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八年抗戰與楊虎城
楊虎城為了團結國內力量抗日，不惜聯合張學良，「兵諫」蔣介石！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蔣介石被槍聲驚起。
他顧不上穿衣提鞋，倉皇向外逃命，
由此開始了讓他刻骨銘心的十四天……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幕後真相
捉蔣又放蔣的曲折過程
少帥縱虎歸山的後果
一心抗日卻被送出國的楊虎城
蔣介石誘捕楊虎城的經過
被囚禁長達十二年的楊虎城
將被釋放卻又難逃特務大網
楊氏父子同遭秘密殺害
歷史上的悲劇人物
楊氏之孫為楊虎城平反昭雪的努力
「為了救國，我們這個爛攤子，縱然這次摔掉了，我也毫不後悔，摔得值，摔得響！」
楊虎城為了團結國內力量抗日，不惜聯合張學良，「兵諫」蔣介石！
即使，這個決定讓他喪失了軍隊，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西安事變的發生，打破了蔣介石六十天剿滅紅軍的美夢；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促進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分化與新的組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牽動了國際大局。十四天的拘禁，使蔣介石顏面無光。
當少帥張學良為「顧全大局」而重新擁護蔣為領袖，甘願「負荊請罪」時，一個報復他、報復楊虎城的計劃也隨之展開……
他顧不上穿衣提鞋，倉皇向外逃命，
由此開始了讓他刻骨銘心的十四天……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幕後真相
捉蔣又放蔣的曲折過程
少帥縱虎歸山的後果
一心抗日卻被送出國的楊虎城
蔣介石誘捕楊虎城的經過
被囚禁長達十二年的楊虎城
將被釋放卻又難逃特務大網
楊氏父子同遭秘密殺害
歷史上的悲劇人物
楊氏之孫為楊虎城平反昭雪的努力
「為了救國，我們這個爛攤子，縱然這次摔掉了，我也毫不後悔，摔得值，摔得響！」
楊虎城為了團結國內力量抗日，不惜聯合張學良，「兵諫」蔣介石！
即使，這個決定讓他喪失了軍隊，更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西安事變的發生，打破了蔣介石六十天剿滅紅軍的美夢；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促進了國內政治力量的分化與新的組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牽動了國際大局。十四天的拘禁，使蔣介石顏面無光。
當少帥張學良為「顧全大局」而重新擁護蔣為領袖，甘願「負荊請罪」時，一個報復他、報復楊虎城的計劃也隨之展開……
序／導讀
前言
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七十六年，這段歷史雖已過去，但塵埃並未落定。
一篇歷史感言引發兩岸較力
從西安事變後到一九五五年的十八年間，除蔣介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發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記》作為國民黨方面的官方基調來反映這個事件外，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社會輿論對這個歷史事件雖不時有所提及。但是誰都沒有再就這個事件做出詳實的敘述。其原因從國民黨蔣介石方面是害怕世人了解事變的原委、過程、真相；共產黨方面忙著打天下、建國安邦；輿論界並不掌握事件的史實。
一九五五年，在西安事變中曾親身參與營救蔣介石的郭增愷，出於對老友楊虎城的情感和對歷史的責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分寫下了標題為《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這篇長達十萬字的文章。在香港《熱風》雜誌上連載發表。使西安事變的真相從一個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統公佈於世。
郭增愷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蔣介石長期隱瞞事變真相，編造和歪曲歷史事實的許多謊言。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與震動。
看到這篇文章，蔣介石急了，為了繼續維持自己的臉面和謊言，他一面派特務給郭增愷寄去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同時啟用被他已軟禁了二十年的張學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蔣介石單獨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身體及年齡，命劉向張宣佈蔣的兩項禁令：不准收聽中共廣播；不准同警衛人員接近。張聞聽之後，頗有震雷貫耳之感，「反覆思維，深自反省」。緊接著又下達了讓張學良寫出西安事變回憶的指令。張學良在日記中這樣記述：「老劉前日連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飯後來余屋，告知我，彼係被總統召見，告他令我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並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後又再告劉囑余要安靜。」（注：老劉即劉乙光）於是，張學良按照蔣介石的吩咐，開始撰寫西安事變回憶，一個月後完成了初稿。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劉乙光到達台北，將張學良的回憶長函面交蔣介石。同月二十日，蔣即傳喚劉乙光，聲稱「（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認識）已有進步，我甚安慰。他將來對革命還可以有貢獻。」同時命劉將郭增愷的文章轉交張學良，要張在回憶錄中加以駁斥：「這篇東西（指郭文）對我們倆都有關係，必須有以辟明以示後人。」言談之間，給劉的感覺是，蔣「需要甚急」。
郭增愷因不是張學良的部下，事過多年，張對郭已不記清了。但為了完成蔣交代的任務，張學良苦思凝想後將「回憶」修改了兩小段，另寫了《慨中國文人之無行》一文來交差。張在該文中說：「有郭增愷其人者，當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職，為楊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恥者。」
「我等當年讀過蔣總統日記之後，自認抗日之事已有著落，追悔孟浪，不明領袖謀國苦衷，恭送總統回京，自動隨從請罪，說不到什麼條件成交，更談不到見證，就是有見證的話，恐亦輪不到該郭增愷名下。」
同時，張學良並於十二月廿一日致蔣一函，聲稱讀郭文之後「可氣亦殊可笑」。函云：「此人為誰，良誠已忘卻，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對，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黨，他是屬於共黨尾巴的第三黨，在第三黨中也不是什麼重要者。當年曾為楊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亞也。在回憶文中難將其人攙入，茲僅就其故說之處，針對如上，以證其無的之言，另寫一紙以駁之，未審可用否？」
蔣介石拿到了這篇討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總算平靜了一些。當下，他沒有再逼張學良寫其他材料，因為他已經取得了張學良為他在歷史所上的政治保險單——《回憶西安事變》。
根據他對張的了解與把握，只要張自己寫下來了，致死不會再翻案了。他想，當年參與談判的楊虎城已被他殺了，張學良已成這樣，郭增愷有張學良去駁斥已十分有力了，今後西安事變的歷史就可由他任意書寫了。但他怎麼也沒想到，宋子文在事變後用英文寫下了親歷西安事變的經過，四十年後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向世界公佈。這份歷史資料，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戳穿了他煞費苦心編撰的《對張、楊訓詞》、《西安半月記》等謊言。
自一九五七年年初起，張學良又遵蔣介石之命，開始撰寫範圍更廣的回憶。四月廿二日完成，命名為《雜憶隨感漫錄》。該稿一部分回憶張作霖，題為《我的父親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憶自己，題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變的有《我之與國民黨》和《出洋歸國與管束》兩節。張在該稿中指責中共「包藏禍心，別有所圖」，讚揚蔣在西安事變中「剛正嚴厲」，自貶行動魯莽，思想幼稚，可恥而又可笑，等等。
一九五八年，蔣介石將張學良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在台灣高級幹部中公開。這些內容很快就傳到了大陸，在相關人士中引起震動。許多人出於對張學良的熱愛與盲目崇拜，當時否認這份回憶錄的真實性，稱之是台灣方面完全偽造的。而周恩來卻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紀念西安事變廿五周年招待會上，欣然接受楊虎城之子楊拯民的建議，在大陸成立一個高規格的西安事變資料徵集組織，開始了對這個歷史事件的研究，西安事變的史料遂從那時開始逐步走向公開。
針對張學良在台灣的處境與狀況。一九六二年，周恩來經過一番考慮後，寫了一封只有十六字，沒有具名的短信，向這位老朋友表達了政治上的關懷。這十六個字是：「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周恩來的密信，是由當時的中共中央調查部精心安排，通過與張學良家有親戚關係的朱湄筠女士，經香港送到台灣，並巧妙地送到了張學良的手裡。張學良自看到周恩來的信後，便沒有再寫政治性的文章了。
應該肯定，是郭增愷的《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引發了台灣海峽兩邊，國共雙方對西安事變的再度關注。
還原歷史的艱辛
根據周恩來的指定，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西安事變資料的收集工作。之後成立了由劉鼎、南漢宸、高崇民、趙壽山、楊明軒、閻寶航、劉瀾波、王炳南、呂正操、申伯純等組成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隨之，全國政協著手向曾經參與事變的各方當事人，知情人徵集材料，請其寫回憶文章，進行史料的徵集編寫。
正當徵集工作進行時，「文化大革命」驟然而起，此工作被迫停止。「文革」中，為保存這批已徵集到的資料，許多人不畏艱險，想方設法總算保存下了一批珍貴的史料。其中反映楊虎城歷史的珍貴史料，在「文革」前，多由曾擔任過楊虎城秘書主任的王菊人先生負責整理保管。「文革」中為怕遭毀壞、遺失，王先生和陝西省民盟的一些同志冒著風險，將這些珍貴的資料砌在了一堵牆中，遂使這批資料保存至今。但也有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在「文革」中流失了，其中就有楊虎城在西安事變後赴美國、歐洲考察期間的日記。這本日記，原本是楊虎城的家屬捐獻給國家的，在「文革」中被人以「借閱」的名義從全國政協的庫房中拿走，變為了其個人的收藏物。
一九七九年，隨著全國政協工作的恢復，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復。但是，當年的許多成員卻在文革期間先後作古。為了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中央決定再行充實小組成員。由劉鼎、劉瀾波、呂正操、王炳南、粟又文、謝方、平傑三、童小鵬、宋黎、萬毅、楊拯民、汪鋒、閻揆要、孔從洲、高揚、史永等組成了新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工作恢復後，首先把原先徵集的材料依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原則，進行了篩選研究；並查閱了中央已經公開的有關檔案；訪問了還在世的當事人；參考了海外學者關於西安事變的論述；還參閱了台灣方面公開的相關材料，著手編寫出版了「西安事變簡史」。
這個簡史在一九八六年西安事變五十周年時發表。同時一些當年參加「事變」的人士也紛紛撰寫回憶文章，使中國近代史上最富有驚險色彩的這段歷史，逐漸見諸世人。使人們對這段歷史的發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當時由於諸多的限制與顧慮，許多歷史資料與歷史真相還不能公佈。
當時大陸方面主要所顧及的：先是張學良在台灣還沒有獲得自由，怕危及他的生命安全；後是希望張學良獲得自由後，能夠回到大陸來。而台灣方面則一直要維護蔣介石的「領袖權威」。這樣便使得人們對事變的了解不能全面，對楊虎城對事變的作用了解更不能深入。
特別是在海外，當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殺害了楊虎城，為了掩蓋自己違反政治倫理，滅絕人性的暴行，對外嚴密封鎖了消息。在台灣，很長一段時期在書籍和文章中提及西安事變時，都儘量不出現楊虎城的名字。企圖讓這位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二級上將的楊虎城從歷史中消失。後來隨著蔣家父子兩代統治的結束，楊虎城才逐漸在台灣為人所知。而作為這一暴行的責任者中國國民黨，卻始終沒有對非法囚禁、殺害楊虎城及家人、部屬的行為做出任何的說明。
今天，隨著人類的不斷進步，歷史的不斷發展。西安事變的真相隨著歷史資料的逐漸公開，也越來越為人知曉。隨之，楊虎城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也就凸顯了出來。
以史為鑒，振興民族
多年來，海峽兩岸人士對西安事變的研究角度，大都集中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興衰、利益方面。事變雖然是在國共鬥爭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但事變的醞釀、策劃，共產黨完全不知情。促成事變爆發的根本因素，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華民族不願屈從外人統治、奴役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是自一九一一年來，中國人追求民主，反對封建專制政治的民主精神的一次大爆發。只有從這兩個角度去認識、研究西安事變，方能理出錯綜複雜的歷史頭緒，解讀出當事人種種奇異的表現。
我撰寫這部《西安事變．八年抗戰與楊虎城》，是希望從一個角度還原歷史，讓後人知道，楊虎城這位中國的民族、民主主義者，為了國家的存亡
西安事變已經過去了七十六年，這段歷史雖已過去，但塵埃並未落定。
一篇歷史感言引發兩岸較力
從西安事變後到一九五五年的十八年間，除蔣介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發表了一篇《西安半月記》作為國民黨方面的官方基調來反映這個事件外，不論是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社會輿論對這個歷史事件雖不時有所提及。但是誰都沒有再就這個事件做出詳實的敘述。其原因從國民黨蔣介石方面是害怕世人了解事變的原委、過程、真相；共產黨方面忙著打天下、建國安邦；輿論界並不掌握事件的史實。
一九五五年，在西安事變中曾親身參與營救蔣介石的郭增愷，出於對老友楊虎城的情感和對歷史的責任。以少有的知情者身分寫下了標題為《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西安事變〉十八周年感言，這篇長達十萬字的文章。在香港《熱風》雜誌上連載發表。使西安事變的真相從一個新的角度第一次系統公佈於世。
郭增愷的文章一出，戳穿了蔣介石長期隱瞞事變真相，編造和歪曲歷史事實的許多謊言。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與震動。
看到這篇文章，蔣介石急了，為了繼續維持自己的臉面和謊言，他一面派特務給郭增愷寄去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同時啟用被他已軟禁了二十年的張學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蔣介石單獨召見負責管理張學良的保密局少將劉乙光，詢問張學良的讀書、身體及年齡，命劉向張宣佈蔣的兩項禁令：不准收聽中共廣播；不准同警衛人員接近。張聞聽之後，頗有震雷貫耳之感，「反覆思維，深自反省」。緊接著又下達了讓張學良寫出西安事變回憶的指令。張學良在日記中這樣記述：「老劉前日連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飯後來余屋，告知我，彼係被總統召見，告他令我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再三囑咐要真實寫來，並說此為歷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後又再告劉囑余要安靜。」（注：老劉即劉乙光）於是，張學良按照蔣介石的吩咐，開始撰寫西安事變回憶，一個月後完成了初稿。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劉乙光到達台北，將張學良的回憶長函面交蔣介石。同月二十日，蔣即傳喚劉乙光，聲稱「（張學良）對共產黨（的認識）已有進步，我甚安慰。他將來對革命還可以有貢獻。」同時命劉將郭增愷的文章轉交張學良，要張在回憶錄中加以駁斥：「這篇東西（指郭文）對我們倆都有關係，必須有以辟明以示後人。」言談之間，給劉的感覺是，蔣「需要甚急」。
郭增愷因不是張學良的部下，事過多年，張對郭已不記清了。但為了完成蔣交代的任務，張學良苦思凝想後將「回憶」修改了兩小段，另寫了《慨中國文人之無行》一文來交差。張在該文中說：「有郭增愷其人者，當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職，為楊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恥者。」
「我等當年讀過蔣總統日記之後，自認抗日之事已有著落，追悔孟浪，不明領袖謀國苦衷，恭送總統回京，自動隨從請罪，說不到什麼條件成交，更談不到見證，就是有見證的話，恐亦輪不到該郭增愷名下。」
同時，張學良並於十二月廿一日致蔣一函，聲稱讀郭文之後「可氣亦殊可笑」。函云：「此人為誰，良誠已忘卻，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對，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黨，他是屬於共黨尾巴的第三黨，在第三黨中也不是什麼重要者。當年曾為楊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亞也。在回憶文中難將其人攙入，茲僅就其故說之處，針對如上，以證其無的之言，另寫一紙以駁之，未審可用否？」
蔣介石拿到了這篇討郭的檄文，忐忑不安的心總算平靜了一些。當下，他沒有再逼張學良寫其他材料，因為他已經取得了張學良為他在歷史所上的政治保險單——《回憶西安事變》。
根據他對張的了解與把握，只要張自己寫下來了，致死不會再翻案了。他想，當年參與談判的楊虎城已被他殺了，張學良已成這樣，郭增愷有張學良去駁斥已十分有力了，今後西安事變的歷史就可由他任意書寫了。但他怎麼也沒想到，宋子文在事變後用英文寫下了親歷西安事變的經過，四十年後在美國史丹佛大學向世界公佈。這份歷史資料，從一個特殊的角度戳穿了他煞費苦心編撰的《對張、楊訓詞》、《西安半月記》等謊言。
自一九五七年年初起，張學良又遵蔣介石之命，開始撰寫範圍更廣的回憶。四月廿二日完成，命名為《雜憶隨感漫錄》。該稿一部分回憶張作霖，題為《我的父親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憶自己，題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變的有《我之與國民黨》和《出洋歸國與管束》兩節。張在該稿中指責中共「包藏禍心，別有所圖」，讚揚蔣在西安事變中「剛正嚴厲」，自貶行動魯莽，思想幼稚，可恥而又可笑，等等。
一九五八年，蔣介石將張學良所寫的西安事變回憶在台灣高級幹部中公開。這些內容很快就傳到了大陸，在相關人士中引起震動。許多人出於對張學良的熱愛與盲目崇拜，當時否認這份回憶錄的真實性，稱之是台灣方面完全偽造的。而周恩來卻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紀念西安事變廿五周年招待會上，欣然接受楊虎城之子楊拯民的建議，在大陸成立一個高規格的西安事變資料徵集組織，開始了對這個歷史事件的研究，西安事變的史料遂從那時開始逐步走向公開。
針對張學良在台灣的處境與狀況。一九六二年，周恩來經過一番考慮後，寫了一封只有十六字，沒有具名的短信，向這位老朋友表達了政治上的關懷。這十六個字是：「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周恩來的密信，是由當時的中共中央調查部精心安排，通過與張學良家有親戚關係的朱湄筠女士，經香港送到台灣，並巧妙地送到了張學良的手裡。張學良自看到周恩來的信後，便沒有再寫政治性的文章了。
應該肯定，是郭增愷的《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引發了台灣海峽兩邊，國共雙方對西安事變的再度關注。
還原歷史的艱辛
根據周恩來的指定，由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西安事變資料的收集工作。之後成立了由劉鼎、南漢宸、高崇民、趙壽山、楊明軒、閻寶航、劉瀾波、王炳南、呂正操、申伯純等組成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隨之，全國政協著手向曾經參與事變的各方當事人，知情人徵集材料，請其寫回憶文章，進行史料的徵集編寫。
正當徵集工作進行時，「文化大革命」驟然而起，此工作被迫停止。「文革」中，為保存這批已徵集到的資料，許多人不畏艱險，想方設法總算保存下了一批珍貴的史料。其中反映楊虎城歷史的珍貴史料，在「文革」前，多由曾擔任過楊虎城秘書主任的王菊人先生負責整理保管。「文革」中為怕遭毀壞、遺失，王先生和陝西省民盟的一些同志冒著風險，將這些珍貴的資料砌在了一堵牆中，遂使這批資料保存至今。但也有一些珍貴的歷史資料在「文革」中流失了，其中就有楊虎城在西安事變後赴美國、歐洲考察期間的日記。這本日記，原本是楊虎城的家屬捐獻給國家的，在「文革」中被人以「借閱」的名義從全國政協的庫房中拿走，變為了其個人的收藏物。
一九七九年，隨著全國政協工作的恢復，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復。但是，當年的許多成員卻在文革期間先後作古。為了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中央決定再行充實小組成員。由劉鼎、劉瀾波、呂正操、王炳南、粟又文、謝方、平傑三、童小鵬、宋黎、萬毅、楊拯民、汪鋒、閻揆要、孔從洲、高揚、史永等組成了新的西安事變史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工作恢復後，首先把原先徵集的材料依照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原則，進行了篩選研究；並查閱了中央已經公開的有關檔案；訪問了還在世的當事人；參考了海外學者關於西安事變的論述；還參閱了台灣方面公開的相關材料，著手編寫出版了「西安事變簡史」。
這個簡史在一九八六年西安事變五十周年時發表。同時一些當年參加「事變」的人士也紛紛撰寫回憶文章，使中國近代史上最富有驚險色彩的這段歷史，逐漸見諸世人。使人們對這段歷史的發展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當時由於諸多的限制與顧慮，許多歷史資料與歷史真相還不能公佈。
當時大陸方面主要所顧及的：先是張學良在台灣還沒有獲得自由，怕危及他的生命安全；後是希望張學良獲得自由後，能夠回到大陸來。而台灣方面則一直要維護蔣介石的「領袖權威」。這樣便使得人們對事變的了解不能全面，對楊虎城對事變的作用了解更不能深入。
特別是在海外，當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殺害了楊虎城，為了掩蓋自己違反政治倫理，滅絕人性的暴行，對外嚴密封鎖了消息。在台灣，很長一段時期在書籍和文章中提及西安事變時，都儘量不出現楊虎城的名字。企圖讓這位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二級上將的楊虎城從歷史中消失。後來隨著蔣家父子兩代統治的結束，楊虎城才逐漸在台灣為人所知。而作為這一暴行的責任者中國國民黨，卻始終沒有對非法囚禁、殺害楊虎城及家人、部屬的行為做出任何的說明。
今天，隨著人類的不斷進步，歷史的不斷發展。西安事變的真相隨著歷史資料的逐漸公開，也越來越為人知曉。隨之，楊虎城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也就凸顯了出來。
以史為鑒，振興民族
多年來，海峽兩岸人士對西安事變的研究角度，大都集中在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興衰、利益方面。事變雖然是在國共鬥爭的大背景下發生的，但事變的醞釀、策劃，共產黨完全不知情。促成事變爆發的根本因素，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華民族不願屈從外人統治、奴役的民族主義；同時也是自一九一一年來，中國人追求民主，反對封建專制政治的民主精神的一次大爆發。只有從這兩個角度去認識、研究西安事變，方能理出錯綜複雜的歷史頭緒，解讀出當事人種種奇異的表現。
我撰寫這部《西安事變．八年抗戰與楊虎城》，是希望從一個角度還原歷史，讓後人知道，楊虎城這位中國的民族、民主主義者，為了國家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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