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菊人《良友》專欄文選

黎漢傑序

知悉胡菊人先生的大名，始於多年前編周策縱先生的訪談集，裏面收錄了胡先生與周公對談的兩篇訪問稿：〈與周策縱先生論為學方法〉與〈五四的成就，五四的感召〉。當時，就覺得胡先生所關心的議題，方方面面都體現出一個當代知識分子，或者說「文化人」的風範。如果說在當下的後現代社會，人的精神生活變得破碎、零落；那胡先生在訪談中展現的關懷，甚至推而廣之說，一生的文化事業，正正是不斷肯定人類的精神文化，重新建設失卻已久的人文精神。因此，熟悉胡先生的讀者一定留意到，無論是他的文學批評論著如《文學的視野》、《紅樓．水滸與小說藝術》；散文隨筆如《坐井集》、《旅遊閑筆》；甚至是具體探討特定文化問題的作品如《河殤．何傷》、《李約瑟與中國科學》，都有一股浩然之氣，一種不斷追求的「精英主義」（elitism），貫穿字裏行間。而眼前大家看到的這部小書，則仍然可以感受到種情懷的流露。

「吾道一以貫之」

本書分五輯，均選自八、九十年代伍福強先生於香港復刊《良友畫報》時所寫的專欄文章結集，除了延續胡先生以前關注的主題如金庸、《水滸》、《三國》小說藝術的探討；也有回憶、追懷朋友的文章如台灣的臺靜農、大陸的梁漱溟，至於香港的自然包括他最熟悉的友聯人物如趙聰先生（〈憶趙聰先生〉）和緬懷主持《盤古》的美好歲月（〈也說「盤古華年」〉）。可是，如果說要尋找本書的主旋律，則一定是在本書最後兩輯：「文化再思」和「中西之間」。「文化再思」的文章偏重思索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可說，是從内看。自民國以還，尤其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是貶多於褒。這種心態自然是始於五四：

五四運動當然有其正面的意義。……我們唯一要檢討的，大概就是全面打倒歷史傳統、徹底否定中國文化所帶來的害處。這一種害處所帶來的負面作用，恐怕比五四運動所贏得的正面價值，還要大得多。因為中國文化是我們數千年來屹立於世的主要支柱，是我們全民共識共信共愛之所寄，也是我們每一個人人生價值之所繫，更是我們家庭倫理、交朋接友、家國社會的種種活動的準繩。當我們徹底打倒了中國文化之後，整個民族似乎自然失落了，四邊空蕩蕩的，似乎再無立足之處。日常行事做人，也似乎喪失了準則。

當西方自二戰後才開始流行「後現代」的理論，其實中國早已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已經牽起了一股類近「後現代」的思潮，對傳統文化去解構、去中心化，將原本在思想層面佔主導地位的儒家，驅趕下台。這樣當然有好處，但胡先生則認為「徹底打倒了中國文化之後」，現在的社會，自有缺失：「日常行事做人，也似乎喪失了準則。」

對傳統文化的再思

因此，可以看到胡先生在這本書談得最多的，就是「日常」的生活。例如他欣羨唐君毅先生曾提及的尊師古風：

唐君毅先生記述當年在成都，他在讀小學時，他的父親受聘為教師，校長來下聘書，親自作揖。早一些時，校長還要當着孔子像，向教員跪拜，表示代表鄉中父老，鄭重將學生託付於先生。成都大成學校校長徐子休，年紀已七十餘歲，亦對他學校少他三四十歲的先生，一樣親自跪拜。後來唐君毅先生於一九二九年自南京回成都教書，校長長他三十歲，送聘書時，亦向他長揖，使他當時大為驚奇。

今日的社會，所謂「老師」的角色不是一個販賣知識的生意人，不要說高高在上的校長，即使是學生，對「老師」亦難免流露出「消費者」的心態：「我是顧客給學費，你是侍應提供服務。」「老師」不過是既輕且賤的打工仔而已。唐君毅先生說的這種風俗也許只是「繁文縟節」，甚或是「一種封建的形式主義，一種權威主義」，但背後重視的其實是教育那份責任感。「日常」瑣事，原來並不尋常。

儒家思想講的正是尋常生活的應對規範，例如胡先生在〈男女授受，為何不親？〉新解「男女授受不親」這句歷來被人詬病的話，原來正是普通男女之間應當遵守的禮節：

我的懷疑就出在「援之以手」這四字上，「拿手來拉她」，那就是手與手或手與嫂子身體上的某些部位接觸了。孟子說這是「不得不這樣的」（權），如果不這樣做就是豺狼，救命緊要過一切，……於是我疑問「男女授受、不親」，是說男女之間交受物件，不可以接觸肌膚及身體（那怕穿了厚厚的衣服）。

這樣解釋是否比較合理？譬如即使在今天，你在辦公室拿文件給女同事，無意或有意碰到她的手，也是很不合規矩的，有時對方會大怒，打你一巴掌也說不定，如果你是有意這樣做而對方根本討厭你的話。

男女之間，除了特別情況，日常生活的禮節，無論古今，都是相同的。儒家關注在於具體上雙方交收、傳遞物件的禮節，而不是無限放大，推論男女在任何情況都不能有所接觸。所以，如果按胡先生的說法，「男女授受不親」，確實有理。試想放在今日，即使是同性好友，交受物件也會盡量避免接觸肌膚及身體，更何況是異性呢？

從西方的鏡子回望

當然，要理解自身，最好有一面鏡子，而西方現代文明正好可以用來觀照我們的社會。胡先生在〈即食文明和即食心理〉一文探究香港「即食」的文化，實源於現代人的「飄浮感」、「短暫感」：

好像是世界上什麼事物都是隨時變易的，今天實在不知明天會怎樣。那種「即食」心態在時代曲上之表現，不過是這種普遍現象的一角反映。……

也許我們也可以見到，不少「愛情」也是即食的，婚姻也是，對自己的社會、鄉土、家國，也會「無悔」地隨時要離去。至於對職業之轉換，事業之隨機而變，投資之刻刻轉易，那更是認為一種才能，一種本領了。

文章寫於一九八八年，現在過去了三十多年，單看離婚率一項，就知道香港社會的「即食」心態，是「變本加厲」了。

時代的節奏變得更快，大家只管「即食」，眼裏只有當下，對人、對社會、對環境都缺乏責任感。胡先生在〈地球危機與中華文化〉就以西方社會立論：

在古代當中，希臘和中國都是敬重大自然的，而基督教沒有這種觀念，今日的地球危機乃是人們不敬重大自然的結果。這個說法並沒有錯。

因為在基督教義中，日月星辰山川大地人類動植物，無一不是上帝創造的，上帝乃高據於大自然之上。此與中國思想不同，尤其是道家「天地造化」而創萬物，所以大自然本身就是終極的，其上再沒有上帝。

不過西方近世文明之對大自然的摧殘，那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殘物、役物手段，與反上帝創造萬物的達爾文進化論不能說沒有大關係。因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念，乃是萬物生存必須適應大自然環境乃至征服環境，否則會被淘汰。於是乃造成對大自然的奴役化。

實際上，放眼現在的華人社會，大多數人都是在利用、奴役大自然，傳統中國文化那種「天人合一」的觀念早就不存在了。周邊的環境，一切都被轉化成可利用的資源，人們考慮的是如何去充分利用、有效開發。這個地球危機，無論中西，都是一樣嚴峻的。

結語

這種始終如一的「人文精神」，引領胡先生寫作不輟並肯定人的精神價值，維護人文世界信守的規範，讀者可以看到本書收錄的文章，大多是夾敘夾議，氣勢充沛，屬於「雄辯」式的風格。行文明白流暢，善於說理，能破也能立，憑藉的就是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以文載道；而「道」，對胡先生而言，始終「一以貫之」，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