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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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同一塊基石上的感念

陸幸生

一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早晨，我在臺灣高雄，一大早五點半就起床了。來到高雄港的入口處，一棵高大的由廢金屬片組合起來的大樹，姿態別致地豎立在海港道口，熱帶初升的陽光，斜斜的，橙黃色的溫暖塗抹在樹上，有了點妖嬈的味道。深藍色的海平面，一望無際。昨晚經過此地，這裡原是日本當年雅馬哈企業的廠區，再是「光復」後的倉庫，又被「轉型」廢棄，現在是「藝術創意園區」。遊覽計畫中沒有安排這個參觀項目，我獨自而來。

手機響起，我收到了當年黑龍江兵團「荒友」劉國強的短信，告知：其一，他的人生級別提升，有外孫子做外公了；其二，同為「荒友」的子蘊出書，代我要了一本，書不是白給的，約寫書評。大陸書稿出版在臺灣，大陸人行走在臺灣，途中，被約寫「大陸人臺灣版著作」的讀後感，這是屬於海峽兩岸今天的巧合。昨天，前天，都不可能。

子蘊快人快語，部落格集結出書，是題中之意，油墨香來得快了些，「是我始料不及的」（作者語）。國強當外公，是必然的，短信中的欣喜，有著一份「快」意。「陸客」來到臺灣，是必定的，可我沒有想過，自己這麼快也就來了。不相關連的三件事，都含有必然、必定的意思，又似都「沒想到這麼快」，如是共同感受的緣由有三個：背景的天幕已經更迭；這份更迭，需要時間，然白駒過隙，瞬間，我們就老了；我們老了，但並不麻木。

二

回滬，得到子蘊的《我曾經的名字叫知青》。仔細讀來。

子蘊文本的緣起，是因為「不少同時代朋友的自傳或者回憶文章，看那都代表不了我的感覺」，「在兒子鼓勵之下」的「實話實說」。子蘊從「我出生」寫起，以自家經歷為一以貫之的主幹，其他人事的描摹，則是枝葉烘托。作為母親，子蘊本意，是「給兒子講過去經歷的故事」。「講故事」這句話的「學術層面」很高：I am a storyteller；翻譯過來的意思是：我是一個故事講述者。這是毛姆說的，他的名作即是《人性枷鎖》。

「性格使然」的子蘊將文本上了部落格。

同為荒友，現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主聞黎明先生說：「我從事現代史研究多年，習慣用史學眼光衡量事物。在我看來，與新中國同齡的子蘊，是用她的個人經歷，再現新中國成立後一個城市平民的家庭演變，而這個家庭和千千萬萬家庭一起，共同構成了現代中國社會。若從這個角度看，子蘊家庭的變遷、父母的境遇、個人的歡樂痛苦迷惘等等，作為個體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為整體，難道不是由於那個時代所造成的必然痕跡嗎？正式由於子蘊的回憶包含著大量與現實資訊，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通過子蘊的經歷窺視現代中國城市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於是我慫恿她把這部回憶勇敢地奉獻出來。」

記得，我見過一次子蘊――劉湘。

上世紀一九七○年冬天，我奉調至場部後勤處工作。起因簡單，我是九連司務長，經常跟著馬車或輪式拖拉機來往於場部辦事，被有關人士「相中」。連領導知曉，欣然同意，這就等於是在場部主管吃喝拉撒和發放機械零配件的部門裡，安插了一個自己人，以後辦事方便。不過，不見兔子不撒鷹，連領導有個條件，放人，沒二話，可物資股得先給批條子「調撥」兩口大鍋，一口給食堂炒菜，一口給豬舍糊豬食。

鍋拉到連隊，我去了場部。以物易人，我命運的更變，緣於一次中國基層農村物權與人權的交易。說起來也算是動用了金屬等價物的買賣，不過不是金，不是銀，不是鑄錢用的銅，也不屬於意識形態裡面的「鋼」，生鐵而已，與鋼相隔著再經歷一場火的距離。

忘記了年月，也忘記了季節，也忘記了為什麼事情，就是「有一天」，跟著逐漸熟起來的政治處某位上海男生（不好意思，這個男士是誰，也忘記了），來到「後邊」政治處的草房子裡。當天停電，走道漆黑，腳下高低。政治處人士推開一扇門，屋裡的一切陳設細節，淹沒在幽暗中，一個女生坐在桌前，在燭光下似乎正在書寫什麼。她仰起臉，若有若無地向進門的兩位男生點了點頭，沒有一句話，繼續伏案。掩門而出的上海男生告訴我：「這是劉湘，北京知青，高中生，報導組的。」

在我當時「政治概念」裡，農場報導組與「市委寫作組」級別相同。那是翰林院，那是御書房，那是殿前跨刀行走，那是兩報一刊社論。說到當年感覺，也就是屋子黑，裡面坐著的人，容貌模糊，眼睛也並不「炯炯」，與輝煌的名頭頗不相符。想來，在食堂吃飯、在機關開大會時候，彼此還是見過的。只是「茫茫人海」，司令部、政治處、後勤處的座次排列，「後」的人們從來就很有自知之明地站立在被規定的角落裡，我是個新來的，更從不到「前邊」去。

似乎不很久，聽說劉湘調到大楊樹去了。東北冬季漫長，心頭的冰雪更是常年不化。許是單純，更是麻木，走了，也就是走了。不是總是聽到有人在「走」的嗎？今日讀子蘊此書，看到副場長王樹德等相知的姓名，子蘊當年調動的途徑，便一目了然了。至於調動緣由，即同場的弟弟已經離去，和D（子蘊的此時男友，此後一輩子的夫君）在異地的呼喚。容貌模糊的故事，在子蘊的敘述裡，原因和過程，線條清晰起來。

在並不感到陌生的故事裡，有一個「子蘊特色」。當年，各地知識青年，還有老職工，甚至有些已經擔任若干農場副職的非黃棉襖幹部，有路子能走的都走了，遠遠近近的，都是向南走，唯獨子蘊往北去。這樣的行走方向，迄今回憶，恕我孤陋寡聞：北興似沒有第二個。

不回家，不回城，獨一人，向荒原。迷濛的路上，蒼穹呼號，一個女孩子的背影，踉踉蹌蹌，又無比堅定地奔向了由首都校園和京城宅院的經緯編織而成的幻影。今天子蘊記錄了自己曾經的「哇哇大哭」，當年，有誰從這份嚎啕中聽到了她決絕的勇敢？

三

書者都是非常自我的。文本的自由行，緣於人性的自由行。

在書中，對於在北京與D的會面，子蘊這般寫道：「冬天的陽光暖烘烘地照在什剎海的冰面上，亮光光的湖面晃得人睜不開眼睛，欄杆邊一對青年男女，哭了又笑，笑了又哭。」再寫到了大楊樹這個「新地方」，自己的入黨要求依然被拒：子蘊「滿腔憤怒無處發洩，順手抓起一個墨水瓶朝D砍了過去，D一偏頭，一瓶墨水摔到辦公室的白牆上，瓶子粉碎，一面牆濺得烏七八糟」。

這已是多麼遼遠的故事，這又是多麼刻骨銘心的故事，揮之不去，招之即來。

從「社會層面」而言，返城迄今，關於知青話題的「反芻」，紛亂不絕。一百個故事，由一百個人來講，會出現一百個版本。子蘊版本，僅是這諸多版本裡的一部。子蘊，這位「『文革』時期新聞工作者」的再度執筆，寫字出發點是私人化的，行文沒有一點宏大敘事的痕跡，也沒有多少追根尋源的鞭笞。點點滴滴，瑣瑣碎碎，坦蕩由之，笑哭率性。這是一種時代的反撥：在政治處報導組寫稿，「語言、思路都有個定式，假大空是文章的通病，材料有了，要集體討論定調子，即定文章的主題，基調。定完調子要吹路子，即把大綱和每節的標題都定下來，要寫得層層深入，要無限拔高，寫出境界來」。由此，調到大楊樹，子蘊只有一個條件：「不搞宣傳，我實在搞膩了，太累了。」子蘊今日文本「自由行」的源頭，應該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對於「文革定式」的抵抗。

子蘊提到，自己喜歡讀章詒和。章氏新作《劉氏女》，是她繼非虛構作品後的第一本小說。章氏接受記者採訪，她說道：看到「進了監獄的美麗女子」，感覺「怎麼那麼漂亮的都在牢裡啊！她對感情太單純了，她的身體有需要，她也克制不住」；「在那樣的環境下，太需要感情了，四周都是最殘酷的，最孤獨的，被所有人拋棄，一個人對你好，那種感覺太需要了」。在《劉氏女》裡，章詒和「不去說制度怎麼樣，不說這些人的命運和制度的關係……我更多寫的是情感、複雜的人性所導致的悲劇」；「我不會寫太多時代的大背景，這是與我之前寫作差別最大的地方。我不尋求制度如何不合理，而扭曲了人性，因為很多事情就是那麼發生了」。

讀到章詒和的如是表述，子蘊大抵會有心有靈犀的感覺。

相對子蘊的不能遺忘，緣於各種緣由的遺忘，在一千次的忘卻之後，似乎就可以成為真正的虛無。在上海某個「知青紀念館」，眾多的照片圖板上，其中一幅貼出了六位女性青年和一位男青年的照片。這圖板上的故事，講的是「當年」黑龍江尾山農場震驚全省的山林大火，當時的「英雄報導」，出自尾山農場宣傳科的一位女性，後來經過恢復高考後的考試，她進入高等學府；作為知青，又是大學同學，她曾對我說起過那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