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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回顧二二八事件的史觀建構歷程，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便是「時間差」。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社會大眾無從接觸官方檔案，對事件的理解主要依賴於私下的口耳相傳、家族記憶，以及解嚴初期大量出現的受難者口述歷史。當然，問題並不在於這些記憶是否真實，真正需要留意的是這類材料在性質上並不適合也難以單獨承擔釐清決策過程與因果關係的功能。
從我聞到我執。
在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展開之前，社會對這段歷史的理解長期依賴以受難者經驗為核心的口耳相傳、家族記憶與特別是海外的投稿傳播。這些材料本身具有高度的情感重量與個人視角，也在檔案尚未公開的年代填補了歷史理解的空白。隨著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的推進，這些早期形成的敘述又進一步透過口述歷史、平反決定書等文件被系統性地保存與擴充。久而久之，圍繞二二八事件的公共敘事逐漸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語義結構與解釋路徑。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本書邀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首任館長共同執筆，不再停留於二二八事件本身，而是轉向真正形塑歷史記憶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作者結合史料與制度分析，並融入歷史現場的第一手經歷與觀察，重構體制內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如何對內與政治議程、選舉動員深度交織，對外與國際局勢互動，最終形塑大眾對二二八事件本身的理解與記憶。
從我聞到我執。
在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展開之前，社會對這段歷史的理解長期依賴以受難者經驗為核心的口耳相傳、家族記憶與特別是海外的投稿傳播。這些材料本身具有高度的情感重量與個人視角，也在檔案尚未公開的年代填補了歷史理解的空白。隨著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的推進，這些早期形成的敘述又進一步透過口述歷史、平反決定書等文件被系統性地保存與擴充。久而久之，圍繞二二八事件的公共敘事逐漸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語義結構與解釋路徑。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本書邀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首任館長共同執筆，不再停留於二二八事件本身，而是轉向真正形塑歷史記憶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作者結合史料與制度分析，並融入歷史現場的第一手經歷與觀察，重構體制內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如何對內與政治議程、選舉動員深度交織，對外與國際局勢互動，最終形塑大眾對二二八事件本身的理解與記憶。
目錄
序 願同弱少鬥強權／4
二二八平反運動的前世今生／13
楔子／14
從補償到動員／16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偽開館」事件／24
弊案危機與信念回歸／33
我聞二二八／43
真相還原 vs. 機率接龍／44
被「預訓練」鎖死的認知模型／46
被獎勵的偏見／48
如此「正義」／50
如果另一邊也有故事／54
廖繼斌訪談紀錄之一──那段在朝在野的日子／57
我與基金會／58
延長基金會存續期間五年／59
推動回復名譽證書／65
破壞體制的開始／68
臺獨的附隨組織／71
打倒國民黨／票投馬英九／77
公共資源私有化、私人立場公共化／78
臺灣新世代／105
「莫講豬仔話！」／85
花公帑攻擊在野黨候選人／86
綠能你不能／88
廖繼斌訪談紀錄之二──馬英九與二二八／89
破冰／90
促成馬英九赴花蓮張七郎父子墓前致意／91
積極的被動／95
「如果怕的話，那我們去花蓮辦」／97
被告馬英九／99
「馬主席，你竟然敢來參加」／102
臺灣人的相挺情義／104
0.228的警訊／108
寶傑你怎麼看？／112
往和解的路會經過瑣碎的事情／113
催生二二八國家紀念館／118
偽掛牌／124
廖繼斌訪談紀錄之三──基金會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127
內鬼／128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開館／132
紅線／135
「基金會，還我錢！」／137
「反老肥貓條款」也有例外／138
被暴民傷害的外省人也應賠償／140
兩面手法／146
反對楊振隆違法擔任基金會董事長／153
獵殺「高級外省人」／157
兄弟飯店的背影／158
是非魔癡二二八／159
高級外省人／161
臺北蒙難記／165
十分之一的勝率（郭冠英訪談紀錄）／170
歷史的背影／178
威權的算法：高普考、特考獨厚外省人四十年？／181
一張被誤讀的表格／182
你以為的考試問題其實是憲政難題／183
你以為特考是病，人家當它是藥／192
榮民、美援、輔導會／197
不能說的祕密／201
求中國之自由、平等／206
一天天長大的臺灣／211
一段容易讓人陷入錯誤的歷史／214
廖進平之死／219
迷霧／220
話說當年……／226
北門圓環開槍事件／232
葛超智之亂／243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262
大難即將臨頭／271
主和派的結構性死局／283
「獨裁與威權」做為宣告例外的語言／287
西伐利亞主權體系／288
突破規則的話術／290
當人權成為一種武器／291
「威權」做為一種政治神學／294
另一個視角下的「自由民主與威權統治」／296
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陰影／301
當歷史記憶遇上地緣政治／302
歷史回顧／303
一堂長達五百年的課／305
破壞「文化親近性」／306
癱瘓溝通可能性／307
破壞安全默契／308
否定「共存架構」的可能性／309
如何調整現有的政策？／310
二二八平反運動的前世今生／13
楔子／14
從補償到動員／16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偽開館」事件／24
弊案危機與信念回歸／33
我聞二二八／43
真相還原 vs. 機率接龍／44
被「預訓練」鎖死的認知模型／46
被獎勵的偏見／48
如此「正義」／50
如果另一邊也有故事／54
廖繼斌訪談紀錄之一──那段在朝在野的日子／57
我與基金會／58
延長基金會存續期間五年／59
推動回復名譽證書／65
破壞體制的開始／68
臺獨的附隨組織／71
打倒國民黨／票投馬英九／77
公共資源私有化、私人立場公共化／78
臺灣新世代／105
「莫講豬仔話！」／85
花公帑攻擊在野黨候選人／86
綠能你不能／88
廖繼斌訪談紀錄之二──馬英九與二二八／89
破冰／90
促成馬英九赴花蓮張七郎父子墓前致意／91
積極的被動／95
「如果怕的話，那我們去花蓮辦」／97
被告馬英九／99
「馬主席，你竟然敢來參加」／102
臺灣人的相挺情義／104
0.228的警訊／108
寶傑你怎麼看？／112
往和解的路會經過瑣碎的事情／113
催生二二八國家紀念館／118
偽掛牌／124
廖繼斌訪談紀錄之三──基金會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127
內鬼／128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開館／132
紅線／135
「基金會，還我錢！」／137
「反老肥貓條款」也有例外／138
被暴民傷害的外省人也應賠償／140
兩面手法／146
反對楊振隆違法擔任基金會董事長／153
獵殺「高級外省人」／157
兄弟飯店的背影／158
是非魔癡二二八／159
高級外省人／161
臺北蒙難記／165
十分之一的勝率（郭冠英訪談紀錄）／170
歷史的背影／178
威權的算法：高普考、特考獨厚外省人四十年？／181
一張被誤讀的表格／182
你以為的考試問題其實是憲政難題／183
你以為特考是病，人家當它是藥／192
榮民、美援、輔導會／197
不能說的祕密／201
求中國之自由、平等／206
一天天長大的臺灣／211
一段容易讓人陷入錯誤的歷史／214
廖進平之死／219
迷霧／220
話說當年……／226
北門圓環開槍事件／232
葛超智之亂／243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262
大難即將臨頭／271
主和派的結構性死局／283
「獨裁與威權」做為宣告例外的語言／287
西伐利亞主權體系／288
突破規則的話術／290
當人權成為一種武器／291
「威權」做為一種政治神學／294
另一個視角下的「自由民主與威權統治」／296
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陰影／301
當歷史記憶遇上地緣政治／302
歷史回顧／303
一堂長達五百年的課／305
破壞「文化親近性」／306
癱瘓溝通可能性／307
破壞安全默契／308
否定「共存架構」的可能性／309
如何調整現有的政策？／310
序／導讀
【序】
願同弱少鬥強權
廖繼斌
我從來沒有想過竟然能夠成為張若彤二二八系列第四本專著的共同作者。
民國一一四年他繼《究竟228：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原來228：湯德章之死與臺灣戰後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出版第三本《如是228：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時，我應他的懇託，寫了推薦序〈總為浮雲能蔽日〉，文中，除了再次肯定他勇於挑戰當道替弱勢族群發聲的俠義精神，也期盼他於二二八事件八十週年前再接再厲，繼續推出振聾發聵的作品。
二月二十二日，張若彤在臺北市徐州路「市長官邸藝文沙龍」的《如是228：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第一場簽書會現場，我強烈感受到因為張若彤對深入探討二二八真相的勤奮不懈，社會各界已經形成一股重新追索二二八事件真相的風潮。張若彤也不負眾望，在今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成立三十週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開館十五週年之際，推出了第四本書《我聞228：廖進平之死與臺灣歷年平反運動之得失》，這次他沒有要我寫序，而是讓我升等，成為共同作者了。
我於民國一一二年三月一日「二二八事件七七周年紀念追思會」的致辭中提到前總統馬英九「跟我們受難者遺族已經形同親人」，不料，「情同親人」這四個字引來吳姓政治從業人員說我「吹捧馬英九」，並質疑我所說「沒有受難者家屬不願參與這個活動」和「大多數家屬、遺族對馬英九都是肯定的」是事實。
張若彤在跟我的閒聊中聽過很多我們家屬與馬英九互動的故事，並對我以二二八遺族身分在會中的感言竟然被汲汲營營謀求政治權位的政客拿來當成邀寵進身的貢品感到憤怒與感慨，一直遊說我把親身經歷的這些經過公開於眾，至於馬英九是否真心對待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暨遺族、家屬自有公評。張若彤的話，我是聽進去了，但是拖了許久，始終沒有任何進度。
簽書會後，張若彤又舊事重提，我靈機一動，提出由我口述、他執筆的構想，他也爽快答應了。四月中，他一口氣跟我做了五次採訪，範圍大概涵蓋我原本想述說的一半。沒多久，張若彤跟我提到預計在今年的「二二八事件七十九周年中樞紀念儀式」前再出版第四本書，想把那五次訪談錄整理成一個章節，並且邀我一起做為這本書的作者。
張若彤的盛情，受之有愧，卻之不恭，就這樣的，只負責其中一道菜餚採買的我也以總舖師的身分與餐宴主廚一起上臺領獎了。
從民國九十年與馬英九結緣迄今，這二十五年間，儘管他的身分不斷變化，從市長、市長兼中國國民黨主席、陽春主席、被告、總統參選人、總統到卸任總統，他對我有關二二八事件的事務的建議總是毫不遲疑地採用，我也義無反顧地完成他交代的使命。他跟許許多多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暨遺族、家屬等長輩也因此成為至交好友，我更有幸見證這些長輩因為馬英九持之以恆的真情至意使之揮別二二八事件椎心之痛的陰影，享受到健康、愉悅的晚年。
有勞張若彤整理我的口述與後續補充的書面陳述，傳神地描繪出我對馬英九由衷的感謝與敬意。我會珍惜這次與張若彤合作的成果，繼續把更多有關馬英九不為世人所知的與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暨遺族、家屬等長輩互動的溫馨故事與大家分享。
先祖父廖進平（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七）遇難後的民國四十年，我才出生，從長輩口中的描述，以及閱讀相關的檔案、報紙後，我可以強烈感受到他雖然出生在大地主家庭，卻滿懷著社會主義思想，是一個為了普羅大眾（prolétariat）不惜得罪當道的熱血漢子，先祖母屢次勸他明哲保身，他卻灑脫地說：「不用替我操煩，我死了，用草蓆包起來，丟到海裡餵魚就好了。」不幸，一語成讖，據了解，先祖父就是在淡水海邊被槍決後，丟入海中滅屍。
在上世紀初，先祖父早就與國父孫中山（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有一段互贈革命獻金與威士忌酒的佳話；在日本時代的非武裝抗日活動，他又名列臺灣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的五大領導人之一；光復初期，他更是最早成為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一八九六至一九六九）的民間摯友，當時活躍於臺灣政壇包括蔣渭川（一八九六至一九七五）在內的許多人物都是透過他認識李翼中的；二二八事件前二個多月，為了抗議澀谷事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不公，那場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高達五千人的示威集會遊行，在臺灣省軍政最高領導人陳儀（一八八三至一九五○）當場接受他面遞的請願書後和平落幕。
這樣一位與國民黨淵源深厚的臺灣籍社會領袖只因為在二二八事件中為了百姓能夠盡速恢復正常生活，不顧自身安危，毅然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工作，竟然在一夕之間變成陳儀心中必須立即除之而後快的首要叛亂分子，這事件背後的離奇轉折，始終讓我困惑不解。拜讀了張若彤的〈廖進平之死〉，讓我體會到先祖父在那個動亂時代，為了貫徹終生奉行的「替百姓討公道」政治理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殉道於那個戰後百孔千瘡、內戰方炙時代的悲壯情懷。
明年就是二二八事件八十週年，深信張若彤屆時必有更具高度、廣度、深度與感度的力作與大家分享，我也願盡棉薄之力，促成「張若彤228系列」第五本專書的問世。
願同弱少鬥強權
廖繼斌
我從來沒有想過竟然能夠成為張若彤二二八系列第四本專著的共同作者。
民國一一四年他繼《究竟228：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原來228：湯德章之死與臺灣戰後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出版第三本《如是228：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時，我應他的懇託，寫了推薦序〈總為浮雲能蔽日〉，文中，除了再次肯定他勇於挑戰當道替弱勢族群發聲的俠義精神，也期盼他於二二八事件八十週年前再接再厲，繼續推出振聾發聵的作品。
二月二十二日，張若彤在臺北市徐州路「市長官邸藝文沙龍」的《如是228：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第一場簽書會現場，我強烈感受到因為張若彤對深入探討二二八真相的勤奮不懈，社會各界已經形成一股重新追索二二八事件真相的風潮。張若彤也不負眾望，在今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成立三十週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開館十五週年之際，推出了第四本書《我聞228：廖進平之死與臺灣歷年平反運動之得失》，這次他沒有要我寫序，而是讓我升等，成為共同作者了。
我於民國一一二年三月一日「二二八事件七七周年紀念追思會」的致辭中提到前總統馬英九「跟我們受難者遺族已經形同親人」，不料，「情同親人」這四個字引來吳姓政治從業人員說我「吹捧馬英九」，並質疑我所說「沒有受難者家屬不願參與這個活動」和「大多數家屬、遺族對馬英九都是肯定的」是事實。
張若彤在跟我的閒聊中聽過很多我們家屬與馬英九互動的故事，並對我以二二八遺族身分在會中的感言竟然被汲汲營營謀求政治權位的政客拿來當成邀寵進身的貢品感到憤怒與感慨，一直遊說我把親身經歷的這些經過公開於眾，至於馬英九是否真心對待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暨遺族、家屬自有公評。張若彤的話，我是聽進去了，但是拖了許久，始終沒有任何進度。
簽書會後，張若彤又舊事重提，我靈機一動，提出由我口述、他執筆的構想，他也爽快答應了。四月中，他一口氣跟我做了五次採訪，範圍大概涵蓋我原本想述說的一半。沒多久，張若彤跟我提到預計在今年的「二二八事件七十九周年中樞紀念儀式」前再出版第四本書，想把那五次訪談錄整理成一個章節，並且邀我一起做為這本書的作者。
張若彤的盛情，受之有愧，卻之不恭，就這樣的，只負責其中一道菜餚採買的我也以總舖師的身分與餐宴主廚一起上臺領獎了。
從民國九十年與馬英九結緣迄今，這二十五年間，儘管他的身分不斷變化，從市長、市長兼中國國民黨主席、陽春主席、被告、總統參選人、總統到卸任總統，他對我有關二二八事件的事務的建議總是毫不遲疑地採用，我也義無反顧地完成他交代的使命。他跟許許多多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暨遺族、家屬等長輩也因此成為至交好友，我更有幸見證這些長輩因為馬英九持之以恆的真情至意使之揮別二二八事件椎心之痛的陰影，享受到健康、愉悅的晚年。
有勞張若彤整理我的口述與後續補充的書面陳述，傳神地描繪出我對馬英九由衷的感謝與敬意。我會珍惜這次與張若彤合作的成果，繼續把更多有關馬英九不為世人所知的與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暨遺族、家屬等長輩互動的溫馨故事與大家分享。
先祖父廖進平（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七）遇難後的民國四十年，我才出生，從長輩口中的描述，以及閱讀相關的檔案、報紙後，我可以強烈感受到他雖然出生在大地主家庭，卻滿懷著社會主義思想，是一個為了普羅大眾（prolétariat）不惜得罪當道的熱血漢子，先祖母屢次勸他明哲保身，他卻灑脫地說：「不用替我操煩，我死了，用草蓆包起來，丟到海裡餵魚就好了。」不幸，一語成讖，據了解，先祖父就是在淡水海邊被槍決後，丟入海中滅屍。
在上世紀初，先祖父早就與國父孫中山（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有一段互贈革命獻金與威士忌酒的佳話；在日本時代的非武裝抗日活動，他又名列臺灣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的五大領導人之一；光復初期，他更是最早成為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一八九六至一九六九）的民間摯友，當時活躍於臺灣政壇包括蔣渭川（一八九六至一九七五）在內的許多人物都是透過他認識李翼中的；二二八事件前二個多月，為了抗議澀谷事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不公，那場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高達五千人的示威集會遊行，在臺灣省軍政最高領導人陳儀（一八八三至一九五○）當場接受他面遞的請願書後和平落幕。
這樣一位與國民黨淵源深厚的臺灣籍社會領袖只因為在二二八事件中為了百姓能夠盡速恢復正常生活，不顧自身安危，毅然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工作，竟然在一夕之間變成陳儀心中必須立即除之而後快的首要叛亂分子，這事件背後的離奇轉折，始終讓我困惑不解。拜讀了張若彤的〈廖進平之死〉，讓我體會到先祖父在那個動亂時代，為了貫徹終生奉行的「替百姓討公道」政治理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殉道於那個戰後百孔千瘡、內戰方炙時代的悲壯情懷。
明年就是二二八事件八十週年，深信張若彤屆時必有更具高度、廣度、深度與感度的力作與大家分享，我也願盡棉薄之力，促成「張若彤228系列」第五本專書的問世。
試閱
話說當年……
二月二十七日
傍晚，臺北大稻埕爆發天馬茶房緝菸事件，私菸販林江邁（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受傷，傷者陳文溪由同行友人送往港町洪外科就醫，半小時不到即身亡。大批群眾旋即包圍派出所，要求將緝私員交出，得知其已轉送憲兵隊後，群眾再包圍憲兵隊，具體訴求「肇事人員准於隔日槍斃」。
與此同時，廖進平與白成枝、黃朝生（一九○四至一九四七）、張晴川（一九○三至？）、呂伯雄（一九○○至一九八八）、王萬得（一九○三至一九八五）正在天馬茶房隔壁的萬里紅酒家開會，乃下樓查看為何騷動，得知緝私員開槍傷人，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隨即召開臨時會議，決定隔天舉行抗議活動，並由廖進平和呂伯雄起草抗議的訴求，該會人員分頭聯絡民眾，民眾應允參與相當踴躍。
晚間九時，有群眾到臺灣新生報社要求刊登事件始末，未獲處理，乃拆招牌、威脅燒毀報社，社長李萬居（一九○一至一九六六）緊急趕到，承諾一定刊載，群眾始離。
晚間十一時，廖進平回到家，與三子廖德雄講述天馬茶房事情經過，並告知各團體隔天早上八時要在臺北橋頭及龍山寺集合，要當時為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學校學生的他在隔天召集各校學生，十一時後帶學生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抗議。
當年的民眾為什麼對天馬茶房緝菸事件反應如此強烈？
令人難以置信卻又千真萬確的是，當年民眾的激烈反應很大程度上源於一連串的錯誤資訊。
首先是臺灣新生報社在群眾壓力下緊急發出號外，卻誤報私菸販林江邁被查緝員打死，民怨瞬間沸騰。火上加油的還有一則當時廣為流傳，坊間言之鑿鑿，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前科」：說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九日有臺灣省專賣局基隆支局緝私員開槍打死一名私菸販，並被陳儀政府包庇，最後不了了之。這個傳聞不僅見於中央通訊社臺北二月二十八日的參考電中，甚至收錄在蘇新（一九○七至一九八一）、楊克煌（一九○八至一九七八）合著卻託名林木順（一九○六至一九三四失蹤）的《臺灣二月革命》。
由於民眾以為「緝私員殺臺灣人無罪」的戲碼再度上演，才會如此憤慨，提出「肇事人員准於隔日槍斃」的極端訴求。當然，任何政府都不可能答應這種違反法治的要求。也正因如此，後來由廖進平、呂伯雄起草向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提出的訴求中，才將其修正為「當眾槍決」，要求在法院判處死刑定讞後，必須公開處刑，以昭公信。
為取信於民，陳儀甚至破天荒地讓記者進入看守所拍攝被收押的緝私員垂頭喪氣的照片，刊登在報紙上。須知，在未判刑之前，這些犯罪嫌疑人實在不應該被這樣對待，但是，這也可側面得知，當時雙方的互信有多麼的低落。
最重要的是，所謂的基隆緝私員殺人案根本不存在。當時，基隆確實發生一起案件，但是未造成死亡，傷者不是私菸販，政府也沒有包庇，且發生時間是十二月七日。按十二月九日《民報》新聞〈取締私菸開槍傷人 參議會派員赴現場調查〉報導：
十二月七日在基隆，六名查緝員及二名警員扣押了七、八十條私菸，在製作收據時遭私菸販包圍，四名帶槍的查緝員鳴槍示警，一發誤傷了旁觀的十一歲兒童林國連。事後，基隆市參議會與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介入處理，除要求往後取締不帶槍外，專賣局也全額賠償了醫藥費與生活費。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有發現這個問題，也澄清了所謂打死私菸販應該只是基隆傷人事件的誤傳，但是未發現過往資料都弄錯時間了。此外，該報告雖然提到基隆傷人事件中有一位盛鐵夫後來成為天馬茶房緝菸事件的要角，但是沒提到基隆傷人事件中誤傷男童的那位緝私員劉青山（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七）之後被調往臺中，結果在二二八事件中慘死。《專賣業務特刊（二二八事件特刊）》記載，劉青山因暴徒闖入避難處而開槍，雖擊傷數人，但也被毆重傷，後被收押，因傷重送醫，住院期間「復被暴徒前往剜割耳鼻，致於死地，遺妻乙人」。詳情可參見《如是228：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
二月二十八日
上午九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舉行政務會議，警務處處長胡福相（一九○九至一九七二）報告天馬茶房緝菸事件，陳儀表示已通知臺北市政府交司法處理。會議至十一時五十五分。
九時許，有群眾沿街打鑼呼籲罷市，至太平町一丁目派出所前， 遭一丁目派出所警長制止，群眾毆打警長並搗毀派出所；十時，群眾抵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毆斃職員二名，傷四名，並將分局內物品搬出焚燒。
十一時，有五位民眾代表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向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一九○六至一九九六）請願（陳儀仍在開會）。隨後，《臺灣新生報》發行號外，交代天馬茶房緝菸事件經過，但誤以私菸販林江邁亦被擊斃，並刊載民眾與柯遠芬會見時所提訴求，包括當眾槍決兇手、臺灣省專賣局負擔死者喪葬撫卹、保證今後不再犯、局長道歉、免去臺灣省專賣局主官管職務等五項，並表示除最後一項，柯遠芬均已應允。
約十二時，群眾包圍臺灣省專賣局，惟憲警已有防備，僅砸破玻璃洩憤，遂轉往其前、後任局長宿舍，但是並未遇到局長及其家人，僅砸毀宿舍內物品。
下午一時後，情況逐漸失控。市內各地出現有人高呼打中國人、打外省人的口號，沿路追逐外省人，並攔停公車，拉出外省人毆打。
二時，群眾湧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鳴鑼擊鼓擬衝入，衛兵開槍阻止，民眾一死一傷，雙方均稱己方有多人受傷。
廖德雄帶領的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學校聯合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臺灣省立臺北工業職業學校、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延平學院等校的學生隊在抵達前，遠遠就看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頂樓開槍的場景。
有群眾往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占領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臺灣廣播電台（今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廣播五項訴求。
暴動是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衛兵開槍之前，還是之後？史料中有截然相反的記載，不同的研究者也有不同說法。民間資料多以衛兵開槍在前，所以民眾四處兇毆外省人洩憤，但是中央通訊社二月二十八日的參考電則記載：「二二八下午一點之後，群眾開始逐打外省人，甚至攔停公車，拉出外省人毆打，而衛兵開槍則發生在後。」對此，本書認為二二八事件是一偶發事件，而群眾也沒有統一的指揮與組織，因此本就毋須有一個統一的行動。史料中二者兼有，只要細節不衝突，不妨同時採信，即有人在衛兵開槍之前就已暴動，亦有人在衛兵開槍之後憤而遷怒無辜外省人。占領電台之事亦然，史料中有中午十二時與下午二時二種說法，亦不妨視為不同的二批人分別的行動。至於衛兵開槍造成的傷亡，各家研究也不盡相同，史料中能真正確定的死者僅廖竣得（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七）一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稱公署衛兵開槍死亡二人，這是錯誤的，因傳聞中被擊斃的吳炳煌實際上沒有死。這份官方的轉型正義報告主張，隨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巡邏掃射，連同衛兵開槍事件共殺死了二十三人，這是明顯的錯誤，之所以有此錯誤是因為撰寫者誤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製作之〈二二八事變後臺胞傷亡調查表〉中的「傷亡」當做「死亡」。
下午三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實施臨時戒嚴。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一九○二至一九八五）二度拜訪蔣渭川未遇，留下一信，表示奉陳儀指令，請其出面協助維持局面，蔣渭川認為「個人力量無辦法」。
三時半，陳儀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召集各級民意代表開會。會中，參議員表達臺灣省專賣局少數不法人員與商人勾結營私，又不遵守陳儀命令，帶槍執法，惹事後，政府對之擒而又縱，乃問題的根源；又，警察大隊應予解散，為避免事件再擴大，應禁止軍憲警開槍。陳儀則表示，過去類似案件均在權責範圍內將不法公務員免職，臺灣省行政長官不比日本時代的臺灣總督，他無權干涉法院裁判，檢舉公務員不法要憑證據；又，警察大隊目前有其存在必要，禁止軍憲警開槍則可以照辦。最後，參議員提出立即解嚴、嚴辦兇手、撫卹死傷、各級民代組調查委員會、取締私貨不准帶槍、立即釋放被捕市民等六項請求。陳儀表示，在秩序恢復後會立即解除戒嚴、被捕者若無辜也將立即釋放，其他條件全部接受。眾人達成共識，將於晚間廣播，向民眾說明處理情形。
傍晚，暴亂持續，軍警巡邏市區，時聞開槍造成死傷之事。有群眾數百人闖入臺灣鐵路管理委員會（今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毆打並搶劫外省籍職員，因聽說暴民要縱火燒毀鐵路宿舍，四外省籍家庭共十一人（含婦女、兒童八人）逃入對面的美國駐臺北領事館（今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避難。
同時，群眾又湧入臺灣新生報社，要求印行號外，臺灣新生報社乃於晚間六時再發行號外第二號。惟內容時序有明顯錯誤。
七時半，柯遠芬首先廣播，然後臺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一八九七至一九七二）、臺北市參議會議長周延壽（一九○○至？），最後是國民大會代表謝娥（一九一八至一九九五）廣播，因其誤信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祕書長葛敬恩（一八八九至一九七九）報告，説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死者是遭人群踐踏而死，引發眾怒。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從基隆調來的兵力抵達臺北市。
陳儀夜宿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二月二十七日
傍晚，臺北大稻埕爆發天馬茶房緝菸事件，私菸販林江邁（一九○七至一九七一）受傷，傷者陳文溪由同行友人送往港町洪外科就醫，半小時不到即身亡。大批群眾旋即包圍派出所，要求將緝私員交出，得知其已轉送憲兵隊後，群眾再包圍憲兵隊，具體訴求「肇事人員准於隔日槍斃」。
與此同時，廖進平與白成枝、黃朝生（一九○四至一九四七）、張晴川（一九○三至？）、呂伯雄（一九○○至一九八八）、王萬得（一九○三至一九八五）正在天馬茶房隔壁的萬里紅酒家開會，乃下樓查看為何騷動，得知緝私員開槍傷人，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隨即召開臨時會議，決定隔天舉行抗議活動，並由廖進平和呂伯雄起草抗議的訴求，該會人員分頭聯絡民眾，民眾應允參與相當踴躍。
晚間九時，有群眾到臺灣新生報社要求刊登事件始末，未獲處理，乃拆招牌、威脅燒毀報社，社長李萬居（一九○一至一九六六）緊急趕到，承諾一定刊載，群眾始離。
晚間十一時，廖進平回到家，與三子廖德雄講述天馬茶房事情經過，並告知各團體隔天早上八時要在臺北橋頭及龍山寺集合，要當時為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學校學生的他在隔天召集各校學生，十一時後帶學生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抗議。
當年的民眾為什麼對天馬茶房緝菸事件反應如此強烈？
令人難以置信卻又千真萬確的是，當年民眾的激烈反應很大程度上源於一連串的錯誤資訊。
首先是臺灣新生報社在群眾壓力下緊急發出號外，卻誤報私菸販林江邁被查緝員打死，民怨瞬間沸騰。火上加油的還有一則當時廣為流傳，坊間言之鑿鑿，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前科」：說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九日有臺灣省專賣局基隆支局緝私員開槍打死一名私菸販，並被陳儀政府包庇，最後不了了之。這個傳聞不僅見於中央通訊社臺北二月二十八日的參考電中，甚至收錄在蘇新（一九○七至一九八一）、楊克煌（一九○八至一九七八）合著卻託名林木順（一九○六至一九三四失蹤）的《臺灣二月革命》。
由於民眾以為「緝私員殺臺灣人無罪」的戲碼再度上演，才會如此憤慨，提出「肇事人員准於隔日槍斃」的極端訴求。當然，任何政府都不可能答應這種違反法治的要求。也正因如此，後來由廖進平、呂伯雄起草向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提出的訴求中，才將其修正為「當眾槍決」，要求在法院判處死刑定讞後，必須公開處刑，以昭公信。
為取信於民，陳儀甚至破天荒地讓記者進入看守所拍攝被收押的緝私員垂頭喪氣的照片，刊登在報紙上。須知，在未判刑之前，這些犯罪嫌疑人實在不應該被這樣對待，但是，這也可側面得知，當時雙方的互信有多麼的低落。
最重要的是，所謂的基隆緝私員殺人案根本不存在。當時，基隆確實發生一起案件，但是未造成死亡，傷者不是私菸販，政府也沒有包庇，且發生時間是十二月七日。按十二月九日《民報》新聞〈取締私菸開槍傷人 參議會派員赴現場調查〉報導：
十二月七日在基隆，六名查緝員及二名警員扣押了七、八十條私菸，在製作收據時遭私菸販包圍，四名帶槍的查緝員鳴槍示警，一發誤傷了旁觀的十一歲兒童林國連。事後，基隆市參議會與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介入處理，除要求往後取締不帶槍外，專賣局也全額賠償了醫藥費與生活費。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有發現這個問題，也澄清了所謂打死私菸販應該只是基隆傷人事件的誤傳，但是未發現過往資料都弄錯時間了。此外，該報告雖然提到基隆傷人事件中有一位盛鐵夫後來成為天馬茶房緝菸事件的要角，但是沒提到基隆傷人事件中誤傷男童的那位緝私員劉青山（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七）之後被調往臺中，結果在二二八事件中慘死。《專賣業務特刊（二二八事件特刊）》記載，劉青山因暴徒闖入避難處而開槍，雖擊傷數人，但也被毆重傷，後被收押，因傷重送醫，住院期間「復被暴徒前往剜割耳鼻，致於死地，遺妻乙人」。詳情可參見《如是228：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
二月二十八日
上午九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舉行政務會議，警務處處長胡福相（一九○九至一九七二）報告天馬茶房緝菸事件，陳儀表示已通知臺北市政府交司法處理。會議至十一時五十五分。
九時許，有群眾沿街打鑼呼籲罷市，至太平町一丁目派出所前， 遭一丁目派出所警長制止，群眾毆打警長並搗毀派出所；十時，群眾抵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毆斃職員二名，傷四名，並將分局內物品搬出焚燒。
十一時，有五位民眾代表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向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一九○六至一九九六）請願（陳儀仍在開會）。隨後，《臺灣新生報》發行號外，交代天馬茶房緝菸事件經過，但誤以私菸販林江邁亦被擊斃，並刊載民眾與柯遠芬會見時所提訴求，包括當眾槍決兇手、臺灣省專賣局負擔死者喪葬撫卹、保證今後不再犯、局長道歉、免去臺灣省專賣局主官管職務等五項，並表示除最後一項，柯遠芬均已應允。
約十二時，群眾包圍臺灣省專賣局，惟憲警已有防備，僅砸破玻璃洩憤，遂轉往其前、後任局長宿舍，但是並未遇到局長及其家人，僅砸毀宿舍內物品。
下午一時後，情況逐漸失控。市內各地出現有人高呼打中國人、打外省人的口號，沿路追逐外省人，並攔停公車，拉出外省人毆打。
二時，群眾湧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鳴鑼擊鼓擬衝入，衛兵開槍阻止，民眾一死一傷，雙方均稱己方有多人受傷。
廖德雄帶領的臺灣省立臺北商業學校聯合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臺灣省立臺北工業職業學校、臺灣省立臺北成功中學、延平學院等校的學生隊在抵達前，遠遠就看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頂樓開槍的場景。
有群眾往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占領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臺灣廣播電台（今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廣播五項訴求。
暴動是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衛兵開槍之前，還是之後？史料中有截然相反的記載，不同的研究者也有不同說法。民間資料多以衛兵開槍在前，所以民眾四處兇毆外省人洩憤，但是中央通訊社二月二十八日的參考電則記載：「二二八下午一點之後，群眾開始逐打外省人，甚至攔停公車，拉出外省人毆打，而衛兵開槍則發生在後。」對此，本書認為二二八事件是一偶發事件，而群眾也沒有統一的指揮與組織，因此本就毋須有一個統一的行動。史料中二者兼有，只要細節不衝突，不妨同時採信，即有人在衛兵開槍之前就已暴動，亦有人在衛兵開槍之後憤而遷怒無辜外省人。占領電台之事亦然，史料中有中午十二時與下午二時二種說法，亦不妨視為不同的二批人分別的行動。至於衛兵開槍造成的傷亡，各家研究也不盡相同，史料中能真正確定的死者僅廖竣得（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七）一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稱公署衛兵開槍死亡二人，這是錯誤的，因傳聞中被擊斃的吳炳煌實際上沒有死。這份官方的轉型正義報告主張，隨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巡邏掃射，連同衛兵開槍事件共殺死了二十三人，這是明顯的錯誤，之所以有此錯誤是因為撰寫者誤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製作之〈二二八事變後臺胞傷亡調查表〉中的「傷亡」當做「死亡」。
下午三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實施臨時戒嚴。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一九○二至一九八五）二度拜訪蔣渭川未遇，留下一信，表示奉陳儀指令，請其出面協助維持局面，蔣渭川認為「個人力量無辦法」。
三時半，陳儀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召集各級民意代表開會。會中，參議員表達臺灣省專賣局少數不法人員與商人勾結營私，又不遵守陳儀命令，帶槍執法，惹事後，政府對之擒而又縱，乃問題的根源；又，警察大隊應予解散，為避免事件再擴大，應禁止軍憲警開槍。陳儀則表示，過去類似案件均在權責範圍內將不法公務員免職，臺灣省行政長官不比日本時代的臺灣總督，他無權干涉法院裁判，檢舉公務員不法要憑證據；又，警察大隊目前有其存在必要，禁止軍憲警開槍則可以照辦。最後，參議員提出立即解嚴、嚴辦兇手、撫卹死傷、各級民代組調查委員會、取締私貨不准帶槍、立即釋放被捕市民等六項請求。陳儀表示，在秩序恢復後會立即解除戒嚴、被捕者若無辜也將立即釋放，其他條件全部接受。眾人達成共識，將於晚間廣播，向民眾說明處理情形。
傍晚，暴亂持續，軍警巡邏市區，時聞開槍造成死傷之事。有群眾數百人闖入臺灣鐵路管理委員會（今國立臺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毆打並搶劫外省籍職員，因聽說暴民要縱火燒毀鐵路宿舍，四外省籍家庭共十一人（含婦女、兒童八人）逃入對面的美國駐臺北領事館（今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避難。
同時，群眾又湧入臺灣新生報社，要求印行號外，臺灣新生報社乃於晚間六時再發行號外第二號。惟內容時序有明顯錯誤。
七時半，柯遠芬首先廣播，然後臺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一八九七至一九七二）、臺北市參議會議長周延壽（一九○○至？），最後是國民大會代表謝娥（一九一八至一九九五）廣播，因其誤信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祕書長葛敬恩（一八八九至一九七九）報告，説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死者是遭人群踐踏而死，引發眾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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