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桑的世代

自序

遲來的覺悟

從年輕的時候，就常自問︰我是誰？為什麼在宇宙這麼浩瀚的時間與空間，我會來這一趟？我從何而來？會去到哪裡？這一切是偶然嗎，還是必然？

許多宗教家和哲學家都嘗試回答這些人生的基本問題。坦白說，我至今還沒有找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特別是近年在從天文學及動植物學吸收越多科學知識，自己就越相信生命的偶然，也認為在地球之外的宇宙，必有其他生命。

儘管如此，我也不能當「迷途羔羊」，至少要把自己所生長的時間和空間盡力搞清楚。羅馬時代哲學家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說得好：「一個人若不知出生以前的事，一輩子是童稚。」

（To be ignorant of what occurred before you were born is to remain always a child）個人的基本「尋根」，可由近而遠，從身旁人事物擴及其他。於是，近年自己從整理已過世的父母年表做起，嘗試探討他們的一生經歷，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同時，也要努力學習，瞭解自身已住了幾十年的這塊土地。

我的父母是台南安平人，父親因工作搬遷高雄之後，在原來六個兒女之外，又增添我和兩個弟弟。從小，安平對我來說，是父母的家鄉，一個充滿溫情、美食、古蹟、傳統巷弄與美好回憶的地方。

我還記得，與母親坐火車、公路局車到台南，轉往安平曾搭過三輪車、汽船及汽車。一到安平，美食家的外公就會立即差表姊買來安平最有名的蚵爹、（天從伯）魚丸湯。母親也會帶我們孩子到台南的沙卡里巴（盛り場），那裡的鱔魚麵和鼎邊趖，美味至今仍難忘懷。

安平雖行政區隸屬台南市，但因係屬海口之鄉，有如台灣一般海口的鹿港、澎湖，腔調較重，安平人講話口音與台南人也有顯著差異。我在高雄長大，在不忘父母鄉音的同時，也聽得出群聚當地的「出外人」，如台南、屏東、澎湖等各種口音。服預備軍官役時，甚至只要阿兵哥一開口，我就能說出他是台灣哪一個地方人，他們都認為我事先看過個人資料，其實不然，我只是耳朵比較靈光，加上好奇心而已。

不過，對於安平，自己實在所知有限；即使所知的部分，也很不深刻。從這個意義說，雖然我的「籍貫」從父母，早年身分記載的是「台南市」，勉強算是「安平人」；但這個「安平人」，其實當得並不踏實。

相較於對安平的懵懂，於父母所長期經歷的日本時代，自己就更幾近無知。我的日文程度不足、戰後有關日本時代的資訊受限制，都是原因；更主要的，我從小所受的教育，幾乎完全抹煞那段台灣邁向現代化重要時期的歷史。

事實上，跟我一樣終戰前後出生的台灣人，從國民學校起，包括歷史、地理、語言教育，每個學生的腦袋，都彷彿被植入中國晶片。在這種「重中國、輕台灣」的框框之下，台灣的人、事、時、地、物盡遭輕蔑，陷入邊緣化。其結果是，台灣人被形塑以中國為尊的外來價值觀及時尚，卻不知珍惜自己身邊豐富而多元的文化。

以地理來說，由於考試一考再考，長年記憶背誦，我年輕時對中國地理如數家珍，卻難以列出台灣從北到南的山脈、河流及族群人文分佈。初中階段，我們許多同學就對從北平（當時不能稱「北京」，因為那是「共匪」用語）經上海到廣州要搭什麼線的鐵路，知之甚稔。同樣地，中國東西向的隴海鐵路經過哪些省份與大城市，我們也可倒背如流。謝志偉教授說得好︰有些台灣人「只顧得痛惜遠在天邊的神州沉淪，從不知欣賞眼前的淡水落日」。我們都是那樣的台灣人，一群從小受「中國化」教育灌輸長大的受害者。

即使時至今日，這種外來政權的緒餘仍到處可見。戰後台灣各地市街道路名稱全盤中國化，中山、中正、四維八德之外，以台北為例，迪化、西藏、塔城、濟南、南京、杭州、廣州、廈門︙，「置身台灣，如在中國」，台灣人反而對自己生長之地的感情連結淡漠。

歷史教育同樣以洗腦的手法，強加外來政權的史觀於學子。以中國史為例，從國小起，就是我的必修課（上課加月考、期考）。後來雖因保送初中不必為準備升學考試而苦讀，上了初中仍需再上一次中國史課程，考高中時又從頭詳讀加背誦一次。高中三年，中國史又來了，且因大專聯考我選丁組（社會科學及財經科系），中國史再大大折騰一番。考上大學，中國通史是我們大一的共同科目，如此又讀了一年。總計從小學到大學，上課加考試，一再重複的中國史，花了我好幾年的青春歲月。

歷史的洗腦教育不只強制於於教育，也具體表現在竄改歷史的社會現象。在台北，台大醫院旁的常德人行地下道，市政府在手扶梯兩側掛了歷史景物照片，讓行人從浮光掠影中，可看到昔日台北風采。然而，照片旁白一律把日本時代的紀年改成「民國」，既未附註公元，且把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前的年份，強指為「民前」。

按此旁白，台北重要的現代化建設及建築物，如台北火車站、帝國大學（台灣大學）、明治橋（中山橋）、總督府（總統府）、台北測候所（中央氣象局），乃至於第一高等女學校（北一女）、第一中學（建中），彷彿都建立於民國時代。從而，照片說明不但沒有忠實描繪景物的時空背景，無助市民瞭解台北的發展，甚至還惡意竄改、錯亂了台灣歷史。

台灣銀行也是顯例。它的官方網站宣稱：「本行係臺灣光復後政府設立的第一家銀行，成立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然而，人們只要從位於台北市重慶南路台銀總行廳舍的文藝復興式典雅建築，不必是歷史學者，也可以看出台銀這一「成立沿革」只說出部分事實，誤導公眾。事實上，成立於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的台灣銀行，日本時代除了發行官方通貨台灣銀行券，遠在一九二四（大正十三）年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的年代，它就已經於上海建造台銀大樓。台銀現今如此敘述行史，背離史實，自我閹割將近五十年歷史，讓真正的「百年老店」蒙羞；理應講求信譽及傳統的銀行業，如此自我作踐，令人匪夷所思。

把日本時代的歷史一律改成「民國」或「民前」，容或如拿破崙所說：「歷史就是一整套的謊言互相圓謊。」（ History is a set of lies agreed upon.）然而，圓謊之間，不免左支右絀，破綻百出：台灣的存在，遠早於中華民國；而日本時代的人事時地物，實與「民國」毫不相干。

竄改台灣歷史時間紀年，所凸顯的是戰後當權者的心態：台灣曾被日本「佔據」，當時的歷史不應承認，必須奉中華民國為正朔，從紀年開始，加以模糊、掩飾或竟竄改。這一歪曲歷史的做法，至今未見轉型正義。相較於中國史，我考試屢獲好成績，卻對台灣史極其無知。我算是好學生，從小所受中國史觀罩頂的影響更大。所幸在語言方面，我們全家大小以母語交談，南台灣的高雄尋常百姓也以台語交通，我的母語雖未流利到演說時可全程使用而不夾雜「國語」，也沒有被摧殘殆盡，大致還能維持一定水準。透過母語，加上在尋常人家長大，自己是台灣庶民文化的一部分，對社會人情世故不致脫節。相對地，「國語」對我而言，是一種在學校、職場使用的工具語言；我幸虧沒有被洗腦到不自覺地陷入「講國語蓋高尚」、「阿公阿嬤對兒孫講蹩腳國語」的可悲地步。

對台灣史所知有限，要探討包括日本時代的台灣史，在近年隨台灣民主化所陸續出現的越來越多著作之前，最方便的方法是請教自己的父母及長輩。說來慚愧，我覺悟太晚，等到自己有心從父母及其同時代的「多桑」（とうさん）、「卡桑」（かあさん）探究日本時代的種種，已經太遲，他（她）們大都年邁、失智或甚至在天上。

這種因外來史觀導致台灣人對父祖輩的歷史記憶及連結出現顯著落差，覺悟既遲又晚的我，自是因此懊悔不已。閃靈樂團主唱林昶佐（Freddy）有一段告白，最足以反映被清除「台灣記憶體」的受害人，比比皆是的現實。林昶佐對比阿嬤的歷史回憶與自己的認知差異，指阿嬤回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躲防空警報，他心中出現的卻是「四行倉庫、南京大屠殺，可惡的日本鬼子」，自己與阿嬤完全沒有連結，「甚至有一份疏離感。」最終，當林昶佐理解阿嬤的故事之後，「我哭著跟她說對不起，過了廿年才真正的瞭解妳，當時，她已經老人癡呆，連我是誰都忘記了。」（註）

我從小以「多將」（とうちゃん）、「卡將」（かあちゃん）稱呼父母，他們都屬後來被稱為「多桑」的世代。父親年輕時到日本就讀東京鐵道學校，戰後雖未能學以致用，一生敬業奉公，與母親勤勉簡約，也足以維持小康家庭，養育我們九個兒女，特別注重我們的教育。

從小就常聽父親總結日本社會的特色：有禮貌、講衛生、守秩序、很敬業。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去日本，親身觀察、體驗並證實父親這一極為貼切的日本評斷。儘管如此，從求學到工作，我主要挹注心力於台灣經濟，對歷史、地理、文化這些層面的台灣，並未付出應有的關注，當然也就無以深入理解，遑論對父母親所長期經歷的日本時代，有所探究。

不過，新聞工作、出國、留學、外文及網際網路，開啟我儘管來得既慢又晚的覺悟，仍頗有助力。從年輕到今天，一直從事新聞工作，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參加國際新聞會議，發現香港人不是講廣東話，就是用英語；「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