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國主義

平裝版序言

克雷倫頓講座（The Clarendon Lectures）發表於2003年2月5、6及7日，牛津大學的地理與環境學院。這個時間點意味深遠。與伊拉克的戰爭，雖看似無可避免，但尚未展開，停止戰爭的微弱希望還在騷動。這個希望獲得大規模全球示威的支持，2月15日約有一百萬人走上倫敦和巴塞隆納的街頭，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許多城市，包括美國，也記錄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數。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裡的意見大致擁護以下觀點，主張由任何人都同意的野蠻專制政權引起的威脅，可以透過外交手段解決。即使有這些反對，對付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已在美國的指令下於3月20日展開，而英國和西班牙給予最明確的支持。在我寫作的當下，戰爭的結局雖然在軍事方面毫無疑問，卻依然渾沌不明。它最終會是（或者像是）一種殖民佔領、美國扶植的傀儡政權，還是真正的解放？

一方面，面對這些快速變動的事件，很難設計出一套有關「新帝國主義」這個主題的演講。但另一方面，這些事件的性質，以及它們對全球安全造成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威脅，卻有必要加以深入分析。因此，我決定盡力嘗試穿透表面的紊流，探勘形塑世界歷史地理的深流，或許可以藉此稍微闡明我們為何會走到這種危險又艱困的關頭。

在追尋這項目標的過程裡，我從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和歐瑪．達布爾（Omar Dahbour）所組織的，位於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CUNY Graduate Center）的地方、文化與政治中心，以「帝國主義」為題的一年討論課裡獲益甚多。我要感謝尼爾、歐瑪，以及這門討論課的參與者，協助塑造了許多我的洞察。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學程的幾位同事，也坦率評論我的主題，我也要感謝列尼罕（Louise Lennihan）、羅伯坦（Don Robotham）、蘇塞（Ida Susser）、施耐德（Jane Schneider）、阿薩德（Talal Assad），以及特別是布林（Michael Blim）和參與我們聯合開設的「土地、勞動與資本」討論課學生的貢獻。

順著我在這裡建構的線索，從事某種介入的原始想法，最初是我與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在約翰霍普金斯合開的一門討論課裡，模模糊糊想到的。我要謝謝牛津地理學院的同事邀請我回到我的老窩，在這麼適切的時刻，這麼合宜的地點，發表這些演說。我特別要感謝凱卡（Maria Kaika）、蘭頓（Jack Langton）與史溫吉道（Erik Swyngedouw）的誠摯招待，以及他們對於這個主題的濃厚興趣。

牛津大學出版社的亞須比（Anne Ashby）幫了很大的忙，而伯克（Jan Burke）一如往常，扮演了刺激我付諸行動不可或缺的角色。好幾年來，我從很難在此細數的眾多其他人的互動中，獲益良多。我希望我已經在這些演講裡，善加運用了他們的個人和集體智慧與認識。

第一版序言

2003年2月15日，全世界有數百萬人加入反對美國和英國準備對主權國家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戰爭的公開遊行。那是個令人震驚的時刻，也許是全球輿論首度集體發聲的場合。我在這些遊行展開前不久，開始寫《新帝國主義》，於四月巴格達遭佔領前完成。事件變化迅速，還有許多不確定。

因此，我開始在表面的混亂底下，辨識發揮作用的潛在力量。我在宣傳家的聲稱洪流中，找尋簡單的真相。為此，我建立了一個一般思考架構，希望它夠堅固，能熬過真實結果的偶然和不確定。我在這裡，仗著讀者告訴我的支持證據，大膽宣告這個架構既扎實堅固，又派得上用場。

讀者可以得到他們自己的特殊詮釋，導向跟我相當不同的結論—辦法是建構他們自己版本的說法，涉及了：權力的領土邏輯和權力的資本主義邏輯之間的關係如何運作；美國帝國傳統的特殊形式；美國社會的「內外辯證」；掠奪性作為的角色；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政治的區別；以及對抗性運動的力量、策略和戰術。事情就該是這樣。此刻有許多緊要關頭，我們要站在哪裡，以及最好要往何處去，都必須有公開辯論來解答。

再者，我辨認出的驅動力量可謂根深柢固，可以正確掌握2005年1月可能發生的華盛頓政權更替，能夠達致任何徹底改變航路的程度。美國這一艘巨輪，就如將石油運抵美國海岸的龐大越洋油輪，很難變更航道，遑論逆轉航路了，即使我引發爭議的主張指出，有證據顯示，它正在航向礁石。在美國國內政治、美國帝國傳統，以及全球資本主義之政治－經濟動態的交錯立場裡，可能發生的事情有其局限。

這種限制條件的存在，誠如查理士國王（King Charles）據說在邁向劊子手時所說的，是應該「全神貫注」的事情。很不幸地，有太多人寧願否認。我希望超越論證（無論建構得多麼精巧），投身於當前多重限制的狀況下，有關替代性之政治經濟未來的批判性討論。根據讀者的回應，以及已經排上時程的許多種《新帝國主義》外文譯本判斷，世界上已經有許多人準備要投入這種辯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