不在乎集中營裡受苦的人，他在報告裡提到外在世界「一直保持著無知的沉默」。
皮雷茨基不只一次以略帶貶低的語氣提到那些在較不嚴苛的環境下度過這場戰爭的人：「所以，優秀的人在這裡〔奧許維茲〕走向死亡，失去性命，為的是不要牽連到外面的人，而比我們軟弱許多的人則輕鬆地說我們像皮包骨。」他逃離集中營，接觸到外在世界的人時，略帶嘲諷地寫下他的反應：「有時我覺得自己在一座大屋子裡漫遊著，突然間我打開門，進到一個房間裡，裡面只有小孩：『……啊，這些孩子正在玩耍……』」或者是寫道：「誠實與常見的不誠實之間的界線已經被刻意模糊了。」
任務
皮雷茨基的組織有三個主要目標：獲得外界消息與額外的補給品，並將其分配給成員，以提振眾人士氣；把關於集中營的報告送出去；為武裝起義做準備。短期來說，組織的重點在於協助囚犯面對可怕的環境。透過各處的暗樁，可以將人分派到比較輕鬆的室內工作小隊（集中營的黑話稱工作小隊為Kommando，集中營的官方語言是德語）、把病人帶到醫院、蒐羅額外的糧食與衣物，或者，以集中營的用語來講就是「加以組織」。皮雷茨基宣稱，到了一九四二年初，他的組織已經滲透到（他用「接管」這個詞）每個工作小隊，只剩一個還未能突破。
集中營的重要職位原本掌握在德國罪犯手裡，但積極的政治犯 往往可以從這些人手中奪取大權，中間的過程曲折離奇相當精采，只不過這不是皮雷茨基故事的重點。隨著戰事不斷擴大，德國當局發現，與原本擔任集中營行政職位的罪犯相比，這群政治犯更有能力管理奧許維茲這座龐大的集中營。即便是皮雷茨基還關在集中營的那段期間，他也指出集中營的狀況確實有些微改善，這當中存在著各種原因，但主要與德國罪犯逐漸失去集中營的控制權有關。
皮雷茨基的組織，其長期目標是招募一群人並加以組織，一旦時機成熟，他們便起事掌控整個集中營。這麼做是為了因應某些狀況，舉例來說，如果親衛隊打算清除所有囚犯，那麼組織就會採取行動。雖然這群人已做好準備，皮雷茨基也說他們有能力接管集中營（「這幾個月來，不管是哪一天，我們或多或少都有辦法掌控集中營」），但沒有外界的援助，他們成功的機會其實相當渺茫。
皮雷茨基預料會有一場地面戰，或許會有來自英格蘭的波蘭空降旅支援，而且他們可以使用空投到集中營的武器──由於奧許維茲地點的關係，這兩個想法在當時並不可行。然而，皮雷茨基很清楚太早起事會在集中營外造成什麼後果，地方上的居民可能遭到報復，而身為軍人，他也不想在未接到命令下擅自做出重大決定。
波蘭家鄉軍的確曾經考慮攻擊集中營，但實力不足。他們估計，家鄉軍能牽制數千名德國親衛隊守軍的時間 ，大概只夠讓兩百到三百名囚犯平安脫逃。剩下的囚犯，或許多達十萬人左右，則必須自行抵抗，而這將導致血腥的屠殺。此外，德軍很有可能把氣出在當地的波蘭人身上。儘管紅軍已經逐步逼近，波蘭家鄉軍依然擔心德軍很可能會殺害剩下的所有囚犯。一九四四年夏天，波蘭特戰人員陸軍少尉史帝芬．雅希恩斯基（Stefan Jasie?ski）在集中營附近進行偵察，九月時遭到逮捕，並且被關進集中營裡。之後他的遭遇如何，我們不得而知，只知道他順利在奧許維茲存活下來。對集中營發動攻擊的計畫從未付諸實行，而納粹親衛隊也從未對剩下的囚犯執行最後解決方案。
皮雷茨基其人
一九○一年五月十三日（舊曆四月三十日 ），威托德．皮雷茨基生於歐洛內茨（Olonets）一個愛國的波蘭家庭裡。歐洛內茨是卡雷里亞（Karelia）的小鎮，鄰近芬蘭邊境，屬俄羅斯帝國管轄。早在十八世紀末，波蘭就已經遭俄羅斯、普魯士與奧地利三國瓜分。皮雷茨基在維爾諾（Wilno，今維爾紐斯〔Vilnius〕）與歐柳爾（Oryol）受教育，因此他年輕時對於被俄羅斯禁止的波蘭陰謀組織已司空見慣，包括波蘭童軍運動。他後來參與了軍事作戰，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年的波蘭布爾什維克戰爭中對抗布爾什維克分子。
一九二一年，由於缺乏資金，皮雷茨基不得不放棄在維爾諾（位於剛獨立的波蘭境內）的史帝芬．巴托里大學（Stefan Batory University）美術系的學業，轉而加入國家安全協會（Zwi?zku Bezpiecze?stwa Kraju）。國家安全協會是個半志願性組織，他在這裡待了幾年時間。皮雷茨基才華洋溢，他會寫詩、畫畫與彈吉他。一九二六年，他奉派到第二十六輕騎兵團，並且晉升為後備騎兵少尉。他一直維持這個軍階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當時他還在奧許維茲集中營裡，但還是晉升為中尉（一般來說，家鄉軍不會對身陷集中營的人進行晉升，這回算是破格）。一九四四年二月，皮雷茨基晉升為騎兵上尉，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晉升。
一九二○年代，皮雷茨基接管家中小小的地產，他們家的地產位於今日的白俄羅斯。一九三一年，皮雷茨基娶了當地的小學老師瑪莉亞．歐斯特羅夫斯卡（Maria Ostrowska）為妻 ，生了兩個小孩。皮雷茨基對軍事很感興趣，他曾組過一支志願性的騎兵部隊，這支部隊最後被編入正規軍，投入戰場。一般猜測，皮雷茨基在一九三○年代曾為軍方的情報單位或反情報單位工作。
皮雷茨基與他那個世代的許多波蘭人一樣，是擁有強烈愛國心的天主教徒，他在情感上與皮烏蘇茨基元帥（Marshal Pi?sudski）的許多觀點一致──皮烏蘇茨基元帥是波蘭實質上的領袖，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他去世為止。皮雷茨基雖然不是特別關心政治，但他可以體會元帥的感受。皮烏蘇茨基對於戰間期波蘭的政治人物與混亂的民主過程深感挫折。
德軍入侵波蘭前夕，波蘭於一九三九年八月開始動員，皮雷茨基所屬的騎兵部隊隸屬於第十九步兵師，該師於九月六日遭德軍擊潰。皮雷茨基於是繼續與其他部隊奮戰到十月十七日，此時蘇聯早已入侵波蘭，華沙陷落，波蘭流亡政府在巴黎成立。他的部隊也就此解散。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皮雷茨基與其他陸軍軍官及幾個平民，一起成立地下軍事反抗組織：波蘭祕密軍（Tajna Armia Polska）。祕密軍的成立原則是愛國主義與基督宗教，沒有特定的政黨屬性，人數成長到八千至一萬兩千人左右。一九四一年年底，祕密軍併入武裝作戰聯盟（Zwi?zek Walki Zbrojnej）。一九四二年，武裝作戰聯盟改名為家鄉軍（Armia Krajowa）。
皮雷茨基為了執行波蘭地下組織的祕密任務，自願被德軍逮捕，送進奧許維茲集中營裡。一九四○年九月，他逮到機會，趁德軍在華沙街頭聚攏囚犯時，趁機混到裡面。九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二日夜裡，他抵達奧許維茲，屬於第二批（第一批在八月出發），他還冒用托馬什．塞拉芬斯基（Tomasz Serafi?ski）這個名字──塞拉芬斯基真有其人，但皮雷茨基不認識他，此人的身分證件遺留在華沙的「安全屋」（safe house）裡。塞拉芬斯基曾待過安全屋，皮雷茨基也使用過這兒。儘管集中營的處境恐怖，需要持續地警醒求生，但皮雷茨基還是很快找出了被囚的祕密軍成員，做為新組織的核心。
以祕密軍為範例，皮雷茨基在奧許維茲成立的軍事組織聯盟依據的是「小單位」原則，或他自己取的名稱「五人小組」（有時「五人小組」不只五人）。「五人小組」彼此獨立行動，如此當德軍抓住某些成員時，即使遭受拷問，也不可能將整個組織招出來。「小單位」會再招募其他的「五人小組」，而這些「五人小組」又會繼續招募其他的「五人小組」。皮雷茨基在一九四○年十月建立了最早的五人小組，他稱之為「帶頭五人」。
皮雷茨基什麼時候設立第二個「帶頭五人」，這裡面存有爭議。一九四三年六月，就在他逃亡後不久，皮雷茨基說時間是一九四○年十一月；不過在一九四三年年底以及在一九四五年，他又說時間是一九四一年三月。然後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設立第三個「帶頭五人」，同年十月設立第四個，十一月設立第五個。這些「帶頭五人」的成員是哪些人，皮雷茨基自己的紀錄與其他資料寫的都不一樣。然而，他的組織結構終究起了效果，皮雷茨基一直未被舉發，集中營當局一直不知道他是軍事組織聯盟的主要組織人。
軍事組織聯盟設立之後，立即將奧許維茲的情況回報給波蘭地下組織。一九四○年十月，皮雷茨基的第一份報告藉由獲釋的犯人攜出，最後於一九四一年三月送到了位於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事實上，許多的訊息，如蘇聯戰俘在奧許維茲遭到不人道的對待，以及德國開始在比爾克瑙（Birkenau，波蘭語為布澤辛卡﹝Brzezinka﹞）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都是由皮雷茨基的組織提供給集中營外的波蘭當局，然後再由波蘭流亡政府將這些訊息告知其他盟國。皮雷茨基在訊息中要求波蘭地下組織進攻奧許維茲，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皮雷茨基除了從事軍事與自助工作，強調不帶政治立場的他也在一九四一年組織了政治委員會，容納集中營裡各黨派的人士：鑑於戰前難以解決的政治分歧與集中營裡既有的分裂現實，皮雷茨基能成功組成委員會確實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還是有一些囚犯指控他這麼做不過是為了滿足自我的欲望（一個相當不合理的指控），皮雷茨基於是把軍事組織聯盟的指揮權交給武裝作戰聯盟／家鄉軍的指揮官卡奇米爾茲．拉維奇（Kazimierz Rawicz）中校，此人在集中營裡化名為楊．希爾克納（Jan Hilkner）。
由於有太多優秀的波蘭人被送往別的集中營，而波蘭地下組織又對於他的請求充耳不聞，皮雷茨基於是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利用烘焙麵包的時候與其他兩名囚犯逃亡成功，他打算親自向當局提出請求。當地的家鄉軍指揮官對於他的故事半信半疑，因此不願接受他的請求前去攻打集中營解放犯人。
皮雷茨基後來在華沙的家鄉軍最高指揮部工作，他成為反共臥底地下組織「獨立」（Niepodleg?o??）的成員，這個組織在紅軍抵達時進行運作，而他也在一九四四年華沙起義中有不凡的表現。 皮雷茨基後來又被德軍俘虜，關進蘭斯道夫（Lamsdorf）與穆爾瑙（Murnau）戰俘營，之後他加入了在義大利的波蘭第二軍。他在那裡寫下一九四五年報告，並且開始從事他在波蘭的最後一場絕命任務。
人在集中營的皮雷茨基以極其驚人的專注力進行任務。他談到朋友時，從未提過自己的妻兒，而從報告中我們也無從得知他在集中營時他的妻兒人在何處，也不知道他在逃亡後是否曾見過他們。他提到家人時，也只是收發包裹這類的瑣事，或是擔心他的親戚會將他贖出來，因為他仍需在集中營裡建立抵抗運動的網絡，而他有時會寫信給家人。
為了進行波蘭的國家生存鬥爭，皮雷茨基不得不面對可怕的道德兩難，其他擁有家庭卻選擇加入抵抗運動的人，也同樣面對此一困境。他們是否該參與一場可能危及家人性命的行動？當然，這當中沒有正確解答，而坐在安樂椅上以事後諸葛的眼光回溯這段歷史的我們，顯然沒有資格評斷他們。他們面對當時的處境，已經盡力做了最好的選擇，我們在提出問題之前，應該以讚揚的角度看待他們。你以為他們只是壓低帽沿，走在渺無人煙的寧靜小徑上而已嗎？
皮雷茨基從事的任務困難多了。事實上，一旦他自願進入奧許維茲，準備在集中營裡組織抵抗運動，他便不可能過著平靜安詳的日子。而這項任務也引領他走向人生的悲劇巔峰，雖然這不在報告的範圍之內，但卻是瞭解皮雷茨基這個人所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次大戰之後，皮雷茨基與絕大多數波蘭人一樣，反對蘇聯在波蘭強加的無神共產黨政權。因此，一九四五年，皮雷茨基一方面與波蘭境內的反共抵抗組織連繫，另方面也把波蘭的狀況回報給英國指揮下的波蘭第二軍指揮官弗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adys?aw Anders）將軍，他此時是西方的波蘭領袖。皮雷茨基的妻兒在波蘭，他也能夠時時去探望他們。安德斯認為共產黨當局已經將矛頭指向皮雷茨基，於是命令他離開波蘭，然而皮雷茨基並未理會這項命令，終於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八日被捕入獄。在獄中，他飽受波蘭祕密警察的折磨拷問，當家人到獄中看他時，皮雷茨基說，與這裡相比，奧許維茲實在是兒戲，蘇聯訓練出來的波蘭人實在是心狠手辣。
皮雷茨基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並準備對波蘭祕密警察成員發動武裝攻擊。皮雷茨基否認這些指控，但軍事法院依然判他死刑，並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晚間在華沙拉科維奇卡街的莫科托夫監獄，由他的波蘭同胞將他處死。
很難想像有比皮雷茨基的人生終點更可怕的結局。對此，聖保羅寫給聖提摩太的信中有幾句話很適合做為皮雷茨基的墓銘：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皮雷茨基的長眠之處不知位於何地。他在一九九○年代得到平反，現在的他已成為波蘭的英雄人物。
雅瑞克．加爾林斯基（Jarek Garli?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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