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雄苓雅寮出發――延平學院進步學生葉紀東（1927-2000）
他出生於日據下高雄苓雅寮。
他以第一名畢業公學校並考進高雄中學校。
他越級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卻因「政治審查」而被除名。
光復後，他北上就讀新成立的延平大學，
他對接收政權從期望、失望到絕望而參加地下黨，
他投入臺灣的學生運動，組織臺北學生的二二八武裝鬥爭。
事變後，他回到南部家鄉領導地下組織，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早晨，因身分暴露而出走大陸……
我的本名是葉崇培，日據時代出生於高雄市苓雅寮工人家庭。父親是台灣鐵道部高雄工廠車床工人。母親聰明能幹，但吃了一輩子苦。我小時候就常聽她說，她五歲開始，每天天未明就被叫起來幫外婆幹活，做飯，餵豬，餵牛；十四歲開始，天未亮就出門，走到她家在覆鼎金的田地幹農活，天黑了才收工，還得挑一擔柴火回家。母親嫁到我家後又遭受封建意識的祖母虐待，如果不是為了我們幾個兄弟，早就離婚了。母親省吃儉用，養雞養豬，用撿來的樹枝樹皮當柴火。她到一家裁縫店學針線活，幾天後就開始攬活回家做（連地主家高檔的細毛西服也敢接回來修），幾乎每天幹到半夜。這樣，一家人靠父親的工資和母親為人縫紉的收入維持生計，雖不富裕，尚能溫飽。我和兩個弟弟還能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上中學，母親功不可沒。光靠父親的薪水做不到的。
我讀的小學叫青葉公學校，同班同學五十幾人，包括曾任高雄市議會議長的陳田錨、三信高商校長蔡華山、東元電機總經理張火山等等。從二年級起，一直到畢業，我都保持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四、五、六年級連續三年的級任老師孫媽諒熱心桑梓教育，對我照顧有加，多次找勸父親，一定要讓我多受教育。父親也向我表示，他不會給我們兄弟留下什麼財產，但我們能考上什麼學校，他一定支持我們上學。
民族歧視與覺醒
一九四○年四月，我從小學畢業，慕名而報考臺灣南部當時最難考的名校――高雄中學校。當時高雄市人口三十萬，日本居民祇不過一兩萬，不到全市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而高雄中學每年招生的名額，日本人占四分之三，臺灣人只占四分之一。那年，招二百多人，包括我在內，考上的臺灣同學祇有五十五人。也就是說，日人子弟優劣混雜，很容易考上，而臺灣同學必須是學習成績最好的少數人。孫老師和同學都慶賀我考上這個學校。父親還給我訂做了一雙皮鞋當做禮物。我每天從苓雅寮走到三塊厝上學，才知道十四歲的母親下田走的路比我還更遠更辛苦。
父親極富民族主義精神，學習勤奮，待人誠懇，雖然沒有上過日本學校，但讀了很多漢文書。日本發動「七七」侵華戰爭後，加強台灣的殖民統治，嚴厲取締漢文教育。父親怕我們祇受日本教育，而忘了民族文化，因此冒著風險，要求我每天必須安排一段時間接受他的漢文授課。我雖然不太懂得這個道理，但老老實實，學會了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和「論語」。因為日軍常遭八路軍游擊戰的抗擊，在學校，校長訓話常把共產黨描繪成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壞人。回到家，我說給父親聽。父親卻說，共產黨是好還是壞，你們長大了就會知道，然後沒有再說什麼。但他這句話一直記在我心頭。父親還喜愛民族樂曲，組織了一個民族樂器演奏隊，大部分是他工廠的工友和鄰里好友，常常在我們家門前的樹底下演奏南管，招來鄰里小孩圍觀。父親買來一把二胡給我，要我學奏。但我不爭氣，始終沒有學成。那把二胡在?上掛了好長時間以後，父親把它送給別人了。
高雄中學是民族歧視嚴重的學校。在此之前，我根本不懂得什叫「民族歧視」。開學後，我仍埋頭讀書，但很快就開始吃苦頭了。數理化、英文、日文，我的成績都不錯。還有勞動、體育、軍訓等課，我也認真地做。割草，積肥，明明做得比日本同學多，但老師給我打的分數常常是七十多分，故意拉低我學業成績的平均分數。在課堂?，老師問考卷，我常得九十多分或滿分，惹得日本同學妒嫉。有一次，考卷被搶去撕碎。我氣得當場回擊一拳。下課時，一群日本學生就攔住我，拉到操場一角痛揍，直到我鼻血橫流，躺倒草地，才揚長而去。苓雅寮同學找到我，帶我去洗鼻血，發覺鼻樑骨被打彎了。我怕母親看見會傷心，好些日子，等到天黑了才回家。好在年輕，鼻樑骨慢慢長直了。
最讓我刻骨記恨的是，高我一年級的臺灣同學顏再策（二二八事件中遇害），平日為人剛強，敢於反抗日本同學的欺侮，保護臺灣同學，因此就被日本同學告密說上夜市吃宵夜，違犯校規，而被罰跪在操場司令臺上，讓夏日太陽暴曬。每當回憶此事，顏君遭此嚴厲懲罰而低頭哭泣的情形猶在眼前。
為了防備日本同學的欺侮，臺灣同學特別團結，我們苓雅寮同學上學時都要集合在一個地點，由高年級同學帶隊一起走，下課時也一樣，集合好了才一起走。我被攔住，拉去挨揍那一次，就是同學們等不到我，派人四處尋找，送我回家的。我們一起上下課的傳統一直保留下來。
我的抗日情緒，由於考臺北高等學校口試不及格而更加強烈。
一九四四年，唸完雄中四年級時，我就由學校推薦越級去參加臺灣最難考的台北高等學校升學考試。那年，考生五百多名，我成功地通過了筆試，成為一百零一名錄取者之一。與我同時考上的雄中學生還有三個人，但他們一個是五年級的應屆畢業生，另外兩個則是補習後的重考生。聽說，頭一年有五人留級，口試還要刷去六名，以保持一年級學生一百名。
所謂「口試」，其實就是「政治審查」，對台灣學生特別嚴格。由於我的筆試成績優異，開始時，考官對我十分親切友好。學校分文理兩科，理科又分甲班學英語，乙班學德語。日本當時的醫學屬德國系統，學醫必須懂德語。所以他問我為什麼要考理乙，是不是將來想學醫？我回答說想學火箭，因為我注意到德國用火箭越海轟炸英倫三島。而我正在學數學曲線，對各種曲線可以用不同的方程式表現，很有興趣。
考官一聽，應該是以為一個臺灣學生要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研究火箭吧，於是就關心起我的對日「忠誠」了。他問我為什麼不改日本姓名，家?是否用日語等有關「皇民化」的問題。一聽到他們問起「皇民化」的問題，我就很反感。他以一種傲慢的語氣問我有沒有常常去參拜神社呀！我堵爛地答道我家離神社太遠所以不太常去。事實上，學校每個月都會安排我們集體武裝步行到位於壽山的神社參拜。可我總是藉故不去。主考官有點不高興，但還是接著問我家?有沒有神壇？有啊！我說，大家都有。他問那你拜不拜？照規定應該天天拜，可我卻從來沒有拜過，因為不好意思便敷衍說偶爾會拜一下。日本人主考官又問我都祈禱些什麼？我說保佑我身體健康。我明知應該祈禱諸如「武運長久」「皇軍勝利」之類的口號，但我卻偏不這樣說，因此惹惱了日本主考官。考官的臉色變了，用力擱下手上的筆，口試結束了。
幸好，我的筆試成績非常優異，學校還是允許先辦理報到手續。但一個星期後，他們就要我回高雄中學，一面繼續上五年級的課；一面等候通知。果然，榜上無名。我的級任老師野村急了，問我是否身體有病，叫我去查Ｘ光片。我心想是心?有「病」，但不敢跟他明講口試的情形。
這個事件雖然對我打擊很大，但也同時使我的民族意識覺醒，看透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也有了認識。我因而覺悟到，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青年，如果還想靠唸日本書而往上爬的話，那麼，臺灣人民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因此，我就開始重新去思考臺灣人民將來的出路是什麼？如果靠日本人，有沒有光榮幸福的未來？
（未完……）
他出生於日據下高雄苓雅寮。
他以第一名畢業公學校並考進高雄中學校。
他越級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卻因「政治審查」而被除名。
光復後，他北上就讀新成立的延平大學，
他對接收政權從期望、失望到絕望而參加地下黨，
他投入臺灣的學生運動，組織臺北學生的二二八武裝鬥爭。
事變後，他回到南部家鄉領導地下組織，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早晨，因身分暴露而出走大陸……
我的本名是葉崇培，日據時代出生於高雄市苓雅寮工人家庭。父親是台灣鐵道部高雄工廠車床工人。母親聰明能幹，但吃了一輩子苦。我小時候就常聽她說，她五歲開始，每天天未明就被叫起來幫外婆幹活，做飯，餵豬，餵牛；十四歲開始，天未亮就出門，走到她家在覆鼎金的田地幹農活，天黑了才收工，還得挑一擔柴火回家。母親嫁到我家後又遭受封建意識的祖母虐待，如果不是為了我們幾個兄弟，早就離婚了。母親省吃儉用，養雞養豬，用撿來的樹枝樹皮當柴火。她到一家裁縫店學針線活，幾天後就開始攬活回家做（連地主家高檔的細毛西服也敢接回來修），幾乎每天幹到半夜。這樣，一家人靠父親的工資和母親為人縫紉的收入維持生計，雖不富裕，尚能溫飽。我和兩個弟弟還能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上中學，母親功不可沒。光靠父親的薪水做不到的。
我讀的小學叫青葉公學校，同班同學五十幾人，包括曾任高雄市議會議長的陳田錨、三信高商校長蔡華山、東元電機總經理張火山等等。從二年級起，一直到畢業，我都保持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四、五、六年級連續三年的級任老師孫媽諒熱心桑梓教育，對我照顧有加，多次找勸父親，一定要讓我多受教育。父親也向我表示，他不會給我們兄弟留下什麼財產，但我們能考上什麼學校，他一定支持我們上學。
民族歧視與覺醒
一九四○年四月，我從小學畢業，慕名而報考臺灣南部當時最難考的名校――高雄中學校。當時高雄市人口三十萬，日本居民祇不過一兩萬，不到全市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而高雄中學每年招生的名額，日本人占四分之三，臺灣人只占四分之一。那年，招二百多人，包括我在內，考上的臺灣同學祇有五十五人。也就是說，日人子弟優劣混雜，很容易考上，而臺灣同學必須是學習成績最好的少數人。孫老師和同學都慶賀我考上這個學校。父親還給我訂做了一雙皮鞋當做禮物。我每天從苓雅寮走到三塊厝上學，才知道十四歲的母親下田走的路比我還更遠更辛苦。
父親極富民族主義精神，學習勤奮，待人誠懇，雖然沒有上過日本學校，但讀了很多漢文書。日本發動「七七」侵華戰爭後，加強台灣的殖民統治，嚴厲取締漢文教育。父親怕我們祇受日本教育，而忘了民族文化，因此冒著風險，要求我每天必須安排一段時間接受他的漢文授課。我雖然不太懂得這個道理，但老老實實，學會了背誦「三字經」、「千字文」和「論語」。因為日軍常遭八路軍游擊戰的抗擊，在學校，校長訓話常把共產黨描繪成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壞人。回到家，我說給父親聽。父親卻說，共產黨是好還是壞，你們長大了就會知道，然後沒有再說什麼。但他這句話一直記在我心頭。父親還喜愛民族樂曲，組織了一個民族樂器演奏隊，大部分是他工廠的工友和鄰里好友，常常在我們家門前的樹底下演奏南管，招來鄰里小孩圍觀。父親買來一把二胡給我，要我學奏。但我不爭氣，始終沒有學成。那把二胡在?上掛了好長時間以後，父親把它送給別人了。
高雄中學是民族歧視嚴重的學校。在此之前，我根本不懂得什叫「民族歧視」。開學後，我仍埋頭讀書，但很快就開始吃苦頭了。數理化、英文、日文，我的成績都不錯。還有勞動、體育、軍訓等課，我也認真地做。割草，積肥，明明做得比日本同學多，但老師給我打的分數常常是七十多分，故意拉低我學業成績的平均分數。在課堂?，老師問考卷，我常得九十多分或滿分，惹得日本同學妒嫉。有一次，考卷被搶去撕碎。我氣得當場回擊一拳。下課時，一群日本學生就攔住我，拉到操場一角痛揍，直到我鼻血橫流，躺倒草地，才揚長而去。苓雅寮同學找到我，帶我去洗鼻血，發覺鼻樑骨被打彎了。我怕母親看見會傷心，好些日子，等到天黑了才回家。好在年輕，鼻樑骨慢慢長直了。
最讓我刻骨記恨的是，高我一年級的臺灣同學顏再策（二二八事件中遇害），平日為人剛強，敢於反抗日本同學的欺侮，保護臺灣同學，因此就被日本同學告密說上夜市吃宵夜，違犯校規，而被罰跪在操場司令臺上，讓夏日太陽暴曬。每當回憶此事，顏君遭此嚴厲懲罰而低頭哭泣的情形猶在眼前。
為了防備日本同學的欺侮，臺灣同學特別團結，我們苓雅寮同學上學時都要集合在一個地點，由高年級同學帶隊一起走，下課時也一樣，集合好了才一起走。我被攔住，拉去挨揍那一次，就是同學們等不到我，派人四處尋找，送我回家的。我們一起上下課的傳統一直保留下來。
我的抗日情緒，由於考臺北高等學校口試不及格而更加強烈。
一九四四年，唸完雄中四年級時，我就由學校推薦越級去參加臺灣最難考的台北高等學校升學考試。那年，考生五百多名，我成功地通過了筆試，成為一百零一名錄取者之一。與我同時考上的雄中學生還有三個人，但他們一個是五年級的應屆畢業生，另外兩個則是補習後的重考生。聽說，頭一年有五人留級，口試還要刷去六名，以保持一年級學生一百名。
所謂「口試」，其實就是「政治審查」，對台灣學生特別嚴格。由於我的筆試成績優異，開始時，考官對我十分親切友好。學校分文理兩科，理科又分甲班學英語，乙班學德語。日本當時的醫學屬德國系統，學醫必須懂德語。所以他問我為什麼要考理乙，是不是將來想學醫？我回答說想學火箭，因為我注意到德國用火箭越海轟炸英倫三島。而我正在學數學曲線，對各種曲線可以用不同的方程式表現，很有興趣。
考官一聽，應該是以為一個臺灣學生要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研究火箭吧，於是就關心起我的對日「忠誠」了。他問我為什麼不改日本姓名，家?是否用日語等有關「皇民化」的問題。一聽到他們問起「皇民化」的問題，我就很反感。他以一種傲慢的語氣問我有沒有常常去參拜神社呀！我堵爛地答道我家離神社太遠所以不太常去。事實上，學校每個月都會安排我們集體武裝步行到位於壽山的神社參拜。可我總是藉故不去。主考官有點不高興，但還是接著問我家?有沒有神壇？有啊！我說，大家都有。他問那你拜不拜？照規定應該天天拜，可我卻從來沒有拜過，因為不好意思便敷衍說偶爾會拜一下。日本人主考官又問我都祈禱些什麼？我說保佑我身體健康。我明知應該祈禱諸如「武運長久」「皇軍勝利」之類的口號，但我卻偏不這樣說，因此惹惱了日本主考官。考官的臉色變了，用力擱下手上的筆，口試結束了。
幸好，我的筆試成績非常優異，學校還是允許先辦理報到手續。但一個星期後，他們就要我回高雄中學，一面繼續上五年級的課；一面等候通知。果然，榜上無名。我的級任老師野村急了，問我是否身體有病，叫我去查Ｘ光片。我心想是心?有「病」，但不敢跟他明講口試的情形。
這個事件雖然對我打擊很大，但也同時使我的民族意識覺醒，看透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也有了認識。我因而覺悟到，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青年，如果還想靠唸日本書而往上爬的話，那麼，臺灣人民是不可能有出路的。因此，我就開始重新去思考臺灣人民將來的出路是什麼？如果靠日本人，有沒有光榮幸福的未來？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