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羞草：創作集中英詩集

〈《含羞草》詩集前言〉／宋銘

　　楊松年教授是資深的學術界與文學界翹楚，我慕名已久，但在還沒有翻譯這本詩集前，彼此並不認識。偶出席新加坡的一些學術或文學講座會上， 常看見楊教授的身影，但也只有遠眺，從未奢望去與大師打交道。真想不到，如今我竟被楊教授委託，替他把他的詩集《含羞草》英譯。若非緣分，我怎會有這樣的機遇。我不過一個業餘的文字工作者，翻譯更是近幾年才嘗試的，如今要翻譯一位譽滿天下文化界大師的詩作，驚喜之下，更是惶恐不已。但經過牽線人，本地著名的前輩作家馬侖先生的大力鼓勵下，就與楊教授通電，在交談和交換意見後，我終於在猶豫一番之後，接下這項任務。

　　楊教授已出版的學術與文學著作，種類很多，至於個人詩集，據說這本《含羞草》詩集還是他的第一本詩歌專集，而且是要以中英文雙語出版，可想而知楊教授對這本詩集是何等的重視。既然已答應給詩集做翻譯，唯有一面做一面請教高明者為我解難，還有就是遇到對某些詩句的理解沒有把握，就直接請教楊教授，如果誤解而誤譯，問題就大了。多虧楊教授的耐心與支持，讓我順利完成翻譯原本的70首的詩集，近日楊教授為湊足篇幅，又寄來10首新作給我翻譯，如今的《含羞草》詩集共有80首詩，初稿已準備就緒予以編輯。

　　英譯楊教授的這本詩集，當然不容易，但苦中有樂，對每一首詩作經過一番斟酌推敲後，豁然明白了，內心就有快感，譯成後，又有另一層的快感，這樣一首一首的去理解與翻譯，苦樂交替，完成一本詩集的翻譯，心中之樂非筆墨可形容。另一種困難，就是中文和英文語法，習慣上的表達迥然不同，要把言簡意賅，美麗的象形文字用英文表達，有時就變得相當冗長。為了不使譯文太過冗長，經常要花時間去尋找比較簡單的替代文字，結果坐困愁城。為某首詩困住時，我習慣去喝一罐啤酒，詩譯成，我亦喝一罐啤酒，內人說譯完詩集我已變成了酒鬼了。

　　《含羞草》的詩是現代詩，但部分詩作卻是古意盎然，尤其是那些含有哲理及懷古的詩作，文字質樸優美，深入淺出，詩情詩意並茂，在翻譯間，一邊細讀一邊欣賞，很是享受，也讓我從中學習到不少學問。這乃從事翻譯之樂也！

　　最後還是要向楊教授深表謝意，感謝他讓我翻譯這本分量很重的詩集，讓我沾光不少。

〈《含羞草》詩集前言〉／楊松年

　　拙作《雲海集》於2021年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後，由於疫情肆虐關係，困居斗室，我的時間遂多流連在整理舊書稿與創作短章上，積累下來，所作短章竟有八十之數。原本擬訂書名為“雲海二集”，整理詩稿時，發覺感懷家父的篇章竟有多篇，而以其中《含羞草》一首，最能表露我所認識與感觸甚深的父親，於是決定以此為題名書。

　　我寫作這些短章，多以自娛，除了陸續發給好友──臺灣的謝正一、馬來西亞的馬侖和廈門的親人郭瓊花外，甚少投給本地報章雜誌刊載，只有少數幾篇為支持新加坡烈浦兄的《大士文藝》、新加坡文協會我前曾主持編務的《新加坡文藝》期刊，以及馬來西亞李錦宗夫人林玉蓉女士極力約稿的《風雅頌》。

　　馬來西亞馬侖非常熱心，在讀到我的一些詩作後，傳給他的好友宋銘。宋先生讀後，也熱心地把它譯為英文，並曾到新加坡和我會面。一番熱誠的談話後，他義不容辭地把隨後寫作的詩章一一翻譯。他的誠懇、熱心與勤奮的心意深深令我感動。這裡要重重的謝謝他。宋銘先生的譯稿，我交給同學周德成幫忙看過，於此也要深謝德成的付出。

　　我主要修讀中國詩論，數十年來持續不斷。中國是詩的王國，中國詩論詩評有千年歷史，是不可否定的事實。但是五四文化運動的爆發，極力排斥舊文化，舊體文學，一味追求西方文學理論。自此之後，學術界學者與研究生莫不紛紛取用西方文學理論以論述新舊文學，或沿用西方理論發展為現代、後現代理論，傳統的文學理論被掃除殆盡。四川大學曹順慶教授曾喻此為嚴重的失語症。今年三月，龔鵬程先生到新加坡作系列演講，其中一場關於文學的，題為“詩歌傳統與現代的內在融合”，舉辦當局安排我主持講座並需要回應他的演說。我原本計劃在會上表示我對傳統詩論在現代詩壇處境的意見，只是龔先生的演說極為精彩，滔滔不絕，於是讓他演說全場，擱置我的發言。現在借此機會，簡述我的意見，因為其中的看法，和我的創作態度與方法有關。

　　中國詩論很早就提出詩的抒情傳統。《尚書．虞書》“詩言志”一語不但揭示這一傳統並且影響以後長遠的發展。《詩大序》詮釋詩言志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以詩為詩人情感通過語言所形成，說明情感於詩的關鍵作用。後人言詩與情的關係多據此發揮。梁鐘嶸《詩品序》以“舞詠”替代“言”字道：“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性情，形諸舞詠。”明公安三袁和清代袁枚更以此發展為性靈主張，袁枚甚至說：“詩越癡越妙。”其他學者如南宋張戒《歲寒堂詩話》以此強調詩主在言志，不能專宜於詠物。一些學者則以詩言志，所稱的志，是禮義之情，與《詩大序》所強調的“《變風》發乎輕易，止乎禮義。”相關，不能把“志”單純理解為“性靈”，從而反對“性靈說”。清錢謙益、黃宗羲更把詩言志和時代背景結合起來，要求詩人面對民族危機的時刻，展現窮于時，困於境迸發出來的情感。宋理學家則在志之波動與形成方面提出意見。論述豐富，這裡僅舉以上數項說明。

　　論者更認識到詩雖然言志，但“詩”不等於“志”，從而多在如何“言志”的“言”上發言，這也是我極為關注的方面。早在《詩大序》，就提出“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的看法，“譎諫”為婉轉的諷諫，即認為詩取婉轉諷諫的方式，可收到動人心的效果，這就是《禮記．經解篇》所說的“溫柔敦厚為詩教”的意思。所謂“溫柔敦厚為詩教”，唐孔穎達解釋道：“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雲溫柔敦厚是詩教也。”依違諷諫，即據微小事物婉轉諷諫；不指切事情，用文學語言，就是不可單用賦，而取比興等文學手法。這就和詩論者以道、禪論詩的看法可以結合起來。於是司空圖所強調的“近而不浮，遠而不盡”之“景”，“韻外之致、味外之旨”等，嚴羽《滄浪詩話》所說的：“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等等乃受詩論界廣泛引用發揮。清王士禎更以此提出其“神韻說”。王夫之以儒家詩言志說為基礎，結合司空圖、嚴羽等理論發展為他的詩觀並以之來評論歷代詩作。這類“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的論述和論評，極為豐富了傳統詩論的內容。

　　一些評論者除留意就詩外（言外）論詩，更重視詩內（言內）的詩歌特色。沈約的聲律說，晚唐諸家的詩格說，元楊載的《詩法家數》，清金聖歎以分解法評論唐詩，仇兆鼇對杜甫詩的細評等多有精彩意見。

　　以上簡述中國傳統詩論的一些內容。在前代詩論、詩評者的豐富著作中，我們可還以察覺到他們通過精美的文字來抒發他們的意見，如陸機《文賦》寫創作之何以發生道：“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鐘嶸《詩品序》言四時景物變換予詩人之影響道：“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言人事變遷予詩人的影響道：“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情文並茂，字字珠璣。前代詩論詩評者還通過不同文學體制來表露他們的見解。前面所舉的序、書、詩話等之外，更有評選集、筆記小說、書目提要、論詩詩等等。其中以詩論詩的論詩詩，更令我注目。自唐杜甫首創“戲為六絕句”之後，後人效仿者甚多，金元好問更發展為評論歷代詩人詩作的論詩絕句系列組詩。杜、元二人影響後代至钜，到清中葉以後，論詩詩之作總數竟達近萬首。復旦大學郭紹虞等就曾編有《萬首論詩絕句》一書問世。我之所以嘮嘮叨叨說起以上這些，主要是關係到近日大家關心的詩歌縱的傳承與橫的移植等問題。

　　從傳統詩論方面看，有如西方強調的細讀詩作的方法並不缺席。在解詩評詩上，不少傳統詩論者多能細讀所要論評的詩章，而且其中不乏精闢見解。仇兆鼇、王嗣奭、浦起龍等之析杜甫詩是其中一些很好的例子。但是，五四運動以後，在學界群起攻擊舊文學，前述的傳承千年的詩論詩學幾乎失去蹤跡，這就是曹先生所形容的失語症。無論詩的創作與研究、評論，都受到西方的重大影響。我一直深深的感到不安，也深為不解，難道在現代新文學世界中，傳統詩學的作用就這樣完全失去它的地位，失去它的作用。傳統繼承與橫的移植的失衡，糾結在不少近日詩歌創作與研究的心胸之中。

　　於是我開始嘗試用傳統詩論分析詩經的篇章，用傳統詩論的詩理，和轉用元小令的格式等來寫作新詩。希望有更多的同道探討傳統詩學，總結前人經驗來論析現代作品、創作現代的詩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