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故事的人
The Storyteller
我們不能開心的談往事或是編織未來，我們僅有的只是讓我活下來的故事。
活動訊息
想找書的時候，特別想偷看網友的書櫃... 原來大家都在看這本 ↓↓↓
內容簡介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姊姊的守護者》作者茱迪．皮考特年度新作
◆《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
◆美國最大書評網Goodreads Choice Awards票 選2013年最佳小說第二名
◆入選《圖書館期刊》2013年最佳圖書
◆美國銷量最高家庭生活雜誌《好主婦》（Good Housekeeping） 選為2013最佳書籍
他說的故事，是在納粹時代裡存活的掙扎
她說的故事，是在集中營裡生存的恐懼
他們說著那場大屠殺，一段無法抹滅、撕心裂肺的故事
我不能說些我們的童年回憶，因為那太惹人難過。
我也不能編織未來，因為我們幾乎沒有未來。
我能給的，只有讓我活下來的故事。
在車禍毀容後，嫻芝成了晝伏夜出的烘焙師傅，她在哀傷輔導小組的聚會中結識了年邁孤獨的約瑟夫，兩人原本看似單純的友誼，在約瑟夫吐露埋藏大半輩子的祕密後，開始變調。
曾是納粹軍官的約瑟夫，希望能死在猶太裔的嫻芝手上藉以得到寬恕。約瑟夫的告白讓嫻芝聯想到奶奶絕口不提的過往人生，如果他真的參與那場殘暴的大屠殺事件，那麼只有跟奶奶一樣的集中營倖存者有資格決定原諒他與否。
在嫻芝的請求下，奶奶回憶起與家人的離散，訴說自己如何在納粹時代保命，集中營裡的一切歷歷在目，字字句句都是血淚交織的過往，她給了嫻芝一本記事本，那是讓她活下來的故事。
我每天早上都會看到猶太人在小樹林裡等候，等著被帶進焚化廠。他們還穿著衣服，但我想的是他們還能穿多久，才輪到我去剪下毛料外套的內裡或找出褲袋裡的東西。我走路時一定垂下目光看地面，如果我抬頭，會看到他們因為我的光頭和稻草人般枯槁的身體而可憐我。如果我抬頭，他們會看到我的臉，看出他們馬上要聽到的話──沖澡是在出去勞動之前的預防措施──根本是謊言。如果我抬起頭，我怕我會高聲喊出事實，告訴他們那味道不是來自工廠或廚房，而是來自他們被焚化的親朋好友。我會放聲尖叫，說不定一開口就永遠停不下來。
試閱
如果你要用一只行李箱收拾自己的一生──不只是衣物等用品而已，還要加上你對離開的親友、對小時候的自己等種種記憶──你會帶走什麼東西？摯友送的生日禮物？和你母親的最後一張合照？兩年前巡迴馬戲團進城演出的入場?票根？你和你父親屏息凝望配戴滿身珠寶的女郎從半空中飛過，目不轉睛地看著一個勇敢的男人把腦袋塞進獅子嘴裡……你帶走這些東西，是為了讓新的住處有家的感覺，還是因為你需要記得自己從哪裡來？
最後，除了這些東西之外，我還帶了《墮落少女日記》、麥亞的嬰兒鞋，和芭希雅在婚禮上戴的頭紗。我當然會帶我的小說，我已經寫滿四本筆記簿了。我把其中三本放進行李箱，另一本放在我的小背包裡。接著，我把天主教徒的文件放進靴跟夾層，和金幣放在一起。我父親最後一次拉開公寓大門時仍然沒說話，但這裡其實也不是我們的家。
這時是夏天，但是我們穿著厚重的冬衣。從這點你可以看出來，即使到了那一刻，儘管聽到太多傳言，我們仍然抱著希望。或者你可以說我們愚蠢，因為我們還會想到未來。
我們不是坐車而是走路，因為遣送的人數太多，大約有好幾百人。我們徒步行走時，軍人騎著馬走在我們身邊，陽光照得他們的配槍閃閃發亮。
我父親走得很慢。先是我母親被帶走，接著，失去麥亞和芭希雅也讓他大受打擊。他一直沒有恢復往常的樣子，經常在對話還沒結束前便已經雙眼茫然，而且肌肉萎縮，走路時不是跨步前進，而是拖著腳移動。他就像是長期暴露在嚴苛的環境中，褪掉了所有的色彩，雖然你還能看得出他過去的模樣，但他其實更像行屍走肉。
士兵要我們維持快步走路的速度，我擔心父親跟不上。我既虛弱又脫水，眼前的道路彷彿有起伏會波動，但是我仍然比父親強壯。「我們離火車站不遠了，」我催促他，「你可以辦到的，爸爸。」我一隻手拿著自己的東西，用另一隻手接下他的行李箱，好減輕他的負擔。
走在我前面的女孩絆了一跤，我停下腳步。我父親也跟著停下來。行進隊伍像是潮水衝撞水堤一樣起了波瀾。「Was ist los?」離我們最近的士兵開口詢問怎麼了。他踢了踢側躺在地上的女孩。接著他彎腰撿起路邊的樹枝，戳戳女孩，要她站起來。
看她爬不起來，士兵用樹枝纏住她的頭髮開始拉扯，而且逐漸加大力量。他怒斥女孩，要她站起來，但她仍然倒地不起。這時士兵開始扭動樹枝，拉得女孩放聲尖叫，頭皮也跟著撕裂開來。
另一名士兵靠過來，舉起手槍，朝女孩的頭部開槍。
周遭突然又靜了下來。
我開始哭，哭得喘不過氣。我不知道這女孩的名字，而她的腦漿灑在我的靴子上。
我親眼見過十來個遭到槍殺的人，到了現在，我也不再會為此震驚。胸口中彈的人會像是落石，死得乾乾淨淨。頭部中槍則是一團糟，灰白色腦髓和粉紅色的泡沫狀組織會四處噴濺。現在這些腦漿噴到了我的靴子，卡在鞋帶上，我不知道這是她大腦中的哪個部分，是主掌語言、行動的部分？還是保存下初吻、疼愛的寵物，或是她搬進隔離區那天的記憶？
我感覺到父親伸手握住我的手臂，我不曉得他還有這樣的力量。「小敏卡，」他低聲說：「看著我。」他等著我直視他的雙眼，等到我驚慌的喘氣逐漸平緩。「如果你死，你會是胸口中槍，不是頭部中彈。我向你保證。」
我意識到這是他從前那些計畫喪禮玩笑話的黑色版本。只不過這次，他計畫的是我的喪禮。
一直到我們搭上火車之後，我父親才再度開口。我們的行李箱都被收走，人像牲口般擠在運貨的車廂裡。我父親坐下來，伸手像我小時候那樣攬著我。「你和我，」他輕柔地說：「會在我們要去的地方再開間麵包店，方圓十里的人都會來吃我們做的麵包。而且我每天都會為你特製一個麵包，用你最喜歡的肉桂和巧克力當作內餡。喔，麵包出爐時，味道就像天堂一樣……」
我發現車廂內靜了下來，大家都在聽我父親描述他的美夢。
「他們可以強占我的家，」他說：「帶走我的錢、我的妻子和女兒。他們可以奪走我的生計、食物，和」──這時，他頓了一下──「我的孫子。但是他們搶不走我的夢想。」
他的話像一面網子，拉來每個人的同聲附和。「我的夢，」車廂另一頭的男人說：「是把他們加諸在我們身上的全還回去。」
車廂的木板內壁「砰」地一響，我們都嚇了一跳。
我們，他們。
然而，並非每個猶太人都是受害者，看看朗考斯基主席，他和新一任妻子安安穩穩坐在不費吹灰之力得來的家中擬定遣送名單，手上沾著我家人的血。而且，德國人也並非個個是殺人犯。看看法斯賓德先生在搜捕兒童的那個夜裡救了多少兒童。
又有人在拍打車廂，這次的聲音來自我枕著頭的木板下方。「出來，」有人從車外透過縫隙朝裡頭低聲說：「能逃就逃，你們火車要開進奧斯威辛。」(待續)
現場一團混亂。
下車的月臺坡道上一片人海。我們麻木又緊張，走出悶熱又讓人窒息車廂之後，大家拼命想呼吸新鮮空氣。每個人都在喊叫，想找到自己的家人。每隔幾呎就有拿著槍對準我們的軍人，他們命令男人走一邊，女人走一邊，大夥兒扯開嗓門，只想讓自己的聲音壓過他們的，好讓親人聽見。遠處有一排比我們早到的人，我看到更遠的地方有一棟加了煙囪的建築物。
幾個穿條紋衣的男人努力要我們排隊。他們看起來像是乳草的豆莢，原來色彩鮮麗的植物如今乾枯，隨時都會被旁人呼一口氣吹開。他們用波蘭文告訴我們把帶來的東西都放在坡道上。我抓住其中一個男人的袖子。「那是工廠嗎？」我指著加了煙囪的建築物問。
「對，」他張嘴說話，露出一口黃牙，「是他們用來殺人的工廠。」
那一刻，我想起那個把母親遭遇告訴我的男孩，想起自己當時以為他若不是騙子就是瘋子。
我父親跟著其他男人走向左邊。「爸爸！」我尖叫著跑向他。
當槍托擊中我太陽穴時，我看到了星星。我眼前一片雪白，而在我再次眨眨眼之後，我看到父親已經和成排的男人往坡道走去。而我呢，我驚訝地發現有個從前和我一起在法斯賓德先生刺繡廠工作的女人拉著我往前走。我轉頭拉長脖子看，正好看到我父親站在排頭的軍人面前。那個軍人撇著嘴，指頭靠在唇邊，一邊往前走，一邊打量每一個人，然後說「Links（左邊）」或是「Rechts（右邊）」。
我看到我父親朝左邊走，走向較長的隊伍。「他們要把他帶到哪裡去？」我狂躁地問。
沒有人回答我。
在推擠之間，我往前站到了一名軍官面前。他身邊還站著另一個指揮我們的白袍男人。這名一頭金髮的軍官很高，拿著一把手槍。我轉過頭，想在移動的人群中找到我父親。穿白袍的男人單手抓住我的下巴，我拼命忍耐，才沒朝他吐口水。他看看我頭邊剛出現的淤青，說：「Links」然後打個手勢要我往左邊走。
我很高興，因為我和我父親往同一個方向去，這表示我們可以相聚。「Danke（謝謝）。」我出於習慣，輕聲回應。但是金髮軍官聽到我小聲地道謝。「Sprichst du deutsch?（你會說德語？）」他問道。
「J-ja, fliesend.」我結結巴巴地回答：我德文說得很流利。
軍人靠在穿白袍男人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白袍男人聳聳肩。「Rechts。」聽他這麼說，我反而慌了。
我父親被派向左邊，但現在我要到右邊去，而這全因為我笨到開口說德文。說不定我冒犯了他們，也許我根本不該回應，更何況我還用他們的語言回應。但是我顯然是少數，因為其他大部分女人──包括和我一起在法斯賓德先生工廠工作的女人──都往左走。我搖頭抗議，懇求他們讓我往左走，但有個穿著條紋衣服的波蘭男人將我推向右邊。
你知道嗎，我好幾度回想這件事。想到如果我當初往左走會有什麼遭遇，那個時候，我渾身上下每一條筋骨都拉著我向左。但是大家都喜歡美好的結局，而且我知道，無論他們怎麼說，我都得照辦，如此一來，我才有可能再次見到我父親。
我從那個和我說話的軍人身邊走過，發現他的右手──拿著手槍的手──有些抽動，幾乎像是在顫抖。我擔心就算不是故意，他也可能不小心射殺我。於是我急忙離開，和少數幾個女人站在一起。之後，另一個軍人命令我們走向一棟造型像個字母I的紅磚建築。我看到道路的對面邊有一群人靜靜地坐在帶煙囪建築物前面的樹林裡。我不知道父親是不是和他們在一起，不知道他是否看得到我。
我們被趕進紅磚建築裡，警衛要我們脫掉衣服。所有的衣物都得脫，包括衣服、鞋子、襪子、內衣和髮夾。我環顧四周，赤身裸體的陌生人讓我不自在，但是讓我更尷尬的，是我發現幾個看管我們的男性軍人並不打算讓我們保留隱私。然而，他們並沒有盯著我們看，而是露出漠然的表情。我的動作很慢，我要脫的彷彿不是衣服布料，而是一層層的皮膚。我一手遮住自己的身體，另一手照父親教我的方式拎住靴子。(待續)
一名警衛朝我走過來。他的目光猶如冰霜，掠過我之後，落在我的靴子上。「好靴子。」他說。我用雙手抱住靴子。
他伸手拿走我抱在懷裡的靴子，交給我一雙木底鞋。「對你來說，這雙靴子太好了。」他說。
隨著那雙靴子消失的，還有我走出此地或換得父親消息的希望。這雙靴子也帶走了喬塞克為我拿到的天主教徒文件。
我們被帶到一張桌子旁邊，這裡有幾個穿條紋衣的猶太女人，她們的手上拿著電動剃刀。我走過去，發現她們正在幫女人剃頭髮。有些女人因為本來就短髮，所以不必受罪，但其他人就沒這麼幸運了。
我不是愛慕虛榮的女孩，而且從小到大就沒漂亮過，一向只是塔雅甚或芭希雅的影子。在我們搬進隔離區之前，我還帶點嬰兒肥，有張圓臉，甚至在走路時大腿內側還會互相摩擦。長期挨餓讓我變瘦，但沒讓我變美。
我唯一可取之處是我的頭髮。沒錯，我的頭髮現在既乾燥又沒有光澤，但仍然看得出深深淺淺的棕色，從栗棕、紅棕到淺棕色都有，自然捲的長髮到了髮尾捲個彎。就算我編起馬尾，背後的辮子仍然和手掌一樣粗。
「拜託，」我說：「別剪掉我的頭髮。」
「看你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說服我修一下就好。」她靠近了些，「你看起來就像有辦法走私東西進來的人。」
我想到那雙落入德國人手上的靴子。我猜想，這個女人也曾經和我們一樣排著隊。如果這些德國人想把我們變成野獸，不得不說，他們已經成功辦到了。「就算我有，」我低聲回答：「也是到最後才可能落到你手上。」
她看看我，拿起剃刀貼向我的頭皮，剃光我的頭髮。
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不再是敏卡。我是另一種生物，不再有人性。我邊發抖邊啜泣，跟著其他人匆促茫然地走進淋浴間。我只能想到我母親，和那個男孩口中的假浴室、那些灌滿氣體，載著滿滿屍體到樹林裡掩埋的卡車。我抬頭看蓮蓬頭，納悶稍後噴出來的會是水還是毒氣，猜想自己是否是唯一聽說過這些謠言的人，不知道有誰的心臟同樣也快要跳出來。
接著，我聽到「嘶」的聲響。我閉上眼睛，想要在腦海裡描繪出那些在我短暫人生中曾經愛過的人。我的父母、芭希雅、塔雅、魯彬和麥亞、喬塞克、鮑爾先生，甚至還有亞隆。我想要讀著這些名字死去。
我感覺到細細的水流。冰冷、散落的水。在我還沒來得及轉圈之前，蓮蓬頭開了又關。沒有毒氣，沒有毒氣，這就像我的祈禱文。也許那個男孩誤會了，也許這裡和海姆諾發生的事情不會一樣。說不定這裡就像軍人說的，是個勞動營。
又來了，這又是個抱著期待的低泣。
「Raus！」警衛吼著要我們出去。我身上還在滴水，狼狽地走出淋浴間去領衣服。我領到一件連身工作洋裝，髮罩，和一件灰藍條紋的外套，沒有襪子也沒有內衣。
我迅速地穿上衣服，想遮住赤裸而且無異於其他女人所帶來的羞恥感。我還在扣外套，一個警衛就抓住我走向桌邊，這裡有個男人在我的左前臂塗抹酒精，另一個男人在我手上寫字。一開始，我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只覺得灼傷，聞到皮肉燒焦的味道。我低頭一看：A14660。我像牲口般被烙上印記，我不再是個有名字的人。
我們被推進漆黑的營房，在眼睛習慣了昏暗的光線之後，我看到上下三層的舖位，而上面鋪的是草桿，像是馬廄。營房裡沒有窗戶，裡頭又悶又臭，擠進了好幾百個女人。
我想到來時的車廂，我們擠在裡頭度過了好幾個看不見太陽、無法伸展或上廁所的日子。如果到頭來也是一死，我不願再經歷一次。最好現在就死，我心想。
在我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之前，我的雙腳已經帶著我走向營房入口，我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盡全力穿著木鞋衝過泥巴地，朝通電的鐵絲網跑過去。
我知道，只要我靠得夠近，我就可以得到自由。亞隆、塔雅和我的父親（求主保佑他）會記得我是敏卡，而不是這個光頭野獸，不是一串號碼。我像要衝向愛人一樣，敞開了雙臂。
我聽到有個女人在呼喊。我聽到有個警衛在怒吼，接著衝過來將我拉倒在地，用全身的重量壓住我。隨後，他扯著我的衣領拉我站起來，將我用力推回營房裡，推得我趴倒在混凝土地板上。
外頭有人重重地關上門。我撐住身子跪起來，才發現有人朝我伸出一隻手。「你在想什麼！」有個女孩說：「你可能會死，敏卡！」
我瞇起眼睛，一時沒辦法在昏暗的光線下看清楚她的光頭和臉上的瘀青。隨後，我認出了塔雅。
就這樣，我又恢復成一個「人」。(待續)
塔雅早我兩天來到這個地方，已經知道營區的例行運作。女子集中營中有一名女警衛官，她的直屬上司是一名男督導官。塔雅來到集中營的頭一天，就看到這個督導官在點名時打死一名因腳步踉蹌而脫隊的女人。另外，在營房裡還有同樣是猶太裔的室長和舍監，前者管理宿舍內的獨立房間，後者管理整棟宿舍，這些人有時候比德國警衛更嚴苛。我們的舍監是個匈牙利女人，叫做波芭拉，每次看到她，我都會想到巨型魷魚。她住在宿舍的獨立房間，下巴和肥胖的脖子直接相連，雙眼像閃閃發光的煤炭碎片。她的聲音和男人一樣低沉，早晨四點就扯開嗓門叫我們起床。塔雅教我穿著鞋子睡覺，免得被其他俘虜偷走，她還要我睡覺時把碗也塞進襯衫裡，這也是為了相同的理由。她說，我們必須把床鋪的麥桿墊和薄毯整理好，但當然了，麥桿不可能像真正的床墊整理得那麼好，這只是波芭拉用來殺一儆百的一種手段。塔雅還告訴我要跑著搶用廁所，因為宿舍裡有好幾百人，上廁所的名額有限，而且沒多久之後就要點名，一遲到就會挨打。塔雅摸摸自己的頭，一邊把這些規矩告訴我。她的太陽穴邊仍然有斑斕的紫色瘀青，這是她吃足苦頭才換來的教訓。
點名有時要花好幾個鐘頭的時間，在波芭拉叫出號碼時，我們全都要立正站好。如果有人缺席，那麼在找人時一切活動都要暫停，通常，沒出現的人不是病了，就是死在營房裡。把缺席者拖出來歸位之後，波芭拉才會重新開始點名。這些人會強迫我們「運動」，先是原地跑步幾小時，然後再跟著波芭拉的口令開始青蛙跳。「運動」之後，我們才能領取配糧：充當咖啡的棕色液體和一片黑麵包。「留一半下來。」塔雅在第一天就這麼告訴我。我以為她在開玩笑，然而她不是。這片麵包是我們唯一的固體食物。我們的午餐是湯和爛掉的青菜，晚餐的湯裡可能會加點腐臭的肉。塔雅向我保證，吃飽會比較好睡。
儘管我們沒有足夠的糧食來維持體力，但有時候仍得參加活動。有時候我們得學唱德文歌，學德文句子，包括基本的命令。
這些活動使用的地點都是我第一天下火車時看到，那棟狹長建築物的陰影下。這棟建築物的煙囪日夜都冒著煙。一些比我們早關進集中營的人說，那是焚化廠，是猶太人蓋的。唯一離開這個地獄的方法，是燒成煙灰從煙囪飄出去。
在我到達集中營的第五天，波芭拉在點名之後要我們脫下衣服。我們在院子裡排成一列，一個穿白袍的男人從我們面前走過，一個個檢視我們。我記得他，我抵達時，在坡道上看過他。和他在一起的是那個右手會顫抖的親衛隊軍官，到了這時候，我已經知道他就是女子集中營的督導官。我不知道他是否認得出我──那個和他用德文說話的女孩。然而他連看都沒看我一下，他怎麼會記得我呢？我不過是這群消瘦、光頭俘虜的其中一人。我知道自己最好別說話也別亂動，特別是有親衛隊軍官在場。如果我讓波芭拉面上無光，事後一定會付出代價。
穿白袍的男人挑了八個女孩，她們立刻被帶離營區，送進十號房，也就是醫學中心。身上有擦傷、割傷、燒傷或水泡的人一併被帶走。他的目光掃過塔雅，接著落在我臉上。我幾乎能感覺到他的目光從我的額頭往下劃過下巴來到胸骨。天氣雖然熱，但我的牙齒不由自主地打顫。
他移開目光之後，我聽到塔雅重重地呼出一口氣。
一個小時之後，留下來的人終於可以穿上衣服，去拿自己的碗。波芭拉說，吃過早餐之後，我們要到隔離區的外面去。有個叫做依蘭卡的女孩自願拿裝咖啡的大桶子，因為這個工作可以讓她得到額外的麵包配給。「你看看，」我們拿著碗排隊時，我低聲對塔雅說：「咖啡桶比她還大。」
這是真的，依蘭卡非常嬌小，但看她拿著金屬大桶的樣子，你會以為她拿的是天上的甘霖而不是咖啡水。她輕輕放下大桶，連一滴都沒濺出來。
然而波芭拉就沒那麼小心了。輪到我領的時候，大半杯的咖啡都倒到了地上。我看著舍監弄出來的一小片泥水，時間雖短，但正好讓她注意到我臉上失落的表情。「真是對不起啊。」她用我們都知道她一點也不覺得抱歉的語氣說話。接著她把麵包遞出來，但她不是交到我手上，而是把麵包掉進剛剛製造出來的咖啡泥水裡。
我跪下來想去拿起麵包，因為就算麵包沾到泥巴，也比一整天沒東西可吃來得好。但在我的指頭碰到麵包之前，一隻靴子踩了上去，把麵包往泥漿裡壓得更深，而且這隻腳停的時間夠久，分明是刻意。我在陽光下瞇起眼睛，看到一名德國軍官的輪廓。我往後退，等他通過。
他經過之後，我把從泥巴裡撿起來的麵包壓在衣服上，想吸掉髒污。我看不到軍官的臉，但是我知道他是誰。當他經過我面前時，我看到他的右手仍然在抽動。(待續)
塔雅、我，和其他五個女人共用一張通舖。我們住的營房和隔離所沒有兩樣，只不過人更多──大約有四百個人擠在同一棟營房裡。這裡頭的氣味難以形容，沒有洗澡的人體、汗水、化膿的傷口、蛀牙，再加上我們身邊那股揮之不去、甜膩、燒焦、又讓人作噁的皮肉焚燒味。而最近剛出現的則是這幾個女人的味道。她們有些人在這裡已經待好幾個月了，瘦到只剩下一把骨頭，臉上和腰臀之間的皮膚鬆垮，雙眼凹陷，眼圈烏黑。夜裡，躺在擁擠的通舖上，我可以感覺到隔壁女人的髖關節靠著我背後，像兩把匕首般抵住我的後腰。如果我們其中有人在夢裡翻身，其他人都得跟著轉。
我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想找我父親。他是不是在營裡的另一個地方，也和我一樣地勞動？他會不會也想知道我是否還活著？和我們共用一張通舖的愛葛娜毫不掩飾地告訴我，我父親已經走了，在第一天就被送進了毒氣室。「你以為這個集中營是哪門子集中營？」她語帶責難，「死亡集中營。」
愛葛娜來這裡一個月了，她天性愛爭辯，會和舍監──我們都稱這個女人為野獸舍監──頂嘴，然後遭短棍毒打；她會朝警衛吐口水，接著挨鞭子。但她也會在我夜裡斷斷續續的睡眠中，打退來偷我外套的俘虜。光是這點小小的忠誠心，就足以讓我對她心懷感激。
兩天前，長官來檢閱我們的營房。我們排成一列，舍監和警衛拉開我們鋪在床上的被單，然後將通舖從牆邊拉開，檢查我們是否藏匿了什麼東西。我知道俘虜常藏東西──我看過有些女人藏紙牌、錢，或是香菸。我還看過有個女孩病得太嚴重，於是她小心地把中午沒喝的湯藏在我們充當床墊的麥桿下，好留著晚上喝，完全不顧在營房裡不得進食的禁令。
警衛來到我們通舖邊拉開床單，我驚訝地看到麥桿下藏了一本波蘭女作家瑪麗亞．董布洛斯卡的書。「這是什麼？」
警衛把書摔向我們一個十五歲同床女孩的臉，他手上的金戒指劃破她的皮膚，她臉頰開始流血。
「是我的。」愛葛娜往前走了一步。
我不相信書是她的。愛葛娜來自波蘭鄉下，要看懂標示都很困難，何況是一本小說。但是她傲然地站到了警衛面前，聲稱書本是她的。愛葛娜最後被拉到外頭鞭打到昏迷。我想到我母親在德國人開始拘捕猶太人時給我的建議：當個正正當當的人。愛葛娜不只正當，她還更進了一步。
塔雅、我和海倫娜──那個十五歲女孩──到外頭扶起愛葛娜，把她帶進營房裡。因為她沒辦法自己站起來，我們把自己一部分晚餐分給她吃。另一個女人之前──在她前一個人生中──是個護士，她盡全力幫愛葛娜清理見血的傷口，幫她包紮。
我們住的地方有跳蚤有老鼠，而我們能用來洗澡的水少得可憐。愛葛娜的傷口紅腫發炎還化膿，她晚上不可能好過。「明天，」塔雅告訴她，「我們會帶你去醫院。」
「不要，」愛葛娜很堅持，「如果去了一定回不來。」醫院就在焚化廠旁邊，所以我們也稱醫院為「等候室」。
黑暗中，我躺在愛葛娜身邊，明顯感覺到她過高的體溫。她抓住我的袖子。「答應我……」她說。但是她沒把話說完，要不然就是我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的野獸舍監進來高聲喊我們起床，塔雅和我一如往常地跑去用廁所，然後再排隊等候點名。但是愛葛娜不在隊伍當中。野獸舍監連續兩次喊出她的號碼，接著指著我們下了命令：「把她找出來。」塔雅和我回到營房裡。「她可能病得太嚴重，站不起來。」我們看到愛葛娜蓋著薄毯子的身形時，塔雅低聲對我說。
「愛葛娜，」我輕聲喊她，搖搖她的肩膀，「你一定要起來。」
她沒有動靜。
「塔雅，」我說，「我覺得……我覺得她……」
我說不出口，因為說出來，等於讓這件事成真。遠遠看著令人反胃的煙，猜測那些建築物裡的情況是一回事；知道有個過世的女人整夜就貼在我身邊，又是另一回事。
塔雅俯下身，閤起愛葛娜的眼睛。接著，她抓住愛葛娜已經僵硬的手臂。「別光是站著。」她喃喃地說。於是我靠到床鋪邊，拉起愛葛娜的另一隻手。要把她帶下床並非難事，她的重量猶如鴻毛。我們把她的手臂搭在我們的脖子上，像是三個好同學一起合照。接著，我們拉直愛葛娜的身子，一左一右地架著她來到院子裡點名，因為只要缺了一名俘虜，我們又得重新開始點名。我們架著她，撐過了兩個小時半的點名時間，蒼蠅在她嘴邊和眼角嗡嗡地飛。
「上帝為什麼要對我們做這種事？」我喃喃地問。
「上帝沒有對我們做任何事，」塔雅說：「是德國人。」
點名結束之後，我們把愛葛娜的屍體和昨晚在營房裡過世的另外十個女人一起放進推車裡，我納悶地想，董布洛斯卡的書現在不知道哪裡去了。是被某個德國軍人沒收銷毀，還是說，如今這樣的世界上還容得下那樣的美。(待續)
奧斯威辛什麼都不長。沒有草坪，沒有蘑菇，沒有雜草，連野花都沒有，只有灰濛濛的一片荒地。
今天早上我徒步去工作，經過男子營簡陋的營房，經過永不見止息的焚化爐，心裡想的就是這一片荒涼。塔雅和我很幸運，因為我們被派到了「加拿大」。所有由火車帶過來的行李都是在這裡分類整理，我們要把有價值的東西清點出來交給警衛，再由他們帶給負責的親衛隊軍官送回柏林，至於衣服，則是送往別的地方。此外，沒有人會需要的物品，例如眼鏡、義肢和照片，全都會銷毀。我們之所以稱這地方為加拿大，是因為在我們的想像當中，加拿大是個富饒的國家，而當我們看見每天隨著火車堆進棚裡的行李，自然會有相同的感覺。而且，如果警衛看向別處，你在加拿大很可能偷偷藏起手套、內衣，甚或一頂帽子。我不夠勇敢，不敢做這種事，但是現在的夜裡越來越涼，如果能在工作服裡加件溫暖的衣物，被懲罰也值得。
但這個懲罰可不假、很嚴重。在配槍警衛的監督和要求我們加快動作的命令下工作已經很難，但是負責管理加拿大的親衛隊軍官同樣也花不少時間穿梭在我們之間，確保我們不會在工作時偷竊。他是個瘦小的男人，沒比我高多少。我就看過，他把一個將燭臺藏在外套袖子裡的女人拉出去。雖然我們沒有親眼看到他動手打人，但卻聽得到聲音。後來，那個昏迷不醒的女人被丟在營房前面，軍官回來我們工作的行列中巡視，臉上還露出反胃的表情。這讓他看起來像個人，但如果他是人，又怎麼會對我們做出這種事？
塔雅和我討論過。「大概是因為他不高興弄髒自己的手吧。再說，你有什麼好在乎的？」她聳聳肩，說：「你只需要知道他是個怪物就好。」
但是怪物有很多種。畢竟，我寫作巫皮歐的故事也有好幾年的時間。但是巫皮歐是一些死不掉的人，他們也過著活人的生活。從前我們在羅茲有對鄰居，丈夫住院治療一段時間，出院之後忘了妻子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住在哪裡。他會踢家裡的貓，和水手一樣滿口髒話，完全不是妻子熟悉又深愛的男人。於是她找來一名治療師。治療師是個老女人，她來到我鄰居家之後，表示她也無計可施，因為有個惡靈──某個死人的靈魂，準備不擇手段好好利用這具新軀體，因為過去那個軀體已經不敷使用──在這名丈夫住院時附著在他身上。他被強行霸占的惡靈附體，篡奪了他的意志。
在管理加拿大的親衛隊軍官經過我身邊時，我偷偷把他當成惡靈先生，一個脆弱、無法逼出侵占他體內惡魔的人類。
「你這個傻女孩，」那天晚上，躺在共用的床鋪上，我壓低聲音把這個念頭告訴塔雅，她說：「不是任何事都可以編成故事，敏卡。」
我不相信她。因為，並非每個人都把這個集中營和這些悲慘事件當作事實看待。拿盟軍來說吧，如果他們聽到有人被帶進毒氣室受死，而且一次就是好幾百人，難道他們不會老早把我們救出去了嗎？
今天我領到一把剪刀，要用來剪除衣服的內裡，我手邊有一堆大衣要剪。我在衣服裡不時會找到結婚戒指、金耳環和銅板，我都會一一交給警衛。我心裡想的是，不知道我的靴子最後會到誰的手上，而她得花多少時間，才找得到藏在鞋跟裡的寶藏。
惡靈先生前後巡視時總會帶起一波漣漪，大家都會提高警覺，彷彿他的存在是一股電流。我雖然沒有回頭看，但是我聽到他和另一名親衛隊軍官越走越近。他們在交談，我邊拆內裡邊聽。
怎麼樣，啤酒吧見？
八點見。
你別再說你太忙了。我開始覺得你在迴避自己的親兄弟。
我回過頭偷看。軍官之間很少用這麼友善的方式說話，他們通常是以對我們吼叫的方式對彼此叫喊。但是這兩個人顯然有親戚關係。
「我會去的。」惡靈先生笑著鄭重回答。
他談話的對象是監督女舍點名，負責管理女子集中營，也就是手會發抖的那名軍官。
這個人不是被惡魔竊占心靈，他本身就是惡魔，沒別的解釋。他下令手下鞭打愛葛娜，監看點名的態度陰晴不定。他若覺得無趣，點名便進行得快，但在暴怒之下，又會把氣出在我們身上。比方說那天早上，他舉起手槍射殺一個虛弱到站不直身子的女孩，在看到女孩身邊的人嚇得跳起來時，他連後者也一起殺了。(待續)
這兩個軍官是親戚？
我猜，他們的確有些相像。他們的下巴長得一樣，頭髮也都是沙金色。而今天晚上，在他們毆打我們、讓我們挨餓又奴役我們之後，他們要一起去喝啤酒。
我停下手上的工作，腦子裡想著這件事，監看我整理行李和背包的警衛斥喝了一聲，要我繼續工作。於是我從看似永遠不會減少的行李堆中拉出一個皮革行李箱，丟掉裡頭的一件睡袍、幾件胸罩和內衣還有一頂蕾絲帽。我看到一串用絲巾包起來的珍珠，於是向正靠在棚子牆邊抽菸的軍官報告，把項鍊交給他記錄登冊。
接著我又拉出另一件行李。
我認得這件行李。
應該有不少人和我父親有相同的小行李箱，但其中有幾個人的行李箱手把是纏線修理過的？幾年前，我拿這個行李箱當假想城堡的道具玩，弄壞了它。我跪了下去，背對著警衛打開皮箱釦。
皮箱裡有我祖母留下來的燭臺，用我父親的晨禱披肩仔細地包了起來，下面放的是他的襪子、內衣和我母親為他織的毛衣。他告訴過我，他不喜歡那件衣服，毛衣的袖子太長而且會扎刺皮膚，但是看我母親費了那麼多心力織毛衣，他怎麼可能不假裝這是他最愛的衣服？
我喘不過氣，也無法動彈。無論愛葛娜說過什麼話，無論我每天經過焚化廠的時候看到什麼證據，看到有多少新來者茫然地等著走進裡面，直到我看到這只皮箱之前，我一直不相信父親真的死了。
我成了孤兒。在這個世上無依無靠。
我用顫抖的雙手捧起晨禱披肩親吻，把它放到要扔掉的廢物堆上。我把燭臺放在一邊，回想母親在安息日晚餐唸的禱文。接著，我拿起那件毛衣。
我的母親用她的雙手穿針織出這件毛衣，我父親把它放在心上。
我不能讓其他人穿這件毛衣，沒有人會知道這毛衣訴說著什麼故事。這些毛線有第二重意義，每一針每縷線，都道出了我家的故事。我母親在織袖子的時候，芭希雅跌了一跤，頭撞到鋼琴椅的邊角，必須送醫院縫合傷口。而領口收針需要技巧，母親還請我們編織手藝高超的管家幫忙。還有，她為我父親丈量毛衣下擺寬度時，大聲開玩笑地說，她根本沒想到自己會嫁給一個腰身像隻猩猩的男人。
「歷史」這個字其來有自，它的中心意涵，敘述的是一個人的生命。
我把頭埋進毛衣裡，開始啜泣；我前後地擺晃著身子，不顧自己是否會招來警衛的注意。
我父親把喪禮的細節託付給我……可是到了最後，我卻來不及幫他辦後事。
我擦乾眼淚，開始拉扯毛衣的下擺，把拉鬆的毛線像繃帶般纏在自己的手上，像是阻止靈魂流逝的止血帶。
離我最近的警衛靠過來，他大聲吼叫，拿槍指著我的臉。
下手，我想，把我也帶走。
我繼續拉扯，鬆開的毛線又皺又髒，散落在我的身邊。塔雅可能正看著我，只是擔心自己的安危，不敢開口要我住手。但是我停不下來，我瀕臨崩潰。
這場騷動引來了其他幾名警衛，他們也過來察看。其中一個警衛彎腰抓起燭臺，我伸出一隻手搶回來，接著拿起用來拆剪毛皮大衣的剪刀，拉開刀刃割向自己的脖子。
那個烏克蘭警衛放聲大笑。
突然間，有人靜靜地說了：「這裡發生什麼事？」
管理加拿大的親衛隊軍官推開警衛，他朝我走過來，看到了打開的行李箱、被我拆毀的毛衣，以及我發白的指頭抓著燭臺。
今天早上在他的一聲令下，我看到警衛拿警棍毆打一名俘虜的後背，打到她連血都吐了出來。那個女人拒絕丟棄她在行李箱裡找到的晨禱圍巾。我正在做的事──摧毀德國人自以為是他們財產的物品──比她更糟。我閉上眼睛，等待且歡迎即將到來的槍擊。
然而，我只感覺到軍官拿走我手上的燭臺。
我張開眼睛，發現惡靈先生的臉離我只有幾吋遠。我看得到他臉頰肌肉的抽動，看得到他金色的鬍渣。「Wen gehort dieser Koffer?」這是誰的皮箱？
我喃喃地說：Meinem Vater（譯註：我父親。）。
親衛隊軍官瞇起眼睛。他久久地看著我，然後轉頭要其他警衛不准再看。最後，他才看了我一眼。「回去工作。」說完話，他便走開了。
最後，除了這些東西之外，我還帶了《墮落少女日記》、麥亞的嬰兒鞋，和芭希雅在婚禮上戴的頭紗。我當然會帶我的小說，我已經寫滿四本筆記簿了。我把其中三本放進行李箱，另一本放在我的小背包裡。接著，我把天主教徒的文件放進靴跟夾層，和金幣放在一起。我父親最後一次拉開公寓大門時仍然沒說話，但這裡其實也不是我們的家。
這時是夏天，但是我們穿著厚重的冬衣。從這點你可以看出來，即使到了那一刻，儘管聽到太多傳言，我們仍然抱著希望。或者你可以說我們愚蠢，因為我們還會想到未來。
我們不是坐車而是走路，因為遣送的人數太多，大約有好幾百人。我們徒步行走時，軍人騎著馬走在我們身邊，陽光照得他們的配槍閃閃發亮。
我父親走得很慢。先是我母親被帶走，接著，失去麥亞和芭希雅也讓他大受打擊。他一直沒有恢復往常的樣子，經常在對話還沒結束前便已經雙眼茫然，而且肌肉萎縮，走路時不是跨步前進，而是拖著腳移動。他就像是長期暴露在嚴苛的環境中，褪掉了所有的色彩，雖然你還能看得出他過去的模樣，但他其實更像行屍走肉。
士兵要我們維持快步走路的速度，我擔心父親跟不上。我既虛弱又脫水，眼前的道路彷彿有起伏會波動，但是我仍然比父親強壯。「我們離火車站不遠了，」我催促他，「你可以辦到的，爸爸。」我一隻手拿著自己的東西，用另一隻手接下他的行李箱，好減輕他的負擔。
走在我前面的女孩絆了一跤，我停下腳步。我父親也跟著停下來。行進隊伍像是潮水衝撞水堤一樣起了波瀾。「Was ist los?」離我們最近的士兵開口詢問怎麼了。他踢了踢側躺在地上的女孩。接著他彎腰撿起路邊的樹枝，戳戳女孩，要她站起來。
看她爬不起來，士兵用樹枝纏住她的頭髮開始拉扯，而且逐漸加大力量。他怒斥女孩，要她站起來，但她仍然倒地不起。這時士兵開始扭動樹枝，拉得女孩放聲尖叫，頭皮也跟著撕裂開來。
另一名士兵靠過來，舉起手槍，朝女孩的頭部開槍。
周遭突然又靜了下來。
我開始哭，哭得喘不過氣。我不知道這女孩的名字，而她的腦漿灑在我的靴子上。
我親眼見過十來個遭到槍殺的人，到了現在，我也不再會為此震驚。胸口中彈的人會像是落石，死得乾乾淨淨。頭部中槍則是一團糟，灰白色腦髓和粉紅色的泡沫狀組織會四處噴濺。現在這些腦漿噴到了我的靴子，卡在鞋帶上，我不知道這是她大腦中的哪個部分，是主掌語言、行動的部分？還是保存下初吻、疼愛的寵物，或是她搬進隔離區那天的記憶？
我感覺到父親伸手握住我的手臂，我不曉得他還有這樣的力量。「小敏卡，」他低聲說：「看著我。」他等著我直視他的雙眼，等到我驚慌的喘氣逐漸平緩。「如果你死，你會是胸口中槍，不是頭部中彈。我向你保證。」
我意識到這是他從前那些計畫喪禮玩笑話的黑色版本。只不過這次，他計畫的是我的喪禮。
一直到我們搭上火車之後，我父親才再度開口。我們的行李箱都被收走，人像牲口般擠在運貨的車廂裡。我父親坐下來，伸手像我小時候那樣攬著我。「你和我，」他輕柔地說：「會在我們要去的地方再開間麵包店，方圓十里的人都會來吃我們做的麵包。而且我每天都會為你特製一個麵包，用你最喜歡的肉桂和巧克力當作內餡。喔，麵包出爐時，味道就像天堂一樣……」
我發現車廂內靜了下來，大家都在聽我父親描述他的美夢。
「他們可以強占我的家，」他說：「帶走我的錢、我的妻子和女兒。他們可以奪走我的生計、食物，和」──這時，他頓了一下──「我的孫子。但是他們搶不走我的夢想。」
他的話像一面網子，拉來每個人的同聲附和。「我的夢，」車廂另一頭的男人說：「是把他們加諸在我們身上的全還回去。」
車廂的木板內壁「砰」地一響，我們都嚇了一跳。
我們，他們。
然而，並非每個猶太人都是受害者，看看朗考斯基主席，他和新一任妻子安安穩穩坐在不費吹灰之力得來的家中擬定遣送名單，手上沾著我家人的血。而且，德國人也並非個個是殺人犯。看看法斯賓德先生在搜捕兒童的那個夜裡救了多少兒童。
又有人在拍打車廂，這次的聲音來自我枕著頭的木板下方。「出來，」有人從車外透過縫隙朝裡頭低聲說：「能逃就逃，你們火車要開進奧斯威辛。」(待續)
現場一團混亂。
下車的月臺坡道上一片人海。我們麻木又緊張，走出悶熱又讓人窒息車廂之後，大家拼命想呼吸新鮮空氣。每個人都在喊叫，想找到自己的家人。每隔幾呎就有拿著槍對準我們的軍人，他們命令男人走一邊，女人走一邊，大夥兒扯開嗓門，只想讓自己的聲音壓過他們的，好讓親人聽見。遠處有一排比我們早到的人，我看到更遠的地方有一棟加了煙囪的建築物。
幾個穿條紋衣的男人努力要我們排隊。他們看起來像是乳草的豆莢，原來色彩鮮麗的植物如今乾枯，隨時都會被旁人呼一口氣吹開。他們用波蘭文告訴我們把帶來的東西都放在坡道上。我抓住其中一個男人的袖子。「那是工廠嗎？」我指著加了煙囪的建築物問。
「對，」他張嘴說話，露出一口黃牙，「是他們用來殺人的工廠。」
那一刻，我想起那個把母親遭遇告訴我的男孩，想起自己當時以為他若不是騙子就是瘋子。
我父親跟著其他男人走向左邊。「爸爸！」我尖叫著跑向他。
當槍托擊中我太陽穴時，我看到了星星。我眼前一片雪白，而在我再次眨眨眼之後，我看到父親已經和成排的男人往坡道走去。而我呢，我驚訝地發現有個從前和我一起在法斯賓德先生刺繡廠工作的女人拉著我往前走。我轉頭拉長脖子看，正好看到我父親站在排頭的軍人面前。那個軍人撇著嘴，指頭靠在唇邊，一邊往前走，一邊打量每一個人，然後說「Links（左邊）」或是「Rechts（右邊）」。
我看到我父親朝左邊走，走向較長的隊伍。「他們要把他帶到哪裡去？」我狂躁地問。
沒有人回答我。
在推擠之間，我往前站到了一名軍官面前。他身邊還站著另一個指揮我們的白袍男人。這名一頭金髮的軍官很高，拿著一把手槍。我轉過頭，想在移動的人群中找到我父親。穿白袍的男人單手抓住我的下巴，我拼命忍耐，才沒朝他吐口水。他看看我頭邊剛出現的淤青，說：「Links」然後打個手勢要我往左邊走。
我很高興，因為我和我父親往同一個方向去，這表示我們可以相聚。「Danke（謝謝）。」我出於習慣，輕聲回應。但是金髮軍官聽到我小聲地道謝。「Sprichst du deutsch?（你會說德語？）」他問道。
「J-ja, fliesend.」我結結巴巴地回答：我德文說得很流利。
軍人靠在穿白袍男人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白袍男人聳聳肩。「Rechts。」聽他這麼說，我反而慌了。
我父親被派向左邊，但現在我要到右邊去，而這全因為我笨到開口說德文。說不定我冒犯了他們，也許我根本不該回應，更何況我還用他們的語言回應。但是我顯然是少數，因為其他大部分女人──包括和我一起在法斯賓德先生工廠工作的女人──都往左走。我搖頭抗議，懇求他們讓我往左走，但有個穿著條紋衣服的波蘭男人將我推向右邊。
你知道嗎，我好幾度回想這件事。想到如果我當初往左走會有什麼遭遇，那個時候，我渾身上下每一條筋骨都拉著我向左。但是大家都喜歡美好的結局，而且我知道，無論他們怎麼說，我都得照辦，如此一來，我才有可能再次見到我父親。
我從那個和我說話的軍人身邊走過，發現他的右手──拿著手槍的手──有些抽動，幾乎像是在顫抖。我擔心就算不是故意，他也可能不小心射殺我。於是我急忙離開，和少數幾個女人站在一起。之後，另一個軍人命令我們走向一棟造型像個字母I的紅磚建築。我看到道路的對面邊有一群人靜靜地坐在帶煙囪建築物前面的樹林裡。我不知道父親是不是和他們在一起，不知道他是否看得到我。
我們被趕進紅磚建築裡，警衛要我們脫掉衣服。所有的衣物都得脫，包括衣服、鞋子、襪子、內衣和髮夾。我環顧四周，赤身裸體的陌生人讓我不自在，但是讓我更尷尬的，是我發現幾個看管我們的男性軍人並不打算讓我們保留隱私。然而，他們並沒有盯著我們看，而是露出漠然的表情。我的動作很慢，我要脫的彷彿不是衣服布料，而是一層層的皮膚。我一手遮住自己的身體，另一手照父親教我的方式拎住靴子。(待續)
一名警衛朝我走過來。他的目光猶如冰霜，掠過我之後，落在我的靴子上。「好靴子。」他說。我用雙手抱住靴子。
他伸手拿走我抱在懷裡的靴子，交給我一雙木底鞋。「對你來說，這雙靴子太好了。」他說。
隨著那雙靴子消失的，還有我走出此地或換得父親消息的希望。這雙靴子也帶走了喬塞克為我拿到的天主教徒文件。
我們被帶到一張桌子旁邊，這裡有幾個穿條紋衣的猶太女人，她們的手上拿著電動剃刀。我走過去，發現她們正在幫女人剃頭髮。有些女人因為本來就短髮，所以不必受罪，但其他人就沒這麼幸運了。
我不是愛慕虛榮的女孩，而且從小到大就沒漂亮過，一向只是塔雅甚或芭希雅的影子。在我們搬進隔離區之前，我還帶點嬰兒肥，有張圓臉，甚至在走路時大腿內側還會互相摩擦。長期挨餓讓我變瘦，但沒讓我變美。
我唯一可取之處是我的頭髮。沒錯，我的頭髮現在既乾燥又沒有光澤，但仍然看得出深深淺淺的棕色，從栗棕、紅棕到淺棕色都有，自然捲的長髮到了髮尾捲個彎。就算我編起馬尾，背後的辮子仍然和手掌一樣粗。
「拜託，」我說：「別剪掉我的頭髮。」
「看你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來說服我修一下就好。」她靠近了些，「你看起來就像有辦法走私東西進來的人。」
我想到那雙落入德國人手上的靴子。我猜想，這個女人也曾經和我們一樣排著隊。如果這些德國人想把我們變成野獸，不得不說，他們已經成功辦到了。「就算我有，」我低聲回答：「也是到最後才可能落到你手上。」
她看看我，拿起剃刀貼向我的頭皮，剃光我的頭髮。
在那一刻，我知道自己不再是敏卡。我是另一種生物，不再有人性。我邊發抖邊啜泣，跟著其他人匆促茫然地走進淋浴間。我只能想到我母親，和那個男孩口中的假浴室、那些灌滿氣體，載著滿滿屍體到樹林裡掩埋的卡車。我抬頭看蓮蓬頭，納悶稍後噴出來的會是水還是毒氣，猜想自己是否是唯一聽說過這些謠言的人，不知道有誰的心臟同樣也快要跳出來。
接著，我聽到「嘶」的聲響。我閉上眼睛，想要在腦海裡描繪出那些在我短暫人生中曾經愛過的人。我的父母、芭希雅、塔雅、魯彬和麥亞、喬塞克、鮑爾先生，甚至還有亞隆。我想要讀著這些名字死去。
我感覺到細細的水流。冰冷、散落的水。在我還沒來得及轉圈之前，蓮蓬頭開了又關。沒有毒氣，沒有毒氣，這就像我的祈禱文。也許那個男孩誤會了，也許這裡和海姆諾發生的事情不會一樣。說不定這裡就像軍人說的，是個勞動營。
又來了，這又是個抱著期待的低泣。
「Raus！」警衛吼著要我們出去。我身上還在滴水，狼狽地走出淋浴間去領衣服。我領到一件連身工作洋裝，髮罩，和一件灰藍條紋的外套，沒有襪子也沒有內衣。
我迅速地穿上衣服，想遮住赤裸而且無異於其他女人所帶來的羞恥感。我還在扣外套，一個警衛就抓住我走向桌邊，這裡有個男人在我的左前臂塗抹酒精，另一個男人在我手上寫字。一開始，我不知道他們要做什麼，只覺得灼傷，聞到皮肉燒焦的味道。我低頭一看：A14660。我像牲口般被烙上印記，我不再是個有名字的人。
我們被推進漆黑的營房，在眼睛習慣了昏暗的光線之後，我看到上下三層的舖位，而上面鋪的是草桿，像是馬廄。營房裡沒有窗戶，裡頭又悶又臭，擠進了好幾百個女人。
我想到來時的車廂，我們擠在裡頭度過了好幾個看不見太陽、無法伸展或上廁所的日子。如果到頭來也是一死，我不願再經歷一次。最好現在就死，我心想。
在我明白自己在做什麼之前，我的雙腳已經帶著我走向營房入口，我以最快的速度奔跑，盡全力穿著木鞋衝過泥巴地，朝通電的鐵絲網跑過去。
我知道，只要我靠得夠近，我就可以得到自由。亞隆、塔雅和我的父親（求主保佑他）會記得我是敏卡，而不是這個光頭野獸，不是一串號碼。我像要衝向愛人一樣，敞開了雙臂。
我聽到有個女人在呼喊。我聽到有個警衛在怒吼，接著衝過來將我拉倒在地，用全身的重量壓住我。隨後，他扯著我的衣領拉我站起來，將我用力推回營房裡，推得我趴倒在混凝土地板上。
外頭有人重重地關上門。我撐住身子跪起來，才發現有人朝我伸出一隻手。「你在想什麼！」有個女孩說：「你可能會死，敏卡！」
我瞇起眼睛，一時沒辦法在昏暗的光線下看清楚她的光頭和臉上的瘀青。隨後，我認出了塔雅。
就這樣，我又恢復成一個「人」。(待續)
塔雅早我兩天來到這個地方，已經知道營區的例行運作。女子集中營中有一名女警衛官，她的直屬上司是一名男督導官。塔雅來到集中營的頭一天，就看到這個督導官在點名時打死一名因腳步踉蹌而脫隊的女人。另外，在營房裡還有同樣是猶太裔的室長和舍監，前者管理宿舍內的獨立房間，後者管理整棟宿舍，這些人有時候比德國警衛更嚴苛。我們的舍監是個匈牙利女人，叫做波芭拉，每次看到她，我都會想到巨型魷魚。她住在宿舍的獨立房間，下巴和肥胖的脖子直接相連，雙眼像閃閃發光的煤炭碎片。她的聲音和男人一樣低沉，早晨四點就扯開嗓門叫我們起床。塔雅教我穿著鞋子睡覺，免得被其他俘虜偷走，她還要我睡覺時把碗也塞進襯衫裡，這也是為了相同的理由。她說，我們必須把床鋪的麥桿墊和薄毯整理好，但當然了，麥桿不可能像真正的床墊整理得那麼好，這只是波芭拉用來殺一儆百的一種手段。塔雅還告訴我要跑著搶用廁所，因為宿舍裡有好幾百人，上廁所的名額有限，而且沒多久之後就要點名，一遲到就會挨打。塔雅摸摸自己的頭，一邊把這些規矩告訴我。她的太陽穴邊仍然有斑斕的紫色瘀青，這是她吃足苦頭才換來的教訓。
點名有時要花好幾個鐘頭的時間，在波芭拉叫出號碼時，我們全都要立正站好。如果有人缺席，那麼在找人時一切活動都要暫停，通常，沒出現的人不是病了，就是死在營房裡。把缺席者拖出來歸位之後，波芭拉才會重新開始點名。這些人會強迫我們「運動」，先是原地跑步幾小時，然後再跟著波芭拉的口令開始青蛙跳。「運動」之後，我們才能領取配糧：充當咖啡的棕色液體和一片黑麵包。「留一半下來。」塔雅在第一天就這麼告訴我。我以為她在開玩笑，然而她不是。這片麵包是我們唯一的固體食物。我們的午餐是湯和爛掉的青菜，晚餐的湯裡可能會加點腐臭的肉。塔雅向我保證，吃飽會比較好睡。
儘管我們沒有足夠的糧食來維持體力，但有時候仍得參加活動。有時候我們得學唱德文歌，學德文句子，包括基本的命令。
這些活動使用的地點都是我第一天下火車時看到，那棟狹長建築物的陰影下。這棟建築物的煙囪日夜都冒著煙。一些比我們早關進集中營的人說，那是焚化廠，是猶太人蓋的。唯一離開這個地獄的方法，是燒成煙灰從煙囪飄出去。
在我到達集中營的第五天，波芭拉在點名之後要我們脫下衣服。我們在院子裡排成一列，一個穿白袍的男人從我們面前走過，一個個檢視我們。我記得他，我抵達時，在坡道上看過他。和他在一起的是那個右手會顫抖的親衛隊軍官，到了這時候，我已經知道他就是女子集中營的督導官。我不知道他是否認得出我──那個和他用德文說話的女孩。然而他連看都沒看我一下，他怎麼會記得我呢？我不過是這群消瘦、光頭俘虜的其中一人。我知道自己最好別說話也別亂動，特別是有親衛隊軍官在場。如果我讓波芭拉面上無光，事後一定會付出代價。
穿白袍的男人挑了八個女孩，她們立刻被帶離營區，送進十號房，也就是醫學中心。身上有擦傷、割傷、燒傷或水泡的人一併被帶走。他的目光掃過塔雅，接著落在我臉上。我幾乎能感覺到他的目光從我的額頭往下劃過下巴來到胸骨。天氣雖然熱，但我的牙齒不由自主地打顫。
他移開目光之後，我聽到塔雅重重地呼出一口氣。
一個小時之後，留下來的人終於可以穿上衣服，去拿自己的碗。波芭拉說，吃過早餐之後，我們要到隔離區的外面去。有個叫做依蘭卡的女孩自願拿裝咖啡的大桶子，因為這個工作可以讓她得到額外的麵包配給。「你看看，」我們拿著碗排隊時，我低聲對塔雅說：「咖啡桶比她還大。」
這是真的，依蘭卡非常嬌小，但看她拿著金屬大桶的樣子，你會以為她拿的是天上的甘霖而不是咖啡水。她輕輕放下大桶，連一滴都沒濺出來。
然而波芭拉就沒那麼小心了。輪到我領的時候，大半杯的咖啡都倒到了地上。我看著舍監弄出來的一小片泥水，時間雖短，但正好讓她注意到我臉上失落的表情。「真是對不起啊。」她用我們都知道她一點也不覺得抱歉的語氣說話。接著她把麵包遞出來，但她不是交到我手上，而是把麵包掉進剛剛製造出來的咖啡泥水裡。
我跪下來想去拿起麵包，因為就算麵包沾到泥巴，也比一整天沒東西可吃來得好。但在我的指頭碰到麵包之前，一隻靴子踩了上去，把麵包往泥漿裡壓得更深，而且這隻腳停的時間夠久，分明是刻意。我在陽光下瞇起眼睛，看到一名德國軍官的輪廓。我往後退，等他通過。
他經過之後，我把從泥巴裡撿起來的麵包壓在衣服上，想吸掉髒污。我看不到軍官的臉，但是我知道他是誰。當他經過我面前時，我看到他的右手仍然在抽動。(待續)
塔雅、我，和其他五個女人共用一張通舖。我們住的營房和隔離所沒有兩樣，只不過人更多──大約有四百個人擠在同一棟營房裡。這裡頭的氣味難以形容，沒有洗澡的人體、汗水、化膿的傷口、蛀牙，再加上我們身邊那股揮之不去、甜膩、燒焦、又讓人作噁的皮肉焚燒味。而最近剛出現的則是這幾個女人的味道。她們有些人在這裡已經待好幾個月了，瘦到只剩下一把骨頭，臉上和腰臀之間的皮膚鬆垮，雙眼凹陷，眼圈烏黑。夜裡，躺在擁擠的通舖上，我可以感覺到隔壁女人的髖關節靠著我背後，像兩把匕首般抵住我的後腰。如果我們其中有人在夢裡翻身，其他人都得跟著轉。
我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想找我父親。他是不是在營裡的另一個地方，也和我一樣地勞動？他會不會也想知道我是否還活著？和我們共用一張通舖的愛葛娜毫不掩飾地告訴我，我父親已經走了，在第一天就被送進了毒氣室。「你以為這個集中營是哪門子集中營？」她語帶責難，「死亡集中營。」
愛葛娜來這裡一個月了，她天性愛爭辯，會和舍監──我們都稱這個女人為野獸舍監──頂嘴，然後遭短棍毒打；她會朝警衛吐口水，接著挨鞭子。但她也會在我夜裡斷斷續續的睡眠中，打退來偷我外套的俘虜。光是這點小小的忠誠心，就足以讓我對她心懷感激。
兩天前，長官來檢閱我們的營房。我們排成一列，舍監和警衛拉開我們鋪在床上的被單，然後將通舖從牆邊拉開，檢查我們是否藏匿了什麼東西。我知道俘虜常藏東西──我看過有些女人藏紙牌、錢，或是香菸。我還看過有個女孩病得太嚴重，於是她小心地把中午沒喝的湯藏在我們充當床墊的麥桿下，好留著晚上喝，完全不顧在營房裡不得進食的禁令。
警衛來到我們通舖邊拉開床單，我驚訝地看到麥桿下藏了一本波蘭女作家瑪麗亞．董布洛斯卡的書。「這是什麼？」
警衛把書摔向我們一個十五歲同床女孩的臉，他手上的金戒指劃破她的皮膚，她臉頰開始流血。
「是我的。」愛葛娜往前走了一步。
我不相信書是她的。愛葛娜來自波蘭鄉下，要看懂標示都很困難，何況是一本小說。但是她傲然地站到了警衛面前，聲稱書本是她的。愛葛娜最後被拉到外頭鞭打到昏迷。我想到我母親在德國人開始拘捕猶太人時給我的建議：當個正正當當的人。愛葛娜不只正當，她還更進了一步。
塔雅、我和海倫娜──那個十五歲女孩──到外頭扶起愛葛娜，把她帶進營房裡。因為她沒辦法自己站起來，我們把自己一部分晚餐分給她吃。另一個女人之前──在她前一個人生中──是個護士，她盡全力幫愛葛娜清理見血的傷口，幫她包紮。
我們住的地方有跳蚤有老鼠，而我們能用來洗澡的水少得可憐。愛葛娜的傷口紅腫發炎還化膿，她晚上不可能好過。「明天，」塔雅告訴她，「我們會帶你去醫院。」
「不要，」愛葛娜很堅持，「如果去了一定回不來。」醫院就在焚化廠旁邊，所以我們也稱醫院為「等候室」。
黑暗中，我躺在愛葛娜身邊，明顯感覺到她過高的體溫。她抓住我的袖子。「答應我……」她說。但是她沒把話說完，要不然就是我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我們的野獸舍監進來高聲喊我們起床，塔雅和我一如往常地跑去用廁所，然後再排隊等候點名。但是愛葛娜不在隊伍當中。野獸舍監連續兩次喊出她的號碼，接著指著我們下了命令：「把她找出來。」塔雅和我回到營房裡。「她可能病得太嚴重，站不起來。」我們看到愛葛娜蓋著薄毯子的身形時，塔雅低聲對我說。
「愛葛娜，」我輕聲喊她，搖搖她的肩膀，「你一定要起來。」
她沒有動靜。
「塔雅，」我說，「我覺得……我覺得她……」
我說不出口，因為說出來，等於讓這件事成真。遠遠看著令人反胃的煙，猜測那些建築物裡的情況是一回事；知道有個過世的女人整夜就貼在我身邊，又是另一回事。
塔雅俯下身，閤起愛葛娜的眼睛。接著，她抓住愛葛娜已經僵硬的手臂。「別光是站著。」她喃喃地說。於是我靠到床鋪邊，拉起愛葛娜的另一隻手。要把她帶下床並非難事，她的重量猶如鴻毛。我們把她的手臂搭在我們的脖子上，像是三個好同學一起合照。接著，我們拉直愛葛娜的身子，一左一右地架著她來到院子裡點名，因為只要缺了一名俘虜，我們又得重新開始點名。我們架著她，撐過了兩個小時半的點名時間，蒼蠅在她嘴邊和眼角嗡嗡地飛。
「上帝為什麼要對我們做這種事？」我喃喃地問。
「上帝沒有對我們做任何事，」塔雅說：「是德國人。」
點名結束之後，我們把愛葛娜的屍體和昨晚在營房裡過世的另外十個女人一起放進推車裡，我納悶地想，董布洛斯卡的書現在不知道哪裡去了。是被某個德國軍人沒收銷毀，還是說，如今這樣的世界上還容得下那樣的美。(待續)
奧斯威辛什麼都不長。沒有草坪，沒有蘑菇，沒有雜草，連野花都沒有，只有灰濛濛的一片荒地。
今天早上我徒步去工作，經過男子營簡陋的營房，經過永不見止息的焚化爐，心裡想的就是這一片荒涼。塔雅和我很幸運，因為我們被派到了「加拿大」。所有由火車帶過來的行李都是在這裡分類整理，我們要把有價值的東西清點出來交給警衛，再由他們帶給負責的親衛隊軍官送回柏林，至於衣服，則是送往別的地方。此外，沒有人會需要的物品，例如眼鏡、義肢和照片，全都會銷毀。我們之所以稱這地方為加拿大，是因為在我們的想像當中，加拿大是個富饒的國家，而當我們看見每天隨著火車堆進棚裡的行李，自然會有相同的感覺。而且，如果警衛看向別處，你在加拿大很可能偷偷藏起手套、內衣，甚或一頂帽子。我不夠勇敢，不敢做這種事，但是現在的夜裡越來越涼，如果能在工作服裡加件溫暖的衣物，被懲罰也值得。
但這個懲罰可不假、很嚴重。在配槍警衛的監督和要求我們加快動作的命令下工作已經很難，但是負責管理加拿大的親衛隊軍官同樣也花不少時間穿梭在我們之間，確保我們不會在工作時偷竊。他是個瘦小的男人，沒比我高多少。我就看過，他把一個將燭臺藏在外套袖子裡的女人拉出去。雖然我們沒有親眼看到他動手打人，但卻聽得到聲音。後來，那個昏迷不醒的女人被丟在營房前面，軍官回來我們工作的行列中巡視，臉上還露出反胃的表情。這讓他看起來像個人，但如果他是人，又怎麼會對我們做出這種事？
塔雅和我討論過。「大概是因為他不高興弄髒自己的手吧。再說，你有什麼好在乎的？」她聳聳肩，說：「你只需要知道他是個怪物就好。」
但是怪物有很多種。畢竟，我寫作巫皮歐的故事也有好幾年的時間。但是巫皮歐是一些死不掉的人，他們也過著活人的生活。從前我們在羅茲有對鄰居，丈夫住院治療一段時間，出院之後忘了妻子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住在哪裡。他會踢家裡的貓，和水手一樣滿口髒話，完全不是妻子熟悉又深愛的男人。於是她找來一名治療師。治療師是個老女人，她來到我鄰居家之後，表示她也無計可施，因為有個惡靈──某個死人的靈魂，準備不擇手段好好利用這具新軀體，因為過去那個軀體已經不敷使用──在這名丈夫住院時附著在他身上。他被強行霸占的惡靈附體，篡奪了他的意志。
在管理加拿大的親衛隊軍官經過我身邊時，我偷偷把他當成惡靈先生，一個脆弱、無法逼出侵占他體內惡魔的人類。
「你這個傻女孩，」那天晚上，躺在共用的床鋪上，我壓低聲音把這個念頭告訴塔雅，她說：「不是任何事都可以編成故事，敏卡。」
我不相信她。因為，並非每個人都把這個集中營和這些悲慘事件當作事實看待。拿盟軍來說吧，如果他們聽到有人被帶進毒氣室受死，而且一次就是好幾百人，難道他們不會老早把我們救出去了嗎？
今天我領到一把剪刀，要用來剪除衣服的內裡，我手邊有一堆大衣要剪。我在衣服裡不時會找到結婚戒指、金耳環和銅板，我都會一一交給警衛。我心裡想的是，不知道我的靴子最後會到誰的手上，而她得花多少時間，才找得到藏在鞋跟裡的寶藏。
惡靈先生前後巡視時總會帶起一波漣漪，大家都會提高警覺，彷彿他的存在是一股電流。我雖然沒有回頭看，但是我聽到他和另一名親衛隊軍官越走越近。他們在交談，我邊拆內裡邊聽。
怎麼樣，啤酒吧見？
八點見。
你別再說你太忙了。我開始覺得你在迴避自己的親兄弟。
我回過頭偷看。軍官之間很少用這麼友善的方式說話，他們通常是以對我們吼叫的方式對彼此叫喊。但是這兩個人顯然有親戚關係。
「我會去的。」惡靈先生笑著鄭重回答。
他談話的對象是監督女舍點名，負責管理女子集中營，也就是手會發抖的那名軍官。
這個人不是被惡魔竊占心靈，他本身就是惡魔，沒別的解釋。他下令手下鞭打愛葛娜，監看點名的態度陰晴不定。他若覺得無趣，點名便進行得快，但在暴怒之下，又會把氣出在我們身上。比方說那天早上，他舉起手槍射殺一個虛弱到站不直身子的女孩，在看到女孩身邊的人嚇得跳起來時，他連後者也一起殺了。(待續)
這兩個軍官是親戚？
我猜，他們的確有些相像。他們的下巴長得一樣，頭髮也都是沙金色。而今天晚上，在他們毆打我們、讓我們挨餓又奴役我們之後，他們要一起去喝啤酒。
我停下手上的工作，腦子裡想著這件事，監看我整理行李和背包的警衛斥喝了一聲，要我繼續工作。於是我從看似永遠不會減少的行李堆中拉出一個皮革行李箱，丟掉裡頭的一件睡袍、幾件胸罩和內衣還有一頂蕾絲帽。我看到一串用絲巾包起來的珍珠，於是向正靠在棚子牆邊抽菸的軍官報告，把項鍊交給他記錄登冊。
接著我又拉出另一件行李。
我認得這件行李。
應該有不少人和我父親有相同的小行李箱，但其中有幾個人的行李箱手把是纏線修理過的？幾年前，我拿這個行李箱當假想城堡的道具玩，弄壞了它。我跪了下去，背對著警衛打開皮箱釦。
皮箱裡有我祖母留下來的燭臺，用我父親的晨禱披肩仔細地包了起來，下面放的是他的襪子、內衣和我母親為他織的毛衣。他告訴過我，他不喜歡那件衣服，毛衣的袖子太長而且會扎刺皮膚，但是看我母親費了那麼多心力織毛衣，他怎麼可能不假裝這是他最愛的衣服？
我喘不過氣，也無法動彈。無論愛葛娜說過什麼話，無論我每天經過焚化廠的時候看到什麼證據，看到有多少新來者茫然地等著走進裡面，直到我看到這只皮箱之前，我一直不相信父親真的死了。
我成了孤兒。在這個世上無依無靠。
我用顫抖的雙手捧起晨禱披肩親吻，把它放到要扔掉的廢物堆上。我把燭臺放在一邊，回想母親在安息日晚餐唸的禱文。接著，我拿起那件毛衣。
我的母親用她的雙手穿針織出這件毛衣，我父親把它放在心上。
我不能讓其他人穿這件毛衣，沒有人會知道這毛衣訴說著什麼故事。這些毛線有第二重意義，每一針每縷線，都道出了我家的故事。我母親在織袖子的時候，芭希雅跌了一跤，頭撞到鋼琴椅的邊角，必須送醫院縫合傷口。而領口收針需要技巧，母親還請我們編織手藝高超的管家幫忙。還有，她為我父親丈量毛衣下擺寬度時，大聲開玩笑地說，她根本沒想到自己會嫁給一個腰身像隻猩猩的男人。
「歷史」這個字其來有自，它的中心意涵，敘述的是一個人的生命。
我把頭埋進毛衣裡，開始啜泣；我前後地擺晃著身子，不顧自己是否會招來警衛的注意。
我父親把喪禮的細節託付給我……可是到了最後，我卻來不及幫他辦後事。
我擦乾眼淚，開始拉扯毛衣的下擺，把拉鬆的毛線像繃帶般纏在自己的手上，像是阻止靈魂流逝的止血帶。
離我最近的警衛靠過來，他大聲吼叫，拿槍指著我的臉。
下手，我想，把我也帶走。
我繼續拉扯，鬆開的毛線又皺又髒，散落在我的身邊。塔雅可能正看著我，只是擔心自己的安危，不敢開口要我住手。但是我停不下來，我瀕臨崩潰。
這場騷動引來了其他幾名警衛，他們也過來察看。其中一個警衛彎腰抓起燭臺，我伸出一隻手搶回來，接著拿起用來拆剪毛皮大衣的剪刀，拉開刀刃割向自己的脖子。
那個烏克蘭警衛放聲大笑。
突然間，有人靜靜地說了：「這裡發生什麼事？」
管理加拿大的親衛隊軍官推開警衛，他朝我走過來，看到了打開的行李箱、被我拆毀的毛衣，以及我發白的指頭抓著燭臺。
今天早上在他的一聲令下，我看到警衛拿警棍毆打一名俘虜的後背，打到她連血都吐了出來。那個女人拒絕丟棄她在行李箱裡找到的晨禱圍巾。我正在做的事──摧毀德國人自以為是他們財產的物品──比她更糟。我閉上眼睛，等待且歡迎即將到來的槍擊。
然而，我只感覺到軍官拿走我手上的燭臺。
我張開眼睛，發現惡靈先生的臉離我只有幾吋遠。我看得到他臉頰肌肉的抽動，看得到他金色的鬍渣。「Wen gehort dieser Koffer?」這是誰的皮箱？
我喃喃地說：Meinem Vater（譯註：我父親。）。
親衛隊軍官瞇起眼睛。他久久地看著我，然後轉頭要其他警衛不准再看。最後，他才看了我一眼。「回去工作。」說完話，他便走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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