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

如果把一九四九年作為現、當代的分界點，盛行於上世紀中葉的現代主義對當代台灣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不錯，它所追求的菁英典範如今已經過時，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在台灣當代文學、電影、藝術領域裡最傲人的成就背後，往往都有它龐大的身影─即便是作為反叛的對象、影響焦慮的來源。擴大視野來看，二十世紀大部分非西方社會，尤其是台灣的東亞鄰居，也都有它們各自以不同方式銘刻的現代主義回憶，以及尚未擺脫的菁英文化情結。況且精練、世故、標榜高品味的現代主義美學素養也無疑是當今全球文化體系重組之際，非西方社會的文藝創作者尋求新定位的重要資源。

上世紀六、七○年代之交我在台大外文系受到的現代主義啟蒙跟隨我至今，籠罩了我在美國數十年來的學術生涯。這本集子的上編〈現代主義與二十世紀五○—八○年代的台灣小說〉譯自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Duke University Press）。這本書一九九三年出版時，是英語世界裡第一本以台灣文學為對象的個人專書。當時台灣文學研究在英、美東亞學術圈裡正氣勢如虹，儼然是個亟待開展的年輕學術領域，潛力無窮，榮景可期。然而事實卻未能完全符合預期。緊接下來的十年，適值另外幾個研究領域驟然勃興：台灣解嚴後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的激變與翻轉、幾個華人社會的新潮電影在國際上嶄露頭角、「中國（大陸）當代研究」逐步朝日後的顯學地位醞釀成形—這些高分貝題材在後現代、後殖民、後結構主義激發的動能支撐下，吸收了大部分西方學界裡原本就頗為有限的東亞（尤其是人力）資源。以文學創作為關注的台灣研究遭池魚之殃，陷入了低谷。

轉機在二○○三年之後開始漸漸浮現。過去十年間令人振奮的跡象不只一端。首先，英語世界裡專攻與台灣文學有關議題（同志、市場、二二八、歷史創傷記憶、與其他文化類型之間的共棲關係等）的學術著作數量倍增，且多由重要出版社印行。其次，愈來愈多泛以「中國」為標題的文學專書中開始以台灣作品為其主要分析內容，或至少是參考樣本。最後，相應於全球化趨勢，近些年出現了幾本令人矚目的東亞文學專題研究，其中台灣更是被適當地賦予了它應得的地位。

與這些趨勢平行的是，從現實層面上來說，台灣夾在自我定位和兩岸關係之間的處境愈來愈錯綜難解；而在學術領域裡，則是更多的研究者得以擺脫舊有的框限，把台灣放置在依不同軸線所劃定的系譜脈絡中來思考─下編〈台灣文化場域中的現代主義〉所收的九篇文章，便是記錄了我自己這方面的探索。仍然以現代主義小說為核心，勾勒它和整體台灣文學生態、文學史書寫、新電影、冷戰、全球化、東亞啟蒙現代性之間的關係，試圖朝著更為系統化的理論敘述邁進。撰寫時間正好跨越本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在台灣以文字發表過的只有三篇。

上編〈現代主義與二十世紀五○—八○年代的台灣小說〉第一、二章也曾在台灣的學術期刊發表過4。作為完整的全書中譯，距英文原著出版已經整整二十年。這其間台灣文學經歷的滄桑無數，學術批評典範也幾度更迭。但願這些遲到的出土舊物能為有心的讀者提供一些回味歷史的材料。記得應鳳凰介紹我和林載爵先生見面，初次談出版《現代主義》中譯的事，是一九九○年代末；延宕了這麼許久皆因我自己疏懶。只是對於當初熱心參與翻譯初稿的友人、學生—除了居功厥偉的應鳳凰，還有唐維敏、宋偉杰、羅曉芳、陳綾琪……如今他們多已是資深教授了—一直深感過意不去。對於聯經的林載爵發行人和胡金倫總編輯無邊的耐心和儒雅的君子風度自然更是感念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