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視野下的越南文化

越南北方山區的跨國界族群關係
王春情（Vương Xuân Tình）著
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Cross-border ethnic relations）是指在某一個國家與其鄰國共用邊界的族群之間的關係，包括該國境內的同族和異族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在歷史上由來已久，自國家建立以來就一直存在。在多民族國家中，這種關係一直是政府和民眾都非常關注的問題，因為它與國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密切相關。對於民族學和人類學而言，研究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有助於瞭解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文化和民族發展過程（Ethnic processes）。在越南北部山區，研究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就是要瞭解這些族群在越南、中國和寮國之間與同族和異族之間的關係。
在越南，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已經被歷史學、民族學和文化學一些研究提到了，但仍然是零散的，直到21世紀，學者們，特別是新的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開始深入關注，這促進了該領域研究的發展。這種發展基於現實的基礎，即在越南現代史上，越南地區和國際關係從未像今天這樣開放。本文結合了文獻研究和筆者在2008年至2022年期間實地研究的結果，介紹現今越南北部山區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的情況。在闡述這種關係時，筆者主要關注各國邊界兩側地區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並未涉及京族與漢族之間、京族與寮國族之間的關係，事實上，這些關係也很少受到越南和國際學者的關注（Endres，2015）。另一方面，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在許多領域發生，但筆者只關注一些特定的領域。本文的主要內容如下：1. 綜觀跨越邊境族群關係的研究觀點；2. 越南北部山區的各族群在東南亞大陸地區和中國南部歷史民族學中的角色；3. 國家邊界歷史和當代各國政策對跨越邊境的族群關係之影響；4. 跨國界貿易；5. 跨國界勞動移工；6. 跨國界婚姻；7. 跨國界犯罪。
1. 綜觀跨越邊境族群關係的研究觀點
1.1. 研究綜觀
越南北部山區的跨國界族群關係曾被封建時期的歷史學家提及，但主要是越南與中國邊境地區的族群關係。在這種關係中，歷史學家通常關注邊境地區的治安問題。例如，《大越史記全書》（卷一，2011: 269-278）記載了關於儂智高（Nùng Trí Cao）的事件，他是屬於儂族的人，在1041-1053年間在今日屬於高平省的邊境地區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招募了來自邊境兩側的各族軍隊，來對抗越南的李朝和中國的宋朝。現今學者們仍然關注儂智高這個人物（安德森Anderson，2007: 495-512）。
1945年以後，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就是現在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南的一些民族學和歷史學研究提到了許多北部山區的少數民族從中國遷徙到越南的問題。在1978年越南民族學研究院所出版的《越南少數民族（北部省份）》一書中，許多少數民族被確定為從中國移民到越南。有些移民浪潮已有數千年的歷史，如泰族；有些則只有約一百年的歷史，如苗族。有些族群如瑤族和苗族的遷徙路線不僅從中國到越南，還有一部分人繼續移民到寮國，或者從寮國移民回越南。在《越南北部邊境少數民族的歷史根源》（阮志宣Nguyễn Chí Huyên，2000）一書中，阮志宣還提到，除了一些有悠久歷史淵源的地方族群外，該地區的大多數族群都是從10世紀到19世紀從中國移民到越南的。這一點在一些學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確認，例如畢曰等（Bế Viết Đẳng）et al.，1971）、琴仲（Cầm Trọng，1978）等人。在談論近代歷史時期中，越南北部山區苗族的跨國界族群關係時，除了談論移民問題外，王維光（Vương Duy Quang，2005: 152-153）還指出，透過1918年發生在越南萊州省，越南苗族與寮國苗族共同對抗法國的Vue Pa Chay起義，來看他們之間的關係。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越南的民族學界對當代跨國界族群關係的問題仍然關注有限，儘管1979年中國發起了越中邊境戰爭。在那個時期，相關的研究通常與國防有關。例如，在越南北部邊境高地國防背景之下，周泰山（Chu Thái Sơn，1987: 285-298）研究了越中邊境兩側的民族文化現況和文化關係。他指出，在這個地區，通用語（越南語）流通性不佳，反而官話（漢語中的一個方言）被許多越南當地族群做為溝通的語言。
從2000年開始，越南民族學界，特別是民族學院（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開始更加關注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研究，其中包括跨國界族群關係的討論。當年是國防安全有危機的時期，其中涉及寮國的北部地區，也包括越-寮的邊境地區。而在這種背景下，李行山（Lý Hành Sơn，2008）提出「越南－寮國邊境地區族群關係」的研究，以及范光歡（Phạm Quang Hoan，2011）提出「越南－寮國邊境地區苗族研究」的研究。同樣在此期間，在越-中邊境地區，兩國邊境關係基本上是友好的，因此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的民族學院和中國雲南省紅河學院在邊境地區共同進行相關的研究。在此合作下，王春情（Vương Xuân Tình，2011）研究了老街省（Lào Cai）哈尼族（Hà Nhì）村莊在越－中邊境地區的發展影響，而陳氏梅蘭（Trần Thị Mai Lan，2011）則研究了越南和中國邊境地區的民族政策。由於邊境問題的重要性，從2011年至2012年，越南民族學院由范光歡教授主持進行了關於邊境的研究，以研究越南－中國，越南－寮國和越南－柬埔寨三個邊境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土地、文化等問題，而跨國界族群關係只是上述內容中的一部分。
從2013年至2014年間，越南民族學研究院進行了三個計畫，這個研究計畫有關三個邊境地區：北部山區、西原地區和西南部地區。接著，越南的跨國界族群關係的研究，其中也包括北部山區的研究，才真正開始推動。這些研究成果也已經正式出版。（王春情Vương Xuân Tình、武廷梅Vũ Đình Mười，2016）；陳明恆Trần Minh Hằng、阮功草Nguyễn Công Thảo，2016）；李行山Lý Hành Sơn、陳氏梅蘭Trần Thị Mai Lan，2017）。上述研究涉及經濟、社會、文化、國防等領域，同時並探討此關係對越南發展之影響。
繼上述民族學研究之後，越來越多的其他研究，如：越－中跨國界族群關係在西北地區的研究（豆俊男Đậu Tuấn Nam，2017）；跨國界婚姻（鄧氏花Đặng Thị Hoa，2016）；跨國界移民（武長江Vũ Trường Giang，2018），其中包括北部山區的邊境地區。2017年可以被視為民族學研究中第三次邊境發展的時期，透過舉辦全國會議「當今我國邊境地區和跨國界族群問題」（民族學研究所，2018）來證明這一點。會議重點關注邊境的研究理論及方法（阮文正Nguyễn Văn Chính，2018）、跨國族群關係（王春情Vương Xuân Tình，2018），以及與邊境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跨國界族群關係相關的許多報告。需要強調的是，這次會議是民族學研究院在中國、寮國、柬埔寨三國邊境地區進行多年研究的開端。因此，從2021年到2026年，民族學研究院已經且即將繼續開展研究課題，從越－中邊境地區開始（2021-2022）；接下來是越－寮邊境地區（2023-2024）和越－柬邊境地區（2025-2026）。
如果僅考慮北部山區，除了越南的學者外，族群跨國界關係問題也引起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研究者的關注，而研究都集中在越－中邊境區域。在研究這個區域時，學者們最關心的是跨國界勞工移工、跨國界婚姻和貿易。關於跨國界勞工移工，Wang（2019，90-94）、Zhou及Yumeng Zhong（2022: 1-15）已提及，中國的工廠或企業裡有自由移工也有簽約移工的情況。其他學者如：劉曉雪（Lưu Hiểu Tuyết）、顏泰芸（Diêm Thái Vân）、李國良（Lý Quốc Lương）和潘敏儀（Phan Mẫn Nghi）也具體介紹了越南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自由勞工移工到中國廣西省種植甘蔗的情況（據黎玉兄Lê Ngọc Huynh）、張文強（Trương Văn Cường，2021: 604-613）。跨國界婚姻是一個熱門議題，已經持續了多年，許多學者和國際組織都關注（Maochun & Chen Wen，2014；Barabantseva，2015: 57-81；UNFPA，2018；Huang，2020: 77-85）。跨國界貿易問題，包括走私，尤其是在越中邊境地區，也引起了許多研究者的關注（Tunner et al.，2015；Yin，2018: 551-573）。另外，一些中國學者為了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提供參考研究成果，所以也開始研究跨國界文化關係這個議題（Yan & Mingyu Xu，2018: 411-415），此議題也或者被整合在上述領域的研究中。
1.2. 跨邊境族群關係研究論點
研究跨國界族群關係需要將邊界視為社會空間而非分隔之地。根據Scott （2014）認為邊境社會空間具有適應外部壓力和相互作用的特徵。Turner（Turner，2010: 265-287）也指出，跨國界貿易不受政治邊界的約束，而是受到跨邊境的文化社會關係（信仰、家族、婚姻）以及跨邊境的人口移動和經濟交流的影響。而Faist（2016: 1-36）卻認為，跨國社會空間的術語不僅涵蓋國家之間的關係，還包括非政府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包括社會聯結（Social ties），例如個人、族群、宗教之間的聯結；以及象徵聯結（Symbol ties），即集體性、集體記憶和集體詮釋。
一些學者（如Abraham和Van Schendel、Van Houtum和Struver、Thomas Nail）發展了第三空間（Third space）理論，即模糊空間（Ambiguous space），用於描述邊境地區。邊境地區的第三空間是指同時分隔和連接兩個國家的空間，由兩國確定的邊界產生。這個空間有四個特徵：第一，邊境地區居民對政治立場的看法模糊不清，因為他們會按照自己的利益去解釋和遵守法律；第二，邊界的移動性，即邊界可能因戰爭或自然變化（如河流流向改變）而變化；第三，人口流動的不穩定性使得邊境管理非常困難；第四，邊境分析不僅涉及空間和時間，還涉及居民的政治立場，因為政治立場構成了第三空間的本質（王春情Vương Xuân Tình，2022: 445-447）。
考慮到跨國界族群關係，需要採用國際民間主義（Banal cosmopolitanism， Everyday cosmopolitanism）的方法來接近，正如Rowedder（2022）在寮國北部地區所做的研究，此觀點也在他的著作《寮國北部的跨國界貿易商人：小型貿易》（Cross-Border Traders in Northern Laos: Mastering Smallness）中呈現出來。Rowedder認為，在選擇、購買和消費跨國貨物方面，基於「普通性」（Banal）的習慣已經深入到當地居民中。在這裡，學者結合了普通性和國際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概念來研究寮國北部地區的商人的跨國界關係，這也是民族學研究邊境地區的一種方法。
2. 越南北部山區的各族群在東南亞大陸地區和中國南部歷史民族學中的角色
根據越南族群學和其他文獻的區域劃分觀念，北部山區包括和平省、山羅省、奠邊省、萊州省、安沛省、老街省、河江省、太原省、北件省、高平省、諒山省和廣寧省、北江省、福壽省、清化省、義安省的山區縣市。然而，這種觀念與越南政府制定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區域劃分不一致。在北部山區提到的省份中，與中國接壤的有：廣寧省、諒山省、高平省、河江省、老街省、萊州省、奠邊省；與寮國接壤的有：奠邊省、山羅省、清化省和義安省。
在越南，邊境區域的觀念尚未統一。根據2003年的國界法，陸地邊境地區包括與陸地國界和河流邊境相接的社（xã）、坊（phường）、鄉鎮。然而，根據2007年政府「越－中邊境建設規劃至2020年」的規定，邊境地區包括與中國接壤的省份。同時，在2009年的越南－中國陸地邊境管理協定中，將邊境地區的定義為「兩國相接的邊境縣市等級的行政區域」（阮文正Nguyễn Văn Chính，2018: 27-54）。在本文中，有關越南跨國界族群關係的文獻和分析主要涉及邊境地區的省份和縣市中的社（xã）、坊（phường）、鄉鎮。若從省份層面來看，越南邊境省份與中國廣西省和中國雲南省共用邊境線；與寮國的各省份：Phongsaly、Luangprabang、Huaphanh、Xiengkhoang和Borikhamxay共用邊境線。
境內分別屬於越中邊界省和越寮邊界省的邊境地區位於東南亞大陸地區，與中國南部地區有著密切關係，也是一個歷史學和民族學的地區。這裡是越－氓語系（Việt - Mường）、傣－泰卡岱語系（Tày - Thái Ka đai）、孟－高棉語系（Môn - Khơme）、漢語系（Hán）、苗瑤語系（Hmông - Dao）、藏緬語系（Tạng - Miến）的一些族群居住地。根據一些研究，在中國南部有12個少數民族與越南邊境的少數民族有同族或相近的關係，如壯族（Choang）、漢族（Hán）、泰族（Thái）、布依族（Bố Y）、苗族（Miêu）、瑤族（Dao）、彝族（Di）、哈尼族（Hà Nhì）、拉祜族（La Hủ）、仡佬族（Ngật Lão）、京族（Kinh）和回族（Hồi）（引自王春情Vương Xuân Tình，2014: 56）。越南北部山區邊境地區除了一些古老的族群如京（越）族、氓族、古傣族外，還有20多個在過去1000到100年間從中國移民到越南的族群（阮志宣Nguyễn Chí Huyên，2000）。在越中邊境地區也有一些越南移民到中國的情況，但往往是零散的。從中國大規模移民到越南的人群，如苗族和瑤族，後來還有一部分人繼續遷移到寮國，甚至到泰國（引自玉時佳Ngọc Thời Giai，2008: 59-68）。對於越中邊界地區的一些源遠流長的族群，如孟－高棉語系的一些族群，19世紀末法國殖民帝國和大清帝國的邊界劃分已將這些居民劃分為兩個獨立國家的公民，但在共同的地理空間內相鄰。例如，在中國的莽族（Mang）和克木族（Kemu）與越南的莽族（Mảng）和克木族（Khơ-mú）（王春情，2014: 57）。在越寮邊境地區，寮族、泰族、苗族等族群已經出現了雙向的越南－寮國移民潮流（由祈山縣共產黨部、祈山縣人民委員會，1995；李行山、陳氏梅蘭，2017: 124-131）。
上述的族群歷史及移民歷史已形成了越南邊境兩側各族群的交錯分布。例如，在越南北部和東北部的邊境地區，傣族和儂族與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壯族同宗。在越南西北地區，如Hà Nhì、Lô Lô、Phù Lá、La Hủ、Cống、Si La族等族群與中國雲南省彝族（Di）自治區的同宗。同樣地，越南的Hmông族也是與中國壯族自治區的苗族以及中國雲南省文山縣苗族同宗。而在越南－寮國邊境地區，越南邊境地區鄉鎮和市鎮的族群也都存在於寮國的邊境省份和縣市。
在自然條件方面，越南－中國邊境的東北部是低山區，海拔約1,000公尺；只有越南的茶江、羅江、甘江（sông Chảy, sông Lô, sông Gâm）的上游才有高於2,000公尺的山峰及1,300-1,600公尺的高原。越南－中國和越南－寮國邊境的西北部是廣大的山地和高原，由西北－東南方向平行的許多山脈構成。這裡有橫貫紅河的190公里的黃連山脈（Hoàng Liên Sơn），寬30公里，海拔1,500公尺以上，最高峰是番西邦峰（Phanxipăng），高3142公尺。此外，還有馬江（sông Mã）流域的山脈，其中一部分從越南－中國和越南－寮國邊境到越南的奠邊省；第二部分屬於馬河上游和中游地區，延伸到越南的清化省和義安省。總的來說，上述地形在越南－中國和越南－寮國邊境的大部分地區形成了明顯的分割。這些邊境地區的鄉鎮和市鎮大多位於高山區域（海拔800公尺以上）（民族研究院Viện Dân tộc học，1978: 11-19）。
在這樣的地形條件下，越南邊境村莊的族群部落通常是以不密集的情形居住，每個村莊平均只有50-60個家庭。在1979年中國發動的中越邊境戰爭期間，許多村莊被破壞，居民被迫搬到內陸深處的地方。當1979年的邊境戰爭和隨後的衝突結束時，他們才回到舊村莊，但許多家庭仍然繼續居住在遷徙地點。例如，位於河江省渭川縣（Vị Xuyên）的Lao Chải鎮，大部分居民是苗族人，當我們2022年在那裡進行民族學田野調查時，那場邊境戰爭時期的彈藥和地雷仍然存在。
越南－中國、越南－寮國邊境地區居民的傳統生計主要是農業和利用天然資源生存。在陡峭的土地上，他們只種植穀物、玉米、樹薯和豆類來自給自足。在一些條件較好的區域，他們開墾梯田或在狹窄的山谷中種植水稻。畜牧業（畜養水牛、黃牛、馬）只在有草原的地方發展，例如：義安省祈山縣的Huổi Tụ村、Mường Lống等越－寮邊境苗族居住地，或中－越邊境的越南高平省重慶縣的一些山區鄉鎮區的傣族、儂族居住地。上述邊境兩地的手工藝業並不發展，只滿足了自給自足的需要。在邊境地區，特別是靠近關口地區的地方，已經出現了一些生意人，他們主要是販賣牛和小商品（阮玉清Nguyễn Ngọc Thanh、玉詩（Ngọc Thi，1996: 61-70；王春情，2011）。在邊界地區的資源開發行為，由於過度利用和某些資源被國家禁止開發，開發越來越受到限制。到目前為止，由於人口增長、單位耕作面積和資源減少，傳統生計已經無法滿足居民的需求，失業現象普遍存在。筆者將在後續部分中闡述跨越邊境部落關係要加強的原因。
越南北部邊境山區的少數民族不僅保留了傳統文化，還受到了兩大文化的影響，即來自中國的儒教和道教以及來自印度透過泰國和寮國傳播的佛教。總體來看，由於大多數居住在越中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是從中國遷移而來的，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中國文化影響。而在越寮邊境地區，一些少數民族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影響，特別是泰族和寮國族人。以前，在越中邊境地區的許多少數民族使用母語之外還使用中國南方漢語的方言－官話；而在越寮邊境地區，泰族語也是該地區許多少數民族使用的通用語言。直到1945年以後，越南語才逐漸取代了這兩種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