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在黨國凌駕一切的戒嚴年代，媒體往往只能是政府的傳聲筒；
當年《自立晚報》的存在，不但為當時的台灣菁英守住最後一塊發聲基地，
也讓微弱的本土論述得以一脈相承。
然而，當台灣走向民主，各種論述百家爭鳴之際，
堅持「客觀、公正、本土」立場的《自立晚報》，卻逐步走向衰落，甚至消逝。
這當中的曲折轉圜到底為何？
報社員工為了辦報理念的堅持與自身權益，做了多少努力？
國家、財團、報社之間，又有多少暗潮洶湧的角力暗鬥？
本書作者為資深媒體人，目前為公共電視新聞部台語新聞製作人。
當他還是懵懂的新聞菜鳥時，進入了《自立晚報》，
不但見證了台灣在困頓年代，人民衝撞社會禁錮的熱情與激昂，
也看到了台灣民主運動前輩為了爭取言論自由，慷慨犧牲，
並因而深深地衝擊了他往後的新聞生命，堅信「新聞自由」的理所當然。
這本書的完成，不單只是為了台灣民營報業的歷史留下不可抹滅的紀錄，
更是作者自身，以及為了一群被時代捉弄的沉默的台灣人的生命書寫。
時值今日，各種網路及電子媒體競相出現，看似眾聲喧譁之際，
財團、政府卻透過新的包裝手法，介入媒體與報業，形成另類的言論控制。
撫今追昔，《自立晚報》以及台灣民營報業奮鬥的過程，
將可為台灣報業現在與未來的發展，提供反省、借鏡，以及邁步向前的重要動力。
本書特色
1.國內第一本台灣民營報業史。
2.本書作者現為第一線新聞從業人員，以親身的觀察紀錄台灣報業的發展，極具參考價值。
名人推薦
檢視了半世紀以來台灣報業經營所面對的政治力、經濟力的沉重壓力，以及報業如何在這兩大壓力之中突圍持續的動力所在。
—— 吳樹民（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副董事長）
忠實記錄了我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所參與的志業；那裡頭有血有淚、有成功有失敗、有我們這個國家奔向前程的顛跌、夢魘和歡笑。
——吳豐山（監察委員）
生動記錄了「《自立》報系」從衰敗到終結的最後那十年，這段讓許多人最不堪回首的十年，但恐怕也是最難書寫的十年。
——倪炎元（《中國時報》總主筆、銘傳大學兼任教授）
作者是資深、深具理想抱負的傳媒工作者，除了取材嚴謹之外，更具有體察歷史脈絡的敏感度，是撰作本土報業史的不二人選。
——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 吳樹民（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副董事長）
忠實記錄了我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所參與的志業；那裡頭有血有淚、有成功有失敗、有我們這個國家奔向前程的顛跌、夢魘和歡笑。
——吳豐山（監察委員）
生動記錄了「《自立》報系」從衰敗到終結的最後那十年，這段讓許多人最不堪回首的十年，但恐怕也是最難書寫的十年。
——倪炎元（《中國時報》總主筆、銘傳大學兼任教授）
作者是資深、深具理想抱負的傳媒工作者，除了取材嚴謹之外，更具有體察歷史脈絡的敏感度，是撰作本土報業史的不二人選。
——羅世宏（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序／導讀
推薦序一
為台灣的聲音留下值得懷念的樂章 吳樹民
台灣戰後報業發展，認真說來，儘是辛酸史，從228事件以降，本土報業發展路途就崎嶇至極，而本土報人之遭遇，也特別坎坷，早年的報人不是失蹤、被捕，就是遭統治者殺害，後期的報人則是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遭受政治與市場的擠壓，難以施展其抱負，這五十多年來的台灣報業發展，名為「台灣」，實則不見台灣，即使台灣總統民選之後，仍未見改善，由於資本主義的傾軋，媒體生態改變，資本與市場決定了媒體的存活，台灣報業經營又面對了另一種生存危機，面對新興電子媒體和港資報業的衝擊，當前台灣報業景氣猶如寒冬。
在這樣的報業發展危機之下，呂東熹君以《自立晚報》報史作為縱經，以台灣戰後政治經濟變遷作為橫緯，全面爬梳戰後台灣報業發展的這本著作，就具有重大的意義。意義之一，是透過在威權統治中獨立經營的《自立晚報》報史的觀察，提供給讀者縝密而深入的景深，得以瞭解《自立晚報》如何在政治機器全面掌控媒體的年代，以其經營者和媒體工作者的堅持，為台灣的聲音留下值得後人懷念的樂章；意義之二，是在《自立晚報》的經營歷史探照下，檢視了半世紀以來台灣報業經營所面對的政治力、經濟力的沉重壓力，以及報業如何在這兩大壓力之中突圍持續的動力所在；意義之三，是本書寫出了延續自日治時期《台灣新民報》系以降台灣報人為台灣說話、發聲，最後卻仆倒在台灣冷漠社會之前的悲哀。
呂東熹君是資深媒體工作者，我與他在《自立晚報》共事多年，並且因為《自立晚報》後期經營困頓，不斷易手經營，而有前後兩次共事經驗，因此對他瞭解甚深。作為一位來自台灣土地的媒體人，呂君具有濃厚的台灣草根特質，樸素、剛直、正義感強烈，並且認真、堅持，他在《自立晚報》工作期間，表現傑出，採訪新聞不為勢劫、不為利誘，深獲同仁與長官肯定；而他對於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認知，對於記者作為公共領域守護者的堅持，以及他對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愛心，都具體表現在他過去的採訪經歷之中，也表現在本書的各個章節之中。
我至今仍然相當珍惜《自立晚報》的工作經驗，從先父三連先生手中接任發行人之職之後，《自立晚報》的不黨不私，獨立經營精神，就是報系全體上下的共識，《自立晚報》的全體同仁雖然因為這樣的堅持，在台灣社會解嚴之後，不敵資本主義市場的冷峻，但畢竟無愧於作為台灣報業砥柱的自我期許。我相信在正常民主自由國家，《自立晚報》的貢獻與歷史定位必定更大。讀呂東熹君為《自立晚報》寫下的歷史，雖然不無感慨，但在為台灣發聲的媒體工作過程中，我相信呂君也應該與我一樣，因為我們曾經如此堅持、如此相信、如此熱情地看待我們的工作，即使最後失敗，也已經無所遺憾。是為序。
（本文作者為前《自立晚報》發行人，現任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副董事長）
推薦序二
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吳豐山
呂東熹先生是我在《自立晚報》服務時候表現優秀的老同事，他後來考進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寫台灣民營報業辛酸史，並且特別聚焦在《自立晚報》上。為了寫這本論文，呂先生對我訪談甚久。在出版這專書的時候，呂先生又希望我寫一篇序文，我也樂予應命。
為什麼呂先生對我訪談甚久？這是因為我在《自立晚報》服務了二十七年，其中二十四年擔任採訪主任、總編輯、社長和發行人。為什麼我樂予應命寫序？這是因為呂先生忠實記錄了我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所參與的志業；那裡頭有血有淚、有成功有失敗、有我們這個國家奔向前程的顛跌、夢魘和歡笑。
《自立晚報》並不是吳三連先生創辦的。在吳先生接手以前，它已經換了好幾個老闆。吳先生接手《自立晚報》，一開始純粹只是因為在報禁的時空下，不能辦新報，只好接手財務飄搖的舊報。吳先生接手後的前期，《自立晚報》只聊備一格，到了後期由於各種條件有了變化，才開始扮演突出的角色。什麼樣的條件變化？第一個是，由於台灣教育普及，民國36年228事變之後經過一個世代，新的知識份子又上來了。第二個是，由於台灣經濟建設有成績，人民於溫飽之餘，開始要求參與政治。第三個變化是，台灣本土社會開始重新評量新聞事業的價值，一些有為的本土青年加入了新聞工作行列，本土關懷成為一種必然。
本人原來無意於新聞事業，加入《自立晚報》只是參加選舉前的一個短暫過渡，後來在吳三連先生的感召下，才與《自立晚報》相依為命。我聽說，某些「大報」老闆在民國60年到76年報禁開放的十餘年間，常常對朋友說：「印報紙像印鈔票一樣。」衡之實際，絕非誇口。不過，《自立晚報》即使在那個年代，也只過苦哈哈的日子。即使在《自立晚報》的晚報市場佔有率已高達百分之八十的年月，很多企業家仍顧忌《自立晚報》對當權者不馴順，不情願把商業廣告刊登到《自立晚報》上。
這樣的一份報紙，卻在百般艱苦的情況下，長期扮演社會良知和國家靈魂的吃重角色，直到油盡燈枯。不過，弔詭的是，它培養出來的眾多幹才，如今卻已紛紛成為台灣傳播界的舵手。 我有理由相信，呂先生這本論文只是《自立晚報》的故事之一，將來一定還會有許多不同角度的文字出現；因為《自立晚報》所代表的畢竟是一種典範、一種情操，也是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2009.12.24.
（本文作者為前《自立晚報》社長、前公共電視董事長，現任監察委員）
推薦序三
一頁台灣政媒關係史 倪炎元
在台灣本土報業發展史的文獻中，「《自立》報系」的興衰應該最具歷史顯著性的意義，但在歷史書寫上，卻一直缺乏系統性的整理與論述。《自立晚報》創生於國府遷台前，走過了漫長的戒嚴與報禁歲月，參與了所有民主轉型的重要議程，也留下了所有台灣當代歷史關鍵時刻的現場記錄，更造就了無數跨政、媒與藝文界的優秀人才。它曾經在台灣當代歷史進程中扮演過關鍵的角色，卻在世紀交替之際，倉促落幕甚至完全走入歷史，速度快到史學家還來不及去為它定位，甚至還來不及搶救已經流失殆盡的史料。如今，呂東熹這本著作的出版，至少舒緩了不少這其間的遺憾。
要知道，台灣報業史如果沒有《自立晚報》的存在，整個戒嚴年代將被《中央日報》與兩大報的論述所壟斷。在那個黨國與警總凌駕一切的時代，吳三連與《自立晚報》不僅為本土菁英守住了最後一塊基地，更讓微弱的本土論述得以一脈相承，這一點過往的《自立晚報》已經留下了充分的記錄。如今展讀那些泛黃的舊報紙，任誰只要是經歷過戒嚴的世代，大概都會識讀出當年那群報人如何在不觸怒當權的前提下，儘可能委婉地傳達人權、民主等等普世價值。而吳三連本人更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諸多關鍵事件中，扮演過關鍵角色，這些事例在過往的史料上其實一直不甚清晰，一直到最近若干口述歷史與回憶錄陸續出土，才得以還原全貌。而呂東熹一直都在這段史料的還原過程中耕耘，他的動作也很快，立即就掌握並消化了這些史料，並融入在他的分析論述中，而這部分論述的還原，對我們重新理解戒嚴時期的報業集團與政治的糾葛關係，相當重要。
當然，呂東熹的寫作旨趣，並不全在梳理《自立晚報》的興盛與衰亡，他有意地將吳三連與《自立晚報》的角色，納入兩組動態的分析架構中，一條是威權國民黨與台灣地方派系互動的架構，另一條則是威權國民黨與黨外運動互動的架構。過往分析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論述中，大多將焦點集中在選舉結盟或是區域經濟分贓的層面，很少有論者將注意力放在報紙這個領域。事實上，即使在國民黨掌控力最強的年代，文化霸權的拉扯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往昔的論述過度偏重《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這幾份刊物，相對忽略了同時期《自立晚報》的角色，而呂東熹在他的論述中則適時補上了這個空白，特別是他處理當年的台南幫曾怎麼與國民黨共同治理《自立晚報》的部分，讓人們對那個年代複雜糾纏的政媒關係，有更深切的體會。
另一方面，在當代史家梳理1970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史中，通常也會將關注焦點過度集中在彼時百家爭鳴的黨外雜誌，相對地也忽略了同時期吳三連與《自立晚報》在幕後所扮演的舉足輕重角色；在這裡，呂東熹的論述也同樣補上了這塊空白，說直接一點，呂東熹所書寫的「《自立》報系」史，偏重的其實是一頁台灣政媒的關係史，並不全然是單純的報業史。 除了梳理複雜的政媒關係外，我個人認為呂東熹這部著作中，另一項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他生動記錄了「《自立》報系」從衰敗到終結的最後那十年，這段讓許多人最不堪回首的十年，但恐怕也是最難書寫的十年，呂東熹記錄下來了。記得1980年代末期台灣開放報禁之際，《自立晚報》立即順勢創辦《自立早報》，儼然有以報業集團之聲勢逐鹿中原的氣概，在那個本土意識開始飛揚的年代，「《自立》報團」原本就有資格當仁不讓，順勢而起的。然而在創辦人吳三連於1990年代初逝世後，彷彿就標誌著「《自立》報系」興盛年代已然結束，就在台灣媒體開始熱炒政治新聞的那十年，「《自立》報系」卻耐人尋味地在營運與影響力上一路走下坡，這中間經營權數度易手，從統一集團的高清願、三重幫宏福集團的陳政忠、象山集團江道生、國民黨籍中和地方政客張慶忠，到最後的民進黨籍地方政客王世堅等，都沒能有效挽回《自立》的頹勢。而這期間，「《自立》報系」內部的編輯部與工會組織，也不斷為編採自主及員工工作權與高層奮戰。但最終還是挽回不了關門收攤的命運。而呂東熹本人幾乎是全程經歷並參與了這個過程，許多關鍵的時刻他本人就在現場，不少重要的歷史記錄他也都有留存，他如果不將之書寫出來，再遲個幾年，
為台灣的聲音留下值得懷念的樂章 吳樹民
台灣戰後報業發展，認真說來，儘是辛酸史，從228事件以降，本土報業發展路途就崎嶇至極，而本土報人之遭遇，也特別坎坷，早年的報人不是失蹤、被捕，就是遭統治者殺害，後期的報人則是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遭受政治與市場的擠壓，難以施展其抱負，這五十多年來的台灣報業發展，名為「台灣」，實則不見台灣，即使台灣總統民選之後，仍未見改善，由於資本主義的傾軋，媒體生態改變，資本與市場決定了媒體的存活，台灣報業經營又面對了另一種生存危機，面對新興電子媒體和港資報業的衝擊，當前台灣報業景氣猶如寒冬。
在這樣的報業發展危機之下，呂東熹君以《自立晚報》報史作為縱經，以台灣戰後政治經濟變遷作為橫緯，全面爬梳戰後台灣報業發展的這本著作，就具有重大的意義。意義之一，是透過在威權統治中獨立經營的《自立晚報》報史的觀察，提供給讀者縝密而深入的景深，得以瞭解《自立晚報》如何在政治機器全面掌控媒體的年代，以其經營者和媒體工作者的堅持，為台灣的聲音留下值得後人懷念的樂章；意義之二，是在《自立晚報》的經營歷史探照下，檢視了半世紀以來台灣報業經營所面對的政治力、經濟力的沉重壓力，以及報業如何在這兩大壓力之中突圍持續的動力所在；意義之三，是本書寫出了延續自日治時期《台灣新民報》系以降台灣報人為台灣說話、發聲，最後卻仆倒在台灣冷漠社會之前的悲哀。
呂東熹君是資深媒體工作者，我與他在《自立晚報》共事多年，並且因為《自立晚報》後期經營困頓，不斷易手經營，而有前後兩次共事經驗，因此對他瞭解甚深。作為一位來自台灣土地的媒體人，呂君具有濃厚的台灣草根特質，樸素、剛直、正義感強烈，並且認真、堅持，他在《自立晚報》工作期間，表現傑出，採訪新聞不為勢劫、不為利誘，深獲同仁與長官肯定；而他對於媒體作為第四權的認知，對於記者作為公共領域守護者的堅持，以及他對台灣這塊土地與人民的愛心，都具體表現在他過去的採訪經歷之中，也表現在本書的各個章節之中。
我至今仍然相當珍惜《自立晚報》的工作經驗，從先父三連先生手中接任發行人之職之後，《自立晚報》的不黨不私，獨立經營精神，就是報系全體上下的共識，《自立晚報》的全體同仁雖然因為這樣的堅持，在台灣社會解嚴之後，不敵資本主義市場的冷峻，但畢竟無愧於作為台灣報業砥柱的自我期許。我相信在正常民主自由國家，《自立晚報》的貢獻與歷史定位必定更大。讀呂東熹君為《自立晚報》寫下的歷史，雖然不無感慨，但在為台灣發聲的媒體工作過程中，我相信呂君也應該與我一樣，因為我們曾經如此堅持、如此相信、如此熱情地看待我們的工作，即使最後失敗，也已經無所遺憾。是為序。
（本文作者為前《自立晚報》發行人，現任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副董事長）
推薦序二
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吳豐山
呂東熹先生是我在《自立晚報》服務時候表現優秀的老同事，他後來考進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寫台灣民營報業辛酸史，並且特別聚焦在《自立晚報》上。為了寫這本論文，呂先生對我訪談甚久。在出版這專書的時候，呂先生又希望我寫一篇序文，我也樂予應命。
為什麼呂先生對我訪談甚久？這是因為我在《自立晚報》服務了二十七年，其中二十四年擔任採訪主任、總編輯、社長和發行人。為什麼我樂予應命寫序？這是因為呂先生忠實記錄了我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所參與的志業；那裡頭有血有淚、有成功有失敗、有我們這個國家奔向前程的顛跌、夢魘和歡笑。
《自立晚報》並不是吳三連先生創辦的。在吳先生接手以前，它已經換了好幾個老闆。吳先生接手《自立晚報》，一開始純粹只是因為在報禁的時空下，不能辦新報，只好接手財務飄搖的舊報。吳先生接手後的前期，《自立晚報》只聊備一格，到了後期由於各種條件有了變化，才開始扮演突出的角色。什麼樣的條件變化？第一個是，由於台灣教育普及，民國36年228事變之後經過一個世代，新的知識份子又上來了。第二個是，由於台灣經濟建設有成績，人民於溫飽之餘，開始要求參與政治。第三個變化是，台灣本土社會開始重新評量新聞事業的價值，一些有為的本土青年加入了新聞工作行列，本土關懷成為一種必然。
本人原來無意於新聞事業，加入《自立晚報》只是參加選舉前的一個短暫過渡，後來在吳三連先生的感召下，才與《自立晚報》相依為命。我聽說，某些「大報」老闆在民國60年到76年報禁開放的十餘年間，常常對朋友說：「印報紙像印鈔票一樣。」衡之實際，絕非誇口。不過，《自立晚報》即使在那個年代，也只過苦哈哈的日子。即使在《自立晚報》的晚報市場佔有率已高達百分之八十的年月，很多企業家仍顧忌《自立晚報》對當權者不馴順，不情願把商業廣告刊登到《自立晚報》上。
這樣的一份報紙，卻在百般艱苦的情況下，長期扮演社會良知和國家靈魂的吃重角色，直到油盡燈枯。不過，弔詭的是，它培養出來的眾多幹才，如今卻已紛紛成為台灣傳播界的舵手。 我有理由相信，呂先生這本論文只是《自立晚報》的故事之一，將來一定還會有許多不同角度的文字出現；因為《自立晚報》所代表的畢竟是一種典範、一種情操，也是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2009.12.24.
（本文作者為前《自立晚報》社長、前公共電視董事長，現任監察委員）
推薦序三
一頁台灣政媒關係史 倪炎元
在台灣本土報業發展史的文獻中，「《自立》報系」的興衰應該最具歷史顯著性的意義，但在歷史書寫上，卻一直缺乏系統性的整理與論述。《自立晚報》創生於國府遷台前，走過了漫長的戒嚴與報禁歲月，參與了所有民主轉型的重要議程，也留下了所有台灣當代歷史關鍵時刻的現場記錄，更造就了無數跨政、媒與藝文界的優秀人才。它曾經在台灣當代歷史進程中扮演過關鍵的角色，卻在世紀交替之際，倉促落幕甚至完全走入歷史，速度快到史學家還來不及去為它定位，甚至還來不及搶救已經流失殆盡的史料。如今，呂東熹這本著作的出版，至少舒緩了不少這其間的遺憾。
要知道，台灣報業史如果沒有《自立晚報》的存在，整個戒嚴年代將被《中央日報》與兩大報的論述所壟斷。在那個黨國與警總凌駕一切的時代，吳三連與《自立晚報》不僅為本土菁英守住了最後一塊基地，更讓微弱的本土論述得以一脈相承，這一點過往的《自立晚報》已經留下了充分的記錄。如今展讀那些泛黃的舊報紙，任誰只要是經歷過戒嚴的世代，大概都會識讀出當年那群報人如何在不觸怒當權的前提下，儘可能委婉地傳達人權、民主等等普世價值。而吳三連本人更在台灣民主發展史上的諸多關鍵事件中，扮演過關鍵角色，這些事例在過往的史料上其實一直不甚清晰，一直到最近若干口述歷史與回憶錄陸續出土，才得以還原全貌。而呂東熹一直都在這段史料的還原過程中耕耘，他的動作也很快，立即就掌握並消化了這些史料，並融入在他的分析論述中，而這部分論述的還原，對我們重新理解戒嚴時期的報業集團與政治的糾葛關係，相當重要。
當然，呂東熹的寫作旨趣，並不全在梳理《自立晚報》的興盛與衰亡，他有意地將吳三連與《自立晚報》的角色，納入兩組動態的分析架構中，一條是威權國民黨與台灣地方派系互動的架構，另一條則是威權國民黨與黨外運動互動的架構。過往分析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論述中，大多將焦點集中在選舉結盟或是區域經濟分贓的層面，很少有論者將注意力放在報紙這個領域。事實上，即使在國民黨掌控力最強的年代，文化霸權的拉扯就已經存在，只不過往昔的論述過度偏重《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這幾份刊物，相對忽略了同時期《自立晚報》的角色，而呂東熹在他的論述中則適時補上了這個空白，特別是他處理當年的台南幫曾怎麼與國民黨共同治理《自立晚報》的部分，讓人們對那個年代複雜糾纏的政媒關係，有更深切的體會。
另一方面，在當代史家梳理1970到1980年代的黨外運動史中，通常也會將關注焦點過度集中在彼時百家爭鳴的黨外雜誌，相對地也忽略了同時期吳三連與《自立晚報》在幕後所扮演的舉足輕重角色；在這裡，呂東熹的論述也同樣補上了這塊空白，說直接一點，呂東熹所書寫的「《自立》報系」史，偏重的其實是一頁台灣政媒的關係史，並不全然是單純的報業史。 除了梳理複雜的政媒關係外，我個人認為呂東熹這部著作中，另一項最有價值的部分，是他生動記錄了「《自立》報系」從衰敗到終結的最後那十年，這段讓許多人最不堪回首的十年，但恐怕也是最難書寫的十年，呂東熹記錄下來了。記得1980年代末期台灣開放報禁之際，《自立晚報》立即順勢創辦《自立早報》，儼然有以報業集團之聲勢逐鹿中原的氣概，在那個本土意識開始飛揚的年代，「《自立》報團」原本就有資格當仁不讓，順勢而起的。然而在創辦人吳三連於1990年代初逝世後，彷彿就標誌著「《自立》報系」興盛年代已然結束，就在台灣媒體開始熱炒政治新聞的那十年，「《自立》報系」卻耐人尋味地在營運與影響力上一路走下坡，這中間經營權數度易手，從統一集團的高清願、三重幫宏福集團的陳政忠、象山集團江道生、國民黨籍中和地方政客張慶忠，到最後的民進黨籍地方政客王世堅等，都沒能有效挽回《自立》的頹勢。而這期間，「《自立》報系」內部的編輯部與工會組織，也不斷為編採自主及員工工作權與高層奮戰。但最終還是挽回不了關門收攤的命運。而呂東熹本人幾乎是全程經歷並參與了這個過程，許多關鍵的時刻他本人就在現場，不少重要的歷史記錄他也都有留存，他如果不將之書寫出來，再遲個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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