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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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一九八七年，實施長達近四十年的反共戒嚴令解除之前，我在陳映真先生創辦的《人間》雜誌開始進行關於二二八及五○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的調查採訪與寫作。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一九九○年春天，我專程到北京尋訪那些因為參與二二八鬥爭而被迫流亡的歷史見證者。一九九一年二月，這群被故鄉遺忘的流亡者的第一手證言，再加上《人民導報》三君子――王添灯、宋斐如與陳文彬的傳略，以《沉屍‧流亡‧二二八》為名出版。反響熱烈。此後，我又隨著政治氣候的相對寬鬆，與這些歷史見證者進行了無以數計正式與非正式的訪談。
　　時光飛逝。當年收錄於書中的歷史見證人也都陸續辭世了。當年出世的嬰兒如今也已過了而立之年。但二二八的病變顯然並沒有隨著當局的種種「平反」與補償措施而成為翻篇的一頁歷史，它仍然是一些無良政客們每年定期的悲情提款機。因為這樣，這些出生於日據殖民統治時代的前輩們一而再再而三追憶的往事，就為我們見證了臺灣走過的艱難而曲折的道路與滄桑，從而提供後來者鑑往知來的一面銅鏡。
　　基於這樣的認知，我決定在三十四年之後增訂《沉屍‧流亡‧二二八》一書的內容，割捨已經另出單行本的王添灯與宋斐如，以及非臺灣本籍的臺大麥浪歌詠領隊方生，共三篇，另外增加了蔣渭水的兒媳傅百合與泰雅族台籍國軍田富達的證言，以「流亡二二八」為書名重新出版，從而更加全面呈現二二八前後的臺灣面貌，廓清猶然未散的歷史迷霧，指引我們一條前行的路。

――藍博洲

作者

藍博洲

　　1960年生於臺灣苗栗。1983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說。1987年加入陳映真先生創辦的《人間》雜誌報告文學隊伍，展開迄今仍在進行的臺灣民眾史調查、研究與寫作，是最早揭露與研究臺灣白色恐怖歷史的作家。曾任創造出版社《日據時期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臺灣社會運動史》中譯版主編，時報出版公司「臺灣民眾史」叢書特約主編，TVBS《臺灣思想起》電視節目製作人，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東華大學駐校作家，北大人文基金高級訪問學者，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資深訪問學者，河南信陽師範學院榮譽教授，上海華東師大傳播學院駐校記者、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駐校作家。現任辜金良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出版著作包括小說創作：《旅行者》、《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藤纏樹》、《臺北戀人》。紀實文學：《沉屍‧流亡‧二二八》、《消逝在228迷霧中的王添灯》、《尋找228失蹤的宋斐如》、《幌馬車之歌》、《幌馬車之歌續曲》、《臺灣好女人》、《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愛情像滿天的流星雨》、《壁――尋找臺灣新劇運動的旗手簡國賢與宋非我》、《紅色客家人》、《紅色客家庄》、《消失的臺灣醫界良心》、《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尋魂》、《日據時期臺灣學生運動》、《天未亮――追憶1949四六事件（師院部分）》、《麥浪歌詠隊――追憶1949四六事件（台大部分）》、《臺灣學運報告（1945-1949）》、《老紅帽》、《尋找祖國三千里》、《共產青年李登輝》、《台共黨人的悲歌》、《我是蔡孝乾》。雜文：《白色恐怖》、《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戰風車――一個作家的選戰日記》、《你是什麼派》。

目錄

‧序言•••005
‧從高雄苓雅寮出發――延平學院進步學生葉紀東（1927-2000）•••011
‧抗日反美二二八與地下黨――戰後台灣學運領袖陳炳基（1927-2015）•••039
‧從紡織廠童工到進步記者――第一篇見證報告的周青（1920-2010）•••089
‧一條曲折前進的認同之路――台大學生兼記者吳克泰（1925-2004）•••125
‧說不清的複雜歷史與悲哀――蔣渭水的兒媳傅百合（1923-2011）•••177
‧為了一片更大的天地――台大土木系第一屆畢業生潘淵靜（1924-2017）•••193
‧要我偷偷摸摸回去，我不幹！――《自由報》總編輯蔡子民（1920-2003）•••213
‧從馬武督到北京天安門――泰雅族台籍國軍田富達（1929-2023）•••233
‧遺恨未見九州同――建中校長陳文彬（1904-1982）•••255

序／導讀

序言

　　一九九一年春天，我為同年六月卅日出版的《沉屍．流亡．二二八》一書寫了如下序言：

＊ ＊ ＊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國軍第廿一師登陸基隆後，立即在全省各地展開鎮壓二二八事變的行動。從三月十三日開始，軍方下令封閉《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和《中外日報》等民辦進步報刊，同時逮捕了許多記者。《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民報》社長林茂生和《自由報》社長王添灯，也在混亂的時局中慘遭殺害。
　　五月十六日，臺灣省政府正式成立。一些僥倖逃生的進步記者便利用陳儀的班底和魏道明的班底進行交接的這段過渡期，逃亡海外。這些人，如《自由報》的記者蔡子民、吳克泰及周青等人，都在四月中旬抵達上海，投靠「旅滬臺灣同鄉會」。後來，舊臺共黨人蘇新、謝雪紅與楊克煌等人也陸續流亡到了上海。
　　事件當時的幾名學運領袖則繼續留在島內，或者潛入地下，或者輾轉逃亡。據吳濁流的說法，二二八事件後，本省知識階層大體分成了四個派別。即：「超越派」、「妥協派」、「理想派」和「抵抗派」。
　　所謂「抵抗派」即指在政府全面恐怖捕殺之下，潛入地下，繼續為新的民族、民主鬥爭奮鬥者。這類人以臺北帝大醫學部畢業的青年領袖郭琇琮為典型。其他如臺大學生楊廷椅（楊建基）、師大周慎源、臺大法學院陳炳基、延平大學葉紀東……等進步青年都是。這些人，有的不幸在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犧牲了，如郭琇琮、楊廷椅、周慎源……等；有的則在「四六事件」後因為國民黨的通緝而不得不出走大陸，如陳炳基、葉紀東……等。
　　另外，也有一些臺灣青年，經歷了一場二二八事件後，因為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而自願奔赴大陸者。
　　在那幾年，歷史前進的巨輪，急遽地轉動著。
　　一九四九年，一個轉折的年代。
　　首先，陳誠在一月五日就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接著，警備司令部於五月廿日發布全省戒嚴令；最後，蔣介石政權在年底敗退來臺。相對地，在大陸，十月一日那天，中共主席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在這樣的大時代下，究竟會有多少人間的悲歡離合在海峽兩岸來來往往地上演呢？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年。
　　三月一日，下野一時的國民黨總裁正式在臺灣復職。
　　五月廿三日，國府當局宣布「二二八事件」審理終結。也許是為了安撫經過一場動亂後失去了的民心吧？！但六月十三日，「戡亂時期匪諜檢舉條例」卻接著公布實施。
　　至此，臺灣的歷史正式進入一個「反共戒嚴」體制下的「戡亂時期」。
　　六月十八日，二二八事件當時的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赫然以「勾結共匪陰謀變亂」之罪被槍決。
　　六月廿五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帝國主義基於臺灣作為全球反共協防戰略一環的必要，重新支持原先已經放棄了的國民黨政權。六月廿七日，美帝所屬的第七艦隊堂堂駛入臺灣海峽，圍堵大陸上新成立的中共政權。
　　從此以後，臺灣納入二體制對立的國際冷戰結構。海峽封斷了。從大陸到臺灣的所謂「外省人」，從此不准回大陸。從臺灣到大陸的所謂「臺灣人」，從此也不能回家鄉。一闕民族的流亡曲從此在海峽兩岸同聲唱起。
　　一九八七年，隨著臺灣社會內部矛盾的不斷發展，實施長達近四十年的戒嚴令解除了。大陸探親的政策也初步開放了。封斷四十年的兩岸人民，從此又得以繞過「第三地」迂迴展開單向性地探親交流。與此同時，發生在四十年前的一場因為中國階級內戰而延伸的一場「民族病變」――「二二八事件」，也因著人民力量的推動而有了初步廓清真相的進展。
　　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一九九○年春天，我專程到大陸尋找那些因為參與二二八當時的鬥爭而被迫流亡的歷史見證者。在北京，我找到並採寫了一部份當事者為戰後臺灣那段被湮滅的歷史作出的第一手見證。這些人有葉紀東、陳炳基、吳克泰……。
　　四十年來，在「戡亂時期」、「反共」、「戒嚴」體制的意識型態指導下，這些人一直被當做是「萬惡不赦」的「共匪」吧！然而，當我親自見到這些臺灣先行者時，他們卻一個個都是懷著鄉愁的、頭髮斑白的、慈祥的老人了。
　　不是說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的事變嗎？不是說二二八事件是「臺灣人民英勇的鬥爭表現」嗎？不是說……，那麼，對持此種論調的人而言，這些親身參與事變當時的鬥爭的臺灣先行者，不但不該被當作什麼「匪徒」，反而應該被捧作人民的英雄才是。
　　因為這樣的思考，我認為有必要把他們的經驗整理出來，提供今天的臺灣的青年，通過這些先行者走過的足跡，能夠從一個側面認識到日據以來殖民地臺灣的青年為了尋找民族的、階級的認同而走過的一條曲折而坎坷之路。
　　然而，我又擔心這些史料的出土，會不會因此而觸怒了國府當局，認為它在挑動「歷史的傷痕」，並且因此而使得這些思鄉的臺灣老人永遠不能歸鄉呢？因為這樣的顧慮，我遲遲不敢把這些採訪筆記整理、發表。
　　畢竟，歷史發展的規律不是人們的主觀意識能夠改變的！當歷史的進程即將進入「二二八事件」的四十四週年前夕，我們看到國府當局也從「在立法院為二二八犧牲者默哀」的基礎上，逐步著手官方史料的編纂與紀念碑設立，乃至國定紀念日等各項「平反」工作。那麼，我想，總該也讓二二八以後出生的年輕一代聽聽來自民眾的二二八的歷史見證吧！
　　基於這樣的認知，我決定將去春採集的二二八流亡者的歷史見證，逐一整理，並以「二二八流亡曲」之名系列發表，作為不同於官方立場的另一種二二八史料，與臺灣進步的民眾分享。並希望這群思鄉的先行者能夠在「戡亂時期」終止後回到日思夜想的，曾經為它愛過、苦悶過、奮鬥過的美麗故鄉。
　　另外，本書還收錄了初步採寫的《人民導報》三君子――王添灯、宋斐如與陳文彬的傳略。謹以此書獻給在二二八這場民族的病變中沉屍、流亡的受難者及其家屬；並作為永遠的紀念。

＊ ＊ ＊

　　在此之後，我又陸陸續續地與前輩們進行了無以數計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訪談。其中更重要的是一九九七年一月，隨著政治氣候的相對寬鬆，我又藉著製作「台灣思想起」的電視紀錄片，作了比較全面而有系統的錄像訪談。
　　時間很快又流逝了三十四年。這段時間，原先倖存的歷史見證人也都陸續謝世了。當年出世的嬰兒如今也已過而立之年了。但二二八的歷史悲劇顯然並沒有隨著當局的種種補償措施而成為一頁翻篇的歷史，它仍然是一些無良政客們每年定期的悲情提款機。因為這樣，這些出生於日據殖民統治時代的前輩們對往事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憶，就為我們見證了臺灣走過的艱難而曲折的道路與曾經有過的歷史歲月，從而幫助我們後來者鑑往知來。
　　基於這樣的認知，我決定在三十四年之後修訂再版《沉屍．流亡．二二八》一書。由於原書輯二「《人民導報》三君子」的〈硬骨棱棱義氣豪――二二八蜂起的旗手王添灯〉與〈誰知英烈竟沉屍――《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兩篇已於印刻另出單行本《消逝在二二八迷霧中的王添灯》（二○○八年三月）與《尋找二二八失蹤的宋斐如》（二○二○年七月），題為「流亡二二八」的修訂再版就不再收錄。另外，輯一「二二八流亡曲」的〈從「一九」反美示威到「二．二八」人民蜂起――臺大麥浪歌詠領隊方生的台灣經驗〉一文，也因
其非臺灣本籍人而割捨。相對地，這個修訂本增加了蔣渭水的兒媳傅百合與泰雅族台籍國軍田富達的證言，從而更加全面呈現二二八前後的臺灣面貌，廓清歷史迷霧，指引我們一條前行的路。

二○二六年元月十五日於五湖山村

試閱

從高雄苓雅寮出發――延平學院進步學生葉紀東（1927-2000）

　　他出生於日據下高雄苓雅寮。
　　他以第一名畢業公學校並考進高雄中學校。
　　他越級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卻因「政治審查」而被除名。
　　光復後，他北上就讀新成立的延平大學，
　　他對接收政權從期望、失望到絕望而參加地下黨，
　　他投入臺灣的學生運動，組織臺北學生的二二八武裝鬥爭。
　　事變後，他回到南部家鄉領導地下組織，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早晨，因身分暴露而出走大陸……

　　我的本名是葉崇培，日據時代出生於高雄市苓雅寮工人家庭。父親是台灣鐵道部高雄工廠車床工人。母親聰明能幹，但吃了一輩子苦。我小時候就常聽她說，她五歲開始，每天天未明就被叫起來幫外婆幹活，做飯，餵豬，餵牛；十四歲開始，天未亮就出門，走到她家在覆鼎金的田地幹農活，天黑了才收工，還得挑一擔柴火回家。母親嫁到我家後又遭受封建意識的祖母虐待，如果不是為了我們幾個兄弟，早就離婚了。母親省吃儉用，養雞養豬，用撿來的樹枝樹皮當柴火。她到一家裁縫店學針線活，幾天後就開始攬活回家做（連地主家高檔的細毛西服也敢接回來修），幾乎每天幹到半夜。這樣，一家人靠父親的工資和母親為人縫紉的收入維持生計，雖不富裕，尚能溫飽。我和兩個弟弟還能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上中學，母親功不可沒。光靠父親的薪水做不到的。
　　我讀的小學叫青葉公學校，同班同學五十幾人，包括曾任高雄市議會議長的陳田錨、三信高商校長蔡華山、東元電機總經理張火山等等。從二年級起，一直到畢業，我都保持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四、五、六年級連續三年的級任老師孫媽諒熱心桑梓教育，對我照顧有加，多次找勸父親，一定要讓我多受教育。父親也向我表示，他不會給我們兄弟留下什麼財產，但我們能考上什麼學校，他一定支持我們上學。

民族歧視與覺醒

　　一九四○年四月，我從小學畢業，慕名而報考臺灣南部當時最難考的名校――高雄中學校。當時高雄市人口三十萬，日本居民祇不過一兩萬，不到全市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而高雄中學每年招生的名額，日本人占四分之三，臺灣人只占四分之一。那年，招二百多人，包括我在內，考上的臺灣同學祇有五十五人。也就是說，日人子弟優劣混雜，很容易考上，而臺灣同學必須是學習成績最好的少數人。孫老師和同學都慶賀我考上這個學校。父親還給我訂做了一雙皮鞋當做禮物。我每天從苓雅寮走到三塊厝上學，才知道十四歲的母親下田走的路比我還更遠更辛苦。
　　父親極富民族主義精神，學習勤奮，待人誠懇，雖然沒有上過日本學校，但讀了很多漢文書。日本發動「七七」侵華戰爭後，加強台灣的殖民統治，嚴厲取締漢文教育。父親怕我們祇受日本教育，而忘了民族文化，因此冒著風險，要求我每天必須安排一段時間接受他的漢文授課。我雖然不太懂得這個道理，但老老實實，學會了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和「論語」。因為日軍常遭八路軍游擊戰的抗擊，在學校，校長訓話常把共產黨描繪成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壞人。回到家，我說給父親聽。父親卻說，共產黨是好還是壞，你們長大了就會知道，然後沒有再說什麼。但他這句話一直記在我心頭。父親還喜愛民族樂曲，組織了一個民族樂器演奏隊，大部分是他工廠的工友和鄰里好友，常常在我們家門前的樹底下演奏南管，招來鄰里小孩圍觀。父親買來一把二胡給我，要我學奏。但我不爭氣，始終沒有學成。那把二胡在?上掛了好長時間以後，父親把它送給別人了。
　　高雄中學是民族歧視嚴重的學校。在此之前，我根本不懂得什叫「民族歧視」。開學後，我仍埋頭讀書，但很快就開始吃苦頭了。數理化、英文、日文，我的成績都不錯。還有勞動、體育、軍訓等課，我也認真地做。割草，積肥，明明做得比日本同學多，但老師給我打的分數常常是七十多分，故意拉低我學業成績的平均分數。在課堂?，老師問考卷，我常得九十多分或滿分，惹得日本同學妒嫉。有一次，考卷被搶去撕碎。我氣得當場回擊一拳。下課時，一群日本學生就攔住我，拉到操場一角痛揍，直到我鼻血橫流，躺倒草地，才揚長而去。苓雅寮同學找到我，帶我去洗鼻血，發覺鼻樑骨被打彎了。我怕母親看見會傷心，好些日子，等到天黑了才回家。好在年輕，鼻樑骨慢慢長直了。
　　最讓我刻骨記恨的是，高我一年級的臺灣同學顏再策（二二八事件中遇害），平日為人剛強，敢於反抗日本同學的欺侮，保護臺灣同學，因此就被日本同學告密說上夜市吃宵夜，違犯校規，而被罰跪在操場司令臺上，讓夏日太陽暴曬。每當回憶此事，顏君遭此嚴厲懲罰而低頭哭泣的情形猶在眼前。
　　為了防備日本同學的欺侮，臺灣同學特別團結，我們苓雅寮同學上學時都要集合在一個地點，由高年級同學帶隊一起走，下課時也一樣，集合好了才一起走。我被攔住，拉去挨揍那一次，就是同學們等不到我，派人四處尋找，送我回家的。我們一起上下課的傳統一直保留下來。
　　我的抗日情緒，由於考臺北高等學校口試不及格而更加強烈。
　　一九四四年，唸完雄中四年級時，我就由學校推薦越級去參加臺灣最難考的台北高等學校升學考試。那年，考生五百多名，我成功地通過了筆試，成為一百零一名錄取者之一。與我同時考上的雄中學生還有三個人，但他們一個是五年級的應屆畢業生，另外兩個則是補習後的重考生。聽說，頭一年有五人留級，口試還要刷去六名，以保持一年級學生一百名。
　　所謂「口試」，其實就是「政治審查」，對台灣學生特別嚴格。由於我的筆試成績優異，開始時，考官對我十分親切友好。學校分文理兩科，理科又分甲班學英語，乙班學德語。日本當時的醫學屬德國系統，學醫必須懂德語。所以他問我為什麼要考理乙，是不是將來想學醫？我回答說想學火箭，因為我注意到德國用火箭越海轟炸英倫三島。而我正在學數學曲線，對各種曲線可以用不同的方程式表現，很有興趣。
　　考官一聽，應該是以為一個臺灣學生要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研究火箭吧，於是就關心起我的對日「忠誠」了。他問我為什麼不改日本姓名，家?是否用日語等有關「皇民化」的問題。一聽到他們問起「皇民化」的問題，我就很反感。他以一種傲慢的語氣問我有沒有常常去參拜神社呀！我堵爛地答道我家離神社太遠所以不太常去。事實上，學校每個月都會安排我們集體武裝步行到位於壽山的神社參拜。可我總是藉故不去。主考官有點不高興，但還是接著問我家?有沒有神壇？有啊！我說，大家都有。他問那你拜不拜？照規定應該天天拜，可我卻從來沒有拜過，因為不好意思便敷衍說偶爾會拜一下。日本人主考官又問我都祈禱些什麼？我說保佑我身體健康。我明知應該祈禱諸如「武運長久」「皇軍勝利」之類的口號，但我卻偏不這樣說，因此惹惱了日本主考官。考官的臉色變了，用力擱下手上的筆，口試結束了。
　　幸好，我的筆試成績非常優異，學校還是允許先辦理報到手續。但一個星期後，他們就要我回高雄中學，一面繼續上五年級的課；一面等候通知。果然，榜上無名。我的級任老師野村急了，問我是否身體有病，叫我去查Ｘ光片。我心想是心?有「病」，但不敢跟他明講口試的情形。
　　這個事件雖然對我打擊很大，但也同時使我的民族意識覺醒，看透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也有了認識。我因而覺悟到，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青年，如果還想靠唸日本書而往上爬的話，那麼，臺灣人民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因此，我就開始重新去思考臺灣人民將來的出路是什麼？如果靠日本人，有沒有光榮幸福的未來？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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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語言
  • 中文繁體
  • 裝訂
  • 紙本平裝
• • ISBN
  • 9786269904594
  • 分級
  • 普通級
• • 頁數
  • 312
  • 商品規格
  • 21*14.8*1.66
•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 • 注音
  • 級別

中文書＞人文歷史＞台灣史地＞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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