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月記

導讀

困境之前，人之所以為人的樣子
張文薰（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相較於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等日本近現代文學作家，中島敦對於台灣讀者來說可能是比較生疏的。但他筆下的人物：孔子與子路、悟淨、悟空、悟能、司馬遷與蘇武等，卻又是耳熟能詳的存在。不只這些中華思想文化經典的人名，中島敦也寫過《金銀島》的作者史蒂文生；用想像力與知識在既有的人物上賦予個性，讓他們除了典籍史書中的簡要介紹、驚人事蹟外，更以會餓會痛、一下躊躇滿志、馬上又自暴自棄的面貌活過來，以為早略知一二的老面孔，在精湛的文學裡竟綻放出複雜而陌生的生命樣貌。人物不只是「躍然紙上」的形象、而是「成為人」。

說到「活著」、「成為人」，很難不聯想到另一位與中島敦同樣生於一九○九年的作家太宰治。「生而為人、我很抱歉」這句自棄與自負一次滿足的響亮名言，經過台灣文學作家的致敬演練，幾乎成為一九九○年代後文藝愛好者之間指認身世的暗語。中島敦比太宰治死得更早，不若太宰治在一九三○年代就出道成名。三十幾歲了的一九四二年才終於有作品入選芥川賞，沒來得及發光發熱，自幼一直不太健康的中島敦就在同年底病逝。在這樣長年不遇、絲毫不若太宰般華麗爍眼的文學人生裡，奇妙的是，中島敦文學的主題卻少見棄世與死亡的欲求。如果太宰治的自殺預告可以是一種渴望被挽留的求愛告白，那麼〈李陵〉中求死不成而在北海牧羊的蘇武、以為大不了引刀一快卻遭受恥辱宮刑的司馬遷，所展現的即是個人面臨自我意志的極限—生死大限，人無法選擇生死的樣態、方式、時間—在極限之前，可能實現的種種糾葛、掙扎與努力。因為這些人真實存在過，有文字史料刻畫著他們活過的輪廓，「可能」便離「可以」近了許多。

或許這也是中島敦作品能夠長期被選進日本國文教科書的原因之一，在困境之前展現的強大意志力。無論困境是先天造成如《光．風．夢》裡史蒂文生的孱弱體質、〈山月記〉李徵的乖僻個性，或後天形成如〈李陵〉、〈弟子〉裡的君王喜怒、〈虎狩〉裡的殖民社會，在不同時代情境下都是個人力量難以違拒的命運。命運似從轉角倏然躍出的野性猛獸，其實隱然可以預料。〈李陵〉中遭受宮刑的司馬遷認為「世上每個人都有每個人不同的境遇，而某種事件只能發生在某種人身上」，這可不是個性決定命運的個人責任邏輯。司馬遷是經歷了無法怨天怪人的巨大創痛後，對於命運的模糊認知才轉為深切體悟，以宣告從前那個男子漢氣魄的自己已死為代價，抵達對史書亦述亦作的精妙平衡境界。治史原是由父祖傳下的事業，卻是因為宮刑的無端折辱，作史才成為非司馬遷不可的天命。說是命運無端，其實有跡可尋循有跡可尋——司馬遷因一時義憤氣概惹禍，偉大的藝術卻需要高度自制才能成就。

同樣是非己之誤卻遭殺身滅族大禍，武將李陵、使臣蘇武與司馬遷有著三人三樣的應對與評價。人是在困境中的自我詰問、憤懣矛盾、匍匐掙扎中逐漸形成殊異個性，看是雙手一攤放棄、滿身瘡痍爬起或跌跌撞撞搖晃浮游，這些反應與結局，都是人與人、人與命運交手下成形的個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樣子。〈山月記〉的李徵失蹤後，眾人紛紜他發瘋了，實際上是變成老虎；瘋狂與變形都挑戰著「人」理性的界線。李徵希望能以誦讀經書、吟作詩篇的詩人形象傳世，於是斷絕與現實世界中他認為庸碌瑣碎的人事連結，閉門作詩，但遭逢變虎的命運後他才察覺，蔑視並棄絕人世反而是悲劇命運的開端，人無法脫離人世，直到死亡將一切分開，人都必須面對抗爭、妥協、協商——生而為人的責任。李徵渴求的是被人世所接受的名聲，卻矛盾地不願意身在其中。他的變虎命運，是怯於被看透本領之「猜疑的自尊心」與欠缺內在肯定力量之「膨脹的羞恥心」的個性交織加乘而招致的結果。離開所猜忌的朋輩、捨棄有照顧責任的家人並無助於精進詩藝，只有招致更為巨大的寂寞，吞噬人性永不復返。

與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中島敦最出色的作品都不走日本現代小說的核心文體「私小說」路線，縱然小說人物也自苦思索、輾轉反側，但李陵、司馬遷、李徵的問題都與背德的愛慾無關。痛苦產生於自我定位與外界評價之間的落差，而自我定位的重心不在情欲需求的滿足，而是個人特性的發揮，以及個人才能的實踐。

二十世紀的東亞，是個人意識在福澤諭吉主張「天不在人上造人」後解放登場的時代。當士農工商貴賤的先天身份制度撤廢後，才能知識成為決定個人社會位置的客觀標準。然而總會有些個人特長，無法等值兌換為政治、經濟所決定的社會地位，現代作家本身以及現代文學作品所主要拾起的，就是這些在主流價值系統邊緣游移匍匐的才性，與被制度網目宣告失格後的淚水。如果太宰治是以自我毀棄的姿態，在東京都會的中心大喊「救救孩子」；中島敦則是捧著滿懷詩篇，越過寒星閃爍的大漠、一步步走向月色灑亮的山崖；穿過竹林而來的聲響，是吟嘯或獸吼？落在紙上誰能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