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不同語言的人，在古代可以用同樣的文言文筆談？
‧日本人、韓國人都能直接用自己的語言，唸出《論語》的內容？
‧「訓讀」到底是什麼？
‧中國翻譯佛經竟影響了日本跟朝鮮半島的世界觀？
‧越南文原來受到中文影響這麼深？
‧元朝的文體竟然在日本可以找到對應？
‧契丹人原來也會寫漢詩？
就算同樣用漢字，不代表我們都一樣！
跳脫中國中心論與漢字文化圈的「同文」迷思，
重新以全東亞格局，
一窺你所不知道的漢字漢文故事
◤精通多國語言，作者自著自譯｜中文版全新增補內容◢
漢字，起源於上古中國，傳播則遍及東亞，日本、朝鮮半島、越南，以及周邊歷朝歷代的各民族，皆深受其影響。時至今日，除了中文世界外，日本也依舊使用漢字，所以懂中文的人，無論是去日本旅行或是看到日文標示，經常倍感親切。亦曾有日本學者將東亞視為「漢字文化圈」，認為漢字與漢文曾經是東亞的書面通用語（lingua franca），不同語言、文化的人們，都能透過漢字來「筆談」交流。
然而，即便漢字是全東亞共同享有的符號系統，具體的使用情況卻大不相同，小至單一漢字的讀音、大至語法語序，最終導致口頭上說的與書面紙筆寫下的，其實有不少落差及相異。表面上起來，寫的同樣都是漢字，但在背後，這些差異卻竟逐漸催生出各地對於漢字的不同利用方式，甚至有的以漢字為基礎，創造出屬於自身的符號系統，最終也形塑各種不同的語言觀、民族觀、世界觀。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關鍵，莫過於「訓讀」（kundoku）。所謂訓讀，是指古代中國近鄰的異民族，因為語言不同，所以在閱讀文言文的時候便發展出一種特殊的解讀方式，其會在文字旁邊加註符號，用以標明調動文字的順序，方便理解。這種方法至今在日本仍於國民教育中延續著，而韓國、越南等國在歷史上，也都曾經有過類似的現象。
這種顛倒語序、便於理解的方法，最早可上溯至古代漢譯佛典的過程，是古代東亞不同文化接觸、交流的印記。但是這套方法對於中文母語使用者來說，卻相當陌生；從傳統中國中心的價值觀來看，這套方法也屬於非正規的變體漢文。而且，隨著東亞的現代化，除了日本之外，各地也幾乎忘卻這個歷史交流的過程。然而，非正規、變體，也同時意味著豐富的可能性，能開拓我們的認知與想像。《漢文與東亞世界》便是從這樣的角度切入，透過考察日本、朝鮮半島、越南，以及歷史上契丹、回鶻等不同使用漢字、漢文的情況，來探討東亞各國不同的語言觀、價值觀、國家觀以及世界觀。
本書原為二○一○年日本岩波書店所出版的《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作者金文京教授精通日、中、韓等語言，此書亦由作者本人翻譯，並針對中文世界讀者加以解釋，更補充了近年最新研究成果以及與臺灣相關的部分，幾乎已是一本全新著作。作者綜合文學及史料解讀，重寫漢字與漢文的身世脈絡，是此一主題新穎全面且深入淺出的難得著作。
這本書除了能打開讀者眼界之外，也能讓我們反思自身認知，破除刻板印象：即使同樣都使用漢字，但並不表示漢字就將整個東亞世界給同質化了，反而，是在看似相同的表象之下，潛藏著許多我們過往並不清楚理解的獨特性與差異。透過考察歷史上漢字漢文如何被使用的另一條身世脈絡，我們才更可能鑑往知來，思索未來應該走往何處。
得獎紀錄
★☆角川財團學藝賞（第九回，2011年）得獎作☆★
各界專業推薦（依照首字筆畫排列）
甘懷真（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朱秋而（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徐興慶（中國文化大學前校長、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
陳培豐（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陳茻（與點堂創辦人）
廖肇亨（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謝金魚（歷史作家）
各界好評
甘懷真（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所討論的漢文訓讀，立下此研究的新典範。」
朱秋而（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金文京教授是東亞比較研究第一人，本書深入淺出，論點鞭辟入裏。」
徐興慶（中國文化大學前校長／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
「本書收集大量文本資料，精闢梳理東亞漢字文化圈的訓讀問題，有助於讀者對近代東亞的語言文化之理解。」
陳茻（與點堂創辦人）：
「當中國不再是東亞文化圈的唯一光源，一切又將被如何看待？本書所論及的，或許是這個世代的東亞文化圈，最迫切需要知道的事。」
廖肇亨（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金文京教授精通中、英、日、韓文各種語言，與臺灣學界淵源深厚，是東亞文化交流此一領域最重要的領軍人物。」
謝金魚（歷史作家）：
「同文必然同種嗎？終於有一本書打破了漢字文化圈的迷思！」
中文版自序
古代中國人對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知識，也許好比現在的美國人對東亞的瞭解。據說，美國好多人都分不出中國、朝鮮、韓國、日本的差別，對地理位置的印象模糊不清，甚至有人誤會朝鮮、韓國、日本都講中文。唐代詩人錢起有〈送陸珽侍御使新羅〉詩、也有〈重送陸侍御使日本〉詩（均見《全唐詩》卷二百三十七），新羅是古代朝鮮國名，是三韓的後身。而〈使日本〉詩開頭卻說：「萬里三韓國，行人滿目愁。」可見錢起對日本和三韓的差別好像不甚了了。還有唐代詩僧無可的一首詩，題為〈送朴山人歸日本〉（《全唐詩》卷八百一十三），姓朴的一般都是新羅人，可見無可可能也混淆了新羅和日本。無可是中唐詩人賈島的從弟，賈島有〈送褚山人歸日本〉詩（《全唐詩》卷五百七十三），看來這個褚山人也不一定是日本人。
現在的中國人當然不同於古人，對這些鄰近國家的情況，基本上有正確的認知，但未必對這些國家的歷史、文化有較深的瞭解。而韓國、日本的大學生，無論是什麼專業，能夠背誦秦漢到明清中國歷代王朝之名，或者對蜀魏吳三國的人物、故事如數家珍的，大有人在。反之，例如日本的南北朝在什麼年代？是怎麼個情況？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是哪三個國？中國的大學生能夠正確回答的，恐怕不多。總之，中國人對鄰近國家的知識遠不如鄰近國家的人對中國的瞭解。
這也是當然的。過去很長時間，中國是東亞唯一的文化光源。中國鄰近的國家都受到中國文化的極大影響，而鄰近國家的文化對中國幾乎沒有什麼影響。過去東亞的文化流向是一邊倒的，中國人不關心鄰近國家的文化、歷史是無可厚非的。可是，現在就不同了。交通工具的發達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人際交流比以前遠為頻繁。且大家已有共識，應該以平等互惠為原則，促進友好關係。而東亞各國對於對方的文化、歷史的瞭解，彼此之間卻有偏差，不得不說是一大缺憾。為了進一步發展彼此之間的平等互惠關係，最好要化解這種互相認知所存在的偏差。
中國人對鄰近國家文化的最大誤會，大概是漢字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漢字是中國的文字，也曾是東亞共同的文字。中國人認為鄰近國家既然使用漢字，就應該屬於中國文化圈，雖然不是「同種」，「同文」應該沒有問題。其實不然，鄰近國家雖然使用過漢字，但具體情況跟中國大不相同。第一，漢字的發音不同，這還可比擬於中國方言之間的不同音。更重要的是文章的讀法不同，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的漢文訓讀。訓讀是用日語來直接閱讀漢文的獨特方式，而這種獨特的讀法也曾流行於朝鮮，類似的現象在東亞各地不乏其例。再者，這些國家的人用漢字寫的文章，跟中文有很大的差異，甚至有全部用漢字寫，中國人卻完全看不懂的文章。因此，所謂「同文」充其量是同文字，不能說是同文化。對這一點，中國人的理解顯然不夠。
而圍繞漢字的不同文化的背後，其實隱含著各自不同的語言觀、國家觀乃至世界觀。東亞不像歐美、中亞等別的文化圈，沒有統一的世界觀。例如現代以前的中國和鄰近國家的外交關係，在中國來看，只有朝貢、冊封一途。也就是說，外國向中國皇帝朝貢，中國皇帝就把當地的元首封為國王。可是從鄰近國家來看，並不是那麼一回事，情況很複雜。越南向中國朝貢，被封為國王， 回過頭向國內卻自稱皇帝，稱中國為北朝，自居南朝，是南北朝平等關係。日本則一直不承認朝貢，唯一的例外是室町時代的幕府將軍曾幾次向明朝皇帝朝貢，被封為日本國王。豈知幕府將軍之上還有天皇，天皇才是日本的元首，當時的中國人對此不甚瞭解。按照這個邏輯，中國皇帝和日本天皇也是平等關係。朝鮮因地鄰中國，在十九世紀末大韓帝國成立以前，始終不敢稱帝，卻在 國內自視為「小中華」，反而把中國看成是夷狄。東亞各國的外交就是如此爾虞我詐，詭譎叵測。總之，通過使用漢字、漢文的不同情況，來探討東亞各國不同的國家觀和世界觀，就是本書的核心主題。
這本書是二○一○年我在日本岩波書店出版的《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的翻譯。日文版的很多內容，都以日本讀者人人皆知的事實作為前提進行敘述，而中文世界的讀者多半不知道這些日本讀者熟悉的事實，需要說明。因此，我做翻譯時，就做了大量的補充，也改寫了好多地方，說是翻譯，其實等於新書。我以前用中文寫過學術論文多篇，卻沒有寫過以一般讀者為物件的通俗性的書，因此難免出現不順暢或晦澀之處，希望讀者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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