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事件的文學與歷史敘述

序

關心現實與關心歷史呂正惠

花了整整四天的時間把本書所有的文章從頭到尾仔細讀了一遍，閱讀每一篇文章都帶給我許多的樂趣，這四天過得很充實。每一篇文章涉及的題材，我都知道非常少的一點點，在閱讀的過程之中，我了解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這是一種獲得新知的樂趣。我更感好奇的是，對於我自認為已經熟悉的題材，作者除了讓我知道我其實了解得很少，他到底還想說什麼？──他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這讓我產生偵探式的樂趣。

其實在閱讀本書之前，我已經把目錄看了好幾遍，幾乎可以背誦了。我不知道作者為什麼要把表面上毫不相關的、相距非常遙遠的題材收集在一起。這裡面談到晚清文化生產場域的新變，談到中國現代作家被日本所接受的一些特殊現象，還包括1950年代的亞非作家會議，1980年代丁玲復出文壇不為人知的一些背景；最奇怪的是，還談到佐爾格、尾崎秀實的間諜案，以及現代兩個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和顧頡剛對中國邊疆問題的強烈關懷。我們可以說，作者的興趣非常廣泛，而且對每一個興趣都有獨到的看法，但我最為好奇的是，作為一個專業的中國現代文學、中日比較文學的研究者，他為什麼會有這麼複雜的興趣？為什麼要寫這麼多表面上彼此不相關的文章？

我真正的困難是，我必須為這本書寫一篇序，而本書的作者是我交往十多年的老朋友，交情非同一般，這篇序需要好好寫，要言之有物，不能虛應故事。那麼，我應該如何寫呢？我在閱讀本書之前，早就了解這個困難，在讀完本書之後，我還是沒有找到解決困難的方法。最後我想到了作者為本書所擬的書名《作為事件的文學與歷史敘述》。說實在的，開始我覺得這個題目太長，而且拗口，我很想建議作者改個名字。但後來轉念想到，作者取這個名字一定有他的用意，不如從這裡推測一下本書的用心之所在。就這樣，我好像找到了解開謎題的鑰匙。

按照這一書名，作者似乎認為，文學敘述和歷史敘述不只是「敘述」而已，這些敘述還會形成「事件」，也就是說，譬如，當台灣的台獨派構設一種關於二二八事件的敘述時，他們那一種獨特的敘述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事件，為他們企圖達到的政治目標而服務。按照馬克思理論，每一種敘述都暗藏了作者潛在的意識形態，即他的階級屬性所自然形成的偏見，可以是不自覺的。可是，若是一位作者不只是無意識的流露他的偏見，而是按照他的偏見有意識的形成一種敘述，並且想要藉此敘述來影響他人，以達到他設定的目的（這種目的通常具有政治性），那就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事件」了。因為表面只是一種言辭，其實是蘊含了一種行動，這不是「事件」又是什麼呢？

最能夠說明這一問題的是佐爾格和尾崎秀實的間諜案。這兩人組成的間諜網1941年10月14日被日本特高偵破，但一直要到1942年6月16日才由日本司法省對外正式公布。司法省把這個間諜網定位為「接受共產國際總部」指揮的赤色諜報組織中的一個環節。但實際狀況並不是這樣，因為佐爾格供稱，自從1929年夏末以後，他和共產國際的關係就中斷了，他現在的直屬上級是蘇聯紅軍。當時《蘇日中立條約》還在有效期內，如果佐爾格只是蘇聯紅軍的間諜，以當時蘇、日並非敵對關係而言，涉及這個間諜案的人不可能被判死刑。因此司法省的公告，完全沒有提到蘇聯，只強調「共產國際」。「只有強調其『共產國際』身分，並把「共產國際」解釋為危及日本『國體』的組織，才可能援用《治安維持法》延長對佐爾格、尾崎秀實等人的拘留審訊時間，並以『顛覆國體』罪定以重刑乃至極刑。」（頁289）其實早在1935年共產國際已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聲明，為了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共產國際已經不再號召在各國推翻現有政權、實現「無產階級革命」，佐爾格小組的活動重點主要放在阻止日本發動對蘇戰爭，跟「危及日本國體」沒有關係。日本司法省對此完全清楚，但仍悍然不顧，將佐爾格和尾崎秀實處以極刑，並於1944年11月7日俄國共產革命第二十七周年的紀念日當天凌晨執行絞刑。我們可以說，日本司法省站在右翼軍國主義立場，深文周納，「枉法」審判，以達到消滅異己的目的。司法省公告的那一種敘述方式，已預先決定的兩人的死刑判決。

誰也沒想到的是，日本司法省處心積慮的把佐爾格案定位成「共產國際間諜」，到了戰後美、蘇冷戰局勢逐漸形成以後，卻又被麥克阿瑟重新界定為「蘇聯間諜」，佐爾格、尾崎秀實等人又變成企圖顛覆西方民主世界的幫凶。這時候，誰都不願想起，當年佐爾格等人曾經竊取了日本軍方偷襲珍珠港的情報，並將此一情報透過蘇聯，由蘇聯告知美國羅斯福總統，只是羅斯福不知什麼緣故並未採取對策，以致讓日本「奇襲」成功。說起來，佐爾格跟尾崎本來就是反法西斯的英雄，但在戰後由於美國為了圍堵蘇聯，反過來跟日本右派合作，佐爾格和尾崎不但未在戰後恢復名譽，反而經由美國《威洛比報告》的公告，變成了民主世界的潛在破壞者。我們只要對比一下戰爭時期日本司法省的公告和戰後美國的《威洛比報告》，就會覺得，這兩種官方敘述好像是對真實歷史的諷刺。

其次談到關於傅斯年和顧頡剛那兩篇文章。傅、顧兩人都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大人物，影響很大，一生的行事也常常充滿爭議。但出乎意外的是，作者談論兩人的出發點，卻是他們兩人的學術和他們強烈的民族意識之間的看似矛盾的複雜關係。傅斯年的史學信念深受德國學者蘭克的影響，相信史料考辨就是史學研究的核心，他認為「歷史學不是著史」，「近代的歷史是史料學」。但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竊據了東北，而且還聲稱「滿州」（日本對東北的稱呼）從來不是中國的土地。傅斯年深受刺激，花了一年的時間寫成《東北史綱》，在書中反覆強調，東北各部族與中國關係密切，受中國文化濡染至深，以致其禮俗習慣皆類同或近似漢人。誰也無法否認，《東北史綱》是傅斯年民族義憤噴湧而發的作品。顧頡剛也有類似的狀況。他的史學出發點也是考據，他以考據的方法提出中國古史「層累造成說」，認為這些古史是後代逐層累積造成的，不可靠。他疑古的信條是，「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有人批評他，這種講法會破壞中國人的團結，但他堅信他的疑古精神和通過學術研究激揚民族主義並不矛盾。但九一八事變以後他也同樣受到刺激，懷疑他在《禹貢》雜誌上所提倡的那一種考證性的史地研究是否有價值。其後，他花了很多時間幫助譚惕吾進行邊疆考察（主要針對蒙古），對這一段過程，作者透過顧頡剛的日記及其他資料進行了詳盡的梳理，以此證明這是顧頡剛在國難當頭時的一種心理需求，而不是因為他跟譚惕吾有兒女私情。

這兩篇文章都是有針對性的，作者對某些學者以過於簡化、甚至扭曲的方式談論傅斯年和顧頡剛並不滿意，因此有感而發，這種針對性我就不一一挑明了（作者的用意其實就是針對這些「有意識」的論述）。我覺得作者所提出的另外一種對比，更值得我們注意。白鳥庫吉和內藤湖南公認是研究中國很有成就的日本學者，白鳥庫吉也跟顧頡剛一樣，以最嚴格的考證精神來批評中國的古史傳說「荒唐無稽難以置信」，但他對日本的古史傳說卻全部相信，可見他的疑古態度是內外有別的（頁337-338）。內藤湖南就更有意思了，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建議未來的中華民國放棄滿蒙地區，1914年他在《支那論》裡又說，「無論蒙古、西藏、滿洲成為誰的領土，都無礙漢人的和平發展……支那的領土問題，從政治實力上考慮，現今是應該縮小的。」（頁321）這真是太有意思了，他「善意」勸導中國，既然實力不足，就應該放棄滿、蒙和西藏，這樣中國就可以「和平發展」。我們只有在中、日兩國學者的仔細對比之下，才能對中國現代學術人物的學術與人生進行公正的評價。事實上，傅斯年〈夷夏東西說〉、〈周東封與殷遺民〉等古史文章，顧頡剛古史層累造成說，都對後來中國古史觀的重建產生極大的影響。沒有他們，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學者的努力，也就不可能形成現在大家已普遍認同的、中國文化「多元一體論」了。作者這兩篇文章讓我們充分理解，中國現代的歷史研究是和近代中國的苦難史及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息息相關的。回顧來看，我們應該以感同身受的態度來理解傅斯年、顧頡剛等人不平凡的一生，而不應該以自己既定的立場，把他們的某一面向誇大，以此論定他們。

在中國現在的環境裡，所謂的學術，如果仔細辨析，常常會發現，其實只是在宣示某種立場。譬如，所謂的陳寅恪研究，幾乎都在詮釋陳寅恪所堅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三聯書店出版的《陳寅恪集》就把這一句話印在每一冊的書背上。更加奇怪的是，不論哪一家出版社，只要印行陳寅恪的作品，都一定採取繁體豎排的方式，似乎暗示陳寅恪本人的立場就是如此。我不知道這是家屬的要求，還是無意形成的「傳統」，實際上這非常不利於陳寅恪著作的流傳。陳寅恪是比傅斯年、顧頡剛更為重要的歷史學家，他的複雜性遠遠超過傅、顧兩人，他的民族主義情懷和傳統文化傾向可能也要超過錢穆，其實是很值得研究的，但他一直被簡化成自由主義學術的代言人，真是太可惜了。因為王老師這兩篇很有啟發性的文章，我忍不住就多講了幾句。

在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上，也有一個很奇特的例子，值得一談，那就是丁玲，不過，這是從反面立場來加以否定的。一般都只是以簡單的方式論定，丁玲在文革結束以後還堅持左派立場，所以是落伍的，不值得注意的。王老師是著名的丁玲專家，本書收了有關丁玲的五篇文章，其中兩篇是為丁玲「辨誣」的。說是辨誣，也許並不精確，其實只是陳述一些大家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