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人回憶錄：臺灣精神病院裡的白色恐怖政治犯老頑童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由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政治受難者前輩所寫的回憶錄
輾轉漂浪於社會空隙，見證白色恐怖歷史
寧人，一位目前仍住在玉里醫院的政治受難者前輩。
他出生一個多月就隨家人輾轉到臺灣左營的海軍基地，長大後曾任軍職、餐飲業，但「以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被捕並判刑四年，於服刑期間出現幻聽，經診斷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今思覺失調症），送往玉里養護所（今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刑滿開釋後，又被安置高雄遊民收容所、流浪玉里火車站、住進良仁醫院，最後又回到玉里醫院迄今。
本書也反映了隨著蔣介石政權來到臺灣之部分外省族群的生活景象，以及對早期的玉里養護所、高雄遊民收容所、良仁醫院等的安置與管理有所描述。
▁▁▂▂▃▃▅ 本書推薦 ▅▃▃▂▂▁▁
「寧前輩的受難人生如果沒有機會被人們真正地看見，那麼，要談對國家不法行為受害人的創傷平復，還離得相當遠。」——徐偉群（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他們的生命故事需要有人來書寫，這些都是戰後臺灣白恐研究的重要拼圖。」——陳進金（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這部回憶錄的付梓，為戰後臺灣精神醫學及政治史，補足了一小塊拼圖。然而在史料可能永遠蒐藏不齊的狀況下，我們依然得繼續說故事。」——吳易叡（國立成功大學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寧人前輩就像是個指標，他如實反映了我們國家當前的轉型正義的工程進展，及未來的展望模樣。」——彭聲傑（臨床心理師）
輾轉漂浪於社會空隙，見證白色恐怖歷史
寧人，一位目前仍住在玉里醫院的政治受難者前輩。
他出生一個多月就隨家人輾轉到臺灣左營的海軍基地，長大後曾任軍職、餐飲業，但「以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被捕並判刑四年，於服刑期間出現幻聽，經診斷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今思覺失調症），送往玉里養護所（今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刑滿開釋後，又被安置高雄遊民收容所、流浪玉里火車站、住進良仁醫院，最後又回到玉里醫院迄今。
本書也反映了隨著蔣介石政權來到臺灣之部分外省族群的生活景象，以及對早期的玉里養護所、高雄遊民收容所、良仁醫院等的安置與管理有所描述。
▁▁▂▂▃▃▅ 本書推薦 ▅▃▃▂▂▁▁
「寧前輩的受難人生如果沒有機會被人們真正地看見，那麼，要談對國家不法行為受害人的創傷平復，還離得相當遠。」——徐偉群（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他們的生命故事需要有人來書寫，這些都是戰後臺灣白恐研究的重要拼圖。」——陳進金（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這部回憶錄的付梓，為戰後臺灣精神醫學及政治史，補足了一小塊拼圖。然而在史料可能永遠蒐藏不齊的狀況下，我們依然得繼續說故事。」——吳易叡（國立成功大學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寧人前輩就像是個指標，他如實反映了我們國家當前的轉型正義的工程進展，及未來的展望模樣。」——彭聲傑（臨床心理師）
目錄
推薦序／徐偉群
推薦序：「寧人」，一位在玉里醫院的政治受難者／陳進金
推薦序：為戰後精神醫學及政治史施作點畫：讀寧人回憶錄／吳易叡
推薦序：我們需要從個人到集體家國的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彭聲傑
第一單元：我的前半生
第二單元：因白色恐怖進出療養院
第三單元：所見所思
第四單元：一個精神療養院住民的紀錄
致謝
附錄：寧人年表
推薦序：「寧人」，一位在玉里醫院的政治受難者／陳進金
推薦序：為戰後精神醫學及政治史施作點畫：讀寧人回憶錄／吳易叡
推薦序：我們需要從個人到集體家國的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彭聲傑
第一單元：我的前半生
第二單元：因白色恐怖進出療養院
第三單元：所見所思
第四單元：一個精神療養院住民的紀錄
致謝
附錄：寧人年表
序／導讀
推薦序／為戰後精神醫學及政治史施作點畫：讀寧人回憶錄
吳易叡（國立成功大學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作為一個當代醫療史的學者，我所關注的研究主體和書寫方式，經常會被認為「不夠歷史」，原因是離史料距離不夠遠，以至於評價的角度可能不夠客觀公允。但更具挑戰性的是初級資料的遺漏和闕如，以致於完整史觀不容易勾勒；頂多只能呈現某一種資料的觀點。如果當代史又涉及醫療倫理和政治事件，那不僅歷史地景難以捕捉，更會牽動其遺緒和當代效應的形成，不可不嚴肅面對。
精神醫學史作為科學、醫學史的一環，最大的特色便是自始必須強調它的政治性。在精神醫學的身心二元理論、各種療法出現之前，規模不一的社會單位面對「失序」者所祭出的處置手段，從中世紀伊始出現的驅魔、監禁到人身自由的剝奪，到近現代國家乃至於科學體制對於身體的物理性、化學性規訓，沒有一樣不是複雜的政治問題。而當監禁的本身又牽涉特定政治案件，評價此類醫療「事件」，甚至「醫療」的本身，則更需要謹慎解讀。
玉里，是臺灣本島繁榮的對角線。筆者在醫學史修業期間曾經在當時仍為衛生署立玉里療養院短暫任職。雖然當時的研究和這本書所呈現的內容並無直接關聯，但也難免聽聞醫院從養護所時期至今，曾經收治過的政治犯。但十幾年前除了零星報導所提供的稀少軼聞，並沒有更多證據有助於史實的尋索。重點是，就算證明了有哪位政治犯在此收治，也無法將其上綱為「醫學為政治服務」的憑據。也因此過去十多年來，就算學者和研究生想要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也都無法不面對「然後呢？」的掣肘與辯論。
三年前，《政治檔案會說話：自由時代公民指南》的出版，為精神醫學與政治案件的歷史提供了一套指南。然而，在書的第八章，中研院臺史所林正慧研究員提供了臺共首腦蔡孝乾在臺大醫院的住院證據。全彩印刷讓史料比「白紙黑字」還要罪證確鑿，但史料中主人翁的住院紀錄卻仍然是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的墨跡，並非醫院病歷。因此「精神醫學」到底對蔡孝乾做了什麼事？依然疑點重重。筆者曾經在一篇書評中以冒險電影中「撬開古墓石棺」的比喻，說明檔案打開之後可能召喚出上至國家安全，下至個人名譽危機的後果，但遠比個人咎責更重要的，是詳加描繪加害體系的社會結構本身，以及附著於社會結構的政治、科學、道德信仰體系。也因此，史觀的完整絕對不能依賴某份檔案的浮現，而必須運用漸次出土的資料開啟關於受害者證言以及加害體制的歷史研究。
東華大學的陳進金教授，三年前在《空間、記憶、歷史：戰後東臺灣的政治監獄》一書初步勾勒出玉里醫院「關押」政治犯的輪廓。不過礙於官方檔案稀少，以及大部分被框記人士高齡或是精神狀態已無法進行口述歷史，除了羅列名單，書中並未對被他們做更深層的剖析。此外，雖然玉里醫院有其特殊性，但將其置入「政治監獄」的框架中，可能也會忽略精神病「犯」在複雜的戰後歷史中進入養護所的迂迴過程，和強化機構作為迫害者，弱化精神醫療本身的療癒本質。於此同時，中研院的巫毓荃和筆者皆有不同研究產出，討論戰後臺灣精神醫學的形構之中，專業、國家、外援和民間醫療之間的各種競合關係。他們所亟欲解決的問題，不見得是醫療的，也不完全是政治的。更精準地說，是在不同社會發展時期被各種歷史的行動者認為或想像，可以用醫療去解決的課題。
而具有政治犯、精神病患雙重身分，寧人回憶錄的出版，具有什麼樣的歷史意義呢？首先，主述的寧人以自陳方式呈現回憶。和口述歷史所面對的問題一樣，如果經驗零星，則無法忽略陳述者的主觀性。但就算蒐集了完整的口述歷史，仍然無法直接說明威權社會對於異議份子言論和行為的「病理化」機制。畢竟在一定規模的母群中出現一定比例精神失序的人，是很正常的。若以戒嚴時期超過兩萬件軍事法庭的政治案件數量來計，超過十四萬人的直接受害者當中，應該至少有千人上下的精神受苦者。或許更應該關注的是，這麼龐大的母群當中，為何只有不到二十人有紀錄？又為何大部分人無法獲得精神醫療的資源？
戰後臺灣的精神醫學發展在亞洲雖然算早，卻也面臨著城鄉發展失衡的問題。在後山所建立的機構，更無法以學院派的臺大或是重點城市中發展的精神醫療院所等同視之。在醫療專業尚未成熟的都會近郊，甚至在偏遠的東部，心理健康以及精神醫學的基礎建設不論軟硬體都不完整。出現在寧人自傳裡的三重養和醫院、三軍總醫院、臺大醫院、臺北市立療養院、和平醫院、仁愛醫院，與其強調它們專業程度不一、收治標準迥異，甚至有些出現違反人權對待情形，不如著眼於寧人作為失序者在臺灣近現代國家發展過程中不斷被社會排除的過程。而不同機構基礎建設的優劣，事實上也呈現出國家與民間之間、城鄉之間、不同意識形態及價值之間，精神醫療專業發展不一致的過渡特性。他們無法代表殖民地建設的高度進步，更無法代表戰後社會所強調的去殖民性。
閱讀寧人的自述，他在記憶中對於手中資產來往的細節相當清楚，像是「四十個韭菜水餃、一碗中酸辣湯、兩瓶紅露酒、兩包金馬菸」，對於不同精神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名字也是如數家珍。很顯然，是生命被剝奪者的敘事特性，不斷地重複點數身上擁有的有限物質，以流連於機構之間所一再遭遇的面孔。雖然寧人曾經受過幻覺干擾，但他的症狀是否到達長期收治的標準？仍然是難以釐清的問題。打過各種零工，獲致各種生活技能，一輩子堅信國民政府反攻無望，一有機會便上街高呼毛主席萬歲，堅稱中共路線合法性，許多在不同社會被關押至精神機構的「患者」，都不是因為思想的混亂，而是難以動搖的執念。
從成長經驗開始，到機構生活的回憶，這本書還有一個其他史料都無法呈現的價值，便是「第四單元：一個精神療養院住民的紀錄」。雖然仍為斷簡殘編，但至少帶領讀者窺見一個失序者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探究精神醫療史時，我們經常執著於診斷依據、治療慣例，卻往往忽視了圍繞著受苦主體的物質條件、信仰資源，和對自己處境所作出的解釋。跳開理論和工具理性的邏輯，這部難得的作品讓人能夠初步掌握一個對於院民自己有意義的真實世界。
礙於社會結構的壓迫和時代緘默的特性，「見證」作為轉型正義的一環，受害者的自陳是最難獲得的史料之一。曾任職於促轉會的心理分析學者彭仁郁強調，心理學介入政治暴力創傷的工程複雜而多元，由於涉及想像共同體的重建，必須修復的關係也錯綜而多重，需要心理學不同次學科之間的跨域對話。寧人回憶錄此類少見的完整自陳，則更有助於釐清社會學者林傳凱所言：「無辜與受害之間的張力，以及『傷』在臺灣在地所呈現的意義。」回過頭來看歷史本身：歷史能不能如心理學一般「拯救」體制的受害者？這個企圖或許過於龐大，但寧人的記憶卻的確是臺灣戰後集體記憶的一環。面對戰後精神醫學與政治史的斷簡殘編，史料就如同E. H. Carr說的「蒼茫大海中游過難以接近的魚」。歷史學者能抓到什麼魚有時取決於機遇，但更重要的是取決於選擇在大海的什麼地方釣魚、使用何種釣具，更重要的是想要釣到什麼魚。也因此，什麼人曾經是政治犯，又收治在哪間醫院裡，雖然同等重要，但卻可能不是我們應該過度執著的細故。否則，我們依在風雨如晦的現實中浮沉，迷茫於混濁的大海。
這部回憶錄的付梓，為戰後臺灣精神醫學及政治史，補足了一小塊拼圖。然而在史料可能永遠蒐藏不齊的狀況下，我們依然得繼續說故事。這塊拼圖就好像點畫派（Pointillism）圖畫中的一小點墨彩，每一道筆刷都必須用心繪製。雖然可能沒有填滿帆布的機會，但有一天，真理的圖像會逐漸清晰。
吳易叡（國立成功大學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副教授）
作為一個當代醫療史的學者，我所關注的研究主體和書寫方式，經常會被認為「不夠歷史」，原因是離史料距離不夠遠，以至於評價的角度可能不夠客觀公允。但更具挑戰性的是初級資料的遺漏和闕如，以致於完整史觀不容易勾勒；頂多只能呈現某一種資料的觀點。如果當代史又涉及醫療倫理和政治事件，那不僅歷史地景難以捕捉，更會牽動其遺緒和當代效應的形成，不可不嚴肅面對。
精神醫學史作為科學、醫學史的一環，最大的特色便是自始必須強調它的政治性。在精神醫學的身心二元理論、各種療法出現之前，規模不一的社會單位面對「失序」者所祭出的處置手段，從中世紀伊始出現的驅魔、監禁到人身自由的剝奪，到近現代國家乃至於科學體制對於身體的物理性、化學性規訓，沒有一樣不是複雜的政治問題。而當監禁的本身又牽涉特定政治案件，評價此類醫療「事件」，甚至「醫療」的本身，則更需要謹慎解讀。
玉里，是臺灣本島繁榮的對角線。筆者在醫學史修業期間曾經在當時仍為衛生署立玉里療養院短暫任職。雖然當時的研究和這本書所呈現的內容並無直接關聯，但也難免聽聞醫院從養護所時期至今，曾經收治過的政治犯。但十幾年前除了零星報導所提供的稀少軼聞，並沒有更多證據有助於史實的尋索。重點是，就算證明了有哪位政治犯在此收治，也無法將其上綱為「醫學為政治服務」的憑據。也因此過去十多年來，就算學者和研究生想要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也都無法不面對「然後呢？」的掣肘與辯論。
三年前，《政治檔案會說話：自由時代公民指南》的出版，為精神醫學與政治案件的歷史提供了一套指南。然而，在書的第八章，中研院臺史所林正慧研究員提供了臺共首腦蔡孝乾在臺大醫院的住院證據。全彩印刷讓史料比「白紙黑字」還要罪證確鑿，但史料中主人翁的住院紀錄卻仍然是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的墨跡，並非醫院病歷。因此「精神醫學」到底對蔡孝乾做了什麼事？依然疑點重重。筆者曾經在一篇書評中以冒險電影中「撬開古墓石棺」的比喻，說明檔案打開之後可能召喚出上至國家安全，下至個人名譽危機的後果，但遠比個人咎責更重要的，是詳加描繪加害體系的社會結構本身，以及附著於社會結構的政治、科學、道德信仰體系。也因此，史觀的完整絕對不能依賴某份檔案的浮現，而必須運用漸次出土的資料開啟關於受害者證言以及加害體制的歷史研究。
東華大學的陳進金教授，三年前在《空間、記憶、歷史：戰後東臺灣的政治監獄》一書初步勾勒出玉里醫院「關押」政治犯的輪廓。不過礙於官方檔案稀少，以及大部分被框記人士高齡或是精神狀態已無法進行口述歷史，除了羅列名單，書中並未對被他們做更深層的剖析。此外，雖然玉里醫院有其特殊性，但將其置入「政治監獄」的框架中，可能也會忽略精神病「犯」在複雜的戰後歷史中進入養護所的迂迴過程，和強化機構作為迫害者，弱化精神醫療本身的療癒本質。於此同時，中研院的巫毓荃和筆者皆有不同研究產出，討論戰後臺灣精神醫學的形構之中，專業、國家、外援和民間醫療之間的各種競合關係。他們所亟欲解決的問題，不見得是醫療的，也不完全是政治的。更精準地說，是在不同社會發展時期被各種歷史的行動者認為或想像，可以用醫療去解決的課題。
而具有政治犯、精神病患雙重身分，寧人回憶錄的出版，具有什麼樣的歷史意義呢？首先，主述的寧人以自陳方式呈現回憶。和口述歷史所面對的問題一樣，如果經驗零星，則無法忽略陳述者的主觀性。但就算蒐集了完整的口述歷史，仍然無法直接說明威權社會對於異議份子言論和行為的「病理化」機制。畢竟在一定規模的母群中出現一定比例精神失序的人，是很正常的。若以戒嚴時期超過兩萬件軍事法庭的政治案件數量來計，超過十四萬人的直接受害者當中，應該至少有千人上下的精神受苦者。或許更應該關注的是，這麼龐大的母群當中，為何只有不到二十人有紀錄？又為何大部分人無法獲得精神醫療的資源？
戰後臺灣的精神醫學發展在亞洲雖然算早，卻也面臨著城鄉發展失衡的問題。在後山所建立的機構，更無法以學院派的臺大或是重點城市中發展的精神醫療院所等同視之。在醫療專業尚未成熟的都會近郊，甚至在偏遠的東部，心理健康以及精神醫學的基礎建設不論軟硬體都不完整。出現在寧人自傳裡的三重養和醫院、三軍總醫院、臺大醫院、臺北市立療養院、和平醫院、仁愛醫院，與其強調它們專業程度不一、收治標準迥異，甚至有些出現違反人權對待情形，不如著眼於寧人作為失序者在臺灣近現代國家發展過程中不斷被社會排除的過程。而不同機構基礎建設的優劣，事實上也呈現出國家與民間之間、城鄉之間、不同意識形態及價值之間，精神醫療專業發展不一致的過渡特性。他們無法代表殖民地建設的高度進步，更無法代表戰後社會所強調的去殖民性。
閱讀寧人的自述，他在記憶中對於手中資產來往的細節相當清楚，像是「四十個韭菜水餃、一碗中酸辣湯、兩瓶紅露酒、兩包金馬菸」，對於不同精神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名字也是如數家珍。很顯然，是生命被剝奪者的敘事特性，不斷地重複點數身上擁有的有限物質，以流連於機構之間所一再遭遇的面孔。雖然寧人曾經受過幻覺干擾，但他的症狀是否到達長期收治的標準？仍然是難以釐清的問題。打過各種零工，獲致各種生活技能，一輩子堅信國民政府反攻無望，一有機會便上街高呼毛主席萬歲，堅稱中共路線合法性，許多在不同社會被關押至精神機構的「患者」，都不是因為思想的混亂，而是難以動搖的執念。
從成長經驗開始，到機構生活的回憶，這本書還有一個其他史料都無法呈現的價值，便是「第四單元：一個精神療養院住民的紀錄」。雖然仍為斷簡殘編，但至少帶領讀者窺見一個失序者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探究精神醫療史時，我們經常執著於診斷依據、治療慣例，卻往往忽視了圍繞著受苦主體的物質條件、信仰資源，和對自己處境所作出的解釋。跳開理論和工具理性的邏輯，這部難得的作品讓人能夠初步掌握一個對於院民自己有意義的真實世界。
礙於社會結構的壓迫和時代緘默的特性，「見證」作為轉型正義的一環，受害者的自陳是最難獲得的史料之一。曾任職於促轉會的心理分析學者彭仁郁強調，心理學介入政治暴力創傷的工程複雜而多元，由於涉及想像共同體的重建，必須修復的關係也錯綜而多重，需要心理學不同次學科之間的跨域對話。寧人回憶錄此類少見的完整自陳，則更有助於釐清社會學者林傳凱所言：「無辜與受害之間的張力，以及『傷』在臺灣在地所呈現的意義。」回過頭來看歷史本身：歷史能不能如心理學一般「拯救」體制的受害者？這個企圖或許過於龐大，但寧人的記憶卻的確是臺灣戰後集體記憶的一環。面對戰後精神醫學與政治史的斷簡殘編，史料就如同E. H. Carr說的「蒼茫大海中游過難以接近的魚」。歷史學者能抓到什麼魚有時取決於機遇，但更重要的是取決於選擇在大海的什麼地方釣魚、使用何種釣具，更重要的是想要釣到什麼魚。也因此，什麼人曾經是政治犯，又收治在哪間醫院裡，雖然同等重要，但卻可能不是我們應該過度執著的細故。否則，我們依在風雨如晦的現實中浮沉，迷茫於混濁的大海。
這部回憶錄的付梓，為戰後臺灣精神醫學及政治史，補足了一小塊拼圖。然而在史料可能永遠蒐藏不齊的狀況下，我們依然得繼續說故事。這塊拼圖就好像點畫派（Pointillism）圖畫中的一小點墨彩，每一道筆刷都必須用心繪製。雖然可能沒有填滿帆布的機會，但有一天，真理的圖像會逐漸清晰。
試閱
｜戰地政務局政務官
回家後，永大砂石行早就倒閉，房子已經賣給別人，生效日還不到。可能是海軍眷村對我家不太感冒的人太多，海軍眷村能借的錢都借了，但我們沒有辦法還給他們。我回去之後，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那時蔣經國升行政院長，國防部新增「戰地政務局」，所以要訓練一批新軍官。六十一年三月，我就是第一期，有兩百人，還有薪水，算不錯。大家都預官退役，是各行各業的菁英。
我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打小報告」。我們有自己的軍政系統，看到什麼地方有問題，只要有人、時、地、事、物的證據，無論對方官階再大，戰地政務局馬上辦。
我們學速讀、速記、蒐證之外，還要看《厚黑學》，就是做賊的喊抓賊，殺人的喊救命，抹黑栽贓苦肉計，黑白雙唱，而黑白雙唱都是同行，你還改先唱白的。
那時我做總學員長，帶隊上課、分組討論。三個月下來，畢業時，我做實習副團長，叫我主持會議。上級想試探我對這個上將有什麼新的看法，也看我的忠貞度。例如：有人發言提及尼克森訪問北平的事情，我就說：「對政府要善意地批評，不要惡意地攻擊。」
回家後，永大砂石行早就倒閉，房子已經賣給別人，生效日還不到。可能是海軍眷村對我家不太感冒的人太多，海軍眷村能借的錢都借了，但我們沒有辦法還給他們。我回去之後，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那時蔣經國升行政院長，國防部新增「戰地政務局」，所以要訓練一批新軍官。六十一年三月，我就是第一期，有兩百人，還有薪水，算不錯。大家都預官退役，是各行各業的菁英。
我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打小報告」。我們有自己的軍政系統，看到什麼地方有問題，只要有人、時、地、事、物的證據，無論對方官階再大，戰地政務局馬上辦。
我們學速讀、速記、蒐證之外，還要看《厚黑學》，就是做賊的喊抓賊，殺人的喊救命，抹黑栽贓苦肉計，黑白雙唱，而黑白雙唱都是同行，你還改先唱白的。
那時我做總學員長，帶隊上課、分組討論。三個月下來，畢業時，我做實習副團長，叫我主持會議。上級想試探我對這個上將有什麼新的看法，也看我的忠貞度。例如：有人發言提及尼克森訪問北平的事情，我就說：「對政府要善意地批評，不要惡意地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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