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史:一個新國家的向望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唯有讀懂戰後歷史,才能透澈了解今日的台灣!
吳重雨(前國立交通大學校長)
陳翠蓮(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簡明仁(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一致推薦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後,到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前,七十天的權力真空期間,發生什麼左右了島嶼日後的命運?
──台灣歷經戒嚴、白色恐怖、民主化浪潮,美國到底站在什麼位置?當六項保證寫入歷史,美國究竟改變了什麼?
──從加工出口區到科技產業,從代工島嶼到晶片重鎮,一個被外交孤立的島嶼,為什麼能掌握世界科技關鍵?
戰後的台灣,是在冷戰、威權統治、民主運動與國際政治拉扯之中,一步步走出來的新國家。然而究竟是什麼因素形塑了今日台灣的國際位置、政治格局、經濟體質,以及社會文化風貌?
作者主張當代台灣文化與其基本價值的構成,實際上受大三大世界文明的影響,也就是中華、日本與美國文化。其中關於中華文化與日本文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已有大量討論;故本書深入探究美國因素如何推動台灣多元、公民社會的形成,以及島內「第三波民主」社會之起源與演進。
本書從一九四五年戰後局勢切入,橫跨國民黨來台、戒嚴體制、白色恐怖、民主化運動,到台美關係、兩岸緊張與國際秩序的重組。重新梳理台灣如何在高度不利的條件下,逐漸形成今日的政治主體與社會結構。
全書以大量史料與國際觀點為基礎,說明台灣如何在美中角力、軍事威脅、外交孤立之中,發展出獨特的民主經驗、公民社會與國家想像。書中不只討論政治菁英,也書寫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海外留學生的經驗,更將勞工、女性、原住民族、媒體與新科技納入視野,呈現從社會基層到國際舞台的完整戰後圖像。
本書特色
冷戰與民主交織的宏觀視角結合台美關係、美中對抗、國際秩序變動,讓台灣史真正進入世界史。
兼顧政治、社會與經濟從外交、軍事到勞工、女性、原住民族與媒體,呈現多層次的戰後台灣。
學術扎實,但書寫面向大眾建立在研究之上,卻避免艱澀術語,適合非專業讀者閱讀與理解。
吳重雨(前國立交通大學校長)
陳翠蓮(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簡明仁(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一致推薦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後,到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前,七十天的權力真空期間,發生什麼左右了島嶼日後的命運?
──台灣歷經戒嚴、白色恐怖、民主化浪潮,美國到底站在什麼位置?當六項保證寫入歷史,美國究竟改變了什麼?
──從加工出口區到科技產業,從代工島嶼到晶片重鎮,一個被外交孤立的島嶼,為什麼能掌握世界科技關鍵?
戰後的台灣,是在冷戰、威權統治、民主運動與國際政治拉扯之中,一步步走出來的新國家。然而究竟是什麼因素形塑了今日台灣的國際位置、政治格局、經濟體質,以及社會文化風貌?
作者主張當代台灣文化與其基本價值的構成,實際上受大三大世界文明的影響,也就是中華、日本與美國文化。其中關於中華文化與日本文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已有大量討論;故本書深入探究美國因素如何推動台灣多元、公民社會的形成,以及島內「第三波民主」社會之起源與演進。
本書從一九四五年戰後局勢切入,橫跨國民黨來台、戒嚴體制、白色恐怖、民主化運動,到台美關係、兩岸緊張與國際秩序的重組。重新梳理台灣如何在高度不利的條件下,逐漸形成今日的政治主體與社會結構。
全書以大量史料與國際觀點為基礎,說明台灣如何在美中角力、軍事威脅、外交孤立之中,發展出獨特的民主經驗、公民社會與國家想像。書中不只討論政治菁英,也書寫經濟與科技的發展、海外留學生的經驗,更將勞工、女性、原住民族、媒體與新科技納入視野,呈現從社會基層到國際舞台的完整戰後圖像。
本書特色
冷戰與民主交織的宏觀視角結合台美關係、美中對抗、國際秩序變動,讓台灣史真正進入世界史。
兼顧政治、社會與經濟從外交、軍事到勞工、女性、原住民族與媒體,呈現多層次的戰後台灣。
學術扎實,但書寫面向大眾建立在研究之上,卻避免艱澀術語,適合非專業讀者閱讀與理解。
名人推薦
吳重雨(前國立交通大學校長)
陳翠蓮(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簡明仁(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陳翠蓮(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簡明仁(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餘波
第二章 美國提供槍與糧
第三章 赴美深造的台灣學生(一九五○-一九八五)
第四章 美台關係的起伏變化(一九五○年代-一九七○年代)
第五章 白色恐怖的統治
第六章 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
第七章 台灣的高科技社會
第八章 台灣的民主化
第九章 多元主義的興起
第十章 台灣站穩自己的腳步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餘波
第二章 美國提供槍與糧
第三章 赴美深造的台灣學生(一九五○-一九八五)
第四章 美台關係的起伏變化(一九五○年代-一九七○年代)
第五章 白色恐怖的統治
第六章 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
第七章 台灣的高科技社會
第八章 台灣的民主化
第九章 多元主義的興起
第十章 台灣站穩自己的腳步
試閱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餘波
美國人來了
研究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學者普遍認為,自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島戰役之後,日本帝國海軍就算不是喪失進攻能力,也已經失去了進攻的士氣;而當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美軍與澳軍奪下瓜達卡納爾島之後,日軍便開始緩慢地向西撤退。到了一九四三年夏末,由切斯特.尼米茲(Chester Nimitz)上將所率領的部隊,已有效掌控中太平洋諸島,並對日本的軍事基地展開轟炸。自此之後,美國海軍切斷台灣與世界之間原本固定運行的二十一條海運航線。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第一週,美軍攻占塞班島,台灣的糧食短缺問題隨即變得嚴重起來。物資全面匱乏,豆腐、雞蛋、麵條、砂糖,乃至豬肉與魚類料理,全都成了稀有之物。至一九四四年十月,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終於兌現他「重返菲律賓」的承諾。
配合盟軍進軍菲律賓的行動,美軍戰機自一九四四年十月起開始轟炸台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超過一千架美軍飛機對台灣各大城市發動空襲,其中以航空母艦起飛的艦載機為主,也有部分B-29轟炸機。一九四五年三月,美軍掌控了呂宋島,轟炸行動進一步升級,並於五月全面波及台北市。結果,台北市中心前後承受了一百二十四次B-29轟炸機的出擊。隨著空襲愈發頻繁,日本當局甚至徵召當時最負盛名的台灣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在全島各地演出反美宣傳戲碼。這齣戲名為〈殲滅英美飛行員〉,劇情描繪台灣民兵擊落盟軍飛機、俘虜美國飛行員的情節。
與此同時,日本在東京與台北的軍事中樞,則密切關注華府的動向。於一九四四年底出任台灣第十九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督的安藤利吉,已經預期到一場末日般的決戰即將到來,因此動員約十八萬兵力,開始為長期圍城作戰做準備。由於菲律賓距離高雄僅數百公里,加上日本艦隊早已殘破不堪,軍方普遍認為高雄極可能成為美軍登陸的首要目標。高雄向來是貿易與商業重鎮,也被歷代統治者視為重要的戰略據點;日本的軍部與財閥體系更將其進一步發展為大型港口,以利向華南與東南亞擴張。高雄守備司令部設於壽山之上,海拔三百九十公尺,可俯瞰整座城市與港灣,因此日軍將大多數防空砲台部署於此。然而,日本的雷達設備明顯不足,防空火力也無法有效阻止B-29轟炸機投下燃燒彈,導致交通設施、工業與發電廠、油料庫、民宅相繼遭到破壞,甚至造成平民傷亡。
一開始,這些空襲是為了預期中的登陸作戰所做之準備;但到後來,空襲的目的轉變成支援區域內的軍事行動,尤其是在沖繩的戰役。美國海軍在中、西太平洋接連取得壓倒性勝利,使華府調整對日作戰的整體戰略。參謀長聯席會議最終決定進攻沖繩,並放棄原本縝密規畫的「鋪道行動」(Operation Causeway),這是盟軍對台灣發動入侵與占領的作戰代號。此時,部分見多識廣的台灣人已逐漸察覺美國勢力的迅速崛起,以及日本軍事實力的明顯衰頹。戰爭將許多島民逼到飢餓邊緣,他們對日本的信心也隨之動搖。
隨後,遲來的消息傳到台灣: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造成十三至十四萬人死亡;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彈又在長崎奪走六至七萬條生命。台灣人和絕大多數日本民眾一樣,起初並未立即得知這場浩劫的真相,只能從政府嚴密控制的報紙上看到一則特別公告,宣稱美國使用了新型武器,對兩座城市造成重大破壞。八月十五日,昭和天皇宣布接受盟軍於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會議提出的無條件投降條件。天皇廣播後兩週,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立即著手解除與遣散日軍及其治安部隊。名義上,日本的占領由十三國組成的國際委員會與四國盟軍對日理事會共同負責,但麥克阿瑟被賦予「盟軍最高統帥」(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SCAP)的頭銜,實際上成為最高權力的總督。
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隨著遣散工作接近完成,所有台籍戰鬥部隊與輔助人員全面停止領取軍事津貼。所幸,美國早已開始向台灣運送緊急物資,包括糧食、肉類、乳製品,以及衣物與毛毯。這正是美援的起點,而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正是以糧食的形式來到台灣。
七十天的政治真空
當時,島上約有五百五十萬名居民,普遍對日本投降的消息感到歡欣;事實上,日本在九月三日於橫濱將台灣交付盟軍最高統帥部之後,已有部分台灣菁英開始醞釀爭取台灣獨立。然而,早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初,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便已在重慶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為自日本手中「收復」台灣預做準備。委員會由蔣介石的長期親信陳儀主持;陳儀與蔣介石一樣,皆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振武學校。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安藤利吉將台灣連同估計價值二十億美元的日本資產,一併交付給陳儀。拜兩顆原子彈與美軍之力所賜,日本對台灣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至此終於畫下句點。
然而,從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到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人員登陸接收台灣之間,這段長達七十天的政治真空期,台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日本帝國崩解的特殊條件,使得日本本身並未真正經歷一場完整而深刻的去殖民化。戰後的台灣,也同樣沒有經歷一段持續而完整的去殖民化過程:台灣人並未獲得正面回應、反思自身殖民處境的機會。一九四五年之後,隨著「中國人」的到來,台灣轉而進入另一種形式的統治,在國民黨政權之下,呈現出新殖民或內部殖民的狀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當日本接受盟軍提出的無條件投降時,台灣社會整體瀰漫著慶祝的氣氛,因為多數台灣人認為,自己是被西方盟軍解放的,而非被國民黨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所「光復」。在他們眼中,帶來勝利的,是好萊塢電影裡的「骯髒哈利」與「金剛」,也就是美國自由輪上的水手。正是這些美國船隻,在接下來十五個月裡,陸續將數十萬名台灣籍軍人與平民僑民送回故鄉。
八月十六日,也就是昭和天皇裕仁廣播投降後的隔天,殖民政府唯一允許發行的報紙《臺灣新報》刊載了《波茨坦宣言》的全文。然而,對絕大多數台灣人而言,勝利的腳步聲依然遙遠而模糊。島上仍駐有約二十萬名日軍,警察與治安部隊也依舊虎視眈眈,但許多台灣人已無法掩飾內心的喜悅。只是,戰後初期的局勢依然混亂不明。
接下來的兩週,少數日本軍政官員,連同部分台灣菁英,開始密謀推動台灣獨立,拒絕將台灣交給中國。然而,這些抗拒行動很快便遭到壓制;安藤利吉總督下令所有日本人全面著手準備投降事宜,相關行動也隨之被迫中止。
八月二十七日,《臺灣新報》刊登來自中國方面的消息,宣布中華民國政府將派遣陳儀來台,負責接受日本對台灣的投降。五天後,又有報導指出,南京的國民政府同時任命陳儀為台灣最高的文職行政長官。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一支由十八名中美軍政人員組成的小型代表團,搭乘一艘日本砲艦抵達台灣。成員之中,包括四名美國人、一名國民黨特務、一名福建省高級官員黃呈炎,以及一名台灣籍翻譯張士德。四天後,一支美國特遣艦隊停泊基隆港,準備接回約一千三百名盟軍戰俘。這些戰俘多數曾被關押在基隆港附近的金瓜石礦區,但在戰爭期間被多次轉移至島內各地。
九月五日至十日之間,美國戰略情報局二十多名成員自雲南昆明飛抵台灣,在全島進行一項大規模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島民最希望由美國擔任台灣的「保護者」或「託管者」;選擇繼續由日本統治者僅占少數,而幾乎沒
有人希望由中國來統治台灣。十月五日,隸屬阿爾伯特.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中將司令部的一百多名人員,正式組成「美國聯絡小組」。
如前所述,最早參與「接收」台灣、結束日本半世紀殖民統治的中美人員之中,有一位名叫張士德的台灣人,出身台中州豐原。戰前,他曾是台灣農民運動中活躍的成員,戰時則流亡中國,並在國民黨軍中取得上校軍銜;同時也加入了名為「台灣義勇隊」的抗日組織。一九四二年,國民黨中央自台灣義勇隊中挑選部分成員,成立「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由張士德擔任總隊參謀長。憑藉這樣的背景,張士德上校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被選任為美國救援小組的翻譯,協助在基隆煤礦坑營救盟軍戰俘。張士德隨後邀請知名台灣律師陳逸松,以及一名曾任台灣共產黨黨員的林日高,共同展開所謂的「接收」工作。陳逸松同意出任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臨時主任;林日高則負責這個臨時拼湊而成的組織的行政事務。林日高曾於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間入獄五年,出獄後即退出台灣共產黨。陳逸松一九○七年出生於北台灣宜蘭,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在東大求學期間,他加入左翼的「新人會」,並與日本自由派與左翼人士密切往來。一九三一年通過東京律師考試後,理想性格濃厚的陳逸松經常義務替貧困與弱勢者辯護,協助他們尋求庇護。一九三三年返台後,他在台北開設律師事務所,持續與自由派與左翼人士交往,並協助台灣作家出版《臺灣文藝》等刊物。
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總部,設於一家名為「菊元」的日本百貨公司五樓。理論上,該團體應直接聽命於南京的國民政府;但在實際運作上,它卻更像是過渡政府,銜接撤離中的日本政權與即將到來的中國政權。其下設於台北、新竹、台中、台南與高雄的五個州級分部,幾乎以地方看守政府之姿運作,行使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力。
在島民普遍渴望自治政府與平等社會的氛圍中,三民主義,特別是其中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確實對左派和右派的大多數民眾產生吸引力。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初期成員,主要由戰前各種社會運動的老將構成,包括資產階級人士、自由派、工會運動者與共產黨人。台北分部由陳逸松、王添灯以及三名台灣共產黨前成員王萬得、蘇新、潘欽信領導;新竹分部由記者、前台灣民眾黨成員陳旺成主持;台中分部則由葉榮鐘,以及兩位左翼小說家楊逵、呂赫若共同運作;台南分部由醫師兼作家吳新榮與數名資深工運人士負責;高雄分部的副主任,則由曾任台灣農民組合領袖的簡吉擔任,並與後來出任高雄市長的楊金虎醫師共事。這些人來自戰後台灣社會的不同階層,可說是那一代台灣菁英的代表人物。
然而,包括這些自願在政治轉換期協助維持秩序的菁英在內,真正理解「三民主義」內涵與其作為國民黨政治綱領意義的台灣人,其實並不多。隨著日本帝國的崩潰,台灣並未經歷一段持續而清楚的去殖民化歷程;而國民黨政權的到來,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南京政府撤退來台之後,島民對於自身所面臨的「後殖民處境」既陌生,也無從準備。在中國政治與文化霸權之下,那種界線模糊的戰後狀態,無論稱之為內部殖民,或威權國民黨統治下的新殖民體制,不但持續存在,甚至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不斷加深。
美國人來了
研究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學者普遍認為,自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島戰役之後,日本帝國海軍就算不是喪失進攻能力,也已經失去了進攻的士氣;而當一九四三年二月八日,美軍與澳軍奪下瓜達卡納爾島之後,日軍便開始緩慢地向西撤退。到了一九四三年夏末,由切斯特.尼米茲(Chester Nimitz)上將所率領的部隊,已有效掌控中太平洋諸島,並對日本的軍事基地展開轟炸。自此之後,美國海軍切斷台灣與世界之間原本固定運行的二十一條海運航線。到了一九四四年七月第一週,美軍攻占塞班島,台灣的糧食短缺問題隨即變得嚴重起來。物資全面匱乏,豆腐、雞蛋、麵條、砂糖,乃至豬肉與魚類料理,全都成了稀有之物。至一九四四年十月,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終於兌現他「重返菲律賓」的承諾。
配合盟軍進軍菲律賓的行動,美軍戰機自一九四四年十月起開始轟炸台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超過一千架美軍飛機對台灣各大城市發動空襲,其中以航空母艦起飛的艦載機為主,也有部分B-29轟炸機。一九四五年三月,美軍掌控了呂宋島,轟炸行動進一步升級,並於五月全面波及台北市。結果,台北市中心前後承受了一百二十四次B-29轟炸機的出擊。隨著空襲愈發頻繁,日本當局甚至徵召當時最負盛名的台灣布袋戲大師李天祿,在全島各地演出反美宣傳戲碼。這齣戲名為〈殲滅英美飛行員〉,劇情描繪台灣民兵擊落盟軍飛機、俘虜美國飛行員的情節。
與此同時,日本在東京與台北的軍事中樞,則密切關注華府的動向。於一九四四年底出任台灣第十九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督的安藤利吉,已經預期到一場末日般的決戰即將到來,因此動員約十八萬兵力,開始為長期圍城作戰做準備。由於菲律賓距離高雄僅數百公里,加上日本艦隊早已殘破不堪,軍方普遍認為高雄極可能成為美軍登陸的首要目標。高雄向來是貿易與商業重鎮,也被歷代統治者視為重要的戰略據點;日本的軍部與財閥體系更將其進一步發展為大型港口,以利向華南與東南亞擴張。高雄守備司令部設於壽山之上,海拔三百九十公尺,可俯瞰整座城市與港灣,因此日軍將大多數防空砲台部署於此。然而,日本的雷達設備明顯不足,防空火力也無法有效阻止B-29轟炸機投下燃燒彈,導致交通設施、工業與發電廠、油料庫、民宅相繼遭到破壞,甚至造成平民傷亡。
一開始,這些空襲是為了預期中的登陸作戰所做之準備;但到後來,空襲的目的轉變成支援區域內的軍事行動,尤其是在沖繩的戰役。美國海軍在中、西太平洋接連取得壓倒性勝利,使華府調整對日作戰的整體戰略。參謀長聯席會議最終決定進攻沖繩,並放棄原本縝密規畫的「鋪道行動」(Operation Causeway),這是盟軍對台灣發動入侵與占領的作戰代號。此時,部分見多識廣的台灣人已逐漸察覺美國勢力的迅速崛起,以及日本軍事實力的明顯衰頹。戰爭將許多島民逼到飢餓邊緣,他們對日本的信心也隨之動搖。
隨後,遲來的消息傳到台灣: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造成十三至十四萬人死亡;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彈又在長崎奪走六至七萬條生命。台灣人和絕大多數日本民眾一樣,起初並未立即得知這場浩劫的真相,只能從政府嚴密控制的報紙上看到一則特別公告,宣稱美國使用了新型武器,對兩座城市造成重大破壞。八月十五日,昭和天皇宣布接受盟軍於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會議提出的無條件投降條件。天皇廣播後兩週,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立即著手解除與遣散日軍及其治安部隊。名義上,日本的占領由十三國組成的國際委員會與四國盟軍對日理事會共同負責,但麥克阿瑟被賦予「盟軍最高統帥」(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SCAP)的頭銜,實際上成為最高權力的總督。
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隨著遣散工作接近完成,所有台籍戰鬥部隊與輔助人員全面停止領取軍事津貼。所幸,美國早已開始向台灣運送緊急物資,包括糧食、肉類、乳製品,以及衣物與毛毯。這正是美援的起點,而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正是以糧食的形式來到台灣。
七十天的政治真空
當時,島上約有五百五十萬名居民,普遍對日本投降的消息感到歡欣;事實上,日本在九月三日於橫濱將台灣交付盟軍最高統帥部之後,已有部分台灣菁英開始醞釀爭取台灣獨立。然而,早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初,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便已在重慶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為自日本手中「收復」台灣預做準備。委員會由蔣介石的長期親信陳儀主持;陳儀與蔣介石一樣,皆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振武學校。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安藤利吉將台灣連同估計價值二十億美元的日本資產,一併交付給陳儀。拜兩顆原子彈與美軍之力所賜,日本對台灣長達半個世紀的統治,至此終於畫下句點。
然而,從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到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人員登陸接收台灣之間,這段長達七十天的政治真空期,台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日本帝國崩解的特殊條件,使得日本本身並未真正經歷一場完整而深刻的去殖民化。戰後的台灣,也同樣沒有經歷一段持續而完整的去殖民化過程:台灣人並未獲得正面回應、反思自身殖民處境的機會。一九四五年之後,隨著「中國人」的到來,台灣轉而進入另一種形式的統治,在國民黨政權之下,呈現出新殖民或內部殖民的狀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當日本接受盟軍提出的無條件投降時,台灣社會整體瀰漫著慶祝的氣氛,因為多數台灣人認為,自己是被西方盟軍解放的,而非被國民黨領導下的中華民國所「光復」。在他們眼中,帶來勝利的,是好萊塢電影裡的「骯髒哈利」與「金剛」,也就是美國自由輪上的水手。正是這些美國船隻,在接下來十五個月裡,陸續將數十萬名台灣籍軍人與平民僑民送回故鄉。
八月十六日,也就是昭和天皇裕仁廣播投降後的隔天,殖民政府唯一允許發行的報紙《臺灣新報》刊載了《波茨坦宣言》的全文。然而,對絕大多數台灣人而言,勝利的腳步聲依然遙遠而模糊。島上仍駐有約二十萬名日軍,警察與治安部隊也依舊虎視眈眈,但許多台灣人已無法掩飾內心的喜悅。只是,戰後初期的局勢依然混亂不明。
接下來的兩週,少數日本軍政官員,連同部分台灣菁英,開始密謀推動台灣獨立,拒絕將台灣交給中國。然而,這些抗拒行動很快便遭到壓制;安藤利吉總督下令所有日本人全面著手準備投降事宜,相關行動也隨之被迫中止。
八月二十七日,《臺灣新報》刊登來自中國方面的消息,宣布中華民國政府將派遣陳儀來台,負責接受日本對台灣的投降。五天後,又有報導指出,南京的國民政府同時任命陳儀為台灣最高的文職行政長官。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一支由十八名中美軍政人員組成的小型代表團,搭乘一艘日本砲艦抵達台灣。成員之中,包括四名美國人、一名國民黨特務、一名福建省高級官員黃呈炎,以及一名台灣籍翻譯張士德。四天後,一支美國特遣艦隊停泊基隆港,準備接回約一千三百名盟軍戰俘。這些戰俘多數曾被關押在基隆港附近的金瓜石礦區,但在戰爭期間被多次轉移至島內各地。
九月五日至十日之間,美國戰略情報局二十多名成員自雲南昆明飛抵台灣,在全島進行一項大規模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島民最希望由美國擔任台灣的「保護者」或「託管者」;選擇繼續由日本統治者僅占少數,而幾乎沒
有人希望由中國來統治台灣。十月五日,隸屬阿爾伯特.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中將司令部的一百多名人員,正式組成「美國聯絡小組」。
如前所述,最早參與「接收」台灣、結束日本半世紀殖民統治的中美人員之中,有一位名叫張士德的台灣人,出身台中州豐原。戰前,他曾是台灣農民運動中活躍的成員,戰時則流亡中國,並在國民黨軍中取得上校軍銜;同時也加入了名為「台灣義勇隊」的抗日組織。一九四二年,國民黨中央自台灣義勇隊中挑選部分成員,成立「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由張士德擔任總隊參謀長。憑藉這樣的背景,張士德上校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被選任為美國救援小組的翻譯,協助在基隆煤礦坑營救盟軍戰俘。張士德隨後邀請知名台灣律師陳逸松,以及一名曾任台灣共產黨黨員的林日高,共同展開所謂的「接收」工作。陳逸松同意出任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臨時主任;林日高則負責這個臨時拼湊而成的組織的行政事務。林日高曾於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間入獄五年,出獄後即退出台灣共產黨。陳逸松一九○七年出生於北台灣宜蘭,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在東大求學期間,他加入左翼的「新人會」,並與日本自由派與左翼人士密切往來。一九三一年通過東京律師考試後,理想性格濃厚的陳逸松經常義務替貧困與弱勢者辯護,協助他們尋求庇護。一九三三年返台後,他在台北開設律師事務所,持續與自由派與左翼人士交往,並協助台灣作家出版《臺灣文藝》等刊物。
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總部,設於一家名為「菊元」的日本百貨公司五樓。理論上,該團體應直接聽命於南京的國民政府;但在實際運作上,它卻更像是過渡政府,銜接撤離中的日本政權與即將到來的中國政權。其下設於台北、新竹、台中、台南與高雄的五個州級分部,幾乎以地方看守政府之姿運作,行使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力。
在島民普遍渴望自治政府與平等社會的氛圍中,三民主義,特別是其中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確實對左派和右派的大多數民眾產生吸引力。台灣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初期成員,主要由戰前各種社會運動的老將構成,包括資產階級人士、自由派、工會運動者與共產黨人。台北分部由陳逸松、王添灯以及三名台灣共產黨前成員王萬得、蘇新、潘欽信領導;新竹分部由記者、前台灣民眾黨成員陳旺成主持;台中分部則由葉榮鐘,以及兩位左翼小說家楊逵、呂赫若共同運作;台南分部由醫師兼作家吳新榮與數名資深工運人士負責;高雄分部的副主任,則由曾任台灣農民組合領袖的簡吉擔任,並與後來出任高雄市長的楊金虎醫師共事。這些人來自戰後台灣社會的不同階層,可說是那一代台灣菁英的代表人物。
然而,包括這些自願在政治轉換期協助維持秩序的菁英在內,真正理解「三民主義」內涵與其作為國民黨政治綱領意義的台灣人,其實並不多。隨著日本帝國的崩潰,台灣並未經歷一段持續而清楚的去殖民化歷程;而國民黨政權的到來,特別是一九四九年南京政府撤退來台之後,島民對於自身所面臨的「後殖民處境」既陌生,也無從準備。在中國政治與文化霸權之下,那種界線模糊的戰後狀態,無論稱之為內部殖民,或威權國民黨統治下的新殖民體制,不但持續存在,甚至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不斷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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