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書信選（余英時文集27）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後記

余英時先生不擅電腦，對外聯繫除了電話之外便是書寫。從郵柬到傳真，說余先生日日筆耕墨耘一點也不為過。 

編輯書信選的契機，來自於傅鏗傳來余先生賀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等三通函簡，說是余夫人陳淑平女士在整理物件時翻出的。函中文華通達，辭采合度，展示了余先生為人處世溫煦、體貼的一面。經淑平女士首肯，遂開始訪求余先生的信札，希冀能呈現余先生學問文章外的生活樣態。 

賴得曾與余先生魚書雁帖的眾方尊長，以及留存先祖手澤之後人支持，前後蒐羅書翰逾三百通。礙於篇幅，遂依幾個大原則精選： 

一、盡量收錄邀得書翰的每一位受信人，並至少輔以每位受信人的函件原稿一通，以期呈現寬廣之鴻雁面向。

二、具備談學說理內容，或實際通訊性質。

三、言及編務往返、文稿投遞……等名山項目，但同一事件上的多次往覆則擇要而錄。 

全書編列以人繫年，受信人自清末史家牟潤孫，至當代學者周保松，跨度穿越多個世代；輯錄信件最早寫於一九六○年七月，最晚則為二○二一年七月，時序超過一甲子。余先生注重禮數，書信中的上款下款、挪抬平抬、縮小偏寫、重點畫記等皆有講究，更不說因人制宜而採用的提稱語、申悃語、問候語、末啟詞等，或關懷致意，或評述敘事，長短不一的素箋，件件允為寫作範本。 

余先生的字亦行亦草，自成一家。他在信中謙說「從未練過書法，只信筆而寫，不求精好，也不可能好」，「我的書法不足道，字之工拙也不必計較」。這些自牧之詞同在硬筆書寫上。書信裡的文字布局流暢，字裡行間可見余先生少壯的風發飛揚，年邁的圓熟藹然，若僅就信札本身著眼已極可觀，無疑臻於文人字的一個完善高度。 

本書能夠順利編輯出版，除書中所錄書翰之提供者不吝成全，還要特別感謝朱瑞翔、李默父、詹千慧、董明，這幾位朋友在尺牘分析剖釋上給予專業的建議與協助，使余先生的函件內容盡可能顯以原貌，將余先生的文字園圃拓展在讀者眼前。

陳逸華  謹誌

二○二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