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日將盡：我的北京故事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晚霞消失了，長日將盡。在淡淡的暮色裡，張寶治終於感覺到他自認是故鄉的這個地方對於他來講卻是相當地陌生，面對一扇扇緊緊關閉的門窗，他是一個毫不相干的人。
人的記憶是有選擇的，被選擇出來的記憶只是歷史的一小部份，經過長年的沉潛，這些記憶重新排列組合，成為小說。但是，這些小說卻未曾站立在高樓大廈上，它們站立在中國的黃土地上，它們沉重如鉛塊。
但是，它們有如一面鏡子，折射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過往。文字是會在不間斷的書寫中臻於成熟的。
《多餘的人》是獻給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一本書，寫完以後，我就開始重新修訂從一九八四以來曾發表在《聯合報》及《世界日報》的短篇小說，包含〈長日將盡〉〈骨灰〉〈樓上樓下〉等九篇。它們同屬於八十年代，那個曾經充滿期待的時代，那個幻滅的時代，那個很多人寧可忘記的時代，那個在一些人的睡夢中仍然會出現的時代。——韓秀
目錄
懷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些人與那些事
長日將盡
晨曦之歌
你在何處？我們所戀慕的昨天？
電話
雲煙
不惑之年
骨灰
兩位醫生
樓上樓下
試閱
這裡的秋天還是美的，天空碧藍，陽光明麗，大人孩子只著一件薄毛衣或一件不太厚的外套就蠻過得去了。世界上的事情雖然充滿了不平，老天爺卻是唯一的公道主兒，祂把陽光分灑給每一個人，不管他今天早上喝的是牛奶、吃的是丹麥堡還是整個兒一頓棒子麵兒粥加老鹹菜。
從大西北回來整整三年了，這三年裡什麼活兒沒幹過！冬天蘸冰糖葫蘆，夏天賣冰棍兒、揀廢紙。最近這一年販上了水果，苦、重，可是賺得不少。熬到今天，終於可以在南城公園兒的農貿市場裡佔上一席地了！這個農貿市場可是全北京市最大的一個，從公園東門繞著東牆、北牆一直綿延到北門，足有二里多地。一人多高的鐵柵欄把車水馬龍的大馬路和人行便道隔開，裡邊兩排小攤兒，一排靠著公園的紅磚牆，一排貼著鐵柵欄。小攤兒緊挨著，擠得下不去腳。兩排攤位中間倒留下了挺寬的走道。每天一清早到日頭落山，人流不斷。趕上禮拜，更是擠得回不過身兒來。可不，城裡人過日子能指望那空蕩蕩的國營菜站嗎？瞧咱們這兒，小蔥挺著脖子站在案子上，唄兒綠。再瞧那萵苣，肚兒滾圓，小棒槌似的。剛謝了花兒的小黃瓜帶著滿身的刺兒，透著鮮亮。西紅柿個個擦拭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堆成小山，紅亮亮的。
就在西紅柿和黃瓜的中間兒，張寶治架起了他的案子。案面兒高低不平，他讓妻子秀娥把一條舊床單染成深藍色，漿得平平展展，鋪在了案子上。小心翼翼，從大筐裡捧出那包著白綿紙的大雪花梨，每九個排成一個方陣，上面加四個，頂上再加一個，成金字塔形。雖然包了紙，金色的大梨還是透出陣陣的甜香。三個金字塔擺好了，再從案子底下抽出一塊紙板，用個小棍兒支在案子上。仿宋大字「雪花梨三斤一元」。那字見棱見角，跟他那張顴骨凸起的臉、只見直線不見曲線的肩頭、胳臂肘兒、膝蓋頭兒，一個模樣。
昨天晚上，西城「小老大」趙玉生跑來通知他，已經「打點」了農貿市場的管理員，自即日起，張寶治可以代替「小老大」在農貿市場裡頭擺攤兒了。稅自然是照繳不誤，不過，騰出了玉生那麼一雙快手，不管是跑運輸還是街頭流動，都比張寶治強得太多啦。「小老大」實在是個能人，他的母親就更不是凡人能比的了。
早年間，玉生的父母開著一間祖傳的膏藥鋪，不要說腰痠腿疼貼上就好，即便是傷筋動骨、鼻歪眼斜，也是不在話下的。那個年頭兒，可真有人不遠百里跑來求這一貼就靈的膏藥呢！一九五○年「鎮壓反革命」，玉生的父親竟然被人告下了，罪名是「一貫道壇主」，不容分辯就被槍斃了。玉生的母親看著揹著槍的公家人將那一紙「判決書」甩在了桌子上，並不言語，轉身進了熬藥的小屋。丈夫不在了，妻子背上沒滿月的兒子頂門立戶接著熬那黑漆漆的藥膏子。兒子，就在這煙燻火燎的草藥霧瘴裡長大成人，不說是練就了刀槍不入的金剛之身，可也實在是結結實實，一拳打在泥地上，挺深的一個坑。十四歲的少年人，不忘殺父之仇，找點碴兒就跟對門楊家的街道積極分子橫眉立目的。從小母親就告訴他，楊家的老妖婆氣不忿兒趙家的祖傳絕技，告了那一黑狀。
手起拳落，仇人少了一隻眼。仇人的兒子抄起菜刀拼命，一刀下來，玉生肩上留下了三寸長的刀口。警察來了，赤手空拳，不滿十八歲的玉生佔了理。那個已經年滿十八歲、手使凶器的傢伙正好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裡被判了刑，發送邊陲。因為「打架鬥毆」即將被送去「少年管教所」接受「管教」的趙玉生也站到了公安局的審訊室裡。
「你的後臺！老實交待，是誰指使你打架鬥毆？」
「沒人！那老太太欺人太甚，欺負我家孤兒寡母。我得告訴她，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瞧瞧，把人家一隻眼睛也打瞎了，還兔子呢。」警察們嘻嘻哈哈地也笑了。
正笑著，一聲喝問，「你爸怎麼死的」猶如一把刀子從腦瓜頂上直插下來。
少年人朗聲回答，「政府槍崩的。」
「什麼罪名？」
「一貫道反動頭目。政府說的。」
「政府怎麼知道他是一貫道？」公安人員迂迴包抄過來。
少年人氣定神閒，「政府明察秋毫，什麼事兒不知道？」
警察們交換著眼色，這小子，真有兩下子，居然應對如流。
「你媽告訴過你什麼？」警察不再兜圈子。
「我媽一個老娘兒們，除了熬藥，受苦受累送我上學，她還能說什麼！」他一臉深沉，挺體己地跟警察說，「實話跟您說吧，我媽是受苦的命。我家的事兒，我說了算！我老大！」
就這樣，打從十四歲起，「小老大」的名聲響遍了西城，學名「趙玉生」反倒鮮為人知了。
少管二年，「小老大」在少年管教所裡越發地長進，練出了真本事。被他的拳頭收拾出血的也都是貨真價實的壞胚子，有人還送了他一頂「正義之神」的高帽子。
玉生的母親，這位一聲不吭、吃苦耐勞的女子，心思細密。一九五六年鬧「公私合營」，膏藥鋪變成了公家的，熬膏藥的技術卻還是她絕對不肯交出的真功夫。上級讓她帶徒弟，她滿口答應，火候到了要緊三關的時候，她支走了徒弟，一個轉身兒，做完了節骨眼上的活。七、八年過去了，徒弟換了兩打，沒有一個學得了真本事。趙家膏藥的真正傳人還是趙玉生。
一九六六年，那過了一百年，中國人還是忘不掉的血腥日子。橫掃一切的大風暴把「小老大」掃到了青海。理由很充分﹕犯有前科，流氓意識濃厚，常常打架鬥毆，不適於留在內地。
楊家老太太這個時候已經不只是街道積極分子，她已經是街道造反組織的小頭頭，在把即將少管結束返鄉的趙玉生送往大西北這件事上，楊老太太起了關鍵的作用。她實在是太得意、太稱心，太想看到玉生母親絕望的淚水了，她居然親自將這個消息帶給了一心盼望兒子返家的母親。
這個時候，多年來，把滿腔悲憤強壓心底的母獅終於跳起來了。兒子再也回不來了，她再也不必忍氣吞聲。她端起滾燙的藥鍋直接地扣到了毫無防備滿臉獰笑的楊家老太太的頭上。
未等頭上臉上的燙傷結痂，楊家老太太糾集了職業打手們，在一個深夜對趙家不屈的寡婦進行了殘酷的「教育」。多年以後，泥地上還留著暗紅的血跡。那血跡向玉生傾訴了街坊四鄰絕對不敢吐口的全部實情。
一九七八年「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趙玉生回家了，滿臉是疤的楊老太太不但繼續在「小腳偵緝隊」裡呼風喚雨，甚至當上了街道勞動服務公司的顧問。藉口供銷渠道尚未打通，名傳千里的膏藥鋪還是開不了張。幾經周折，「小老大」終於加入了「個體戶」的行列，作起了水果生意。
趙家寡婦十多年前就焚屍揚灰了，只有她的鮮血浸透了的泥地是唯一的紀念。楊老太太軟硬兼施要攆「小老大」搬家，先是壓，說什麼擴建街道工廠需要地皮。然後是哄，說是在新的居民樓裡給他一個單元。「小老大」根本不答理她，買了一車好瓷磚，找上幾位鐵哥兒們，一夜之間，漫了地，翻修了房。老天親見，玉生那從不輕彈的淚水是怎樣傾瀉到泥地上和母親的血匯在了一起，被嚴嚴實實地封在了瓷磚下面。
他立誓，「永不搬家。趙家的子子孫孫要永遠伴著母親她老人家。」
楊老太太獰笑了，「瞧好兒吧！趙家的臭小子，旱死你！」
世上的事情就這麼奇怪！張寶治的小妹妹，皇城根小學漂漂亮亮的女教師就那麼高高興興地蹬著平板車，拉上鋪蓋捲、熱水瓶，搬進了趙玉生的家。小倆口兒把一張大紅的結婚證書裱起來掛在鋪了瓷磚的堂屋裡，整天歡歡喜喜甜甜蜜蜜。楊老太太的血壓節節高昇，再也下不來了。
一想起那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張寶治就笑了，帶著滿臉的陽光，笑了。
從大西北回來整整三年了，這三年裡什麼活兒沒幹過！冬天蘸冰糖葫蘆，夏天賣冰棍兒、揀廢紙。最近這一年販上了水果，苦、重，可是賺得不少。熬到今天，終於可以在南城公園兒的農貿市場裡佔上一席地了！這個農貿市場可是全北京市最大的一個，從公園東門繞著東牆、北牆一直綿延到北門，足有二里多地。一人多高的鐵柵欄把車水馬龍的大馬路和人行便道隔開，裡邊兩排小攤兒，一排靠著公園的紅磚牆，一排貼著鐵柵欄。小攤兒緊挨著，擠得下不去腳。兩排攤位中間倒留下了挺寬的走道。每天一清早到日頭落山，人流不斷。趕上禮拜，更是擠得回不過身兒來。可不，城裡人過日子能指望那空蕩蕩的國營菜站嗎？瞧咱們這兒，小蔥挺著脖子站在案子上，唄兒綠。再瞧那萵苣，肚兒滾圓，小棒槌似的。剛謝了花兒的小黃瓜帶著滿身的刺兒，透著鮮亮。西紅柿個個擦拭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堆成小山，紅亮亮的。
就在西紅柿和黃瓜的中間兒，張寶治架起了他的案子。案面兒高低不平，他讓妻子秀娥把一條舊床單染成深藍色，漿得平平展展，鋪在了案子上。小心翼翼，從大筐裡捧出那包著白綿紙的大雪花梨，每九個排成一個方陣，上面加四個，頂上再加一個，成金字塔形。雖然包了紙，金色的大梨還是透出陣陣的甜香。三個金字塔擺好了，再從案子底下抽出一塊紙板，用個小棍兒支在案子上。仿宋大字「雪花梨三斤一元」。那字見棱見角，跟他那張顴骨凸起的臉、只見直線不見曲線的肩頭、胳臂肘兒、膝蓋頭兒，一個模樣。
昨天晚上，西城「小老大」趙玉生跑來通知他，已經「打點」了農貿市場的管理員，自即日起，張寶治可以代替「小老大」在農貿市場裡頭擺攤兒了。稅自然是照繳不誤，不過，騰出了玉生那麼一雙快手，不管是跑運輸還是街頭流動，都比張寶治強得太多啦。「小老大」實在是個能人，他的母親就更不是凡人能比的了。
早年間，玉生的父母開著一間祖傳的膏藥鋪，不要說腰痠腿疼貼上就好，即便是傷筋動骨、鼻歪眼斜，也是不在話下的。那個年頭兒，可真有人不遠百里跑來求這一貼就靈的膏藥呢！一九五○年「鎮壓反革命」，玉生的父親竟然被人告下了，罪名是「一貫道壇主」，不容分辯就被槍斃了。玉生的母親看著揹著槍的公家人將那一紙「判決書」甩在了桌子上，並不言語，轉身進了熬藥的小屋。丈夫不在了，妻子背上沒滿月的兒子頂門立戶接著熬那黑漆漆的藥膏子。兒子，就在這煙燻火燎的草藥霧瘴裡長大成人，不說是練就了刀槍不入的金剛之身，可也實在是結結實實，一拳打在泥地上，挺深的一個坑。十四歲的少年人，不忘殺父之仇，找點碴兒就跟對門楊家的街道積極分子橫眉立目的。從小母親就告訴他，楊家的老妖婆氣不忿兒趙家的祖傳絕技，告了那一黑狀。
手起拳落，仇人少了一隻眼。仇人的兒子抄起菜刀拼命，一刀下來，玉生肩上留下了三寸長的刀口。警察來了，赤手空拳，不滿十八歲的玉生佔了理。那個已經年滿十八歲、手使凶器的傢伙正好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裡被判了刑，發送邊陲。因為「打架鬥毆」即將被送去「少年管教所」接受「管教」的趙玉生也站到了公安局的審訊室裡。
「你的後臺！老實交待，是誰指使你打架鬥毆？」
「沒人！那老太太欺人太甚，欺負我家孤兒寡母。我得告訴她，兔子急了還咬人呢！」
「瞧瞧，把人家一隻眼睛也打瞎了，還兔子呢。」警察們嘻嘻哈哈地也笑了。
正笑著，一聲喝問，「你爸怎麼死的」猶如一把刀子從腦瓜頂上直插下來。
少年人朗聲回答，「政府槍崩的。」
「什麼罪名？」
「一貫道反動頭目。政府說的。」
「政府怎麼知道他是一貫道？」公安人員迂迴包抄過來。
少年人氣定神閒，「政府明察秋毫，什麼事兒不知道？」
警察們交換著眼色，這小子，真有兩下子，居然應對如流。
「你媽告訴過你什麼？」警察不再兜圈子。
「我媽一個老娘兒們，除了熬藥，受苦受累送我上學，她還能說什麼！」他一臉深沉，挺體己地跟警察說，「實話跟您說吧，我媽是受苦的命。我家的事兒，我說了算！我老大！」
就這樣，打從十四歲起，「小老大」的名聲響遍了西城，學名「趙玉生」反倒鮮為人知了。
少管二年，「小老大」在少年管教所裡越發地長進，練出了真本事。被他的拳頭收拾出血的也都是貨真價實的壞胚子，有人還送了他一頂「正義之神」的高帽子。
玉生的母親，這位一聲不吭、吃苦耐勞的女子，心思細密。一九五六年鬧「公私合營」，膏藥鋪變成了公家的，熬膏藥的技術卻還是她絕對不肯交出的真功夫。上級讓她帶徒弟，她滿口答應，火候到了要緊三關的時候，她支走了徒弟，一個轉身兒，做完了節骨眼上的活。七、八年過去了，徒弟換了兩打，沒有一個學得了真本事。趙家膏藥的真正傳人還是趙玉生。
一九六六年，那過了一百年，中國人還是忘不掉的血腥日子。橫掃一切的大風暴把「小老大」掃到了青海。理由很充分﹕犯有前科，流氓意識濃厚，常常打架鬥毆，不適於留在內地。
楊家老太太這個時候已經不只是街道積極分子，她已經是街道造反組織的小頭頭，在把即將少管結束返鄉的趙玉生送往大西北這件事上，楊老太太起了關鍵的作用。她實在是太得意、太稱心，太想看到玉生母親絕望的淚水了，她居然親自將這個消息帶給了一心盼望兒子返家的母親。
這個時候，多年來，把滿腔悲憤強壓心底的母獅終於跳起來了。兒子再也回不來了，她再也不必忍氣吞聲。她端起滾燙的藥鍋直接地扣到了毫無防備滿臉獰笑的楊家老太太的頭上。
未等頭上臉上的燙傷結痂，楊家老太太糾集了職業打手們，在一個深夜對趙家不屈的寡婦進行了殘酷的「教育」。多年以後，泥地上還留著暗紅的血跡。那血跡向玉生傾訴了街坊四鄰絕對不敢吐口的全部實情。
一九七八年「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趙玉生回家了，滿臉是疤的楊老太太不但繼續在「小腳偵緝隊」裡呼風喚雨，甚至當上了街道勞動服務公司的顧問。藉口供銷渠道尚未打通，名傳千里的膏藥鋪還是開不了張。幾經周折，「小老大」終於加入了「個體戶」的行列，作起了水果生意。
趙家寡婦十多年前就焚屍揚灰了，只有她的鮮血浸透了的泥地是唯一的紀念。楊老太太軟硬兼施要攆「小老大」搬家，先是壓，說什麼擴建街道工廠需要地皮。然後是哄，說是在新的居民樓裡給他一個單元。「小老大」根本不答理她，買了一車好瓷磚，找上幾位鐵哥兒們，一夜之間，漫了地，翻修了房。老天親見，玉生那從不輕彈的淚水是怎樣傾瀉到泥地上和母親的血匯在了一起，被嚴嚴實實地封在了瓷磚下面。
他立誓，「永不搬家。趙家的子子孫孫要永遠伴著母親她老人家。」
楊老太太獰笑了，「瞧好兒吧！趙家的臭小子，旱死你！」
世上的事情就這麼奇怪！張寶治的小妹妹，皇城根小學漂漂亮亮的女教師就那麼高高興興地蹬著平板車，拉上鋪蓋捲、熱水瓶，搬進了趙玉生的家。小倆口兒把一張大紅的結婚證書裱起來掛在鋪了瓷磚的堂屋裡，整天歡歡喜喜甜甜蜜蜜。楊老太太的血壓節節高昇，再也下不來了。
一想起那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張寶治就笑了，帶著滿臉的陽光，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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