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名物新證

春天還沒有到的時候，去了周原，沒能看見周原的美。而周原的春天是很美的 ── 曹瑋君一路都這麼說。他很長時間在周原從事發掘，現在作了省考古所的領導，說起周原，總還帶着感情。

但周原依然有風景。箭括嶺前，原地平衍開闊，青青淺淺一片新綠。太陽光淡淡的，岐山一道長長的影子勾畫出周原的邊際。只是“瞻彼中林”，“依彼平林”，漆水、沮水、西雍，詩中的河山，已不復舊日容顏。雖不至於“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但今天的周原，畢竟不是周人的周原。《河山集》中說，那時候的周原，包括現在陝西省的鳳翔、岐山、扶風、武功四個縣的大部分，兼有寶雞、眉縣、乾縣、永壽四個縣的少部分。而今，周原歷經河水侵蝕、切割，儘管名稱依舊，所指的範圍，卻已經很小很小了。

路經一道深深的原溝，這是扶風與岐山的縣界。過一個蘋果園，不多遠，便是岐山鳳雛村的西周建築遺址。遺址緊貼道邊，已經回填，地面上新草離離，看去像一塊撂荒的地。自文王時代、甚至更早，直到西周末年，這裏曾是一片由庭、堂、室、塾及兩廂與迴廊組成的四合院式建築群 ── 根據建築遺跡勾畫出來的一幅復原圖，足教人驚異。溥彼周原，曾經成熟了一個綿延數千年的文明，腳踩在這樣一片沃土上，就不大有“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的曠達，也不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悲慨，而是實實在在想尋找，尋找“天地之悠悠”的昨日之留，哪怕只是星星點點。

扶風召陳的建築遺址比鳳雛要大，保護得也好。遺址周邊建了圍牆，原址同樣回填 ── 回填是保護，否則，經冬歷春，冰封水潦，很快就會蕩然無存。原址的一部分地面做了復原。遺址的前面，塑了一個古公亶父的立像，膝前繫芾，一手持龜甲，一手拄臿 ── 臿，好像是漢代的樣式。不很高的基座上，刻了《緜》中的幾句：“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古公亶父未必“築室于兹”，但他是在周原開拓基業的領袖人物，站在這兒，是一個很好的象徵。

一路經過出土簋的齊家陂塘，看見好大的一塘水。曹瑋君指點着遠遠近近的各個方向──美陽、劉家、雲塘、京當，等等，都是出土重要銅器的地方。不論周原怎樣變化，這沉埋地底的銅器，總還是依稀當年。扶風白家村的一處青銅器窖藏，出土微史家族的銅器一百零三件，有銘文的，就有七十四件。著名的史牆盤，便是其中之一。盤有長銘二百八十四字，由頌揚歷代周王而說到輔佐諸臣，再說到君臣和諧才可以得“天”佑助，最後歸結到史牆各代祖先如何臣事先王。頌揚之辭未免誇飾，但歷數文武成康昭各王業績，與《詩》《書》等先秦文獻相合，可以互證、互補，它的重要，自不待言。

這一回，臉對臉，看見了真的史牆盤。器身裏裏外外烏黑油亮，盤沿以下一圈長尾鳥紋規整秀麗，銘文字字清晰。它真真切切就在面前，教人一時間無由馳想。而這人與物的相遇，雖近在咫尺，卻又分明橫亙着邈遠的時間和空間。只覺得它竟接通了古與今的幽隔，雖然仍是幽隔，但歲月中失落掉的 ── 應該說，是氣象罷；史實，尚在其次 ── 究竟有了尋找、追問的一點憑藉。也許因為這相遇是在周原，是在周人的周原，所以這感覺，和在大都市博物館隔着玻璃展櫃的“參觀”，大不一樣。

同時看到的還有折斝、師同鼎，又有黃堆出土的一件陽燧。陽燧是祭祀的時候用來取火的銅鏡，這一件只有手掌大的一點兒，上面綠鏽斑斑。曹瑋君說，因為鏽得太厲害，沒法取火，但做了一件複製品作取火試驗，中心聚焦的地方不過黃豆大的一個亮點，聚光好極了。

還有幾塊銅餅，每塊差不多一斤重。曹瑋君說，這是製作青銅器的原料，在產地製成這種樣子，然後運了來，加工製作成銅器。那麼，詩中說到的“南金”，也會是這樣運來的吧。

又有一件四璜組玉佩，玉質細潤，合了玉珠、瑪瑙珠、各樣玉飾，共六百件穿成長長的一串。它“消失”了多少代、多少世，偶然重返人間，竟然還是活生生的 ── 可以講述“佩玉將將”的故事，也可以令人想像出“巧笑之瑳，佩玉之儺”的一點風致 ── 因為它早把生命的因子灌注在詩裏，而詩是不曾消失的。

歸途，過渭河大橋。渭水河床不很寬，只中心有一綫淺淺的水。

渭水和渭水的支流，是詩中最常提到的水。“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淠彼涇舟，烝徒楫之”，“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涇、渭、漆、沮豐沛的水量，曾為周原帶來一片溫潤、茂盛的綠。《河山集》中說，兩周時期的渭水，河床大約很淺，於是會有兩種景象：其一，若非河流流經峽谷之中或高峰之下，則在常水位時，河面必然相當遼闊，水勢也必浩淼；其二，河床既淺，侵蝕的基準面便相對抬高，河流兩側的侵蝕因此不至於十分嚴重，原面因此能夠保持完整，因此而有面積很大的周原、太原。

河山不總是依舊。比起來，文字的生命反倒最長久 ── 河山孕育出來的詩，不是成為一個永遠的存在？

生命和它一樣永久的金石，可以作證。

很早就對文物有興趣，但很長時間僅僅是興趣而已。後來，承暢安先生之介，得與遇安先生識，於是可以常常請教考古學方面的問題。先生五十年代初與沈從文先生有過一段交往，有時會講起這一段交往中的故事。沈先生很早便採用了“二重證據法”來作文獻與文物的考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就是一個重要的成果。沈先生還有一篇題作《“ 瓟斝”和“點犀䀉”》的妙文，專講《紅樓夢》“賈寶玉品茶櫳翠庵”一節中的兩件古器，卻因此揭出文字的機鋒與文物的雙重奧義，由物的虛虛實實，而見出人的真真假假。讀罷令人擊節。也就在這篇文章中，沈先生希望有人結合文獻和文物對古代名著進行研究，乃至直接提出了撰寫《詩經名物新證》的課題。遇安先生說，作文獻考證和文物研究，能寫出這樣的文章，才是達到了一個高的境界，這樣的學問，才不是死學問。沈先生提出來的“新證”系列，的確是一個新的角度，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去做。

這“新的角度”，令人心動。從那以後，便有了“詩經名物新證”的醞釀與寫作，而遇安先生也因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直到付梓之前為它安排版式和賜序。

這是書稿得以完成的主要動力。而經常的談話（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授課）也總是充滿收穫的，許多想法，便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完成。

書稿涉及不止一個方面，為了儘量求得準確，而拜請了幾方面的專家審閱。陳公柔、吳小如、黃永年、谷林、陳樂民、徐蘋芳、傅熹年、李學勤、王世民、陳美東諸位先生，都曾審閱了書稿中的若干篇章，並且提出了切實而中肯的意見。

需要查閱的資料很多，卻不是能夠容易找見，於是四處拜求師友。楊成凱、齊東方、李零、曹瑋、沈昌文、俞曉群、王之江、陸灝、陳星燦、鍾曉青、辛德勇、姚敏蘇、蔣恆、孫歌、劉躍進、吳興文諸君，都曾給予熱情的幫助。

文學所提供了一方可以靜心讀書、寫作的樂土。文學所、語言所、歷史所資料室的師友，始終給予方便 ── 包括一再原諒我的“違章”，而這樣的方便，是完成這部書稿的基本條件。

寫出第一篇《秦風．小戎》之後，便開始在《中國文化》連載 ── 劉夢溪先生始終的支持和鼓勵，是完成書稿的動力之一。

李航同志幫助編製了附在書末的兩種索引 ── 在精疲力竭的最後階段，這樣的幫助，真是太需要了。

最後，是楊璐君的熱誠支持，書稿才能夠以書的面貌問世。

總之，友情是溫暖的，深厚的。而我更有一個始終可以獲得溫暖與支持的家。我覺得，我是幸運的。

但仍然不免傷感：三年苦作，一“經”未窮，竟已皓首，沒有看見“燈火闌珊處”，卻已經“為伊消得人憔悴”了。

記於夫婿授綏將及廿載之際

雖然近年的關注點不曾離開名物，但“走出先秦”的確已經很久。打開電腦裏的“詩經名物新證&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