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夏

中譯本序

道格．麥亞當（Doug McAdam）

按： 《自由之夏》成書於我在亞歷桑那大學任教之初。當時， 我曾與許多有才華的學生一同做研究， 王甫昌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九年間於該大學攻讀其博士學位。甫昌於一九八九年取得博士學位後， 隨即返台在中央研究院內任職。從那時起，他將大多數的研究精力投注在分析台灣自一九八○ 年代起在政治及文化上發生的鉅變， 開啟了令人矚目的研究生涯。由於他研究關注的議題及長期投入的淵源， 所以當群學出版社邀請我為《自由之夏》的中譯本撰寫序言時， 我腦中立刻浮現了甫昌的名字。我提出了與他一同合作的構想， 希望先由我簡要回溯本書的歷史及摘錄其中的主要命題後， 再由甫昌把這些命題應用到台灣近年來的歷史。我很感謝出版社同意了這個較不尋常的提議，同時也謝謝甫昌慨然允諾共同撰寫這序言。

我想研究一九六四年自由之夏計劃的想法是來自我的第一本書《1 9 3 0 — 1 9 7 0 年間的政治過程與黑人叛亂的發展》（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一九八二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我撰寫該書的動機有二。首先，深信當代的民權運動乃是美國歷史上一項重要分水嶺的我，很想了解它的源起及後來的發展，乃至於最後如何劃下句點。其次，我希望藉由這個實例能發展出一個社會運動的一般性理論，也就後來我所謂的政治過程論。然而，在從事研究的同時，第二本書的構想卻開始在我心中成形。在研究民權運動的時候，我很驚訝地發現很多後來在該時期的各種運動（例如女性解放運動和反越戰運動）內擔任要角的領導者，都是在民權運動中經歷了他們的社運初體驗。當時我還不知道這種情況竟是如此普遍。我自問，想了解美國在一九六○年代及七○年代初社運百花齊放的現象，關鍵是否就在理解這群在民權運動中變得基進化的人後來如何把在其中學到的應用到他們認為相關的各類議題上（如美洲原住民、西裔美國人、女性、男女同志及殘障人士的權利）？我便決定在下一個研究計劃裡探討這個問題。

當時面臨的挑戰是該如何找到能有系統地研究該問題的方法，也就是說，我當然可以找到一群曾在民權運動中受過訓練而後成為其他運動要角的人，但這不過告訴我們，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事實罷了。我需要找一個更具系統性的經驗事實來做為這個仍在構思之計劃的出發點。這就是為何鎖定自由之夏計劃的原因。

原本簡稱為「夏日計劃」的自由之夏運動，發生在一九六四年。在那個夏天，有將近一千名， 主要是白人北方大學生組成的志工被招募到密西西比州，從事黑人選民登記、在「自由學園」內任教及──最重要的是──將非裔美國人一直被拒絕享有基本民權的事實給戲劇化地呈現出來。最終， 該計劃在整個夏季成為了全美國各地的頭條新聞。三名擔任志工的學生在計劃開始的第一週就被綁架並謀殺，幾個月後屍體才被找到。總共有四名志工在夏日期間喪命，另有八十位身受重傷。整個夏日期間，有一千位參與計劃的人被逮捕，總共有六十七所黑人教堂、住家及商店被焚燒或炸毀。在這一個充滿不少值得一書的事件的十年期間，自由之夏算是其中最戲劇化的一個。

但是，我之所以選擇夏日計劃並不是因為它這種極具戲劇張力的特質，而是是因為它是許多白人大學生進入社運過程中最早的一段經驗。因此，該計劃即成為了研究民權運動及稍後各項社運之間連結的絕佳起點，但前提是我得先找到一份上頭列有在一九六四年參與該計劃人士的名單，更樂觀的期盼是，這份參與自由之夏者的名單上頭最好也能列出他們當時就讀的大專院校。我計劃透過這些學校的校友聯誼會取得志工們目前的住址。不過要能進展到這一步，前提是得先找到那樣的名單。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與收藏民權運動或新左派文獻資料的各大圖書館或檔案庫連繫。然而，每個單位給我的回覆都是如此：當初這個計劃結束的很倉促，所以來不及集結出一份志工的完整名單。當時， 我幾乎要放棄尋找這份遍尋不著的名單的希望，然而，還是決定到南方進行最後一趟研究行程，拜訪最後幾個當地的研究機構。我的第一站是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馬丁路德金恩紀念中心（Martin Luther King, Jr. Center）。那裡給我的答覆基本上與其他地方大致一樣，只有一點是不同的。中心的圖書及檔案庫的主任庫克（Louis e Coo k）告訴我在後面的房間內還放有一些未匯編的原始資料，歡迎我去看一看。在那裡， 我找到了比我遍尋的夢想名單更完美的東西： 志工們在夏日以前所填寫的原始申請資料，以英文字母的順序排列成一疊檔案。更理想的是，除了當初參與計劃的志工的申請資料外，我還發現了另一疊同樣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的申請資料， 這些申請者當初提出參與計劃的申請，也被計劃負責人審查通過，但最後因為某些因素而未前往密西西比。事實上， 我竟然無意中發現了這個渾然天成的自然主義實驗設計：五頁的「實驗前」的資料，包含了志工本身以及另一群可被當成理想控制組的未現身者。日後， 在仔細檢視過兩群人的申請資料後，我發現他們彼此之間其實在夏日之前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差異，但一群人經歷了自由之夏，而另一群人沒有。一個雖然看起來簡單但卻很有意思的問題便浮現出來：參與或未參與這個計劃如何形塑志工及未現身者的生命？

如今，眼下的研究問題變為兩個。除了我原先想了解的當代社會運動之間的連結之外，另一個新的關注點則在參與社會運動對個人生命歷程的影響。然而，隨著研究的開展，我們發現這兩個表面上看來不同的問題，實際上卻是緊密地相互關連著。問卷調查及訪談資料都證明了志工們日後的生命歷程中明顯承載了自由之夏經驗的痕跡。他們的生命在夏日之前與未現身者看來並無差異，但在之後卻明顯分道揚鑣。事實上，夏日計劃變成了志工們社運上的「基礎訓練」。這群志工在離開密西西比之際已有所改變，同時因著在該州的經驗而變得極為基進。

然而，以上只是我在《自由之夏》中所暢述之故事的一半。把他們在密西西比學到的付諸實行的同時，志工們也積極地捍衛自身權益，改變周遭的情況。誠如本書中詳細記載的情況那樣，志工們協助美國所謂的六○年代現象遍地開花。他們所做的事中首推在那個年代其他的新左派運動裡扮演主要的領導角色。一些回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生決定要繼續支持在密西西比的運動，於是他們在校園裡擺起了攤位來募捐支持該州運動的善款。校方卻威脅學生說如果再繼續這麼做就要逮捕他們； 於是， 言論自由運動應運而生，並成功地催生了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自由之夏計劃結束還不到三個月，有兩位女性參與者寫下了一份匿名的意見報告書，批判了在夏日期間她們所見證到的各種性別歧視現象。這份文件批判的對象正是這群以男性為主的讀者，他們閱讀後莫不報以訕笑及輕蔑。這二位女性──金（Mary King）與海登（Casey Hayden）──對這些反應甚感憤怒，於是又寫了一篇立論更明確且篇幅更長的文章來反擊在運動中的性別主義，這次她們更明確署名。據此，女性解放運動應運而生。最後， 由於密西西比的經驗使得志工們覺察到種族主義無所不在，不少志工回到北方後將分析種族問題的視野帶入了勃興的反戰運動內，更激化原本對越戰不滿的怒火。有位志工曾這麼說：「（在密西西比之後）我記得曾這麼想過，黑人為了白人的利益去打亞洲人，但同時他自己的兄弟卻在家鄉被殺害，這樣的戰爭實在不值得去支持。」（本書英文頁碼 172）

一般對六○年代歷史常見的解讀是將蓬勃之學生運動的濫觴追溯到一九六四年的秋天，然而很多史家卻沒有發現這股風潮與自由之夏計劃之間的關聯。這群返回北方的志工就是失落的連結。基本上，他們開啟了後來美國新左派全面的發展。總結來說，微觀層次的個人轉變以及鉅觀層次的社會變遷之間的緊密連結，正是統合自由之夏這個故事兩條軸線的關鍵所在。只是，這樣的故事在這個時期並非僅發生在美國。每當我們看到一個社會與政治產生巨變的時代來臨時，你可以想見我們也將發現見證個體轉變與社會變遷之間緊密連結的證據。分析到最後，人不但是變遷下的產物，也是締造變遷的行動者。美國在六○年代及七○年代初期見證了這種連結，而台灣也在九○年代及其後經歷了十分類似的情況。六○年代之於美國一如九○年代及二○○ ○年後十年之於台灣，是一個針對台灣社會根本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進行不斷且影響深遠之辯論的年代。本序言的下一部分正是想將《自由之夏》的分析架構應用到一九九○年後台灣經歷的政治變遷與個人轉變上。

麥亞當（Doug McAdam），二○○九年十月，帕羅奧多市，加州

序

本書對台灣社會（學）的啟示∕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麥亞當在《自由之夏》一書中所傳遞的最重要的兩個信息，是一九六四年「自由之夏」計畫的學生參與者，在參加該運動之後，終生在個人生命軌跡上所受到的影響，以及這些參與者後來繼續參與的幾種社會運動（包括「婦女運動」、「反戰運動」、及「民權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